明代宁夏军事建制与防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宁夏论文,明代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顺帝北逃后，蒙古的不断南侵迫使明朝在建国伊始就将防御重点放在北方。太祖、成祖多次用兵大漠南北，对蒙古残余势力进行打击的同时在长城内外遍置卫所，布防重兵，屯田戍守，构成一道坚固防线。“土木之变”后边防形势逐渐发生变化，由进攻态势转入全面防御，这是考察和研究宁夏明代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基本背景。宁夏历来为西北边防重镇，是中原文化、西域中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融汇碰撞地带。这里农牧皆宜的自然环境和战争频繁的政治环境，使宁夏在明代二百多年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宁夏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北元兵锋南下的要冲，宁夏镇、固原镇为明代北方九边重镇。宁夏北部实行总镇之下的卫所制屯田御边，南部固原军事建制与地方州县并举。驻节固原的陕西三边总督统辖西北沿边军队，政治、军事地位尤为重要。“宁夏介在河曲，三隅逼虏境，烽火四时不绝”[1]63，这是明人焦竑对宁夏的客观评价。环县以北直抵宁夏全是军事卫所建制，“盖其地无府州县故也”[2]5，由此审视明代边境与防御会更为直观和清晰。
一、军镇机构设置
(一)军镇机构设置的背景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中央设置了总理朝政的中书省和掌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地方上确立都指挥使司为地方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统辖卫所军队。胡蓝案后，朱元璋又开始对中央机构进行改革：一是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将丞相权力分属六部；二是撤销大都督府，分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将军权一分为五，都督直接由皇帝任命，对皇帝负责，分区领导和管理全国各地都指挥使司。右军都督府管辖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宁夏因隶属陕西都指挥使司之故归右军都督府管辖。都指挥使司与布政使同、按察使司合称“三司”，直接统属于中央。
建国后，朱元璋确立了“固守封疆”的国防战略。为加强国家武装力量，明太祖创设了卫所制度，遍及全国各地。在北方一面设立军事卫所，一面修墙筑城，万里长城成为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土木之变”后，明朝军队对北方蒙古骑兵的抗衡能力严重下降。正统末年蒙古诸部不断南侵，明朝控制范围亦随之内缩。从此后明朝北部边防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来看，由于明成祖将朱元璋时期长城以北卫所的防御部队南移，位于内蒙古大宁的北京都指挥使司也南撤至北京西南，“没有正规的中国卫再设立在长城沿线之北了……防御方针上的这些改变给后来北方边境防御带来了有害无益的影响”[3]221。成化初年，蒙古诸部进驻河套，“秋冬则举众为寇，春夏则潜退河套，近边军民多被抢”[4]卷61。弘治以后，火筛部大举进入河套驻牧；正德初年，进入河套的蒙古诸部“兵约十万，俱驻牧套内，时寇宁甘宣大等”[5]卷250。当时西北边备的总体形势是“成化以前虏寇多在河西，自虏居套以来，而河东三百里间更为敌冲”[6]卷232，这一军事背景使宁夏、固原二镇成为北部防御的重点[5]366。因此北部边防主要修筑长城构筑防御体系，在长城沿线不断设置关城、堡城和路城等据点，同时不断设立军事机构，从洪武至嘉靖年间共在北部设置了九大军镇，史称“九边”。镇、卫、所建制与修筑长城，在宁夏沿边体现得非常直接和完整。自正统开始，“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6]。军事机构的设置和长城防御体系的修筑，使大量军队不断移驻和充实到宁夏、固原各地。明代的镇戍制度是一个系统的防御体系，“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守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6]1866。这种军事布局和防御体系在明代宁夏、固原二镇是完整的，由此可见明代宁夏、固原各级军事镇戍设置的基本脉络。
(二)军镇设置的原则
元顺帝北走草原后，元朝政治机构还在，军事实力尚存。因此明朝建国后不久，北部防御问题就日渐凸显，宁夏的军事地理位置亦日见重要。“明初悉攘诸漠北，中叶复渐食漠南，边患遂与明代相始终。”[7]卷3这从明代北部“九边”重镇的设置即可看出，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后设太原、固原二镇，形成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延万里，分守防御”的北部九大军事防区[7]卷3。每一个军事防区都有一位“总兵”镇守，“其边陲要地称重镇者凡九”[7]882。军镇机构随着北方军事形势的不断变化而逐渐设置：洪武三年(1370年)，设宁夏府[8]98，归陕西行省管辖；洪武五年(1372年)废除，人口内迁。此后终明之世，宁夏镇再无府州一类地方政权建制，只有军事建制。明代的军镇起初并非常设机构，其运行程序为：“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兵领之；既旋则交上所佩印，官兵各回卫所。”[6]卷89凡有战事，皇帝任命总兵官后发给统兵将印指挥军队，战事结束后归还将印，军队回归各卫所。总兵官虽为无品级、无定员的临时差遣，但却挂有很高的头衔。嘉靖以后由于战事频繁且持续时间较长，总兵还朝交印、军队各归卫所已不可能，这种制度逐渐淡去。此后，总兵成为“镇守一方”的军政大员，为一省或一个地区的军事主帅，称为镇守总兵官。“镇守一方者为镇守”，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级别很高。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都督何福为征虏将军镇守宁夏。永乐六年(1408年)三月，宁阳伯陈懋镇守宁夏，由于防区不一样，同样是总兵权力和待遇却不一样，区别在于“挂印总兵”与“普通总兵”。宁夏镇总兵属于挂印总兵，称为“征西将军”[9]89；挂印总兵镇守的地方都配有参赞军务的巡抚，实际上是省级建制的配备。
关于宁夏镇设置时间，《嘉靖宁夏新志》没有明确记载，“总兵官永乐初设，银铸‘征西将军印’”，有皇帝给总兵官任杰的“敕谕”[9]33。实际上，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右军都督府左都督何福已佩征虏将军印“往镇陕西宁夏等处，节制陕西都司、行都司，山西都司、行都司，河南都司官军”[10]178。当时何福出镇宁夏，虽然统辖范围很大，但主要防区还是宁夏一带。为慎重防边，皇帝又“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御边宜慎之毋殆”[10]178-188。何福为首任“宁夏总兵官”已十分精晰，说明宁夏镇总兵官的设置最晚在建文帝时期。此后，宁夏总兵官的设置一直延续，如永乐时期的宁阳侯陈懋、都督阿怀佩等都佩有“西征将军印”。
(三)宁夏镇所属军事机构及兵马
宁夏镇东南据黄河为险，西北倚贺兰山为固，在明代人眼中是“四塞之固”的地方。宁夏镇置镇守总兵官一员，驻扎宁夏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同驻镇城。分守参将四人：正统八年(1443年)设花马池营，东路右参将驻扎花马池；宣德初年设都指挥守备，正统八年设西路左参将，驻扎中卫城；灵州原设守备，嘉靖八年(1529年)设参将，驻扎灵州城；北路平虏城设参将。据《嘉靖宁夏新志·宁夏总镇》记载，除以上四路参将外还有协同与守备设置。东路协同成化五年(1469年)设，分守兴武营；西路协同成化五年设，分守广武营。南路钦依守备和北路钦依守备，分别负责镇城南北防务。游击将军三人，管理镇城的都司一人，领班都司二人，管理水利屯田的都司一人[6]1868。此外还有户部管粮郎中一员，驻扎花马池；兵备一员，驻扎宁夏镇城；游击二员、都司五员，驻扎宁夏镇城。另外，还有玉泉营守备一员[11]42。此外，还有宁夏管粮通判、宁夏东路管粮通判、宁夏西路管粮通判。
宁夏镇花马池、兴武营、清水营一带是蒙古兵锋入寇的门户之地。蒙古南下的目标往往在腹里，宁夏防御严密就不敢拆墙而入，腹里就可无患。杨一清在陕西多年，不但谙熟宁夏地理形势，而且对这一带的防御与布局了如指掌，“地方散漫，墩堡稀疏，士马单弱，不能遏其方张之势……陕西游击将军似当复设”[12]149。为便于防御，杨一清将复设的陕西游击将军并兵士三千人专门安排在环县、庆阳、固原、靖远这一广大空间往来征调进行截杀。在杨一清看来，参将的主要职责是“分疆画地，各守一隅……而其用先于守。今之游击，随贼声势，往来则应……而其用则专于守”[12]315，这是复设游击将军的主要目的。宁夏镇原额马步官军71693员，除节年逃亡外实际官军数37837名。原额马22182匹，除节年倒失外实有马13892匹[13]214。成化十三年(1477年)，宁夏军队36500多名，更增客兵1万[13]163。嘉靖三十四年记载的官军数字不一样：宁夏镇旧设军44000余名，今止28000余名；马14000余匹，今止12000余匹[13]163，前后数字相差较大。据《乾隆宁夏府志》记载，明代出任宁夏镇总兵者88位[14]308-310。
(四)固原镇与所属机构与兵马
固原城原本是汉唐以来西北地区著名城池，元代建立后州城迁徙至固原城南四十里开城后，百年间城池荒芜，直到正统十年七月设巡检司。明代固原镇隶属固、靖、甘、兰四镇，管辖范围较大。景泰初年，瓦剌也先不断进犯宁夏和固原，多处百姓被杀，官私牲畜被掠，“军民惊散，苦不胜言”，被迫申请修筑固原城。据《明史》记载：景泰二年(1451年)五月，“城固原”[6]145。1979年固原城墙内出土的《重修镇戎城碑记》记载了当时盛况：“官员、人匠、军民夫五千余人，于景泰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兴工重新修补。……景泰二年八月终工完。虽劳众力之艰辛，永为兆民之保障。”立碑时间为“景泰二年岁次辛未九月初一日”[15]140。据《全边记略·大明师中表》记载，景泰二年“命修固原州废城”[13]490，说明《明史》所载景泰二年五月“城固原”应是申报朝廷筑城时间而非实际筑城时间，“城固原”应在“七八月”而非“五月”。据《嘉靖固原州志·创造州治》记载，“景泰元年，始筑固原城”。《嘉靖固原州志·城池》载，“景泰三年，苑马寺奏修固原城”。景泰三年，以固原州城设置固原守御千户所。景泰元年、景泰三年之说皆出自《嘉靖固原州志》，一志两说，“景泰三年”说显然有误。应该是景泰二年前修筑固原城，景泰三年置固原守御千户所。景泰三年(1452年)，以“固原州古城地通北虏，最为要冲”[16]221，调平凉卫所官军立固原守御千户所。
重修固原城后调军戍守[16]4359-4360，景泰三年闰九月，设守御千户所。成化初年，蒙古毛里孩部不断进犯固原、宁夏。成化三年(1467年)，“寇破开城，因徙县于固原”[17]卷58。次年六月，“开城贼满俊反”[6]165。满俊反明之举迫使明朝重新考虑固原的军事防御问题。成化五年(1469年)二月，总督陕西军务右副都御史项忠等奏：“固原地方……内为土鞑巢穴之所，外为北虏出没之场。守城惟一千户所，军少势孤……宜于本州(县)添立一卫。”[18]1278项忠等人的奏折获准后，遂于成化六年设固原卫[19]20。成化十年(1474年)，王越总制延绥、甘肃、宁夏三边，驻节固原[6]169。弘治十四年设固原镇，火筛部入据河套后“遂成为敌冲”。早在成化九年(1473年)，朝中就有人建议设置固原总兵，但被搁置。弘治年间，给事中杨椃“请令固原自为一镇，下(秦)纮措置之”[13]153。总制秦纮亲诣固原，一面条呈设镇之事，一面“增而展之”，积极拓展固原城。据《明史》记载，设固原镇后“隶以四卫”[6]2238，即固原、靖远、甘州、兰州。弘治十五年(1502年)，改开城县为固原州，属平凉府[6]1005。
通常认为，固原镇的前身本驻西安，弘治时期移驻固原。弘治十五年六月，刑科给事中杨椃建议“以固原自为一镇”[20]3465，直到弘治十七年十一月因蒙古入侵才敕镇守陕西的武安侯郑英“驰往固原督守备等官整兵防守”[20]4098，因用兵不力而被解回。时督理陕西马政、巡抚陕西都御史杨一清上折称：“镇守陕西武安侯郑英怯懦失事，取回，荐举都督曹雄镇守，移驻固原。”[19]33此前陕西镇守总兵官有事即驻固原，无事留省城。杨一清参奏郑英后，朝廷“令其常在固原驻扎，抚安军士，防守地方，不许仍住省城，复蹈前辙”[12]147。曹雄取代郑英镇守陕西后，“专在固原防守”[21]191。据《明史》载：“镇守陕西总兵官一人，旧驻会城，后移驻固原。”[6]1869实际上弘治十四年已设立固原镇，弘治十八年(1505年)，陕西镇守移驻固原。正因为有了以上背景，陕西镇守移驻固原后至嘉靖之前，固原镇的管辖范围较大，除侧重靖虏、固原一带防务外，延绥、宁夏、甘肃以内地区的军事也没有完全脱离。嘉靖时期(1522—1566年)，固原镇总兵职权是“操练军马，抚恤兵士，修理城池，防御贼寇，如遇有警，专一于固原等处领军杀贼。凡军旅等项一应重务，须与巡抚都御史公同时计议，停当处置。事有与巡、按三司会议者亦须从长定议而行”[22]卷10，职权范围专一于固原。宁夏镇与固原镇总兵官亦有细微差异，宁夏镇属挂印总兵称“征西将军”，“陕西止称镇守官……无将军印”[2]108，陕西镇守官即后移固原的固原镇总兵官。
二、相关军事机构设置
(一)守备
守备，是明代镇戍设置的特殊形式。这里指隶属于固原镇城的守备，主要职责是管理在城军马及负责镇城军务。明代北方九大军镇中，只有固原和山西设镇城守备，直接受镇、巡和副总兵节制[23]233。据《嘉靖固原州志》记载：“天顺五年(1461年)，始设守备，操练军马，修理城池，抚恤土达，防御贼寇。”[19]37固原守备除城防之外，“所守地方自下马关至西安州”[24]，还有固原镇城外围防区。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宁夏镇城外围也设过两员守备，一守镇城以北，一守镇城以南，分别以都指挥体统行事[21]1501。固原设立守备至迟应在成化初年，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二年(1466年)九月“守备固原指挥使哈昭没于战阵”[18]679。
(二)整饬兵备道
明代的道有两种类型，一为辖区的道，一为负责全省某一专项事务的道。宁夏两种情况皆有。兵备道多为按察司官员或挂按察司衔之官，个别兵备道也有以按察使充任者[23]171。明中后期，兵备道制度逐渐完善，其职责为：一是负责军事和粮饷，二是兼理司法，三是巡禁茶叶，四是负责水利，五是负责军屯。兵备有大致辖区，节制参将，实际权力高于副总兵。兵备道在宁夏有三道：固原道，驻固原；宁夏河西道，驻宁夏；宁夏河东兵粮道，驻花马池[6]144。
(三)巡检司
巡检司为从九品官员，其职责为“缉捕盗贼，盘诘奸伪”，设置于地方“各府州县关津要害处”[6]1852。这就是明代施行的“关津制”。关津制在全国“冲要去处”分设巡检司盘查行人，没有政府颁行的路引决不放行，越渡者以逃民律论，通过这种制度将百姓牢固束缚在土地上。明代固原开城设有巡检司，其设置背景是驻牧固原境内的楚、肃二府及黔国公家养马军校及家人“在平凉地方凭恃威武，恣行劫夺”[16]卷130。当然，巡检司的设置也有防御职责。
固原镇虽非挂印总兵，但陕西三边总督驻节固原，陕西巡抚每年秋防时亦驻节固原。按《明史》记载，驻固原的军事机构设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侍郎一员。固原镇总兵又称镇守陕西总兵官。镇守总兵官一员，驻固原镇城；分守副总兵一人，驻洮州；分守参将五人，分别为河州参将、兰州参将、靖虏参将、陕西参将、阶州西固参将，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八人[6]1869，管理范围较大。霍冀《九边图说》所载名目和数量与《明史》略有不同：兵备五员，分别驻扎固原镇城、兰州、岷州、庆阳府、汉中府；参将四员，分别驻扎兰州、河州、洮州、陕西；游击将军五员，固原镇城二员、靖虏卫一员、西安千户所一员、洪德城一员；守备七员，靖虏卫一员、下马关一员、环县千户所一员、阶州千户所一员、西固城千户所一员、文县千户所一员、汉中府一员[11]43-44，千户所下直接驻守堡和墩。本镇原额马步官军71918员，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数55267名。原额马30178匹，除节年倒失外实在马30163匹[11]44。固原镇旧设军79000余名，今止11000余名；马35000余匹，今止8000余匹[13]155。霍冀曾任宁夏巡抚、陕西三边总督，隆庆初年任兵部尚书。他的记载主要反映嘉靖时期宁夏军事实力，应该是准确的。方孔炤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虽任职于兵部，因既不是史官也无边地征战经历，所以其《全边记略》对宁夏镇、固原镇军队和战马数的记载可能有误。
三、卫所军事建制
卫所制是朱元璋创建的明代常备军制度，普设于全国，“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之五军都督府”[6]卷89。卫所制的特点有三：一是军士别立户籍，名为军户，法定世袭，子孙世代承袭；二是卫所制独有的军队统辖模式，卫所成为基本军事编制单位；三是军户与军屯的依附关系，军事与生产结合而成卫所制。明朝初定天下，在宁夏即设立卫所进行军事布防。明朝规定，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令其屯田自养，平时由卫所军官负责操练屯田，一遇战事即归队参战。卫所制的设置地域是“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一般以5600人为1卫，1120人为1个千户所，112人为1个百户所，下辖10个百户所[6]2193。明代的部分卫所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25]150-158，有自己的管辖地域和户籍，称实土卫所(卫相当于府州，所相当于县)，成为行政区划的一种。《明史·地理志》列有实土卫所，明确表明这是一种行政区划[26]131-132，有管军、领土与治民的权力，“即具有军政合一的性质”[27]84。宁夏卫所基本属于实土卫所，宁夏明代没有地方府州县建置，除固原镇外全是卫所性质的军事建制。因此看待和审视明代宁夏卫所，也应从这种特殊的行政区划层面入手。
洪武九年设宁夏卫，正德二年设宁夏后卫，最终的宁夏诸卫包括宁夏卫、宁夏中护卫、宁夏前卫、宁夏中卫、宁夏中屯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固原卫、宁夏后卫(花马池千户所改)。千户所有灵州千户所、西安千户所、平虏千户所、兴武营千户所、镇戎千户所、宁夏平虏千户所、庆府仪卫司、宁夏群牧所[6]2199-2099。陕西都司管辖现在宁夏境内的9个卫，其中宁夏城7个卫。依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来看，洪武九年设宁夏卫，洪武十七年在城中添设宁夏左、右、前3卫，二十五年又增设左、右、中3卫，于是宁夏一城7卫[28]361，分别是宁夏卫、宁夏左卫、宁夏右卫、宁夏前卫、宁夏中卫、宁夏中屯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再加上固原卫、宁夏后卫(花马池千户所改)，共9个卫。由此看来，宁夏卫的设置在洪武时期已基本完备。如果再加上宁夏中护卫，就是10个卫。宁夏后卫当初在哪里设置，总制秦纮曾作过实地考察，宁夏地方官员意见不一致：王珣议立于花马池，史琳议立于韦州，徐键议置于兴武营[13]217，最终确定设立于花马池。明代宁夏花马池是“平固门户，灵夏肘腋，环庆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一)宁夏卫
洪武三年设宁夏府，五年府废，九年立宁夏卫(一说二十六年立，有误)。据张雨《边政考》记载，宁夏镇设于洪武九年[29]158，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也认定洪武九年设卫。洪武二十八年四月罢撤后改为右护卫，这与庆靖王朱栴就封宁夏有关。永乐元年复置，卫治在镇城(今银川兴庆区)。宁夏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前卫、左卫、右卫在建文初废，四年复置。永乐元年(1403年)，右卫改为庆阳卫，左卫改为庆府护卫，永乐四年中屯卫并入宁夏卫。此时宁夏在城卫有宁夏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宁夏前卫4卫，再加上永乐元年于宁夏西南黄河北岸设置的中卫共有5卫[28]365。
千户所，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二人，从五品；镇抚二人，从六品[6]1873。宁夏卫下辖5个千户所：灵州守御千户所，洪武十六年十月置，治所先在河口，宣德三年徙于城东，弘治十三年九月复置灵州时与灵州同城；韦州守御千户所，弘治十年以故韦州置；兴武营守御千户所，正德元年以兴武营置；宁夏平虏守御千户所，嘉靖三十年以平虏城置，治今平罗县城，隶属陕西都司；宁夏群牧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置[6]1012-1013。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五千户所下辖堡寨11个，烽堠42个，正副千户20员，百户66员，驿递所百户11员；屯田3370顷8亩1分4厘，马2382匹[9]62-66，庆王府仪卫司也隶属陕西都司。
(二)宁夏前卫
宁夏前卫，洪武十七年(1384年)置，在宁夏镇城内城隍庙西，下辖5个千户所，没有具体所指。辖屯堡9个，烽堠45个，百户53员；屯田2258顷9亩分1厘4毫，马1050匹[9]71-73。
(三)宁夏左屯卫与宁夏右屯卫
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皆为洪武二十五年设置，治所在宁夏镇城内东北隅，中间曾被废弃。左屯卫原为左护卫，后分中屯卫之军“以其半实之”成左屯卫。左屯卫下辖5个千户所，同样没有具体所指。辖屯堡14个，烽堠53个，百户52员，屯田2991顷41亩22分，马2230匹。右屯卫原为右护卫，分中屯卫之军“以其半实之”后为右屯卫。右屯卫下辖5个千户所，同样没有具体所指。辖屯堡18个，烽堠41个，百户47员，屯田1277顷40亩4分9厘3毫，马892匹，治所在镇城新谯楼东[9]68-76。
(四)宁夏中屯卫
宁夏中屯卫，洪武中期设置。原为中护卫，庆靖王朱栴就封宁夏后“扈从庆王”。正统九年(1444年)，增置广武营后增加500人驻守。正德五年(1510年)，庆王第四代孙安化王朱寘
“作变”，继任庆王朱台浤“委身从叛”。变乱平息后，庆王府中护卫被革而改为中屯卫。中屯卫下辖5个千户所，没有具体所指。下辖屯堡5个，烽堠7个，50个百户所，屯田1931顷14亩2分6厘。因庆王护卫没有马匹，改屯卫后始添马匹，但没有定数，治所在镇城南薰门之东[9]77-80。
(五)宁夏中卫
宁夏中卫，洪武初以宁夏左屯卫军于此屯田，永乐元年(1403年)后置宁夏中卫，“遂为河西重镇”。宣德初年，以都指挥守备。正统八年(1472年)，始设分守参将驻防，为宁夏西路，下辖5个千户所，50个百户所。辖屯堡11个，烽堠75个，屯田1911顷88亩5分6厘，驻军原额6280名，嘉靖时为2203名；马原额为1004匹，嘉靖时实有901匹[9]218-221。中卫外围是贺兰山屏障，沿边防线漫长且通道众多，所以辖区烽堠最多。
(六)宁夏后卫
宁夏后卫即花马池(今盐池县)，永乐二年放弃东胜后成为蒙古兵锋南下的要冲。正统元年(1506年)，宁夏总兵官史昭上言：“所辖屯堡，俱在河外，自河迤东至察罕脑儿，抵绥德州，沙漠旷远，并无守备。请于花马池筑哨马营。”[6]2237成化十年闰六月，筑边墙自紫城寨至花马池[6]169。正统八年(1443年)，置花马池营，调西安等卫官军轮番驻守，设右参将分守。后来随着长城向南修筑，原城堡被隔到长城以外，“孤悬寡援”。天顺时期(1457—1464年)，改筑新城。成化六年(1493年)，置花马池守御千户所，隶陕西都司。正德二年(1507年)，陕西三边总制杨一清奏：“陕西各边惟花马池至灵州一带地理宽漫，城堡稀疏，兵力单弱……花马池东路虽有守御千户所之设，然兵力单寡，而兴武营相去已远，有警猝难救援。宜将花马池守御千户所改设宁夏后卫，兴武营添设守御所。”[21]卷235设卫之后遂调从西安、庆阳和宁夏召募的兵士驻守，同时添设4个所，共辖5个千户所，50个百户所，3个堡寨，30个烽堠，驻军5200人，马673匹[9]239-246。这里是防御一线，驻军没有屯田任务。安定堡、毛卜堡、清水营、红山堡、横城堡等既是重要的城堡，也是蒙古南下的一个重要通道。
嘉靖十八年(1539年)，驻固原总督秋防“移三边制府镇花马池”[6]2239。弘治以后，入侵固原一带的“北虏”主要由花马池深入，包括兴武营、清水营防地，“窥平、固，则犯花马池之东；入灵州深处，则清水营一带是其径矣”[4]卷232。缘此，宁夏东部花马池的军事防御与设置级别不断提升。兴武营距花马池120里，孤悬一处，事急难以增援。为了加强防御，花马池提升为宁夏后卫后，兴武营的建置亦随之提升。杨一清奏改兴武营为守御千户所，照延绥模式“委把总官一员，提调防守……专一守城、守墙、守墩”[12]254，属陕西都司。兴武营的驻军，选调云南、贵州、两广、湖广军人驻守[12]256。明代地方驻军既有防军又有屯军，屯田与驻防相间，“且耕且守”。兴武营由于位置重要，驻军专防，兵力得到加强。边备紧张时期，宁夏副总兵驻兴武营，游击将军驻花马池，宁夏总兵官驻防灵州[12]453。
灵州千户所西控大河，为“宁夏之咽喉，中原之门户”。杨一清出任陕西三边总督时重视灵州防御，“灵州不守，则宁夏隔为外境，环、固势孤无援，无环、固则无陕西矣”[12]257。明代曾在灵州设有地方政权建制，后革裁。灵州千户所属宁夏卫，治所在州(县)城。正德元年(1506年)九月，杨一清奏改灵州千户所为灵州守御千户所，“专设宪臣一员，在彼常川驻扎……同时，将环庆兵备改作整饬环庆灵州等处兵备”[12]258，属陕西都司。灵州驻军的级别提高了，兵力也随之增强，尤其是兵备驻节灵州，整个宁夏镇东部花马池、兴武营、清水营直抵灵州一线皆在其管辖之下，由陕西、宁夏巡抚节制。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记载，洪武十六年置灵州河口守御千户所，即灵州守御千户所[28]359。此说有误，当时不可能设置灵州守御千户所。
(七)庆王府中护卫
庆王府护卫级别高，“王府护卫指挥使司，设官如京卫”[6]1865。庆王朱栴就封宁夏后，王府护卫的设置随之而来。洪武二十四年四月，朱栴被封为庆王，五月置“庆王宁夏中护卫”[30]卷208，此后曾有变化。洪武二十八年四月，“陕西都司调庆阳卫为庆王宁夏左护卫，改宁夏卫为右护卫”[30]238。庆王府初设3护卫，永乐、宣德年间廷议削夺诸王兵力，许多王府“护卫”被废，庆府在宁夏左、右二卫亦在永乐元年被革，“改宁夏左护卫为宁夏卫，宁夏右护卫为宁夏中卫”[30]卷16，庆府只留洪武二十四年所设中护卫，这种格局延续了百余年。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庆府安化王朱寘钅番在宁夏以“清君侧”为名反叛，庆王朱台浤从叛。“初安化王寘钅番反，台浤(庆王)稽首，行君臣礼。廷议革禄米三分之一，并削护卫”[21]卷99。事件平息后，王府仅有的中护卫革为宁夏中屯卫，王府设置护卫的历史结束。正德五年，安化王被革爵后，王府原有百户1所，军士、余丁和成丁184人，不成丁117人，全部划拨兴武营守御千户所[12]255，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庆王府护卫军旗人数的变化。
(八)宁夏群牧所与甘州群牧所
韦州群牧所也称宁夏群牧所，印信为“宁夏群牧千户所之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设置，治所在宁夏韦州，是庆府就封宁夏后的产物。设正千户一员，吏目一员，仓大使一员，驿丞一员，人员配置齐全。同时还管领境内烽堠和烟墩，驻军一千余人，“供庆王府牧养之用[9]213-214。洪武二十九年设甘州群牧所，初治甘州，虽属陕西行都司，实为肃府服务。洪武三十一年肃府迁往兰州，群牧所随之东迁，改属都司[28]378。这个说法有误。据《明史·地理志》“固原州”条记载：“弘治十五年置州……东南有广安州，元属开成州，洪武三年省。又西有甘州群牧所，永乐中置。又西北有西安守御千户所，成化五年以旧西安州置。”[6]1005这里明确记载甘州群牧所在固原州境内，而不是随肃府西迁。另据《嘉靖固原州志》，甘州群牧千户所“在城西二十里……嘉靖五年，巡抚陕西都御史王荩奏设操守官一员”，管理本所军马，马步官军900余人[19]23。更为直观的是，《嘉靖固原州志》卷首“固原疆域图”中明确标注“甘州群牧所”城池。以上二群牧所，均为军事建制。
成化以后，花马池、兴武营、清水营、韦州一带成为蒙古兵锋南下的通道，韦州罗山脚下庆府坟茔地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杨一清任陕西三边总督巡边时已发现“庆恭王坟掘发开棺”的惨状[12]259。杨一清想利用庆王府的兵力保全庆府坟茔，以庆府中护卫的兵力增大韦州一带防御。当时庆王府中护卫军士除抽调前往广武营、鸣沙州操备外，尚有5322名，仪卫司旗校1197名“具在本府，别无差占”[12]260。获准后选调1000人前往韦州，与设在韦州的群牧千户所官兵一同守御，实为一举两得之事。以上诸卫或隶属陕西都司，或分别隶于宁夏镇和固原镇。
宁夏平原自汉唐以来已开发成为沟渠纵横、灌溉便利的富庶之地，明代的宁夏又是以军事设置为管理体制的屯垦地区，境内卫所众多，地理位置重要。杨一清提督陕西期间曾上奏希望在宁夏设立“行都司衙门”，以统领卫所。“宁夏在城设有五卫，在外二卫(后卫已设)，二守御千户所，军务浩繁。内有庆藩及郡王、将军等府数多，又兼夷汉杂居，难以抚驭。”[12]496行都司是省级建制才配置的军事管理机构，因此设宁夏行都司的奏议兵部未能同意，原因有二：一是宁夏卫所少(当时不含固原)；二是宁夏与固原、平凉、庆阳军事防守一体，为贺兰山及黄河防线的一道屏障，从军事分区必须有利于调动和防守的原则来看，宁夏不宜从陕西都司分离出来，陕西固原三边总督、陕西总兵官(固原镇)的设立都说明了这一防区军事意义上的一体性[28]365。虽然未能设置“行都司”一级军事管理机构，但说明了明代宁夏军事防御的重要性。
(九)固原卫
景泰三年(1452年)，以“固原州古城地通北虏，最为要冲，乞摘平凉卫一所官军于彼守御”[16]卷211。对此，《嘉靖平凉府志》亦有记载：“三年改右所为固原守御千户所”[31]卷9。成化四年(1468年)四月，蒙古铁骑大举入寇固原，蒙古族后裔满俊据石城与明朝对抗。固原守御千户所改升固原卫，除蒙古人不断入侵的外因外还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成化三年蒙古攻克开成县；二是成化四年满俊起兵反明，尤其与满俊起义有直接关系。“内为土达巢穴之所，外为北虏出没之所，守城唯一千户所，军少势孤。”[18]卷63受内外影响所致，在满俊暴动被平息的第二年，总督项忠奏准于固原设卫并设西安守御千户所“以扼其要冲”[6]1852，防御蒙古入冬“踏冰入犯”。当时马文升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出任陕西巡抚，参与平定满俊暴动。他在《西征石城记》中记载：“石城以北古西安州添设一千户所，除官拨军防守。又以固原千户所改为固原卫，奏选指挥官苗凤等七十余员理卫事。复添兵备佥事一员，举巩昌府阶州知州杨勉任之。”[32]122
固原卫，成化四年设置，下设4个千户所：西安守御千户所，成化五年以旧西安州置；镇戎守御千户所，成化十二年以葫芦峡城置，治所在今固原市原州区七营镇北嘴古城；早在巡抚陕西都御史余子俊时就提出设立镇戎守御千户所、平虏守御千户所。明朝陕西都司有两个平虏所，一个在宁夏卫，一个在固原卫，这里指固原的平虏所。镇戎守御千户所、平虏守御千户所连通宁夏韦州，是蒙古诸部寇掠内地的咽喉通道。平虏守御千户所，弘治十四年(1501年)以旧豫望城置[6]1005-1013。这可能有误，应该是弘治十八年杨一清任陕西三边总督时置。杨一清《为咨访群策以裨边务事》记载了平虏所的设置过程：“成化年间都御史余子俊建议于豫望城、葫芦峡口二处添设镇戎、平虏二所，甚为得策。后只设镇戎所，其平虏所因循未举。弘治十四年大虏侵犯固原，总制尚书秦纮查奏举行，旋即去任。臣接管总制，始奏铨官降印，召募军人，设仓积粮，又于旧红古城修盖营房，募军集粮，于是二城遂为扼虏要地。”[4]卷117镇戎守御千户所、平虏守御千户所、西安守御千户所共辖军户1837户，军人9286名，几与州治相当，为准实土所[28]391。
固原卫在城有左、右、中3所，在外有镇戎、平虏、西安州、海剌都、红古城、甘州群牧所、苑马寺等衙门[12]324。杨一清将海剌都、红古城归入一类是因为他曾上过将红古城亦设为千户所的奏折，“红古城应该设立所分，俱听后来总制等官奏请定夺”[4]卷117。红古城设千户所一事虽提议很早，但终未实施，《明会典》、《嘉靖陕西通志》与《雍大记》均未载红古城所[28]385。据明人张雨《边政考·固原卫》记载，除以上4个千户所外，“又千户三：曰红古城，曰白马城，曰下马关房。”[29]160这3处千户所虽曾设立但存在时间不长，故地方志书里都没有记载。
守御千户所的设置需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有城池；二是有完备的衙门及人员设置；三是军队人数。守御千户所是卫所制度中一种特殊编制，不隶属于卫而直属于都指挥使司或行都指挥使司，在职能上有管军、领土与治民的权力。“即具有平虏守御千户所军人1162人，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镇抚一员，百户十员，吏目一员，司吏、典吏各一员。新设储存粮食的‘新安仓’一处，设管理大使、副使各一员。平虏守御千户所印信一颗，百户所印信十颗，夜巡铜牌三面，新安仓条记一颗。”[12]123由平虏守御千户所的设置，可以看出当时千户所设置的大致概况。镇戎守御千户所、平虏守御千户所是蒙古兵锋进入固原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之重要前人已有荐言，但直到杨一清主政陕西时才得以设立。永乐年间设置的甘州群牧所属于肃王牧地[6]2308-2309，此外还有靖虏卫，正统二年以故会州地置，属固原镇管辖[12]450，这里及其所辖也是蒙古兵锋南下的重要通道。
宁夏卫、固原卫所属千户所(包括守御千户所)共有7个，两个群牧所再加上庆王府仪卫司，这种平级的机构共10个。总体来看，卫所的实质仍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发挥着军事与管理的双重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军队的粮食通过大量屯田来解决。在宁夏境内，无论守边的一线军队还是腹里的屯田军队都有戍守与屯田的双重功能。“在基层卫所方面，由于精心地兴办了军屯制，军队越来越能自给自足了……它在15世纪30年代以前一直运行得相当好。”[3]102
(十)卫所的层级与性质
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在明代的权势很重，管辖整个西北地区军事。当然，甘州主要由陕西行都司管辖。西北地区是明代防御蒙古兵锋的前沿和重要地区，陕西都指挥使司属下的卫所数量亦多。千户所与守御千户所级别不同，守御千户所为一级所，隶属于陕西都司；千户所为二级所，隶属于卫指挥使司。陕西都司所辖卫所分为三个层级：实土卫所、准实土卫所和无实土卫所[28]390。实土卫所主要分布在北部边境地区，是地方上没有设置府州县政权的卫所，宁夏镇即属此类，军事建制卫所取代了地方政权。宁夏前卫、左卫、右卫、中卫、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宁夏卫、平虏所、兴武营、花马池、清水营(虽然不是守御所)、灵州，宁夏后卫皆为实土卫所。弘治十五年(1502年)，固原设立地方政权固原州。从地域看，固原相对内里，但随着成化、正德以后边境冲突的加剧，这里屡屡成为蒙古兵锋所及的地方，先后设立的固原卫下辖的西安州所、镇戎所、平虏所皆在军事要道上。对于固原卫属下守御所的界定，有“准实土所”之说[28]98。实际上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虽然有固原州建制，但固原以北三大卫所基本处在防御蒙古兵锋南下的咽喉要道上，体现的是军事色彩，也应属于“实土卫所”。明代地方政权建制分为布政司、府(直隶州)、州、县四级，布政使司(省)为地方最高政区，府与直隶州为第二级，州为第三级，只有县为第四级。都指挥使司、布政司、按察司是地方最高权力机构，三司分立起到了遏制地方公权过大的作用，府为主要统县区。明代将州一级分为直隶州与属州(也称为散州)，固原州属于散州，隶属于平凉府。
灵州的设置有过变化，元末有灵州建制，洪武三年罢废，弘治十三年(1500年)九月复置，隶属于陕西布政司[6]1010，弘治十七年革废，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市[28]98。复置的灵州存在时间不长，由于频繁的战争冲突，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无法使地方政权建制延续下来。从整个明代进程看，灵州主要是军事设防。
卫所学校教育问题，这里作简略交代。明代卫所体制下的学校教育，军籍子弟入学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如果卫所与府州县同治一城，则其子弟皆入地方府州县学校；如果卫所独治一城，所立学校名为“卫学”，军籍子弟入卫学学习[2]74。宁夏、固原二镇两种教育模式皆备，固原卫所军籍子弟入固原州儒学，宁夏各卫所军籍子弟入各卫所学校。
四、三边总督与两镇巡抚
(一)三边总督的设置
景泰以后西北边患加剧，鞑靼部潜居河套之后日甚。“陕西边防以弘正之失河套为第一要害……河套在宁夏镇”[33]448，对宁夏的重要位置与河套的关系说得具体而清楚。缘此，百年间戍边武将多次提出收复河套以防御蒙古兵锋南下的建议，但终明之世都未能实现。正统以后，“三边终无宁日”[24]1236。面对蒙古兵锋的不断南下，明代西北地区的军事防御任务日渐繁重，甚至出现顾此失彼或军队调遣时相互扯皮的情况。延绥、宁夏、甘肃、固原诸镇的设立，在西北地区构成军事防御上的“掎角”之势。成化初固原满俊据石城反叛，朝廷诏左副都御史项忠总全陕三边兵进讨，右都御史王越、右副都御史马文升总兵助剿，这实际上是陕西三边总督设置的开始，但“此时是有事而置，事已则革，不为恒也”[35]1193。弘治十年(1497年)，火筛部入寇河套，宁夏、固原“遂成为敌冲”。为了有效调动军队，加强北部边防，部议陕西三边宜得重臣专任指挥。刑部主事张鼎上言：“陕西八府三边，俱有镇守总兵而巡抚都御不相统一，遇事各为可否，有警不相救援。宜推文武兼备者一人总制三边，副将以下悉听调遣，以下事权。”[34]1236皇帝以为可行，陕西三边总督“四镇兵马钱粮，一应军务，从宜处置，镇、巡以下悉听节制。军前不用命者，都指挥以下听军法从事”[36]4157，以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起用左都御史王越总制。
弘治十年十月，加致仕左都御史王越，“总督甘凉各路边务兼巡抚地方”。不久，“命甘肃、宁夏、延绥三边军马，俱听越总制调用”[20]2332。明代西北最早设立的总督是固原陕西三边总督，弘治十五年户部尚书秦纮接替王越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开府固原，“控制三边”[34]1230，固原始为重镇，固原陕西三边总督这一军事机构基本成为定制。初称提督军务，后改为总制。嘉靖十九年(1540年)，以“制”字非人臣所宜有遂改为“总督”[37]卷63。随着北部军务变化，嘉靖中期总督防秋已驻花马池[6]1774。嘉靖九年(1530年)，总制陕西三边总督王琼到任后奏准“亲诣花马池摆边防御”[38]2652。据明人张雨《边政考》记载，陕西三边总督设立于成化四年(1468年)，当时固原土达满俊暴动，“诏以(项)忠总督军务，与都督刘玉讨之”[29]卷10，但非常设。自从王越总制陕西三边以后，秦纮、杨一清、王琼等先后曾是著名的陕西三边总督。
(二)三边总督始末
正德元年，杨一清出任陕西三边总督。他在宁夏北部的主要治理策略为：一修筑边墙；二添设卫所。陕西三边总督的经历有过两次特殊现象：一是正德时期(1506—1521年)，陕西既有总制也有总督。正德九年(1514年)二月，命邓璋为陕西四镇总制，同年五月又以彭泽为陕西总督，往甘肃防御吐鲁番[21]2234。二是据《明督抚年表》记载，正德十二年(1517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间，陕西三边总督阙[23]138，嘉靖十八年(1539年)，兵部主事许纶提出“总制移镇花马池，仍以陕西巡抚、总兵移镇北边(固原)”[22]259-260，奏请陕西三边总督移驻花马池(今盐池县)。实际上，嘉靖八年(1529年)，总督“亲诣花马池摆边”[38]2652，已有此先例。嘉靖十八年，许纶提出“总督移驻花马池”，说明总督防秋根据边境情况而定。刘天和任总督时认为平时驻节固原居中调度各镇兵马，五六月间亲往花马池统调诸军[38]4624。陕西三边总督驻地虽然有过些许变化，但总体上一直驻节固原，故通常以固原陕西三边总督相称。
固原镇与宁夏镇互为唇齿，“花马池一路，边人谓之大门，若并力坚守花马池，则固原自可无虑”[39]421，故陕西三边总督在固原与花马池之间指挥调度军队。以《嘉靖固原州志》所载固原州城图看，三边总督府坐北面南，纵贯固原州城，以主轴线连接，十分宏阔气派。据刘献廷《广阳杂志》载：“三边总督延绥、甘兰、宁夏三巡抚。……明三边总督，驻扎固原，军门为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墙画麒麟一，凤凰三，虎九，以象一总制，三巡抚，九总兵也。”可见三边总督的特殊位置与军门府邸的森严程度。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由于边地军情变化，临洮镇从固原镇析出。
常设总督之下有兵备道一至两员作为总督助手，陕西三边总督配有兵备道。总督是特殊背景下为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而冠以中央都察院各种头衔派驻地方的高级官员，通常称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都御史总督××地方军务”，以节制巡抚与各镇总兵。自成化十年设陕西三边总督开府固原至明末，140余年间先后有56人出任过陕西三边总督之职[14]296-298，其中还有人多次出任，杨一清最具代表性。这一人群有一个特殊现象或共同特点：皆为朝廷部院大臣。凡出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者均身兼要职，或加左副都御史、巡抚左都御史、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头衔，或为兵部侍郎兼都御史、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身份。从军事层面看，反映出明朝对西北边地军事防御的苦心经营和固原军事地位的重要。从文化积淀与传播角度看，驻节固原陕西三边总督这个特殊人群文化层次高、往来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这种经历对于固原、宁夏乃至西北地区的文化建设与影响都是空前的，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如《嘉靖固原州志》《嘉靖宁夏新志》《万历宁夏新志》等不但记载了历史，还传承了文化。在这50余位总督中，截止《万历固原州志》之前的42位均是进士出身。之后的12位中除陈奇瑜是进士身份外，其余11位皆没有文化身份，且集中在万历末年和崇祯时期。此时的明朝已是风雨飘摇、内外交困，边患加剧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尤其到了崇祯时期，明朝实质上已无暇顾及边地，出任固原陕西三边的总督多朝任夕改。这些内容在《明实录》中有记载，《嘉靖万历固原州志》中也有反映。明代后期战乱加剧，农民起义蜂起，总控一省或数省的总督已不能有效左右局势，类似于督师、经略这样的统兵大员开始出现，属于高级统兵文臣，权势更重。
(三)两镇巡抚
巡抚为明代地方大员之一，通常称为“都察院×都御史巡抚××地方”，居于都、布、按三司之上，统驭三司。明人郑晓在《今言》中称，“巡抚之名，实始于洪武辛未(1391年)，是年敕遣皇太子巡抚陕西也”[40]67，与“取巡狩抚军之义”大意一样。出任巡抚之职须相应的头衔，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巡抚“其以部堂等官出者，与巡按御史不相统摄，文移往来，窒碍难行，始专定为都御史。以故景泰四年镇守陕西刑部右侍郎耿九畴改右副都御史，仍旧镇守。此专用宪臣之始。其后凡尚书侍郎任督抚者，俱兼都宪，以便行事”[33]552。但巡抚从未被承认为实质任命，而是将职权委诸同时在中央政府正式任职官员的一种专门委任。此外，巡抚还被指定为兼督军务或参理军务，文官实际上控制了军事。巡抚制与总督制，在正统时期趋于成熟[3]287。
明代初期，陕西巡抚管辖范围较大，宁夏、甘肃、延绥等整个西北边地皆在其管辖范围之内。正统元年置宁夏巡抚，以右佥都御史郭智出任，“参赞军务”。天顺元年(1457年)罢，隆庆六年(1472年)加“赞理军务”[6]1777。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宁夏巡抚设于宣德时期(1426—1435年)，宁夏镇改属宁夏巡抚，因有参与戎机的职权，故称“参赞军务”或“镇抚宁夏”。另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第一任宁夏巡抚为罗汝敬，其次才是郭智[9]卷2。郭汝敬实为陕西巡抚，当时宁夏镇隶属陕西巡抚，故有是记[28]751。同时，《英宗实录》也有记载，“命右佥都御史郭智参赞宁夏军务”[16]卷14，时在正统元年二月，这就证实郭智为首任宁夏巡抚。据《乾隆宁夏府志》记载：明代出任巡抚宁夏都御史者共有83位[14]299-302。
陕西巡抚平时驻西安，防秋时总督移驻花马池，陕西巡抚移驻固原。宁夏巡抚的设置曾有过停罢，但时间不长。天顺元年罢废，二年复置[28]751。同时，陕西巡抚的职权范围也有过变化，有一段时间去掉了“参赞军务”，但很快又恢复。据霍冀《九边图说》记载，宁夏镇文职最高头衔是巡抚宁夏地方赞理军务都御史，驻宁夏镇城。巡抚陕西地方赞理军务一职，宣德初年派遣带尚书、侍郎头衔的官员出任。此后出任者头衔有变化，职权范围随之改变。正统年间出任者为右都御史，后改为都御史巡抚，成化年间还加“提督军务”衔，后来改为“赞理”。由于陕西三边总督驻节固原总控西北军务，故陕西巡抚的驻节也与固原有关。通常陕西巡抚驻西安，当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因防秋移驻宁夏北部花马池时，陕西巡抚移驻固原[6]1778，所以霍冀《九边图说》中将巡抚陕西地方赞理军务都御史一员记在固原镇名下。
巡抚的职责因所在地区不同而有所侧重，北方九边与内地不同。关于明代宁夏巡抚的设置时间，《嘉靖宁夏新志》只记载“宣德间设，巡抚宁夏官防”，“宣德”正当公元1426年至1435年间。对于其权力和职责，在皇帝写给巡抚宁夏都御史杨守礼的敕谕中说得很清楚：“今特命尔巡抚宁夏地方，训练军马，整饬边务，抚恤军士，防御虏寇。务令衣甲齐备，器械锋利；城堡墩台，修治坚完；屯田粮草，督理完足。禁约官军头目，不许贪图财物……凡一应边务事情，军民词讼，及利有当发，弊有当革者，悉听尔从宜从置。该与镇守总兵等官会同者，须从长计议而行。副、参、守备等官，悉听节制。”[9]34明人魏焕《九边考》也记载了巡抚的权力和职责：“防御虏寇，操练军马，修理城池，听理词讼，区划粮储，禁革奸弊，保障军民，一应边机军务，务须同事内外守臣计议停当而行，分守、守备等官，悉听节制。”[22]卷2两者基本一样。
行都司也是一级特殊的军事管理机构，其治所与都司不在一地，基本都在边地，目的就在于加强对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军事控制。明朝初年设有三个行都司，即西安行都司(陕西行都司)、大同都卫(山西行都司)、建宁都卫(福建行都司)。其后又陆续增加了两个，“计天下行都司凡五”[6]1873。陕西都司曾一度受宁夏总兵官节制，建文四年八月，都督何福以征虏将军镇宁夏，同时还“节制陕西行都司”[6]76。何福以征虏将军身份出镇宁夏并节制陕西行都司，可能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但权力相当大。
总督与巡抚都是地方大员，总督由朝廷派遣重臣担任，总理一省或数省军务。陕西三边总督就是总理西北地区军事的大兵团统帅，地位在巡抚之上。巡抚的职权也在不断演进，明代后期巡抚已演变为一省军务和民政长官，地位在三司之上。明朝地方行政建制实行布政使司、府(州)、县(州)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宁夏北部为军事建制——卫所，固原既有军事建制，又有地方行政建制固原州。
五、宁夏、固原二镇地理位置与防御
从明代史料记载看宁夏的军事地理，是一块“背山面河，四塞险固”的沃野，“中国有之，以御外夷，外夷切之，足以抗中国”[9]56。因此，明朝于此“置兵卫以守之，而又莅以亲藩，总以内外文武重臣，于是城郭之固，人物之殷，兵马之雄壮，屹为关中之巨防矣”[9]60，是故“号为重镇”[9]85。这一切与宁夏镇外围长城不无关系，长城究竟有多大防御作用，历来尚有争议，但“这条边墙所给予中国人的正是民族的心理安全感超过了实际的防御价值”[41]164，此说应该是有道理的。实际上不仅是“心理安全感”，正德四年(1509年)十月，蒙古兵锋突破长城进入花马池，“杀总制尚书才宽”[42]210。统兵的陕西三边总督被杀，这确实是震惊朝野的大事，可见宁夏境内的防御十分吃紧。
宁夏属古雍州之北境，其地背山面河，四塞险固[9]56，自古为诸夏藩屏[9]60，处于中原农业文化与塞外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宋夏对峙时期，李元昊在此建都，以兴庆府为中枢号令四塞。许伦在其《九边图论·宁夏》中指出，宁夏“镇城所据，贺兰山环其西北，黄河在东南，险固可守”，从形势上讲就是凭借“黄河绕其东，贺兰耸其西，西北以山为国，东南以河为险”的天然屏障[9]10。在明代人的眼中，“宁夏实关中之项背，一日无备，则胸腹四肢举不可保也”[17]2942，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明代的宁夏，战略地位更显重要。东线南北数百里长的黄河天险虽固，但西北的贺兰山在军事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明代中国北部的军事防御在当时人的眼中以东西路概括，东路主要在宣府、大同一带，西路主要在延绥、宁夏一带，“戎入套，则西路之警……西路总制治固原，在延庆、凉、洮之中”[40]92。自正统以后，“渐弃东胜，河套遂为虏巢……先朝大臣屡有复套之议……然亦财力不给，不敢力主其事，旋议旋罢”[40]106。由此可见，蒙古入居河套便成了与宁夏直接关联的“西路之警”。明代宁夏镇的军事防御，包括固原陕西三边总督的居中调度基本都在这一背景下进行。
(一)长城与防御
明代十分重视北边防务，其最有力的措施之一就是修筑长城。明代的长城体现了当时的军事防御特点，建筑与其军事防御体系的布局相配套。明朝为进一步抵制蒙古各部南下，沿边各地皆重新修筑边墙作为防御工事，形成了现在的万里长城。据《明实录》和《明史》记载，西北筑墙以成化七年余子俊筑延绥边墙首开其端。其后，三边总制杨一清再增筑陕西各镇边墙。明代边墙完全是军事的产物，作为永久性防御工事而修筑。2011年6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长城认定工作，2012年结束工作后认定宁夏是明代长城的重要分布地区[43]。
明朝放弃河套平原并退守宁夏后，失去了防御的缓冲地带。宁夏镇特别是黄河以东地势较为开阔的盐地、灵武一带首当其冲，成为蒙古南下的突破口。“成化以前，虏患多在河西，自虏居套以来，而河东三百里间更为敌冲，是故窥视平固则犯花马池；掠环庆则由花马池东，入灵州等处则清水营一带是其径矣。”[44]因此，明代宁夏镇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论述宁夏镇长城地理形势时，称其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噤喉”[17]2941。明代宁夏镇境内东、西、北三面环绕长城，皆受蒙古各部侵扰。从地域上讲，宁夏镇是深入漠北的一个门户，是西北诸镇中最北边的边镇且与长城为伍，其地理位置本身就显示了宁夏镇在明代西北边备中的战略地位。
(二)多道长城防御明代的边墙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以后，明朝在修筑长城的同时还在沿边设置了九大边镇：最初为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四镇，后增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再加上固原(陕西镇)和山西的偏关，统称“九边”，并有重兵戍防。这九大重镇实际上是以长城为标志的九大军事防区，长城分别隶属于各军镇管辖。宁夏镇管辖的长城东起宁夏盐池县，西到甘肃省皋兰、靖远，全长2000里。固原镇管辖的长城东起陕西靖边县，西到甘肃皋兰县，全长1000里[45]64。明代宁夏镇面对的是河套防御，西、北、东三面皆修筑长城，故有东长城、西长城、北长城之分。明代的长城必称“长墙”或“边墙”。长城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民间文化中多与失道而徒恃武力的秦始皇暴政联系在一起，从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到乐府诗都涉及长城，尤其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明代长城为避此“恶名”而称为“边墙”。
1.宁夏镇东长城
宁夏镇东长城，主要分布在今宁夏盐池县境内。正统以后蒙古进驻河套地区，花马池一带的军事防御逐渐凸现，在花马池增设守御千户所。正德元年(1506年)，设置了更高一级的军事防御机构——宁夏后卫。明代在这里修筑了两道长城：一道是成化十年右佥都御史徐廷章、都督范瑾奏筑的“河东墙”；一道是嘉靖十年三边总制尚书王琼奏筑的“深沟高垒”城墙。
河东墙西起于黄河东岸横城堡，沿红山堡、清水营、毛卜剌堡进入盐池县兴武营、安定堡等地，往东直达陕西省定边县苟池西畔村，全长近400里。兴武营以东的长城为河东长墙的东段，俗称“二道边”，这是与其南面“深沟高垒”的长墙比照而说。河东墙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每隔数里便有一座高大的墙台耸立在蜿蜒的城垣上，基本是每隔30里筑一堡，60里筑一城，以利于屯兵驻守。正德元年，杨一清总督陕西三边时曾调集宁夏并西安24卫所军队4万人、西安等七府民工5万人，于正德二年修缮成化年间都御史徐廷璋等人所筑旧边墙。当时宦官刘瑾专权乱政，以靡费边币为由将杨一清逮狱治罪，只修筑了30多里即罢停，但却修筑了规模较为宏大的花马池城。
在河东修筑两道长城，说明了这里防御位置的重要，因为这一带是蒙古诸部犯边最集中的地方。明代中后期，蒙元势力破墙南下进攻平凉、固原等腹地多由这里进入。王琼奏筑的新墙分两步处理：一是将原来“河东墙”兴武营以西至横城的西段长墙加固，继续发挥防御作用；二是将兴武营以东的长墙南移，将通常称为“二道边”的这一段长城放弃。重新修筑的长墙向南移动10余里，长54里，走向与“二道边”相同。有了这段新墙，人们又称它为“头道边”。现在，我们在盐池县境内可看到两道长城遗址。盐池城北旧有长城关，据《盐池县志》记载，关为明代陕西三边总督王琼所修建。关上有楼，高耸雄壮，下设暗门，门外设有明朝与蒙古经济、文化往来的关市，每月交易三次。在明代历史上，花马池长城关曾扮演过一个空前绝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多重角色。
2.宁夏镇北长城
北长城位于贺兰山与黄河之间，黄河流其东，贺兰山耸于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明代宁夏镇的北面防御屏障。北长城依托长城北关门(镇远关)，这是宁夏北境极要之地。旧北长城修筑于弘治年间，始于贺兰山红果儿沟北侧，向东延伸经下营子、惠农，直达黄河西岸，长30里。嘉靖十年(1531年)，三边总督王琼“弃镇远关”[13]159，于旧边墙内再筑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墙不守，以致旧边内田地荒芜。嘉靖十五年(1536)，再修复旧边墙。同时，修筑黄河东与外边对岸长堤，“顺河直抵横城大边墙，以截套虏自河东入宁夏之路”[22]256-257。《嘉靖宁夏新志》卷首的《宁夏境土之图》认为，这段旧北长城的位置正是明朝初年宁夏镇城北部的镇远关长墙，为宁夏镇北部的重要屏障。嘉靖十年，佥事齐之鸾建议三边总制王琼上奏朝廷同意修筑边防北关门墙。
3.宁夏镇西长城
西长城由甘肃靖远县界的芦沟塘向东进入宁夏中卫县景庄乡南长滩，随后沿黄河东行至常乐下河沿，逾黄河再东北行由西园乡黑林村西河嘴起，沿腾格里沙漠东部边缘进入贺兰山麓南坡，长达400余里，属于明代宁夏镇左屯卫管辖，弘治年间修筑，《读史方舆纪要》、《明会要》等都有记载。嘉靖年间再筑青铜峡大坝至贺兰山三关口一带长城，这一段长80里，称西关门墙，总体上称为西长城。宁夏镇西倚贺兰山天险为固，“山口一十二处，旧每处各有关墙三道，今尽圮废不修，以致大虏时入抢掠”[22]257。由魏焕记载来看，贺兰山长城防御后期减弱了，现在真正能看到贺兰山通道有三道关墙的就是“三关口”了。宁夏镇西长城有著名的四大关口：胜金关、赤木关、打硙口和镇远关，由南向北耸立在西长城的险要地段，是宁夏镇西北一线防御的重要关口，被称为“城防四险”。其中尤以打硙口、赤木关最为要紧，是阿拉善高原进入宁夏平原的要道，在明代宁夏镇北部防御体系中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贺兰山境内拜寺口、贺兰口、宿嵬口、大水口等长城隘口崖壁上还能看到多处明人刻记的文字，这是研究明代宁夏长城文化的珍贵资料。
4.固原内边墙
在明代西北防御体系中，延绥、甘肃、宁夏诸镇地处边外前沿，固原镇地处腹里，因而陕西三边总督驻节固原，居中调度，统一指挥。固原镇修筑长城在弘治十四年设镇之后，弘治十五年(1502年)，秦纮总制陕西三边时修筑固原边墙，“自徐冰水起迤西至靖虏营花儿岔止六百里，迤东至饶阳界止三百里”[22]241。据《九边图考》记载：“弘治十五年，秦兖敏公总制三边，自饶阳界起西至徐冰水三百里，自徐冰水起西至靖虏花儿岔止，长六百余里。”[46]50统观两个本子的记载，文字表述虽有差异，但所记道里相同，这就是所谓固原以北的“内边墙”。这道边墙横跨东西，在军事防御上十分重要。秦纮之后，数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都曾修筑。嘉靖九年(1530年)，总制王琼再修筑内边墙，西自靖虏卫花儿岔起，东止饶阳界，“开堑、斩崖、筑墙，各因所宜”[22]241，根据地形决定修筑方式，采用不同方法因地制宜，防御能力大为提升。王琼之后，总制刘天和又“加倍修筑，于是内边之险备矣”[22]241。
5.长城的作用
历史上的长城蕴藏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内涵，历代审视的角度不同，评价标准也不一样。长城的缘起是出于军事防御目的，但深层原因却包含着文化和经济两方面内容。
汉朝在长城线上设立“关市”，明朝则在长城沿线设立“马市”、民间往来的“民市”、上层之间往来的“官市”等交流形式都在长城附近完成，呈现的是贸易繁荣景象。宁夏境内的北部长城沿线设有诸多关口，实际上就是历史上南北经济贸易的榷场，发挥了经济文化交流作用。长城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对整个历史进程和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时中原先进的农业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对世界历史也产生过重要影响。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中曾说：“(长城)虽未能真正抵挡住匈奴，不过多少是发挥了一些作用，至少匈奴侵略的次数减少。在第四、五世纪时，匈奴西征，侵入欧洲，直入意大利，罗马帝国灭亡，即因中国建立了一条万里长城。”[47]威尔·杜兰换了一个新的角度来看长城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明人也肯定了长城的积极作用，万历年间的谢肇淛认为：“秦筑长城以亡其国，今之西北诸边，若无长城，岂能一日守哉?蓟镇之城则时戚大将军继光所筑……其有功于边陲，而犹不免求全之毁，何怪书生据纸上之谈而轻诋嬴政也!”[48]70
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互市”或“关市”开放，是增进民族融合的主要形式之一。宁夏北部长城沿线设有清水营、中卫、平虏(平罗)、花马池等关口，它们实际上都起到了“互市”作用。法国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著名学者谢和耐在论述中国长城的历史作用时曾指出：“草原各帝国如果没有无数借自中国的事物，没有中国的谋臣策士、行政官员、工匠、农民的帮助，就不可能形成一套制度。在若干时期内，中国北方是与入侵的蛮族高度混居的，这一地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接受草原的影响。中国人学会畜牧、骑术、使用马具和某些战术是应该感谢游牧者的。事实上，双方通过对峙线上的只供使臣、商人出入的口岸而转输的不仅仅是双方各自需求于对方的产品(丝织品、茶、盐、中国金银、马、驼、牛、羊)。正和欧亚旧大陆所有农牧交界地区的情况一样，各种宗教、工艺也无不循着贸易商路而传播。”[49]260-261可见，经济与文化传播都得到了长足体现。
(三)长城的辅助设施藏兵洞
宁夏镇东长城在九边长城中有其自身特点：一是黄河东岸两道长城的修筑，二是沿黄河东岸南北向修筑的大堤(边墙)与黄河边上的横城连在一起，三是修筑于红山堡的藏兵洞。藏兵洞位于黄河东岸，2006年首次发现并清理，2009年6月至2012年9月进行了第二次清理发掘。。
明代宁夏东线长城以黄河东岸横城堡为起点，沿横城往东在长城内侧设置了不少重要的军事城堡，依次是横城堡、红山堡、清水营、毛卜剌堡、兴武营、安定堡、高平堡、花马池。由《万历宁夏志》卷首图来看，藏兵洞所在的红山堡是一处重要的防备城堡。现在的红山堡遗址边长均为300米，古城堡依旧耸立在长城内侧的台地上，高大的城墙和砖石砌就的城门雄姿依旧。由于沙化和鄂尔多斯台地东南边缘地貌的特殊性，再加上相对干燥的气候，宁夏黄河以东长城整体保存较好，与长城相关联的藏兵洞也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横城堡明代藏兵洞，实际上是与长城相匹配的军事设施。明代宁夏黄河以东虽然修筑了不少坚固的城堡，但仍是蒙古兵锋南下的重要通道，红山堡大峡谷就是这个大通道上的一处重要防御设施。有着暗道功能的藏兵洞可伏奇兵，凭借长城出其不意地攻击南下的蒙古军队。
成化十年(1474年)，右佥都御史徐廷章、都督范瑾奏筑“河东墙”。如果从这个时候算起，长城的修筑至今已近540年。正德元年(1506年)，杨一清总督陕西三边时还修缮过这里的长城。从藏兵洞内的设施看，坑道、兵器库、储藏室、瞭望台等配置完备，粮仓、水井、厨灶等生活陈设齐全。主体洞高约2.2米，宽约2米，两次清理的总长度达3500多米；南北两侧藏兵洞通过峡谷相连接。从修筑的先后顺序看，应该先修筑长城后开挖藏兵洞，它与长城、大峡谷和险峻的崖壁构成了一个立体且完备的防御体系。可见藏兵洞是依附在长城内侧、与长城防御密切配合的军事防御设施，为防御蒙古兵锋南下起过重要作用。除了防御功能外，藏兵洞还为后人提供了边境“商贸互市”的实物。考古工作者在藏兵洞清理并发现了一系列物品，如斗、升、格等量器，铜杆、木杆材质的各类大小不一的秤、秤砣、马镫、皮囊、铁质马灯等，让后人看到了战争间隙与蒙古民族“市贸”交易的情形。蒙古的游牧经济相对脆弱，遇到自然灾害后就陷入困境，如果明朝关闭沿边互市就无法用马匹和皮货换取中原的粮食、茶叶、布帛和铁等物资。嘉靖年间，俺答汗主动遣使向明朝求贡。隆庆时期朝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有了这种臣属关系，边境相安，双关互市持续不断。明代在宁夏沿边设市三处：清水营、中卫、平虏(平罗)[50]233，实际上是在宁夏镇西、北、东三面分别开设了“马市”，清水营是黄河以东唯一一处。依《万历宁夏志》卷首图来看，清水营与红山堡相邻，清水营紧靠长城内侧还有一处城池名曰“夷厂”，是明朝专门设定的贸易之城。“夷厂”称谓体现的是明朝的民族观，孔子作《春秋》体现其“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朱元璋继承了这种传统天下观，同时也体现着“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在经济上“中国天子富有四海”，与外夷通商体现的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手段”[45]123。从这个历史文化背景审视“夷厂”，除了明朝的“德威兼施”外，还反映了宁夏境内数百年前长城内外民族商贸往来。“中国以锻布皮物市易虏马，虏亦利用汉物，交易不绝，诚所谓贸迁有无，胡越一家。”[50]441这是和平时期边境互市各取所需的真实写照。
(四)三边总督与提调四镇兵马
随着长城的修筑，为了更集中提调九边防军，明朝又在总兵、巡抚之上再设总督，以统辖两个或两个以上镇的军务。驻节固原陕西三边总督节制延绥、宁夏、固原、甘州四镇兵马，在今天地域之内者为宁夏、固原二镇。
固原镇与山西镇同为内城，设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先是，固原为内地，“所备惟靖虏”。弘治十年，蒙古火筛部入居河套，遂为敌冲，明朝乃议遣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遂改平凉之开城县为固原州，以固、靖、甘、兰四卫隶之，设总制府，起左都御史王越总陕西三边军务[6]卷91。据刘献廷《广阳杂志》记载，“三边总督辖延绥、甘兰、宁夏三巡抚。……明三边总督，驻扎固原，军门为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墙画麟麟一，凤凰三，虎九，以象一总制、三巡抚、九总兵也”。明朝之所以设陕西三边总制府，首先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刑部主事张鼎已讲得明白：“陕西八府三边，俱有镇守总兵，而巡抚都御史不相统一，遇事各为所否，有警不相救援。宜推文武兼济者一人总制三边，副将以下悉听调遣，以一事权。”[34]卷30至此，固原始为重镇，“屹然一巨镇矣”[42]。固原成为陕西三边指挥中心所在，延及清初。陕西三边总制在固原的设置将延绥、宁夏、甘肃三镇有机统一起来，宁夏镇居中，三镇与固原总制府形成掎角之势，更凸显了宁夏镇在明代西北边备中的特殊地位。
如前所论，明代宁夏镇的军事地理位置以长城走势看，形状是一个“几”字形，三面受敌。正德元年春，总制陕西三边都御史杨一清上折请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千里沃壤，归我耕牧，则陇右犹可息肩”[6]卷91。时蒙古毛里孩、孛来等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据地，“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并扰关中”[46]42。河套成为蒙古势力南下的基地，“套寇”成为明朝中后期的主要边患，严重威胁着明朝长城沿线的安全。宁夏镇沿黄河一线吃紧，成为要冲。为改变这种状况，杨一清提出收复河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亦上书提出收复河套之议[6]5387。从战略防御角度看，收复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河套地区绝对必要。但当时明朝统治力量日趋衰弱，已经很难奏效，自然给河套西面的宁夏镇以很大压力，显示了宁夏镇在防御方面所处的军事地位。另外，宁夏永宁县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交界处的贺兰山三关口(赤木口)既是贺兰山最著名的关口，又为蒙古部易入的关口，三边总督刘天和“深以宁夏失险为忧”[9]214。
三边总督的设置，尽管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在隶属关系上由驻节固原的陕西三边总督总制，可调遣三镇兵力共同防御，但远在大河以外的宁夏镇的军事地位并未减弱，反而更显重要。明代蒙古部从漠北进攻宁夏及其南部固原常有两条主要线路：一条东入，由灵武、盐池一带突破边墙，经同心韦州、豫旺直向固原；一条西入，由贺兰山赤木口入，沿中卫、中宁一线过黄河，沿清水河南下直入固原。据许伦《九边图论·宁夏》记载：“今之论者，以固原为堂奥(腹地)，响石沟至花儿岔为第二门，花马池一带为第三门，谓有重险矣。”其实，对于明朝来说，作为边地的宁夏镇花马池一带可算是蒙古南下的第一道防线。“花马池一带边人谓之大门，若拼力坚守花马池，则固原自可无虞。”[42]固原是第三道防线，“与宁夏为唇齿”[42]。从地域关系上讲，“固原为中制之地”，与宁夏南北垂直，“东向可以顾榆林，西向可以顾甘肃”[42]。宁夏镇居中，三面联络。这样，宁夏镇的军事地位就得到了长足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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