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到文学——罗兰#183;巴特的先锋性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巴特论文,批评论文,科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4—041—045 DOI：10.13713/j.cnki.cssci.2015.04.008 罗兰·巴特在法国常被看作先锋文化的捍卫者。巴特对于先锋文化的研究，不是在于他对先锋文化的支持，而在于他把先锋文化放在当时动荡多变的法国社会的大时域中观察，力图对先锋文化的存在和价值做出有建设性的阐释。他对诸如罗布—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以布莱兹为代表的新潮音乐、以布莱希特为代表的新戏剧、时装文化以及抽象画等现象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分析等，这些批评话语对后世具有很好的启迪。巴特认为在文学上，先锋派创作是对文学标准和规范的反抗，拒绝在作品中承载确定的意义，关注叙述的行为而不是叙事。巴特在《批评文集》、《新批评文集—批评文集2》和《显意与晦意—批评文集3》等中，先后表述了对普鲁斯特、福楼拜、布莱希特、爱森斯坦等人的推崇。 因此，巴特的名声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奠定的，他的第一本著作就是谈论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写作的零度》，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文学批评同索邦大学教授皮卡尔的争执即所谓的“索尔邦之争”更助长了他的声望。 一、索尔邦之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巴特为代表的法国新批评和以索邦大学教授、拉辛研究专家雷蒙·皮卡尔为代表的学院派批评发生了一场社会反响剧烈的争执。这张论争的起因是巴特的著作《论拉辛》。1963年，巴特将自己关于17世纪悲剧家拉辛的三篇文章合为一书，以《论拉辛》为题交由瑟伊出版社出版。在书中，巴特以精神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双重视角充分阐释了拉辛悲剧人物的复杂性。此书由三篇论文组成：第一篇《拉辛人》，1960年发表在法国图书俱乐部拉辛作品的前言，论文首先说明自己是借鉴了夏尔·莫龙的精神分析学著作《拉辛生活和著作中的无意识》[1]，开头几句话即奠定了本书的主旨：“这里提出的分析完全不涉及拉辛，只涉及拉辛的主人公：它避免从作品推导出作者或从作者推导出作品，这是一种有意封闭的分析。我将自己置于拉辛的悲剧世界中，试图描述这个世界的人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抽象为拉辛人物)，但不参考这个世界的任何来源(例如历史来源或传记来源)。我努力重建的是一种拉辛人类学，它既是结构的，又是分析的。本质是结构的，因为这里的悲剧是作为一个由各种成分和功能构成的系统来处理的；表述是分析性的，因为我似乎觉得，只有一种如精神分析学的语言，才能发掘出对这个世界的恐惧，才适合描述被囚禁的人的遭遇”。[2]1巴特认为文学批评应避免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在历史和生平中挖掘作者与作品的联系，只有结构分析和模式及精神分析学的语言才能发掘悲剧的实质。 第二篇《说拉辛》是巴特关于法国国家人民剧院上演的拉辛戏剧《菲德拉》的评论，1958年发表在《人民戏剧》，巴特认为这部戏尽管是发生在过去的场景，但它也提供一种心理学和悲剧性解释的比较，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传统上人物性格阐释与悲剧的关系，而悲剧的功能结构形式铸成了拉辛的悲剧。《论拉辛》中，巴特从拉辛11部悲剧中得出结论，拉辛作品中的悲剧性不是由人物角色性格决定的，而是由普遍性的结构功能决定的，同时，无意识和潜意识也是决定悲剧性的重要方面，比如巴特分析拉辛的著作都含有一个俄狄浦斯式故事，家庭结构成分都比较相似，都会包含有“乱伦、攻击、杀父、英雄颠覆等拉辛的基本行为”。[2]38 第三篇《历史还是文学》，1960年发表在《年鉴》上。讨论了为何有关拉辛的很多批评著作是失败的，其中也包括雷蒙·皮卡尔的博士论文《拉辛生平》，巴特认为当批评家把作者与其作品相联系时必然求助于心理学这最不可信的东西，把拉辛当作他悲剧的源泉那就只是解释，而不是历史。在巴特看来：“在研究人的一切方法中，心理学是最不可信、最具时代标记的。因为实际上，内心自我的知识是虚妄的，存在的只是表达这一自我的各种不同方式。拉辛可以被多种语言阐释：精神分析的、存在论的、悲剧的、心理学的(还可以发明别的，而且将会发明别的)。这些语言没有一种是中性的，然而，承认无法说出有关拉辛的‘真实’，恰好就是最终承认了文学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存在于一种悖论之中：文学是一种物品、规律、技巧和成果的总和，它在当今社会的总体经济中的作用恰好在于使主观性制度化。要跟上这一趋势，批评家就应该使自己成为悖论，公开表明这场让他以某一种方式而不是以某种另外的方式谈论拉辛的必然的赌博，因为他本人就属于文学的一部分。这里的第一条客观规则就是宣布不存在中性的阅读方式。”[2]167 巴特这种将精神分析和结构分析结合的新批评遭到皮卡尔的猛烈攻击，他于1965年9月发表《新批评还是新骗术？》指责巴特的评论故弄玄虚，巴特的阐释方式是对经典悲剧家拉辛以及文学批评的科学性的亵渎，是有关拉辛戏剧的不负责任的论述。皮卡尔言辞激烈，文章开篇即对法国新批评作了抨击：“近年来，法国文学批评已经被一群古怪甚至疯狂的人所玷污了。他们大多对利用新技术的作者感兴趣，这些技术包括精神分析或精神分析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性批评，存在主义或者现象学批评·或者将这些批评联合起来运用。……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这场运动被定义为解释学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或者简单称为新批评，新批评者们享受一种辩论大于智慧的工作。但是这没关系，这件事情表面上的重要性并没有大于它实际的份量。就拿评论拉辛来说，我们所依据的必须是拉辛的个人作品，而不会依据一个被定义的意识形态概念。”[3]161在皮卡尔看来，巴特对拉辛人物的多元论阐释不仅冒犯了拉辛崇高的悲剧作者地位，冒犯了正统的实证主义批评的权威，而且也冒犯了他所代表的大学的学术权威。皮卡尔在攻击了赞成新批评的批评家之后，立即对巴特的《论拉辛》全面开战，皮卡尔提出了严厉的谴责：首先，巴特运用新技术即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是不顾拉辛戏剧本身的没有历史根据的无稽之谈；其次，结合巴特在《批评文集》中提到的观点“写作采用的观念不必是历史的观念，文学的存在就在于对感觉和激情的自我表达。”[1]皮卡尔认为巴特的理论导致批评意义的确定性丧失，批评家只是在说话，而没有说出有意义的观点；另外，皮卡指责巴特的批评是一种粗俗的批评，甚至“还融入了一种粗野的性意识，以至于人们必须重读拉辛，以使自己相信他的人物是不同于劳伦斯笔下的人物。”[8]170最后，皮卡尔还总结，巴特提出的术语是不科学和不明确的，“其批评本身或多或少只是一种虚幻”。[3]177 皮卡尔对巴特作出反击后很快有了一批支持者。雅克琳·皮艾迪耶(Jacqueline Piatier)在提到罗兰·巴特对拉辛的悲剧作出的令人惊讶的解释时，写道：“皮卡尔的首要原则是嘲讽，他仅借助于严谨、连贯和逻辑思想就使人发笑，这就是他的批判力量之所在。”很多报纸都支持皮卡尔，《世界报》刊出的一封读者来信写道：“令我宽慰和放心的是，当我走出巴特、莫龙、戈德曼论拉辛的著作时，拉辛的戏剧仍然活着”。《日内瓦报》兴奋地宣布：“巴尔特在150页被打倒”。[5]155 当时法国的社会现状是，在1968年教育改革之前，要想成为法国大学系统的一名老师，就必须在国家博士学位进修计划中获得显赫的成绩，一般要花费十年时间进行文献的考察和大量学术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并不能鼓励方法论革新或非正统的解释，“而那些做了大量工作去活跃和提升法国文学研究的批评家们，大部分仍在大学系统之外工作，其谋生手段是写作(萨特，布朗肖)、海外教学(普莱、杰拉尔、马林、理查)，或就职于一些可能遵循其他聘任标准的专门机构(巴尔特、热奈特、托多洛夫、戈德曼)中。” 庄严肃穆的索尔邦顽固保守主义倾向，一直使法国的大学体系排斥新生力量，因此，结构主义运动主要发生在大学之外。结构主义使不同学科的先锋派结成了同盟，以马克思、索绪尔、尼采等为武器，与大学进行必要的决裂，为了谋取一席之地，对正统思想进行反学院式批判。面对皮卡尔封闭的学院话语，格雷马斯、拉康、阿尔都塞、迪美其、托多洛夫等整整一代结构主义者都拥护巴特的新批评，反对老态龙钟的索尔邦。让·迪布瓦接受访谈时说：“在人性的层面上，我们总是站在巴特一边。今天，我们不会说皮卡尔一无是处，但是说到他的攻击，他真的一无是处。巴特和格雷马斯都没有取得教师资格文凭，因此他们无法进入大学任教。巴特的著作被拒绝了。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关门主义的受害者。那个时候的法国学生绝大多数在政治上都很保守，为学院式的疑神疑鬼所左右”。[6]302[7] 因此，这场论战总的来说是对“权力内话语”和体制话语的诉讼。结构主义者大都是徘徊在学院外的一代，他们对权力这个词非常敏感，除去福柯著名的“权力话语”，[5]150巴特就文本生产也提出了“权力内话语”和“权力外话语”：“权力内话语”是在权力的遮蔽或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语言(体制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话语)；而“权力外话语”[8]是指在权利外或反权力发展起来的语言。面对这种语言战争，知识分子一方面应该介入，分享其中一种语言，另一方面不应该放弃使用一种不是以权力为参照的语言。唯一能躲避这种二元对立的界定、混合各种语言的时间就是文本的生产，这种生产不遵循话语区分的原则。布尔迪厄(P.Bourdieu)从体制的角度对这场论战作了总体分析，把它看成是各种不同权力之间结构关系的说明，具体来讲就是索尔邦大学和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之间的关系。[5]156对于哲学界的先锋派或者对于年轻的符号科学来说，与传统的学科对峙并努力革新，是争取合法地位的唯一选择。革新主要来自当时被视为边缘地带的机构，比如高等研究试验学院，甚至法兰西学院。“即使这些机构在人们眼中已经达到了知识正当化的顶峰，它们依然处于大学以及主要的教学、研究机构的边缘地带”。[6]507从今天的历史角度去看，那场论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巴特关于“拉辛人”所表达的观点本身，而在于面对文学作品批评家是否能够允许自己拥有阐释和批评的自由和权利。 面对这场从针对拉辛到针对新批评的争论，罗兰·巴特尽管觉得“受到严重伤害”但仍不失理性，他在皮卡尔发表《新批评还是新骗术？》后一个月即接受《费加罗报》专访，就这次争论和皮卡尔的指责发表自己的看法，“皮卡尔对我展开人身攻击，只因为我写了一本关于拉辛的书，而拉辛正好是他的研究专利，是他个人专有的禁猎区。然而我不得不说·拉辛是属于大家的，同时也是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对象，他可以说是我们法兰西民族的天才之化身。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伟大意念的形成。可叹皮卡尔却对我展开蛮横不讲理的恶意指控，他的批评已接近恐怖分子的作风，甚至还使用到荒诞不经这样的字眼，坦白说，这可要让人无比地反感。”[5]154巴特同时谈到了对学院批评和新批评的对立问题，他认为面对这种对立，双方都应该保持节制，尽量把差异拉近。“皮卡尔认为大学圈的批评并不存在，这种说法不正确，大学是一种体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价值系统，这些都由考试来规范，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看法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同时，巴特说明立场，他不是针对大学学者，而是针对大学学者在谈拉辛时所使用的传记式的批评方法，“这种传记批评构成作品和作者生平之间一种必然性联系。”接着，巴特提出大学体制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大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新批评，巴特认为自己所运用的新批评特性之一是在“语言方面能和现代创作互相呼应，当下的小说在背景基础上多少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新批评对这方面的语言知之甚详。”最后，巴特解释自己偏好适应社会历史流动的批评，“社会不停地在创造新的语言，新的批评随之应运而生，今天存在的新批评有一天也会死亡，这会是好事。”[9]可见，巴特真正欣赏的不是哪一种名义的批评，而是顺应时代语言和文学作品的潮流，能真正与创作相辅相成的批评话语。 二、反科学化语言：从科学到文学 20世纪60年代末，罗兰·巴特经历索尔邦之争，其本人又受到德里达、克里斯蒂瓦等人影响，遂逐渐放弃了自己前期对科学语言的追求，转向碎片式的话语游戏。 1966年，巴特总结了对这次论战的观点，出版了《批评与真实》一书反击皮卡尔。书的第一部分，就针对新批评的诘难作出了系统性解释。巴特指出学院派的主要问题是不承认语言的象征性，尤其是不承认语言的含混和多义性，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只是依据“语言的准确性、心理统一的蕴涵和体裁结构的强制性，”[10]9而在巴特看来他们的这些批评标准已经基于一种除了客观性以外的意识形态意识，已经包含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精神分析学的因素，而学院派本身还认为只是理性本身。同时，巴特根据学院派提出的三条批评标准“客观性”、“品味”、“明晰性”逐条加以反驳。巴特认为这些标准束缚了批评家的思想，排除了文学以外的学科领域，也排除了语言的多义性和意义的多元性。这是一种评论危机。[10]45 书的第二部分，为区别于学院批评，巴特提出了自己文学科学的观点。巴特认为，就新批评而言，它从此远离一切科学的或社会机构的庇护，而肯定地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书写活动。[10]45只是为书写而书写，没有其他的目的。作品应该展示它的开放性和多义性。巴特提出应该建立一种文学的科学或者书写的科学。文学科学模式不以一种意义加诸作品而排除其他的意义。文学科学不是研究作品的内容，而是研究内容所处的环境，也就是形式的科学，特别关注意义的多变性。巴特说明，文学科学属于语言学类型。传统意义的作者被预言所置换，语言成了真正的研究对象，“这使得对隐含意义和最终意义的探寻无功而返”[6]304，因为它假定了一种主体观，事实上，这主体是根本不存在的。“文学向来只是主体的缺席或虚无”。[10]69巴特认为，这门新兴的文学科学所具有的客观性并非建立于直接的作品上，而是建立在作品的可理解性上，“文学科学感兴趣的并非作品的存在与否，而是作品在今天或未来会被如何理解，其可理解性将是它客观性的源泉。所以我们应摆脱这种意念：即认为文学科学能告诉我们作品的确切意义。它不赋予、更不能找到任何意义，只是一种诉说。”[10]60 巴特希望的批评话语的标准是一种适当性，并不一定是一种准确性，“如音乐一般，一个和谐的音符并不一定是一个准确无误的音符，乐曲的真实归根到底取决于它的适当性，因为它的适当性是有齐唱或和声构成的。”因此，批评也如同音乐，要保持真实的批评，也就是一种适当性，就是用自己的语言，重建作品的象征含义，也就是根据“确切的心灵演出”。[10]70 总的来说，《批评与真实》并没有使学院派心悦诚服地接受新批评，但它提供了对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好的论述，并为结构主义的文学科学或文学诗学提供了一个明晰的纲领。[7]75克里颠蒂瓦在1971年撰写了评论巴特的文章《人怎样对文学说话》，[11]克里斯蒂瓦针对巴特的《批评与真实》指出，对批评家而言，巴特提出了异质性的任务。“巴特的文本不仅仅是对文学文本的科学法则的解释。他的文学知识之所以是宝贵的，因为他把将异质性的能指作为欲望的侵入，联接到科学所标点的一种庞大操作性程序的踪迹上去。”[7]209 如果说“索尔邦之争”是客观环境变化促使了巴特的转型，那么列维—斯特劳斯拒绝给巴特指导博士论文则是巴特放弃科学性狂热的主观原因。20世纪60年代初，巴特请求列维—斯特劳斯指导博士论文《时装体系》，但遭到拒绝，斯特劳斯认为巴特文学味太浓，他对埃里邦(D.Eribon)说：“我从没感到我和巴特相近，他此后的发展证实了我的感觉，后期的巴特的所作所为与前期的巴特正好相反，我相信前期的巴特不符合他的本性。”[5]132巴特垂头丧气地回来跟格雷马斯说：“列维不要我，也不要我的论文。”[5]133巴特的博士论文没有找到导师，那意味着他可能永远无法完成这篇博士论文，也无法进入某种学院语言。于是，巴特把自己的兴趣推向了另一种风格，这种风格不大符合习俗，但更具有个性。他放弃了博士论文，转而试图成为作家。同时，文学馆负责人比尔日兰(O.Burgelin)从巴特关于“时装叙事”的报告会中总结出来巴特的未来，他认为巴特与科学性的关系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同时他还指出，巴特从不拒绝别人对他作品的重新阐释，愿意读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作品。因此，“巴特从未停留在科学性上，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受到这种科学性的欺骗。”[5]135 随后，巴特在其符号学巨著《时装体系》的序言(1967年2月撰写)中宣称，他的符号学探险“已经过时”。此后，他多次以清醒的口吻将自己符号学阶段称为“一种科学狂热”时期。“六十年代末以后，我写书只是为了快乐：在我的身上，对系统的快乐取代了科学的自我，对不偏不倚的科学逐渐漠不关心，我以快乐之心进入能指，进入文本。”[12] 1976年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中对待语言的态度更加表明了他作为文学作家的代表和科学研究者的态度完全不同。巴特认为，语言无处不在，作为主体的人溶解在语言中。因此，与索绪尔认为的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不同，巴特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语言先于人而存在。他发表了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语言是法西斯，法西斯主义并不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13]5同时，巴特在就职讲演中还阐述了文学和科学的关系。一方面，他认为文学包含科学知识。”在像《鲁滨逊漂流记》这样的小说里包含了一下各种知识：历史、地理、社会、技术、植物学、人类学等。如果由于某些过激原因使我们的学科除了一门以外其他都要从教育系统排出，那这唯一幸免的学科就会是文学，因为一切学科都出现在文学的纪念碑中。文学使科学知识发生了变化，它既未专注于某一门知识，也没有使其偶像化，它赋予知识以间接的地位，这种间接性正是文学的珍贵所在……”[13]7另一方面，人们试图消除文学和科学的界限，用各种模式和方法试图把两个领域融合起来。巴特认为，从语言学观点看，科学和文学的对立是必要和适宜的。“按照科学的话语来看，知识是一种陈述，而在文学写作中知识却是一种陈述行为。陈述行为在显示主体的位置和能量、甚至主体的欠缺的同时，专注于语言的现实本身。陈述行为的职责是使一个主体被理解，这个主题既坚定存在着又不可言传，既不被认识又被认识。语言不再被虚幻地看做是一种科学化的简单工具，而是被作为投射、爆发、震动、趣味而表达的。写作使知识成为一种欢愉。”[13]8 由此，欢愉的核心观念在此进入巴特的语言，欢愉是巴特区别文学性语言与科学性语言的内在主旨。可以说，巴特改变了文学批评的固定模式，使文学批评出现了诠释的可能，也使文学的视野投入到更为广泛的象征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