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道[1]2000年在《转型期中国反贫困机制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中国政府自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扶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并逐步明确的。中国扶贫开发20年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第二阶段（1986—1993）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阶段；第三阶段（1994-2000）扶贫攻坚阶段。 中国的反贫困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研究中国反贫困问题必须研究宏观经济背景及其与贫困的相互关系。中国反贫困最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反贫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与中国经济转型期相一致。应当说，中国反贫困政策和战略的制定无不打上转型的烙印，同时，转型发展对贫困和反贫困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转型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从不发达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这两种过渡在中国现阶段是结合在一起的。转型期对中国反贫困的影响是深入的，转型与发展相互促进，为中国大面积消除贫困创造了基本前提和条件；但转型发展同样没有能够避免对消除贫困的消极影响，经济发展与扶贫具有不同的本质和目标追求，而且增长的好处并不能自动惠及贫困群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缓解贫困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模型分析：GDP每增长1％，贫困发生率会降低0.56个百分点。但是，经济增长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明显地受到经济增长的地区和行业构成的影响。而且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并未在城乡居民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导致贫困集中与贫困加剧。 中国政府是反贫困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从1986年到1999年，中国政府安排财政资金、信贷扶贫资金以及以工代赈资金等扶贫专项资金累计达到了1378.1亿元。但在实施操作过程中普遍存在扶贫资金不能直接到贫困户、使用效率低、用于贫困县财政补贴资金比例过高、贷款回收率低、违规甚至违法操作等问题。 中国反贫困资源投放和使用中存在问题主要源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反贫资源的配置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反贫资源配置和管理必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多层次、多目标、多利益主体以及不计成本、不讲效率、不负责任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此，反贫困投资机制的创新必须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的机制，确实转移到市场经济机制的轨道上来。第一、建立反贫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因为，扶贫资源的有偿使用可以杜绝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可以激发贫困者内在活力，培养贫困农户的市场主体意识，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第二、建立可持续性的反贫金融机制。其总体目标是通过促进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使更多的穷人可以持续地享受到优质的金融服务，从而实现脱贫致宫。其思路是：在建立和完善贫困地区农村合作金融的基础上，大力引进小额信贷，使得贫穷农民无须抵押即可获得贷款，从而使穷人能够享受正常的金融服务，形成符合我国贫困地区实际的金融扶贫新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实现了小额信贷和农村合作金融的优势互补，可以更好地加快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的持续稳定发展；可以减少金融风险，包括借贷风险和管理风险，甚至是政治风险；可以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可以实现机构财务上的持续性。第三、建立反贫投资的监测和评估机制。其中包括（l）建立识别和动态监测贫困人口指标体系；（2）建立独立于扶贫机构的监督机制；（3）建立项目全方位评估机制： 进行反贫困机制创新必须加速贫困地区的科技进步。科技部十五年科技扶贫的实践证明：科技扶贫使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科学的理念、手段及方法向落后贫困地区迅速地传括、渗透和扩散，融人贫困地区传统的生产力各要素中去，从而引起生产手段的不断革新、劳动对象的不断扩大、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逐步改变和增强贫困地区的生产力系统功能，促进贫困地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加快脱贫致宫的步伐。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科技扶贫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加快贫困地区的科技进步，必须：第一、贫困地区应把科技成果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作为摆脱贫困的重要战略，努力提高贫困人口自身素质和能力；第二、大力促进贫困地区农业和农村科技进步；第三、依靠科技进步振兴贫困地区传统支柱产业和培育新兴产业．第四、健全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第五、建立健全促进贫困地区科技进步的环境与机制． 贫困地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政府应当发挥什么作用？贫困地区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加快农民脱贫致宜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受到长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贫困地区政府在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往往难以适应，其行为表现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短期行为、随意干预行为、封闭行为等等．因此，建立有效的反贫困机制必须正确界定政府的反困职能。反贫困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政府职能必须提供基本社会服务设施，以确保机会均等；确保人们对信贷等至关重要的资源享有平等机会：创造一个能够增
徐充[2]2005年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论文主要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首先,在界定贫困问题的基本范畴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西方经济学贫困理论进行了述评,并提出我国城镇贫困的界定标准及具体内涵。其次,对我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现状进行了全面透视,分析了现阶段城镇贫困群体的结构、分布、规模和特征,阐述了城镇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指出了城镇贫困的负面影响,并深刻分析了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产生并扩大的经济、社会及个人家庭因素。再次,指出我国城镇反贫困的治理难点,并通过对一些国家的反贫困经验借鉴,具体论述了应如何构建我国城镇反贫困战略与对策体系,提出我国城镇反贫困要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王大超[3]2003年在《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将中国带入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用“转型”一词对这一时期加以概括，就是因为这一时期将实现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历史性转轨。转轨的进程正在对传统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形成强大的冲击。竞争机制的引入，极化效应的作用，不断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也必然降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之下，关注穷人、关注贫困问题既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又是一切有良知的学者们的共识，同时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民众的强烈呼吁。梳理国内外贫困与反贫困理论，针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对转型期城乡贫困问题进行深层次研讨，进而构建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可操作性的城乡反贫困操作模式，正是本文选题与写作的主旨。 本文由六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导论。分析选题的背景，论述反贫困的国际意义与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的现实意义。 反贫困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宏观意义上中国贫困问题的特定涵指是农村贫困，因为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决定了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持久性、复杂性；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城镇职工下岗、失业率的骤然升高，城镇贫困问题又接踵凸现，其发展之快、关联之广、程度之深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此为本文选题的时代背景，也是本文致力于研讨贫困问题的现实出发点。 第二部分：第二章。通过对贫困含义的多向度解析，追溯国内外反贫困理论的发展轨迹，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反贫困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在总结国内外反贫困理论的体系特点和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重新构建转型期中国反贫困理论框架应侧重考虑的几个问题：加强反贫困理论的基础研究工作；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亟需填补空白；以宽视角、多层面原则构建我国反贫困理论。 第三部分：第三章。贫困测度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贫困测度的结果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重要依据。本章着重分析国际通行的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及特点，研究目前我国贫困线指标体系的构成，提出了改进我国转型期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的设想：1）构建反映时代特征的贫困指标体系。提出国内贫困指标与国际标准统一，贫困指标体系与小康生活水平相比照的设想。2）统一贫困测度的基本指标统计口径。提出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基本指标测定基尼系数；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标准衡量贫困人日消费品支出状况。3）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框架结构应更加综合和全面。4）实现我国基础度量指标与国际标准化度量体系相结合。 第四部分：第四、入章。对转型期中国贫困状况进行宏观与微观考察，检索农村与城市的贫困规模与分布特征。结合贫困成因的一般理论，实证分析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人口素质与负担、生态系统的非均衡状态和二元结构的制约等问题与农村贫困形成的因果联系；从劳动力供需结构夫衡、国企效益滑坡、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权力腐败与分配不公等因素探讨城市贫困问题形成的原因。 第五部分：第六章。通过对反贫困治理结构内涵及要素的分析，阐述反贫困治理结构要素协调作用的实践意义。在借鉴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及孟加拉等国治理结构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型期中国反贫困治理结构的主建内容：1）制定《国家反贫困法》，体观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制度规范：J重构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参与模式，实现政府功能的再定位：3）重塑贫困人口的士体地位，逐步完善贫困人口的参与机制；4）防止山责 权、利越位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发生。 第六部分：第七、八章。在全面分析和评价“八七扶贫攻咯计划”的基础卜，系统研究转型期中国农村反贫困操作模式，并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子长县反贫困系统模型。提出构建“就业＋保障”型城市反贫困系统。针对转型期城市低保“扩面”与“提标” 目标的现实矛盾，提出构建面向市场、面向穷人的“三线均衡”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城市贫困问题的现实状况，提出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应成为城市反贫困的本源性战略。
王朝明[4]2003年在《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配合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扶贫计划，已经推进了 10 多个年头，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主要体现在农村反贫困行动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由 20世纪 80 年代初的 2 亿多人，锐减到目前的 3000 万人左右。虽然如此，中国反贫困的任务仍是十分艰巨的。当前，贫困现象不仅表现在农村，而且随着体制转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避免，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和城市失业者数量都在逐年增加，城市就业压力不轻，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尚有相当困难，以贫困职工和城市长期下岗失业者以及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城镇新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原来不为人们关注的城镇贫困问题，正快速地凸显起来。政府、社会各界均已意识到城镇贫困问题的治理已迫在眉睫，中国扶贫事业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对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战略进行重新的反思和定位。本论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背景，对骤然而起的城镇贫困问题进行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等多视角的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即主要是从基本概念，贫困测度，致贫因素，反贫对策，目标和趋势以及国际比较上对城镇贫困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研究和认识分析。并力求通过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反贫困战略体系，冀望能有助于缓解当前城镇贫困的蔓延，以便在继续推动改革深化的同时，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切实维护好贫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论文共分 7 章，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第一章，作为全论文的引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贯穿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思路的理论主线是人文关怀的精神，由此点明了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和意义，并为后面各章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注入了灵魂和精髓。而全论文这个研究内核的提炼：一方面，是基于对经济学研究贫困的历史梳理，从而发现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和人文关怀精神已经逐步地丢失。这样，对涉及到人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主流经济学建树不多。相反，始终以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地分析和深刻地洞见了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存在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制度变革方式，在这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也正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对当前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因此，笔者在引论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为指针，重新诠释现代人文关怀精神，从而铸造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工业化社会以来反贫困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要突破过去仅仅将贫困视为一种低经济收入和物质匮乏现象（当然这是贫困最基本的现象，但贫困的表现不止于此）的理解，扭转将反贫困囿 1<WP=5>于临时性、施舍性的给钱送物的简单做法，提高扶贫的效果和效率，促使反贫困行动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人文化的轨道，必须张扬人文精神的旗帜（这也是当前一些国际机构将物质贫困上升为人类贫困来治理的理由所在）。这样，才能从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构建中国城镇反贫困的战略框架、政策体系和组织结构；这也为我们在后面各章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边缘交叉分析的理论框架。此外，引论部分还界定了众说纷纭的贫困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反贫困的要义，提出了关于贫困类型的划分，给出了测量贫困程度的指标体系；同时从文献的角度，重点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学说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转型过程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中关于贫困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并且确立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即框架结构。这一切为下文的分析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学术准备。第二章，从现实客观的角度描述了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存在的状况。由于当前城镇贫困问题的突显，直接反映在城镇贫困人口构成的变化上。而说明这个变迁，我们运用了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分析了伴随着转型，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享有资源占有的阶层出现了分化，中国社会分层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社会分层加剧的条件下，城镇贫困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了识别这个变化的规模，探讨了尚无法统一的中国城镇贫困线标准，以及按照不同贫困线标准测算的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其中包括笔者提出的应把从农村进城的流动贫困人口估算在内的规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和生存状况，运用英国学者汤森关于“贫困三分法”的理论，将当前城镇贫困归结为界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基本贫困”状态。最后，归纳出转型期城镇贫困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影响。第三章，基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背景，全面探讨了 20 世纪 90 年
曾月红[5]2006年在《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被世界银行誉为“21世纪最为引人注目、最为政治敏感”的城市贫困问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集中地凸现了出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产生于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之中，特殊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其不同于别国的特征。概括来讲，我国的城市贫困群体规模庞大，构成多元化，具有失业性、再生性和阶层性贫困的特征。贫困的产生必然脱离不了贫困者自身因素的影响，但在转型期这个特殊历史阶段里凸现的城市贫困更多地是源于多种制度、政策性因素的变动。具体而言，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产生与我国城乡管理体制、就业机制、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有效缓解当前我国的城市贫困状况，必须建立起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反贫困体系，将就业优先、城乡统筹、人文关怀确立为价值目标，从扩大就业、完善社保、公平社会资源分配等角度，采取具体措施切实保障和完善城市贫困群体的权利，帮助其早日摆脱贫困。 全文共分为七大章节： 第一章是论文的引言，在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简单综述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方法及思路，并指出了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 第二章主要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概括介绍了经济学家们在贫困问题上的探索历程。其中，有重点地介绍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以及阿马蒂亚·森有关贫困问题的经济思想。以期通过对不同学派关于贫困问题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做好理论准备。
王雨林[6]2007年在《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成果显著，但绝对贫困还没有被完全攻克，因此有必要全面分析中国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以期探索出可行的反贫困对策。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贫困研究的理论综述，第三章对中国农村贫困情况作全景式介绍，第四章分析了转型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农村贫困的成因，第五章提出具体的农村反贫困举措。具体内容如下：本文首先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的方法、思路和内容，研究的创新和不足，并用列举了当前的一些农村贫困现象。在贫困研究的理论综述部分，回顾了贫困的定义理论、贫困线及其测定方法、贫困程度的计算方法，并对贫困成因理论和反贫困理论做了详细的分析。对于贫困的定义，本文分别介绍了贫困的狭义定义、广义定义和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定义，并初步认识到，贫困是个人和家庭难以获得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也难以依靠个人力量改变现状的生存与发展状态，需要引起社会广泛重视并予以帮扶摆脱困境，否则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对于贫困线和贫困程度的计算，本文在介绍了什么是贫困线，如何确定贫困线以后，介绍了4种测定贫困程度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计算FGT指数做了详细的数学推论。对于贫困成因理论，主要介绍了要素缺乏论、制度不利论、贫困的人口学理论和贫困的社会学理论，反贫困理论则主要介绍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反贫困理论，促进结构转换的反贫困理论和促进部门及地区经济增长的反贫困理论。其次，本文对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情况做了全景式分析。对本文如何计算FGT指数做了详细的数学推论，直接利用国定贫困线，即相当于1985年不变价格指数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5元，和全国及各省统计年鉴上的收入分组数据，计算出FGT指数等农村贫困指标，并将FGT指数的变动分解为受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两方面的影响。为了更全面地掌握我国农村贫困的情况，本文除了分析全国农村贫困情况在各个时期内的变化，还将各省的数据按照经济区划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我国农村反贫困工作在整个转型期内成果显著，但受经济发展情况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十分明显，反贫困的地区差距也很大。再次，对于转型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农村贫困的成因，本文主要从影响农民收入的角度，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角度，影响农民获益能力的角度来看。认为我国过于注重GDP的发展思路，国际经济秩序导致我国“探底竞争”，不利的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民分工不足等会使农村居民整体所得的收入不够多；而我国的发展政策以城市为中心，且具有地区偏向，使农村居民整体收入存在地区分布的不平等；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限制了农民获益，农村经济体制和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缺陷使农民获益能力不足，再加上一些农民具有不利的个人和家庭因素，使贫困者在农村收入分配上获益能力不足。最后，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提出了总体性对策和地区性重点。认为要构建有利于反贫困的环境条件，构建有利于反贫困的制度体系，增强贫困者的反贫困能力，重视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等。对于地区反贫困重点，根据本文计算出的农村贫困情况做进一步分析，对各省应该更为注重增加收入还是改善收入分配提出意见和建议。本文认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保证反贫困工作长期取得良好成绩的先决条件，在关注增长的同时要关注公平，要注意培养人的素质，促进城乡交流。总之，农村反贫困要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协调发展的道路。
刘春怡[7]2011年在《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几乎是人类所面临的永恒挑战,而转型期的城市贫困更是一个世界性的突出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城市贫困已成为我们正在面临和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而又重大的社会问题,为此,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用于缓解和应对城市贫困,当前亟需建立并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当前我国已初步建成以低保制度为核心、其他专项救助制度为辅助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应该看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自实施以来,有效缓解了城市贫困问题,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成为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安全网”,但它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亟需改进和完善,以充分发挥其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长春市580户贫困家庭做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试图在社会学的专业框架下,围绕贫困救助的根本目标,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现状、现行救助政策的实施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对当前城市贫困救助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全面认真的总结、评估与反思,并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对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救助体系的健全与完善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以期为城市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王俊文[8]2007年在《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尔基曾说：人类生活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贫困。贫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消除和缓解贫困，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和繁荣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农村贫困现象明显缓解，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的3％左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目前我国农村仍有2800万人尚未脱贫。这些地方地域偏远、交通闭塞，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文化教育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农民素质低下，脱贫难度越来越大。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民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所以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村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现代化，没有农民小康就没有全国小康。农村稳则全国稳，农民兴则国家兴。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即改革不合理封建土地制度，调动农民积极性，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民问题，则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之奋斗和所追求的就是要消灭贫困，使人民过上民主文明、幸福富裕的生活。当前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展开，贫困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因此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和战略要求，关注贫困问题、研究贫困问题，解决贫困问题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六章对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及观点简述如下：第一章是导言，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选题缘由；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当代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意义，即中国反贫困进程，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中国反贫困进程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民族和睦团结和社会安全稳定创造了条件；中国反贫困进程，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和良好示范效应；中国反贫困进程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三部分主要从文献学角度重点阐述了国内外反贫困理论研究现状；第四部分对当代主要贫困理论进行了阐析，即贫困的经济学解释；贫困的人口学解释；贫困的社会人类学解释；贫困的政治学解释，尤其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贫困学说；第五部分界定了众说纷纭的贫困基本内涵与反贫困要义，提出了贫困类型的划分，对贫困测定的价值取向及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变化、贫困地区分布及其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贫困区域进行了释义；第六部分主要确立了本文研究方法，即理论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实证与规范研究相结合；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共性与特性分析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第二章由四个部分组成，主要阐述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形成的多维原因。第一部分主要阐析了形成贫困的环境原因，即对我国贫困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进行考察；对我国贫困地区区域环境条件与经济发展进行考察；对我国贫困地区环境与人口的相关性考察；第二部分主要阐析了形成贫困的历史原因，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政治性根源；城乡“剪刀差”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经济性根源；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导致农村贫困的社会性根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及政策差异性是导致我国地区贫困的基础性根源；第三部分主要阐析了形成贫困的文化原因，即文化贫困对形成贫困的影响；民族文化对形成区域贫困的影响。第四部分阐析了形成贫困的体制、机制原因，主要有政府经济行为的缺位与错位对我国贫困的影响；基层组织作用虚化对我国贫困的影响；基层组织作用虚化对我国贫困的影响。第三章由五个部分组成，主要对我国反贫困绩效评价、历史经验及其轨迹演进进行了阐述。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反贫困的贡献；第二部分主要对我国反贫困历史进程及其轨迹演进进行了梳理；第三部分是正确认识我国反贫困绩效及其评价；第四部分对我国反贫困基本经验和做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第五部分分析了我国反贫困过程及其政策存在缺陷，并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反贫困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四章由三个部分组成，主要阐述了国外反贫困经验及对我国农村反贫困启示。第一部分对发达国家贫困特征及反贫困措施进行了阐述，并以美国、意大利、日本反贫困政策措施为例；第二部分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特征及反贫困实践进行了阐述，并以印度、巴西、孟加拉反贫困政策措施为例；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国外反贫困经验对我国反贫困的当代启示。第五章由六个部分组成，主要探讨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治理结构框架。第一部分主要解读了反贫困治理结构内涵；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反贫困治理结构要素及相互关系，即反贫困目标体系和战略实施；反贫困政策、制度制定及法规；反贫困组织机构网络及管理体系；贫困人口参予与组织；利益相关者的主动参予。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反贫困治理结构监督机制及其作用；第四部分对反贫困治理结构内容进行了阐析；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制定反贫困法，走依法反贫困发展之路；第六部分主要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是贫困治理结构的基础和前提，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可持续发展”含义；“可持续反贫困发展”的基本理解；贫困地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扶贫项目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第六章由七部分组成，主要对当代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选择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形成；第二部分对我国反贫困战略特点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对我国反贫困战略进行了反思，即在反贫困主体确定上，过高估计政府对地区(区域)经济增长利益分配中的作用；在反贫困客体确定上，重视宏观区域贫困，忽视微观层面的贫困村、贫困户；在反贫困方式上，注重物质资本输入，相对忽视人力资本开发和塑造；在反贫困内容上，重视改善供给，轻视剌激需求；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选择指导思想；第五部分主要阐述了21世纪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宏观选择；第六部分对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具体操作进行了实证分析，即建立坚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加强我国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走农业产业化之路，消除或缓解贫困；信息扶贫；政策扶贫；人力资源开发扶贫；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李冬梅[9]2007年在《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诱发的危机及其政府治理》文中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社会转型期的另一产物，一个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逐步形成，他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有被边缘的倾向。他们可能会诱发各种类型的危机，引发局部或全国性的危机。因此，进行对于此类危机的政府管理就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本文除绪论和结论之外共六部分：第一部分：弱势群体及危机管理理论综述。第二部分：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诱发的危机类型。本文认为弱势群体容易诱发贫困危机、犯罪危机、秩序危机及认同危机。第三部分：弱势群体诱发危机的原因。从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入手分析了弱势群体容易诱发危机的原因。第四部分：国外对弱势群体的危机预警。分别从反贫困预警、社会秩序预警、犯罪预警以及危机预警机制等几个方面论述。第五部分：弱势群体诱发危机的预警机制。第六部分：弱势群体诱发危机的政府治理。针对弱势群体诱发的危机，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治理：第一，政府通过政策支持治理危机。包括解困和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共同富裕和扶贫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等。第二，政府整合社会力量治理危机。包括第三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媒体、社区服务。第三，政府通过转变职能和实现自身改革治理危机。这主要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法治型政府来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健康快速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在国际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并且有着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一些突发事件极有可能引发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社会危机，这些危机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甚至导致经济社会的倒退。但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危机的一些特征，对危机预警的全程控制是可行的，加强危机的预警管理，即对危机进行控制，有效地防范危机爆发，则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调整，健康平稳实现转型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因素，为了使国家在一个稳定、健康的环境中发展，必须要进行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正是因为社会转型中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弱势群体。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弱势群体可能会诱发各种危机，对社会的经济及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可能引发局部或全国性的危机，因此进行政府危机管理的探讨显得更为重要。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容易诱发的危机及政府对此类危机的管理中预警系统的构建、政府对此类危机的具体治理对策，从行政学、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作为分析探讨。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第一，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系统地总结了弱势群体容易诱发的危机及原因；第二，系统性地总结出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容易诱发的危机类型，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知识对反映需求差距与社会冲突爆发关系的J．戴维斯曲线，提出了不满意程度、需求差距与社会矛盾关系图；第三，针对弱势群体容易诱发的危机对当前我国唯一的社会稳定预警系统图，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诱发的危机的政府预警系统，在实践操作方面作了一些尝试。
钟咏[10]2006年在《转型期城市贫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我国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呈现出加速进行的态势。城市中确实有一部分居民率先富了起来，加入到富有者的行列，但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却处于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的境况，沦为贫困层的成员。城市贫困人口因其来源广泛、数量渐多、影响面广而引起人们特别关注，成为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一个全新的社会问题。 首先，本文以发展理论的演变为出发点，指出贫困是发展中必须重视的社会问题。在借鉴和吸收国内外对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基础上，文章揭示了贫困的外延和内涵，指出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的特征；以对调查资料分析为基础，分析了转型期城市贫困的现状；详细阐述了转型期城市贫困对社会的影响，说明了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必要性。 其次，本文认为转型期城市贫困的原因有社会外在致贫因素和贫困人口内在致贫因素。文章分析城市贫困的外在原因主要有历史原因、市场经济的挑战、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收入分配不公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城市贫困的内在原因主要有家庭人口越多，就业面越小，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大，贫困发生率越高；就业者受教育程度越低，陷入贫困的概率越高；影响就业者收入的其它因素等。 最后，在转型期城市贫困的缓解对策分析中，借鉴国外反贫的基本对策与模式，构建了转型期城市贫困的缓解模式，分析了缓解过程以及将“内外结合、标本兼治”作为缓解模式的核心。主要从完善公共政策，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反贫困主体建设，提高城市贫困主体自身素质，等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措施及应对方案。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中国反贫困机制与对策研究[D]. 曹文道.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0
[2].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贫困问题研究[D]. 徐充. 吉林大学. 2005
[3]. 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D]. 王大超.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4]. 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D]. 王朝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5].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D]. 曾月红. 四川大学. 2006
[6]. 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D]. 王雨林. 浙江大学. 2007
[7]. 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问题研究[D]. 刘春怡. 吉林大学. 2011
[8]. 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D]. 王俊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9]. 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诱发的危机及其政府治理[D]. 李冬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10]. 转型期城市贫困问题研究[D]. 钟咏.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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