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肯尼迪论文,韦伯论文,马克思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2-0152-05
三、西方世界兴起的制度因素与天时地利：从诺思、肯尼迪到华勒斯坦
通过本文上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从斯密、马克思到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均从市场参与者的精神禀赋上论述了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强调了在近代西方世界兴起中的制度因素，尤其是韦伯，更是明确地把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最终归结为西方国家近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制度。那么，这种促成并保障近代西方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兴起的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毫无疑问，它与罗马法、基督教传统以及西方国家的独特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有关，但从发生学上来看，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单独构成决定性的生成因素。韦伯看到了这一点，并在许多著作中一再申明这一看法。现在看来，直到今天，这些问题都没有获得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试图运用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并结合科斯(Ronald Coase)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理论地和历史地回答这一问题，但现在看来，其回答仍然难以令人满意。并且，这里不能不说，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有关欧洲近现代法制史和宪政史文献来判断，诺思对近代西方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制度的产生原因的解说，可能是误入了歧途——如果说他的解答不是误人子弟的话。
现在看来，诺思本人对制度与国家因素在近代西方世界兴起中的作用的看法，同数十年前韦伯所提出的上述见解有颇多相似之处，但是，很显然，诺思比韦伯更为清晰和明确地强调了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中的制度因素，并且也更注重与制度因素直接关联着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譬如，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小册子中，诺思和托马斯(North & Thomas)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中心论点一目了然，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之所在。”[1](P5)在该书第八章，诺思和托马斯又重复指出：“我们在第一章已证实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组织，那么，只要它符合经济增长的要求，一个社会便会发展。”[1](P117)在这本小册子的“结束语”中，诺思和托马斯还批评马克思未能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必不可免的，并批评亚当·斯密没有告诉人们“怎样保证有效率的政府会发明并维持一组保证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他们还声称，真正开始研究经济组织的，是他们自己[1](P194)。
如果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近代西方兴起的关键因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方诸社会的形成和出现呢？在后来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譬如，在第二章《经济结构导论》中，诺思(North)指出：“知识和技术的存量决定了人类福祉的上限，但他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些限度内人类如何获得成功。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以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2](P17)那么，又是什么因素确保有效的经济组织的运作呢？诺思认为，那就是明确的私有财产制度。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用了大量篇幅阐述了这一观点，并以荷兰和英国经济在欧洲近代史上率先起飞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见解。就荷兰的例子而言，诺思解释说，在近代欧洲历史上，荷兰经济之所以率先起飞，其原因在于“荷兰人在地理上处于中心位置，再加上有一个通过授予和保护私有财产和反对限制性措施等方式来鼓励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政府”[2](P154)。至于英国，诺思则认为，英国经济能成功地摆脱17世纪的危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财产制度[2](P154)。
如果说在一个经济中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与私有财产制度安排有关，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私有财产制度的生成？换句话说，导致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私有财产制度出现的因素是什么？这显然是更深一个层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诺思的明确解答是，“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2](P17)。从这一认识出发，诺思得出了如下结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因此，诺思主张，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应占据重要的地位[2](P20)。
诺思的国家理论的基本思想又是怎样的呢？按照诺思的解释，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它“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可能采用暴力”[2](P21)。因此，诺思认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出于他的来自新古典主义“理性经济人”的分析精神，诺思认为，具有一个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模型，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其一是统治者在与选民的交换过程中，国家为取得收入而向选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其二是国家统治者为达到国家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社会集团设计产权制度；其三是由于国家组织者总是面临其他国家和现存社会中可能成为未来统治者的个人的潜在竞争，因此，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2](P23-24)。说到底，在诺思的心目中，国家统治者完全基于其个人利益的计算，为市场的参与者设计产权规则和建构财产制度。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尤其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一再指出，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人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博弈规则。这些社会博弈规则（包括产权形式）完全取决于国家的统治者对其收入的最大化追求。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深究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建制，其本质和存在理由是什么（这已经部分超出了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的研究范围），单从诺思认为国家存在以及其职能是其内部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发明、设计、界定及实施产权和其他社会博弈规则这一点来看，这一见解本身就意味着经济运行的种种规则、约束和规范不是来自在现实交易或交往中的当事人的活动过程，或者说经济博弈过程，即不是人们重复社会博弈创生并衍化出社会博弈规则，而是第三者 （即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计算与独断意志或意愿来决定和建立这些博弈规则。
基于其新古典主义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诺思得出了他心目中的西方世界兴起的动态发展机制的历史图景：较充分界定的产权改善了17、18世纪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上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其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继之而来的是“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以及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从而在创新收益率提高的同时，创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诺思认为，正是这一系列相互促进、相互关联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的变化，为西欧的科技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2](P159)。如果大视角地阅读欧洲近代经济、法律与社会史，我们会发现，在近代欧洲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市场秩序的自发成长和扩展与法律和宪政民主制度之间的一个互动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这与诺思的见解颇为相似。但是，与诺思的历史观颇为不同，我们的观察是，欧洲的法律制度和其他市场运行的制度规则，决非是——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市场运行而设计出来。恰恰相反，与市场运行有关的法律制度恰恰是市场发展的一种自发生成的产物，——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工商业界人士和城市民众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法律制定（主要是商法、海事法、城市法等）并与各国君主王权争斗所争得来的一种结果。换句话说，欧洲近代的法律制度是近代宪政民主政治生成的一个历史伴随物。
同样从国家在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来分析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则反过来从历史上欧洲各国政治的多元性、民族和王朝的国力竞争及军事冲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来探寻和解释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历史原因。
在《大国兴衰：1500到2000年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一书中，肯尼迪谈到欧洲近代史上的奇迹时首先指出，近代以来，“在定居于欧亚大陆西部的分散的、相对来说缺乏经验的民族中，发生了一场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是什么长期的因素促成了这一“欧洲奇迹”？肯尼迪首先发现，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处于一种四分五裂、各国互相竞争和军事冲突不断的状态。而近代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所造成的。欧洲的地形支离破碎，加上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从南到北气候差异很大，这就使得在欧洲建立统一的政治控制体制变得非常困难。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持续存在。地方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近代欧洲历史上的政治地图。欧洲多条内陆河流和三面环海，又为近代欧洲各地的分散贸易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各地王权势力的相对薄弱，又恰恰为近代欧洲各地——尤其是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环周边地区——的分散贸易提供了契机，欧洲的近代市场贸易秩序，事实上就是在这种各国王室政治竞争和军事冲突的缝隙中发展起来的[3](P16-20)。肯尼迪认为，这种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所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意义十分深远。首先，没有任何王室和封建领主的政治权威与宗教势力有办法及能力完全压制住这种市场贸易的扩展：“……基本事实是，在欧洲既不存在一邦国——如意大利的城市邦国——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于是，“资本主义便产生了”[4](P51-55)。除了罗马帝国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工商业发展的单一政权 (uniform authority)；也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因其侧重点不同而造成某一工业的兴起或衰落；那种类似于严重阻碍印度莫卧尔帝国的征税人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与全面掠夺的情形也没有发生……像明代中国和幕府时代的日本那样的对海外贸易所颁发的禁令也难能有什么效果”[3](P20)①。
根据上述历史事实，肯尼迪接着发现，在这样一种历史格局中，“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a symbiotic relationship)，从而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国内秩序以及非任意专断的法律制度（对外国人也是如此），并从税收中获取了由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增长的一部分。”在此情况下，肯尼迪认为，整个欧洲近代的发展，恰好印证了亚当·斯密的一句名言：“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的繁荣，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3](P20)肯尼迪的这一见解，恰恰与笔者在最近的两篇长文中所讨论的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的发挥机制和哈耶克以及狄索托所猜测到的其制度条件相一致②，并且为学术界对欧洲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史研究所证实。
如果说上述诸家在探索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原因时，仍或多或少地从历史决定论的视角审视问题，那么，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基于某种潜意识的非决定思路来考察近代西方社会兴起的一些偶然因素，把欧洲市场经济的生成和兴起，视作为“相当偶然的”、“机缘的”，甚至是“一组巨大的意外”。譬如，同样意识到罗马帝国的崩溃为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提供了一些历史条件或契机，意大利历史学家波利加尼(Luciano Pellicani)和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提出，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中世纪的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权之间的争斗，使得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政府）从来都不强大，从而意外地使“资产阶级的市镇”获得了“渔翁之利”：罗马帝国崩溃了，欧洲的一些族国和邦国——如意大利的城市邦国——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于是，“资本主义便产生了”[4](P51-55)。除了罗马帝国所带来的欧洲松散的政治实体和各国王权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实际并不大这一历史事实外，另一位学者霍尔还补充到：“毋庸置否，许多支蛮族在罗马帝国的末期进入了欧洲，这就与中国和伊斯兰地区历史上的面临单一外患有很大不同，这一事实是利于多元体制在欧洲出现的初始条件。”[5](P134)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多元的政治格局和各封建王国和领主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为工商企业家的崛起提供了缝隙及机遇，但这绝非意味着在近代欧洲诸社会中已自动生成了市场秩序自发成长与扩展的土壤和条件。事实上，在欧洲中世纪的早期，欧洲各地均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约束“斯密动力”发挥的各种各样的“布罗代尔钟罩”。正如波利加尼所见，“无论我们检视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的踪影。但我们同时也发现，那些经济生活多多少少地都禁锢在(Cooped in)僵死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结构里，这种结构给卡塔莱科特克斯博弈（the game of catallactics③——商业交换的科学）留下了很小的空间”[4](P43)。换句话说，尽管在文明社会的任何时期和地方都会存在着市场扩展的内在成长动力，但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和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总是存在着有效约束住自发经济秩序不断成长和扩展的种种限制，而欧洲中世纪之后诸社会的动态变迁，却为成功地打破这些种种限制性的禁锢提供了天时地利。在近代欧洲历史中，种种约束着市场经济秩序自发扩展的“布罗代尔钟罩”被打破的实际历史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欧洲近代历史上打破这种种对市场扩展秩序限制型约束历史过程的经验对我们今天反思晚清中国衰落的历史原因的参考意义是什么？在经历了二十多年触发市场秩序生成并不断成长和扩展的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今天，欧洲历史上这一动态演变过程的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又在哪里？这才是我们今天重新追问这一问题的意义所在。
四、简短的结论
通过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进行探究和论述的上述文献的简略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这个极其复杂的理论和历史问题，诸家的见解既存在巨大的理论分歧，也有许多“所见略同”之处。对这些诸家所见略同之处，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笔者在最近的两篇文章④中业已指出，按照亚当·斯密的见解，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机制源于分工和专业化所伴生的市场扩展与深化，而推动人们不断进行企业内部与市场和社会分工的最终动力，则来自人们对自利的追求以及人类所禀有的喜好交易的性向，而作为一种自发生成和自我扩展秩序的市场体制——或言哈耶克眼中的那种“Catallaxy”——，既是这一“斯密动力机制”发挥的条件，又是其外在表现和现实结果。斯密的这些伟大理论发现，被后来的许多思想家以各种形式近似地表达出来，且各学派诸家见解的差异不大。譬如，在马克思那里，被解释为资本家对“不断的积累的资本”无限制的追求；在熊彼特那里，这种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被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事业成功和争取出类拔萃的那种非物质追求的“创新精神”；在凯恩斯(Maynard John Keynes)那里，则被理解为熊彼特式“企业家”扩张企业的那种“动物精神”。这种对企业扩张和对资本积累无限制的追求，在马克斯·韦伯的话语中，则成了“人为了他的生意而存在，而不是为了人的存在而经营生意”这句名言。正是在这种源自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以及喜好交易性向而演变出来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创新冲动，使得近现代的市场经济秩序好像是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兰德斯 (Landes)眼中的那种“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样。这种企业家追求利润和企业不断成长的结果，就使得现代市场体系变成了马克思和华勒斯坦所见的那种其“核心活动是一种永不停滞的成长和不断的资本积累”[4](P18)。
第二，依照韦伯和华勒斯坦等西方学者的见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或精确地用哈耶克的语言说，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在人类文明社会的许多地方（如果说不是全部的话）和历史时期都存在过，但这种以市场交换形式存在的扩展秩序要占据整个社会，从而使其内在蕴涵的斯密动力顺畅地发挥出来，确实在近代欧洲历史上有其独特的天时和地利条件，这种天时地利主要为：(1)罗马帝国崩溃后形成的欧洲各地松散的多元化政治格局；(2)欧洲各王国和封建领主之间的相互竞争及军事冲突；(3)在欧洲中世纪传统政治体制下王室和政府对社会的实际控制力量相对薄弱；(4)罗马教廷神权与欧洲各王国君主神权之间的相互制约；(5)基督新教改革所带来的西方人的世俗观念的巨大转型，以及韦伯所见的那种新教伦理的形成。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近代诸国工商业界生意人士冲破限制市场扩展秩序成长的种种布罗代尔钟罩的一个巨大的和不可多得的历史机缘。结果，近代欧洲历史的“科技革命”和“经济起飞”就在这一历史机缘中发生了。
第三，尽管近代西方兴起的动力机制来源于人们的自利追求和喜好交易的性向，以及在欧洲近代市场经济秩序生成过程中转化为某种企业家精神及创新和无限扩展资本的那种冲动，但这种精神的发挥和张扬却需要外在的制度环境。这种企业家精神以及其创新和无限扩展资本的冲动与外部制度环境的互相冲突、相互作用和相互调适，构成了近代欧洲经济奇迹的社会动态变迁过程。那么，这种保障或言能够容纳市场秩序自发生成和不断扩展的法律制度是怎样在近代欧洲多元化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罗马教廷神权与各国君主王权相互制衡的独特历史机遇中产生的？从历史上来看，这主要有赖于西方近代民主国家和宪政民主制度的生成。回顾并反思西方宪政民主运动与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的生成以及与西方诸国近代经济起飞的内在关系，已经属于另外一篇理论文章的任务了。
［收稿日期］2006-10-28
注释：
①罗森堡和小伯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 Jr.,1986，参见中译本，第155页）也观察到同样一个事实，他们指出：“……似乎可以肯定，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欧洲分裂成众多的国家和公国。欧洲不是只有一个‘帝国公司’，而是有许多的‘君主公司’、‘诸侯公司’和‘城市国家公司’。新出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之间开展竞争，每个国家都基于保持从商人阶级那里获得收入和信贷，也都意识到允许邻国增加和扩充军事力量的财政能力的危险性。因此，这种竞争是克服乡村军事贵族对新商人阶级所固有的厌恶感的重要因素。”（罗森堡和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55页。）
②韦森：《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韦森：《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
③这是哈耶克晚年所经常使用的替代“经济”的一个词，意为“研究作为自发秩序的经济系统的科学”。根据Archbiship Whately的思想，哈耶克在他晚年的许多著作中一再把这种“作为结果的自发秩序”称之为他根据古希腊语Katalassein所造的一个新词“Catallaxy”（参Hayek,1967,p.167; 1979,p.107-132; 1988,p.111-112）。譬如，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二卷，哈耶克(Hayek,1976,p.109)说：“从而经由人们在市场中依据财产法、侵权法和契约［法］而行事所产生的特定的自发秩序就是Catallaxy”。研究“Catallaxy”如何运作的科学就是“catallactics”。
④韦森：《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韦森：《从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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