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模式--“宗教未来”的翻译与解读_宗教论文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模式--“宗教未来”的翻译与解读_宗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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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有没有未来?如果有,宗教的未来是什么?这是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R.Stark)和威廉姆·希姆斯·本布里奇(W.Bainbridge)在其合著的巨著《宗教的未来》一书中力图回答我们的问题。

“宗教的未来”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宗教社会学的奠基人,从孔德、杜尔凯姆到马克思等都认为,宗教必将消亡,因为这是科学、教育与现代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类观点影响之深,以致长时期以来,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都“热切地期待着宗教的死亡,就像古代以色列人热切地期待弥赛亚的来临一样”。然而《宗教的未来》一书却给出了一个相反的答案:宗教是人类普遍需要的直接表达。未来不是没有宗教的时代,而很可能是新兴宗教的时代。未来,对宗教来说,将是光明的;对研究宗教的社会科学来说,也是光明的。

这个答案的依据,是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个答案的分析基础,是在实证研究上进行的关于新宗教运动的理论建构。这一艰苦的研究工作始于对宗教仍然存活的原因之解释。通过调查、统计、历史案例研究以及人种学领域探索等方面的信息,作者为我们绘制出了一幅关于当代宗教的全景图——涵盖了从传统的宗派到最兴旺的膜拜团体,并将这些丰富的信息置于一种连贯的理论框架之内来考察。通过对当今宗教所呈现形式的解释,作者使我们理解了宗教在世俗时代的持久性及其在未来的前景。

全书汇集了两位作者从1979-1984年发表于《对宗教的科学研究杂志》、《社会学分析》、《宗教研究评论》、《社会分析》、《美国社会学期刊》等学术刊物上的十六篇论文,在对之进行扩充、修改之后,形成了一部包括五个部分、二十二章、五百多页的巨著。

第一部分,作者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宗教定义:宗教即主要从事提供以超自然假设为基础的一般补偿物的人类组织。①这个定义从人类行为的世俗原则——人总是追求他们认为会有回报的东西,并且总是努力避免他们认为会付出代价的东西——入手,把宗教现象放在人性和社会的广阔背景下,并由此推演出各类宗教组织建立的根据,分析其演变的动力机制、消长的规律,总结出宗教运动的基本特征,同时,发展出考察宗教运动的一系列概念和测量工具。

在第二部分,作者讨论了教派的问题,为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张力”,并指出:宗教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张力向两极的变化,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宗教运动:教派运动和教会运动。作者一方面解释了宗教组织容易与其环境进入低张力的原因,一方面也对教派阶级结构上升机制进行了探讨。这种探讨否定了韦伯关于特定宗教价值的正面经济影响力之说,支持了源自杜尔凯姆的控制理论的道德再生论,并提出统计规律中偶然性的作用,即向中回归机制(regression-toward-the-mean mechanism),是教派阶级结构上升的重要原因。这无疑是一种新的解释。

在第三部分,作者讨论了膜拜团体类型、创立的模式,由此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宗教创新的理论。作者对这类宗教组织在宗教运动中的地位予以了特别的重视,指出,未来宗教的希望不在已经牢固确立的传统宗教中,而在今天尚处在宗教经济边缘的新兴宗教之中。

第四部分讨论的是宗教组织的增员问题。在考察教派和膜拜团体如何吸收新成员之后,作者还探索了亲密朋友关系中宗教和神秘信仰的作用,由此得出人际关系网在增员中的重要性。而作者对加入膜拜团体成员的宗教状况、社会环境、精神健康等方面资料的分析,使我们意识到,在当前的社会文化条件下,膜拜团体运动可以用正常的方式,成功地吸收几乎在我们想测量的任何特征上都完全正常的人。

第五部分为全书的总结。在作者看来,世俗化、宗教复兴和宗教创新,是宗教经济中的三个基本的、相互关联的过程:世俗化不仅会自我限制,也会促使宗教的复兴与创新。宗教的历史不仅是对衰落的记录,也是新生和成长的写照。

这部洋洋洒洒的巨著在严密而富有社会学想像力的理论演绎同时,辅之以丰富的经验检验,既以实证资料为基础,又超越了资料的局限,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构建起来的理论既有强劲的筋骨,又有充实的血肉,堪称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理论建构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都极其出色的典范。

其理论研究特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它以演绎法构筑起理论的基本框架。例如,作者对宗教的定义不是从现象进行类型学的归纳,而是从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入手,层层推论,由此确定各类宗教组织存在的理由,也为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提供了逻辑的前提。第二,它继承从马克思到尼布尔的一贯观点,把教派运动的根本动力归于宗教组织的社会结构,指出,只要存在社会阶层,宗教组织的内部矛盾就不可避免,分裂就是自然的过程。第三,它以“张力”为核心概念,考察宗教运动的动态机制——把宗教放在历史的、社会的背景之下,而不是截取宗教在某个历史时期、某个社会环境之中的状况,由此超出了世俗化理论涵盖的范围。第四,全书通过对宗教现象作出全面的考察,超出传统宗教的范畴,涉及到大量新兴的宗教现象,由此而发现宗教未来的希望所在;这既是一个描述宗教运动机制的研究,又超越了尼布尔著名的教会——教派理论,使得这个理论洞见发展为一个逻辑体系。

其实证研究也十分引人入胜。全书涉及十几个独立的实证研究,所列表格达89个、图20幅,乍一看真令不大熟悉量化研究的人望而生畏。实际上,该书所采用的都是社会学常用的测量方法和统计指标。大部分是单变量描述常用的数量、百分比,大量采用了百万人口比率,相关分析采用了皮尔森相关系数和gamma系数,另外还有一处采用了因素分析。如此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在多方面为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资料方面。从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到私人编辑的小册子,从盖洛普调查数据到电话号码簿,从学者研究报告到宗教组织内部资料,不一而足;而资料涉及的时间最早是1890年,最新是1977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正是在丰富资料来源的基础上,作者可以对各种数据进行比较、甄选、计算,得出信度较高的结论。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往往苦于资料缺乏,进行量化研究非常困难。确实,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宗教普查资料,人口普查也不包括公民的宗教信仰情况。不过,从历史档案以及其他社会档案中发掘数据,也是很多学者欠缺的功夫。正因为如此,作者用了很多笔墨介绍资料的来源、对资料的质量进行分析,介绍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的根据和方法。作者还在多处感叹如此丰富的资料竟然从没有人用过,因此,竟用了一章的篇幅,运用“尘封已久、无人问津”的资料,发展出一套有效的膜拜团体测量指标,给了我们一个精彩的“示范”。

第二是社会学研究过程的示范方面。从全书所包含的每一个独立量化研究,我们都可以看到标准社会学研究的清晰步骤:社会学量化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过程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其中有许多可以视为研究示范。比如,对于教派运动机制的研究,作者提出新的假设:向中回归是教派阶级构成提升的主要机制。作者对两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向中回归”和“阶级构成”进行层层演绎,提出了可操作的概念,确定了恰当的指标,以可得到的数据进行测算,最后得到支持假设的结论。其逻辑推演的严密、指标选取的巧妙、对数据解释的恰当,使我们在读译整个假设检验的过程中,有一种审美的快感,常常情不自禁地拍案击节。

第三,测量指标的选取及其效度检验方面。国内问卷设计常见的一个问题是概念操作化程度不够,或者效度不高,导致测量偏差。而该书很多测量指标都给我们以启发,比如对“张力”的测量。由于张力是考察宗教团体与其社会文化关系的重要变量,区分教会和教派的主导原则,是确定宗教组织在宗教市场中的地位和其发展方向的核心维度,因此对张力的测量成为关键。该书澄清、发展了张力概念,并以实例证明,张力可以被测量。书中列出了一系列张力测量指标,其中许多可以直接用作问卷项目。再比如,对于膜拜团体运动测量的指标,作者不仅总结出一套有效的指标,还对一系列无效或效度不高的指标进行了分析。国内统计学教科书中关于效度检验的内容大多只是从理论方面叙述,而研究人员所作的涉及统计分析的具体研究很少有效度的说明或检验。在这方面,该书展示给我们的多个实例,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量化研究的科学性。

第四,对数据的处理方面。我们试举三个例子来表明其精彩之处,以及对方法论原则的极佳运用。

对数据处理的标准化。在考察膜拜团体成员的宗教来源时,需要计算归信各个膜拜团体之成员的传统宗教背景的人数比例。为了比较方便,作者把原始数据转换为比例数。以该宗教背景的人口在一般大众中的比例为参照,来反映各个膜拜团体中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成员所占份额的大小。作者用“过分呈现”和“不足呈现”两概念,作为对诸多问题分析的简明工具。例如,如果在归信“统一教”的成员中,有天主教徒背景的人所占比例与天主教徒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同,那么统一教徒的比例就是1.0。大于1.0的比例表示过分呈现,小于1.0的比例表示不足呈现。这样就避免了由于各宗教来源在总人口比例上的差异对不同宗教传统的膜拜团体成员数量的影响,把对膜拜团体中各种宗教背景成员的考察置于总人口相应的宗教背景之下,使得不同宗教传统背景的教徒归信膜拜团体的情况一目了然。

分析单位选取的多角度。书中根据理论涉及的内容不同,采用不同的分析单位,有宗教组织、国家、州、城市等。在一个问题上,有时变化分析单位,却能发现新的问题,得出前所未料的结论。例如,对“欧洲膜拜团体和教派之接受性”的研究,是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数据证实了假设,即在传统宗教衰落的地方,膜拜团体兴盛,而教派则聚集在传统宗教强大的地方。但是,瑞士却是例外,它在所有指标上都名列前茅。这种状况因由瑞士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社会所导致。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假设,作者改变了分析单位,分别考察该国9个主要城市,特别是日内瓦,结果假设得到支持。

对样本分析验证的精益求精。对教会正式成员数量与膜拜团体运动关系之间的检验,是论证世俗化自我限制特征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为了得到符合现实的数据,作者对样本进行了三次分析验证。最初,作者用美国50个州为分析单位,得到的相关性为-.37,显著性很高,为.004。此结果有力地支持了这个假设,即膜拜团体的兴起,是人们对传统教会委身程度降低的反映。然而有9个州在这个指标上得了0分,这不得不使人对所得数据产生怀疑。作者发现,这种情况的存在,是由于这些州在教会正式成员比率上的差异性很大,因而增添了大量干扰数据,严重限制了潜在的相关性。于是作者排除了这9个州的数据,用剩下的41个州再次计算。结果相关性增加到-.49,限制性水平超过.001。之后,作者又发现,新墨西哥的位置距离观察到的相关性斜线很远,是一个很异常的例子,对结果会产生很大影响。作者再次剔除了该州的数据,以40个州为根据重新进行计算,得到相关性为-.61,限制性水平超过.001。这使我们深切感到,“哪怕是一些初步的事实,也会多么重要。”而不放过一点事实,即便是初步的事实,是一个求真求实的宗教社会学家的追求。

虽然是一部纯学术著作,该书却有很强的可读性。其平实而睿智的行文风格,使人时常感觉似乎身处一位老练的社会学教授的课堂上,聆听他从容地展开“做社会学”的境界。当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学生们则跃跃欲试了。

该书出版于1985年。二十多年过去了,宗教消亡论在社会科学界已经少有赞成者。而且事实是,世界各地区的宗教都在蓬勃发展。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也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工具不断被人们发现和创造出来。然而,今天再来读《宗教的未来》一书,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经作者拓展后的宗教运动理论在当时具有的前瞻性,以及至今仍然具有的正确性,全书的分析使人不得不折服。而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给人的启发,也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少。事实上,作者们构筑的是一个超越时间与空间之特定条件的有普遍意义的宗教运动理论。为此,他们不仅使用了当代的数据,也使用了历史的数据进行理论的检验,同时,还把这一理论置于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多个地区,以当地的数据进行假设检验作者甚至提出,三百年前在中国采集的数据也可完全适用。

对作者来说,这是一种自信,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这是一个挑战。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事实的大国,理论的小国。宗教学研究领域尤其如此。可以说,《宗教的未来》一书对认识中国的宗教现象,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理论和可行的分析工具。

*[美]罗德尼·斯达克、威廉姆·希姆斯·本布里奇:《宗教的未来》,高师宁、刘殿利、张晓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注释:

①在后来的著作《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一书中,斯塔克等人修改了原有的宗教定义:宗教是“由有关实在的一般解释所构成的,这些解释包括跟神灵交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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