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舞所见之南朝社会风气——兼论南朝社会风气的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朝论文,社会风气论文,乐舞论文,成因论文,所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从表面上看，政权更替频繁、政局不稳、社会动荡，而实际上，南朝时期之经济开发、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思想文化言，南朝即是文化昌盛、个性自觉、思想解放的时代。
有关南朝之思想文化面貌，学人已多有论述。① 本篇则由乐舞的角度讨论南朝社会风气，藉以加深对南朝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认识。按“社会风气，是某一区域人们在各类社会生活中表露出来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言行作风，属于社会心理状态和群体意志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或称释放形式。它是风俗中的一种。”[1] (p.50)又音乐和舞蹈是人们传情达意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宋书·乐志》云：“怒则争斗，喜则咏歌。夫歌者，固乐之始也。咏歌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2] (p.548)据此，作为南朝士民生活重要内容之一的音乐和舞蹈，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映了南朝士民的言行作风、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
一、雅乐与俗乐
我国古代乐舞有雅、俗之分。所谓“雅乐”，指三代以来用于颂扬创业帝王功德和祭祀天地宗庙的音乐；所谓“俗乐”，指来自民间而又经过加工的音乐。雅乐与俗乐并存，雅乐不兴，则俗乐兴起，俗乐久之，亦成雅乐。
中国古代统治者十分注重乐舞的政教功能。《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乐舞与祭祀、正邦紧密相连，发展成为庙堂雅乐。然而“汉末大乱，众乐沦缺”[2] (p.534)，至西晋末年，“自永嘉之后，咸、洛为墟，礼坏乐崩，典章殆尽。”[3] (p.1040)可见雅乐到东晋南朝时已基本失传了，因而俗乐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南朝时期，《清商乐》盛行，成为南方音乐的主流，《南齐书·王僧虔传》说：“今之《清商》，实由铜爵，三祖风流，遗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弥贵。”[4] (p.595)《清商乐》是中朝旧曲传入江南，与“世有新声”的江南吴音相结合，经“吴人传授讹变”之后发展起来的，后被隋文帝视为“华夏正声”，下令“可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5] (p.377)，南朝俗乐终至登上大雅之堂。
南方民歌，主要是《吴(声)歌》和《西曲歌》两类，每一类中有不同的曲调，每一曲调又有不同的歌词。《吴歌》在曲调方面有《子夜歌》、《读曲歌》、《春歌》、《秋歌》之分；《西曲歌》的曲调更多，有《采桑度》、《襄阳乐》、《乌夜啼》、《莫愁乐》、《那呵滩》等。南方民歌以歌颂爱情为主，委婉缠绵、清丽柔美，其特点是“杂用吴、楚之音”[3] (p.1041)，大都收集在宋朝人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
随着乐曲的增广，乐器种类也更为丰富。南朝乐器已有“八音”之分，每一类又有许多种乐器，这在《宋书·乐志》中有详细的记载。当时许多士大夫都擅长乐器技艺，乐器技艺成为士大夫们音乐素养高低的重要标志。
二、南朝社会的尚乐舞之风
南朝四代，从帝王、皇室贵戚到门阀世族、寒门地主、平民百姓，大体皆好尚歌舞，歌舞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朝会庆典、节日喜庆，还是朝会宴享、郊庙祭祀，无不载歌载舞，尚乐舞蔚成南朝时代之风气。
南朝宋、齐、梁、陈歌舞繁盛。梁人沈约在《宋书·良吏传序》中描述刘宋元嘉之治时说：“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2] (p.2261)梁人萧子显《南齐书·良政传序》也说齐武帝时，“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4] (p.913)市井乡间的人们在劳动间隙、酒宴欢会之中，或男女青年约会之时，都会引吭高歌，助兴娱乐，互诉衷肠。
民间如此，上层社会也同样酷爱歌舞。南朝的君主和士族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研习经、史，崇尚玄谈，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擅长音乐者尤为普遍。正如《颜氏家训·杂艺》所云：“《礼》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瑟者，号有所阙。”[6] (p.191)乐舞被统治者广为接受，聚会宴饮皆离不开，士人不仅将其视作宴饮娱乐的助兴活动，更将其视为自娱自乐、陶冶性情、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如南朝宋随王刘诞作《襄阳乐》，刘诞“始为襄阳郡，元嘉二十六年，仍为雍州，夜闻诸女歌谣，因作之。故歌和云：‘襄阳来夜乐。’其歌曰：‘朝发襄阳来，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3] (p.1065)南齐高帝萧道成“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于是王敬则脱朝服袒，以绛纠髻，奋臂拍张，叫动左右。”[7] (p.593)梁武帝是南朝皇帝中最懂音律的，他曾按十二律制十二笛以写通声，素善钟律并主持制定了梁朝的礼乐。陈朝帝王士人更是沉湎于歌舞，陈后主叔宝“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8] (p.132)
三、南朝开放的社会风气
南朝与北朝对峙，双方时常兵戎相见，然而南北之间也有着民间习俗、文化风气的交流与融合。北朝士民多以南朝为正朔所在，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逐步汉化；南朝虽自居文化上的优越地位，但不少贵族士人亦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北朝文化，尤其对外族乐舞赞叹不已，积极将其引进并学习与演奏之，这体现出南朝开放的社会风气。
南朝君主、士大夫普遍喜爱“胡舞”，如《宋书·乐志》曰：“又有西、伧、羌、胡诸杂舞。随王诞在襄阳，造《襄阳乐》，南平穆王为豫州，造《寿阳乐》，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乌飞歌曲》，并列于乐官。”[2] (p.552)可知传入江南的西、伧、羌、胡诸杂舞为贵族所用。而从西北少数民族中传来的羌胡伎乐、鼓角横吹，尤为南朝统治者所欣赏。如齐东昏侯萧宝卷“高鄣之内，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4] (p.103)，陈大将军章昭达“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8] (p.184)，陈后主叔宝嗣位后，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5] (p.309)由上述可知，南朝帝王士人主动学习胡伎胡乐，加强了各民族间的乐舞交流。倘若南朝士民固步自封、保守古板，必不会出现胡伎胡舞盛行之局面，可见南朝人具有广收博吸的气度和雅量，此种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实开唐人气度之先河。
南朝社会的开放风气，还突出表现在女子敢于大胆吐露情爱，蔑视礼教，这从当时的民歌中充分体现出来。如《子夜歌》：“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读曲歌》：“思欢不得来，抱被空中语。月没星不亮，持底明浓绪。”《那呵滩》：“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作为受束缚较多的女子，在南朝的相对自由开放，足以反映时代社会风气的开放性。
四、南朝上层社会的华艳柔靡之风
南朝时代，高门大族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庄园和世袭的高官显爵，衣食无缺，养尊处优。这种舒适、安逸的生活状态，养成了他们崇尚纵情声色、豪奢靡烂的享乐之风。到南朝中后期，许多世族日趋堕落，沉湎情色，甚至追求自身的女性化，脂粉气浓郁。
乐舞原本的主要功能是祭祀和教化，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乐舞逐步由娱神转向娱人，并成为统治阶级声色犬马生活的必需品。南朝时代，上层统治集团追求享乐，提倡乐舞的娱乐功能，加上古朴严肃的雅乐早已衰落，他们更是乐于追逐风情多样的民间音乐。如宋少帝是第一个拟作民歌的皇帝，“懊侬歌者，晋隆安初，民间讹谣之曲，……宋少帝更制新歌。”[2] (p.550)宋孝武帝不仅自己爱作民歌(《玉台新咏》卷十有其《丁督护歌》二首)，还将被认为不典正的“淫声”带进宫廷，“孝武大明中，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廷。”[2] (p.552)梁代君臣更是大量拟作民歌，如梁武帝更制新歌《襄阳白铜蹄》三曲，又令沈约作三曲。[5] (p.305)上行下效，“淫哇不典正”[2] (p.552)的歌舞之风流行社会，满足了皇室贵族们纵情声色的生活需要。
王公贵族往往蓄养一批歌伎舞伎，在聚会游宴时歌舞娱乐。如梁羊侃善音律、性豪奢，家中蓄养了不少能歌善舞伎者。一次设宴“宾客三百余人，器皆金玉杂宝，奏三部女乐，至夕，侍婢百余人，俱执金花烛。”[9] (p.562)其歌舞场面一派富贵豪华的气象，展现了统治阶级的浮华之风。
南朝世族追求情色、柔美、女性化的脂粉风气盛行，尤其在梁、陈时期更为明显。如南朝乐府中的《欢好曲》：“淑女总角时，唤作小姑子。容艳初春花，人见谁不爱。”《碧玉歌》：“碧玉破瓜时，郎为情倾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可笑的是，这种柔靡、玩赏女性之美的风气愈演愈烈，许多士族子弟追求畸形的审美潮流，“熏衣剃面，傅粉施朱”[6] (p.70)，脂粉气成为一时风尚。陈朝最后一位君主陈叔宝常常“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5] (p.309)。他酷爱乐舞，喜欢制词作曲，命宫女演唱、舞蹈，其所作的《玉树后庭花》最为有名：“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帏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由此可见，南朝末年，轻薄绮艳之风盛行，这曲人称“亡国之音”的辞调，预现了南朝士族衰败破落的命运。
南方的柔靡之风还体现在流行于世的主要舞种《白纻舞》和《鞞舞》。白纻舞是南朝宫廷宴乐长盛不衰的一种舞蹈。舞者身材高挑，穿着长袖轻飘的白裙，舞姿轻盈曼妙、婉转柔绵，令观者神游，深受统治者的喜爱。梁武帝还令沈约改其辞，作《四时白纻》歌。[3] (p.1064)其中一篇曰：“阳春白日风花香，趋步明玉舞瑶挡。声发金石媚笙篁，罗褂徐转红袖扬。清歌流响绕凤梁，如衿若思凝且翔。转盼遗精艳辉光，将流将引双雁翔。欢来何晚意何长，明君御世永歌倡。”又鞞舞，汉代已有。鞞是一种有柄的小鼓，又称鼙。舞者边敲小鼓边舞蹈，表现士人昂扬豪迈的精神面貌和尚武之风。到南朝刘宋时，鞞舞由执鼓改为执扇，名称也改为《鞞扇舞》[2] (p.551)。舞具的变化，反映了南朝社会风气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这种社会风气使武人地位下降，其子弟纷纷“讳称将门”[4] (p.776)，而走向文儒的道路，而这更加剧了南朝社会的怯懦、柔弱之风。
五、惟“我”、惟“情”之风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步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人的一切思想意识、行为规范都要符合礼教的纲常，这大大抑制了人性的抒发。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纲常沦丧，儒学衰落，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个性得以觉醒，出现了魏晋士人不守礼法、放达佯狂的名士之风。至南朝时期，其遗风仍存，人们挣脱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教条后，自我意识增强，感性心灵苏醒，勇于释放自己多情多欲的人之本性，掀起了一股惟情之风，这从当时的乐舞记录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刘宋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2] (p.1820)。范晔不肯单独为皇帝弹奏琵琶，只有在君臣平等参与的情况下才肯演奏，表现出他强烈的自尊心和轻君、重个体的自我意识。又《南齐书·柳世隆传》载：“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弹琴，……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4] (p.452)柳世隆远离喧嚣的朝市，沉浸在琴瑟之中，满足于自己的心声和精神享受。又齐豫章王设宴集，“(沈)文季与(褚)渊并善琵琶，酒阑，渊取乐器，为《明君曲》”，沈文季则下席大唱曰：“不能作伎儿”，可是褚渊仍然弹奏乐器“颜色无异，曲终而止”[4] (p.776)。可见士人之我行我素、忠于各自的原则和情感。
南朝人的惟“我”、惟“情”，还表现在对人性之欲的释放上。除物质上的口腹之欲外，精神上的情欲表达更为率直。其具体表现为男女情爱的大胆表露和真挚抒发，这充分体现在南朝乐府民歌之中。“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南朝乐府民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情歌。如《乌夜啼》：“乌生如欲飞，飞飞各自去。生离无安心，夜啼至天曙。”《秋歌》：“自从别欢来，何日不相思。常恐秋叶零，无复莲条时。”表达了生离之苦、相思之情。《采桑度》：“冶游采桑女，尽有芳春色。姿容应春媚，粉黛不加饰。”表达了男子对女性容颜之美的赞叹和渴求。《子夜歌》：“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表达了女子对爱情的坚贞及对薄情郎的怨诉。又如《作蚕丝》：“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捐，缠绵自有时。素丝非长质，屈折成绮罗。敢辞机杼劳，但恐花色多。”表达了女子惟情至上，即使为爱付出生命也甘之如饴的执着。这些情爱民歌不胜枚举，反映出江南人对两性情爱愉悦的追求和真实感情的吐露，形成了惟情之风。这种情艳风气，虽被礼教严明的宋明清人所鄙视和不齿，但南朝人之人性解放、情感丰富、表达坦率，又何尝不是一种可爱之姿、灵动之美！
六、南朝社会风气成因简论
社会风气是指社会上流行的爱好或习惯，它需要经过一个积累、凝聚的过程，因而其形成总是多因的，深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局势和文化背景等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其一，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中外史学家越来越重视从地理环境角度对历史上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解释。李长傅先生1944年在《淮域形势与中国历史》一文中指出：“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是要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②
南朝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域在江南地区。该地域气候温暖、山川秀美、风光柔媚、水土柔和，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如此秀美的地方怎不令人寻味无穷、徜徉于山水之间，怎不教人心神荡漾、多愁善感！江南人情感丰富、细腻，追求婉丽柔媚的美感，其柔靡、惟情之风多少与地理环境有关。
其二，经济条件
秦汉及其以前，江南地区气候炎热潮湿，沼泽四布，土质紧密，不易垦植，经济生产长期处于原始状态。司马迁曾这样描述江南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0] (p.3270)在富庶的中原人眼里，江南被称为南蛮之地。其时的江南之人，断发文身、图腾崇拜、血亲复仇，江南社会弥漫着轻悍尚武之风。
及至南朝时期，江南风气却已文弱柔靡，这与经济条件的改变密切相关。南朝在孙吴、东晋的基础上，继续开发江南地区，使得江南经济条件大为改善，史称：“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亡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2] (p.1540)可见江南物产之丰饶，而且相对北朝而言，南方承平较久，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7] (p.1697)生活的富足、社会的相对安定，为王公贵人追求声色、浮华奢侈创造了经济条件，也使统治者逐渐耽于安乐、沉湎歌舞。经济条件的改善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间大多数地区逐步摆脱了原始落后状态，向知书达理迈进。而且自从东晋南渡之后，中原士族大批南下，以正统的身份和中原先进的文化吸引着南方土人竞相效仿。江南人渐渐丢失了原先劲悍好战的风气，至梁陈时期，南方风气已走向另一极端，士民追逐利欲、鄙夷武人武事、安于享乐、耽于情色，怯懦、柔靡、惟情之风盛行。
其三，政治因素
南朝时期，虽然寒士逐步握有实权，地位有所上升，但总体来讲，依旧是门阀士族居于统治地位，九品中正制、荫族荫客制和自身的婚宦原则保证了士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形成南朝前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士庶天隔”的局面。于是身居高位、家财万贯的士族子弟一味追求斗富豪奢、纵情声色的生活，形成了浮华腐化之风。
另一方面，南北长期对峙，大小战争不断，宋、齐、梁时，双方互有胜负，及至梁代中期，北魏分裂，北方对南朝的威胁减弱，使得梁朝统治者放松警惕，耽于安乐，歌舞升平，加速了其腐化堕落的进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6] (p.135)其柔靡之风至此，以是一经战乱，即刻“覆灭殆尽”。
侯景之乱后，南朝实力顿减，陈朝已无力与北方抗衡，既然壮志难酬，生命短促，统治集团索性凭借长江天险，安于江南乐土，苟且偷安，更加放纵自己及时行乐，终日沉湎于酒色歌舞之中，形成纵欲为欢之风。
其四，文化因素
第一，儒学衰落。东汉末年，礼崩乐坏，人们得以从束缚人性的儒家礼法桎梏中冲破出来，以各种狂达荒诞的行为否定名教。南朝时期，儒学重新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如梁武帝于天监四年(505年)诏开五馆，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馆有数百生。虽然如此，魏晋遗风犹在，人们敢于释放自己的情感，醉心于自我心声的感受，尤其是女性对情爱的大胆表露和追求，更加表现出南朝人性的释放和情性至上的风气。
第二，民族融合。南朝是汉人统治的地区，北朝则大多是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着。南北虽然政治分裂，长期斗争，然而冲突与交流相互生成，文化的传播和交融、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并未止步。一方面北朝不断转输、学习南朝的各项文物制度，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准；另一方面，南朝虽然拥有先进的汉族文化，却也能敞开胸怀，如引进颇为南朝人欣赏的胡伎胡乐及外国音乐等，这形成了一股开放之风，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大环境和历史发展的趋势。
第三，佛教盛行。如所周知，南朝社会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掀起了一股崇佛之风。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将今生的贫富贵贱与前世的善恶修为挂钩，劝说人们安于现状，寄托来世，消磨了人们的反抗精神；佛教还提倡不杀生、无欲无望，这又唆使人们学会忍让和服从。南朝时期，佛教繁盛，其教义自然也会深入人心，形成群体某种共同的心理基础和行为习惯，从而积淀成一股社会风气。南朝士民安于乐土、崇尚文弱柔靡的风气，应该说与宗教因素也有一定的关联。
要之，南朝文化昌盛、乐舞发达，而由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局势、文化背景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南朝人尚乐舞、开放、柔靡、惟我惟情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而乐舞作为源于劳动、来自生活、抒发情感的一门艺术，又较为全面、颇为生动地反映了南朝社会风气的诸多方面。
注释：
①如以江苏为例，2001年出版了近80万字的《六朝文化》(许辉、邱敏、胡阿样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30多万字的《六朝文化概论》(许辉、李天石等编著，南京出版社)。两书对南朝思想文化多有论述
②李长傅《淮域形势与中国历史》，《求是月刊》创刊号，1944年3月。转引自许辉、李天石等编著《六朝文化概论》第58页，南京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