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朔方军的地位演变及其对党项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朔方论文,安史之乱论文,其对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朔方军是唐朝较为重要的一支节度使军队，自武则天时期出现后就一直活跃在西北边疆，在御边平叛过程中与唐朝命运相始终。学术界已有不少关于朔方军的研究成果问世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兴起、发展与衰落过程进行了论述，尤以李鸿宾先生的《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一书最为完整。朔方军的地位伴随唐朝内政外交形势的变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安史之乱以前是其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此后则是遭受猜忌并逐步弱化瓦解的衰落时期。朔方军的兴衰嬗替不但折射出唐朝前后期军事活动、军事体制和军队自身的变化及其趋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与西北诸族势力之间的关系演变，体现出唐朝控御西北诸族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由于材料取舍和观察角度的不同，关于安史之乱后朔方军的地位演变及其影响问题仍有未尽之处。因此，本文将在论述这一过程基础上初步探讨其对党项的影响。
安史之乱前的朔方军虽受朝廷器重，但其庞大的军制和雄厚的实力却在此后日益成为唐朝忧患。肃宗鉴于安史之乱教训，对武将和藩镇的防范更加严密。肃、代二朝的宦官对朔方节度使的种种干预和刁难绝非个人意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逐步限制、削弱和分化朔方军的政策。这一政策始于肃宗，继承于代宗，完成于德宗。随着突厥、回纥(回鹘)、吐蕃和党项等部族在西北地区的彼此争斗与先后衰落，朔方军渐渐失去了先前的显赫地位和重要作用，逐步演变为唐朝军事体制下负责西部边防的一个一般军镇[1]225。虽然此间朔方军的地位随边疆形势的发展呈现起伏变化，但这并没有扭转其分化瓦解的命运，反而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在镇压黄巢起义过程中崛起的朱温结束唐朝统治后，朔方军成为其属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一过程对西北地区的党项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其崛起与壮大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一、地位显赫的朔方军
高宗调露元年以来的突厥降户大规模叛乱和后突厥汗国的兴起扰乱了唐朝原有的御边体系，单于和镇北两个都护府已基本丧失控御与管理北方诸族的能力，唐朝被迫采用惯行的行军征讨制度进行应对。则天延载元年(694年)，为征讨后突厥汗国可汗默啜的入侵大军，唐朝设置了朔方军的前身——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三月甲申……更以僧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帅契苾明、曹仁师、沙咤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默啜，未行，虏退而止。”[2]6494突厥势力在漠北的复兴和壮大使唐朝不得不对原有的御边体系做出调整，将临时出征的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变为长期镇守的朔方军镇。开元九年，唐玄宗在镇压六胡州地区的康待宾起义后，“置朔方军节度使，领单于大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东、中、西三受降城”[3]1760。此举正式拉开了朔方军历史的序幕，使其成为镇守唐朝北部边疆、维护西北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支柱。此后，唐朝为应对持续不断的北部边疆威胁而不断扩大朔方军的地盘、实力和职权。鲁、丽、契、泾、原、宁、庆、陇、鄜、坊、丹、延、会、宥、麟十五州和经略军先后划归朔方军统辖，关内支度营田使、关内盐池使、检校浑部落使、押诸蕃部落使、闲厩、宫苑、监牧使、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和六城水运使等职也先后由朔方节度使兼领。“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五城相去三千余里。开元、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4]346天宝元年，唐朝正式形成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的全国军事格局。作为唐朝北部边疆重要军政机构的朔方节度使共领兵64 700人，其中骑兵14 300人，步兵50 400人，在十大节度使区中位列第四[2]6848。
朔方节度使的治所设在灵州，有三条驿道通往长安[5]179-180。灵州号称“关中之屏障，河、陇之咽喉”[6]2941，东以黄河为天堑，西以贺兰山为依托，北由东、中、西三座受降城层层拱卫，南由萧关、木峡、驿藏等九关守卫直通关中的回中道。朔方军地处西北交通要道，是北方诸族与唐朝政治交往的交通枢纽，“用以防御北方，士马强盛，甲于诸侯”[6]2941。遍布河陇地区的四使、诸监、八马坊的大量马匹，是维持强大骑兵和巩固边疆的重要战略保障[7]2282，盐州众多盐池出产的优质食盐为朔方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朔方节度使区经过历代持续不断的开发与经营，仅灵州就有良田数万亩，建有艾山渠、薄骨律渠、千金陂和汉渠等众多灌溉渠道[8]94-95。“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二”，朔方军独占二百四十四屯[9]223。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兵强马壮、地利丰厚的朔方军是唐朝控御北方诸族和维护边疆稳定的坚强柱石，战略地位举足轻重。
二、肃宗、代宗和德宗时期的朔方军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唐朝的政治走向与国家命运，宣告了中唐时代的开始和一个新的中国历史阶段的到来，也通过此后唐朝内政外交形势的发展带动了朔方军地位的变化。朔方军在猜忌与防范中曲折发展，不断在暂时壮大与持续弱化的矛盾中前行，战略地位一降再降，最终伴随唐朝的灭亡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率兵十五万在范阳公开起兵反唐。“时海内升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2]6935由于承平日久，猝不及防的唐军难以匹敌。“时暴兵起，州县发官铠杖，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梃斗，弗能抗。”[3]6417叛军皆为训练已久的蕃汉精兵，包括同罗、奚、室韦、契丹等骁勇部族，尤以八千“曳落河”最为厉害。他们一路势如破竹，相继攻占河北和山东大片地区。十二月，叛军占领东都洛阳，河东和河南广大地区沦陷，唐军被迫退保潼关。尹子奇率军围攻江淮漕运枢纽睢阳，企图通过控制运河交通扼制唐朝经济命脉。次年六月，在杨国忠再三催促下，玄宗令坚守潼关的哥舒翰率十五万守军出关迎战崔乾佑，惨败于灵宝西原，潼关失守。经杨国忠倡议，玄宗决定避难益州。马嵬事变后，李辅国、张良娣和建宁王李倓都建议太子李亨前往朔方以图发展。李亨对此犹豫不决，正是朔方军将的积极拥戴促使其北上朔方。“肃宗北幸，至平凉，未知所适。鸿渐(时为朔方留后)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关内盐铁判官李涵谋曰：‘今胡羯乱常，二京陷没，主上南幸于巴蜀，皇太子理兵于平凉。然平凉散地，非聚兵之处，必欲取胜，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间，西收河陇，回纥方强，与国通好，北征铁骑，南集诸城，大兵一举，可复二京。雪社稷之耻，上报明主，下安苍生，亦臣子之用心，国家之大计也。’鸿渐即日草笺具陈兵马召集之势，录军资、器械、仓储、库物之数，令李涵赉复平凉。”[4]3282李涵“敷奏明辨，动合事机，肃宗大悦”[4]3561。杜鸿渐得知李亨已经北上，亲自“于北界白草顿迎谒，因劳诸使及军士”[4]3282-3283，热烈欢迎其前往朔方。为坚定李亨对朔方军的信心，杜鸿渐进行了如下分析：“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之处。今回纥请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坚守，以待制命。其中虽为贼所据，亦望不日收复。殿下整理军戎，长驱一入，则逆胡不足灭也。”[4]3283虽然其中关于回纥与吐蕃的描述有违事实，但希望李亨前往朔方的强烈愿望却溢于言表。对此，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裴冕、杜鸿渐等之劝进，名为社稷计，实以居拥戴之功取卿相，其心可诛也。”[10]786朔方军将企图通过拥立肃宗建立大功，借助平叛分享胜利果实。叛乱爆发后，朔方军只作为偏师在振武军一带阻击叛军，建制比较完整。当时唐朝可以利用的军事力量只有西北边军，河西、陇右军团在灵宝的溃败使朔方军成为当时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从根本上说，唐朝与安史之争乃是以朔方军为主的西北与东北两地边防军之争[11]434。房琯在陈涛斜惨败后，“方事讨除，而军半殪，唯依朔方军为根本”[4]3450-3451。朔方军不但主动迎接并支持肃宗登基，而且成为唐朝镇压叛军的主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杜甫在《洗兵马》一诗中对朔方军的平叛之功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只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12]2278-2279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在向代宗自叙攻伐战绩时也自诩道：“臣朔方将士，功效最高，为先帝(肃宗)中兴主人，是陛下蒙尘故吏。”[4]3486但是，唐朝通过安史之乱的惨痛教训已深刻认识到，持续壮大的藩镇势力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严重威胁国家稳定与政权巩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防其尾大不掉。在平叛过程中厥功至伟的朔方军只是自己制下一支比较重要的节度使军队，其地位和作用应在中央领导下随局势变化作出相应调整。这逆转了先前朔方军地位的上升趋势，使其逐步走上了削弱瓦解的道路。其实，朔方军的削弱自参与平叛时就已开始。
至德元载，朔方节度使兼任的关内采访使被剥离，新设关内节度使负责关内道防务[3]1766。至德二载十一月(757年)，“贼将伪范阳节度使史思明以其兵众八万之籍，与伪河东节度使高秀严并表送降”[4]250。平叛战争取得重大突破后，削弱朔方军的计划继续推进，实现了振武节度使与朔方军的分离。乾元元年(758年)，“置振武节度押蕃落使，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二州”[3]1766。振武节度使兼领的镇北大都护府(原安北都护府)和麟(治今陕西神木)、胜(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南)二州都是北方要地，包括东、中、西三座受降城和河套地区东部，是朔方军震慑北方诸族和拱卫关内道的重要屏障。这些地区的分离破坏了朔方军防区的完整性，削弱了其控御北方诸族、维护边疆稳定的能力。乾元二年，唐朝又将邠、宁、庆等关内道南部靠近京畿的九个州从朔方军单独划出，组建了新的军事防区——邠宁节度使[3]1767。同时，鉴于安禄山因独擅地方军政大权而反叛的教训，唐朝作出了“遍设节镇”的决定。于是，各地陆续设置了新的军镇。“盖兵兴之际，分命节帅以扼险要，其所统之增减离合，随时制宜耳。”[2]7060广建节镇和弱化分割是肃宗以后唐朝对待地方节镇的一项基本政策，旨在防止藩镇实力坐大，从而达到维护中央权威、保持战略平衡、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
郭子仪作为唐朝的中兴名将，在镇压安史叛乱中居功至伟。“天宝之季，盗起幽陵，万乘播迁，两都覆没。天祚土德，实分汾阳。自河朔班师，关西殄寇，身捍豺虎，手披荆棒。七八年间，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勋高一代。”[2]7060郭子仪虽然忠诚有加，对唐朝尽心尽力，但其权限过大自然会受到相应的防忌②。乾元元年(758年)九月，朝廷调动九个节度使的兵力组成征讨大军，“帝以子仪、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立元帅，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4]3452。平叛大军不设统帅而由宦官监控，身为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被处处掣肘，这是代宗对以其为代表的节帅武将不信任的表现。次年史朝义占据洛阳，元帅雍王率师进讨，代宗欲任命郭子仪为副帅。“中官鱼朝恩素害郭子仪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寻召还京师。”[4]3453唐朝吸取安史之乱教训，认识到任何一支军事力量如果过分强大都会对中央构成威胁。充任范阳节度使达十二年之久是安禄山叛乱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任职于一地使其成为全军独一无二的领袖，偏裨拔擢都出自其手，上下盘结形成自外于中央的地方特殊势力并进而和中央对抗。于是，唐朝开始煞费苦心地多次更易朔方统帅，唯恐其步安禄山的后尘。乾元二年七月，代宗以李光弼代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和兵马元帅[2]7077-7078。郭子仪对付叛军所依靠的是朔方军，他和朔方军皆因功高勋显而受到鱼朝恩与程元振等宦官的猜忌。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背后都是皇帝巩固权力的个人意图。唐朝因受到安史叛乱的刺激而对手握军权的武将不再过分信任，尤其防范其独断专行于一方，所以改变了玄宗对边区蕃将的放任态度，开始重视并利用宦官牵制和平衡朝中各派势力。林冠群先生指出，“安史乱前，李唐信重胡人，安史做大反叛；讨平安史叛乱后，唐室对无人深怀顾忌，宦官乘时而起，朝廷惟其言是听。”[13]上元元年(760年)，分设鄜坊节度使负责长安西北地区防务[3]1761。虽然后来恢复了郭子仪朔方节度使的职务，同时兼任邠宁和鄜坊两道节度使[4]257-258。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削弱朔方军的既定方针不会改变。至德二载收复长安后，朔方节度使兼领的闲厩、宫苑、监牧等使也被剥夺。“肃宗还京，拜(李辅国)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等使，又兼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4]4759-4760
代宗时期，削弱朔方军的既定方针没有改变，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拥兵反叛更加速了这一进程。仆固怀恩反叛是唐朝有意遏制和削弱朔方军的直接后果，此举加深了其对朔方军的疑惧，坚定了分化瓦解朔方军的决心。仆固怀恩的祖父是贞观二十年薛延陀崩溃后南下归顺并寄住于羁縻府州的铁勒部首领，父亲乙李啜拔和他都袭封金微都督，其家族一直控制着南迁的仆固部[1]158。仆固怀恩因熟悉蕃情而长期供职于朔方军，“历事节度王忠嗣、安思顺，皆以善格斗，达诸蕃情，有统御材，委之心腹”[4]3477。朔方节度使区是众多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场所，其所兼领的押蕃落使一职专门负责管理这一地区范围内各部族，所以朔方军是由蕃汉混杂、以胡兵为主力的部落制军队③。“唐平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而朔方军实一以胡人部落蕃将为其主要成分者。”[14]275宝应元年十一月，郭子仪将朔方节度使一职让于仆固怀恩。但是，唐朝对胡人仆固怀恩和其所统率的胡汉杂糅的朔方军满腹狐疑，叛乱平定后就会继续削弱朔方军的计划。宝应元年九月，回纥登里可汗率军助唐平叛。“登里立，以(仆固)怀恩女为可敦。”[4]3480为了取得回纥的大力支持，唐朝有意笼络作为登里可汗岳父的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将镇北和单于两大都护府又重新划归朔方军管辖[3]1768。其实，这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做出的权宜之计。随着平叛形势的好转，唐朝对仆固怀恩和朔方军的依赖逐步下降。尤其对仆固怀恩和登里可汗的翁婿关系疑惧日增，于是利用郭子仪在朔方军将士中的威望牵制仆固怀恩，暂时强化朔方军。广德二年正月，“丁卯，司徒、兼中书令郭子仪充河东副元帅、河中等处观察，兼云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4]275。胡族世家的仆固怀恩对此颇感压抑和怨愤，其民族相异的心理意识在遭受无端防范和猜忌后迅速凸显并转化为分离与反抗斗争。“仆固怀恩既不为朝廷所用，遂与河东都将李竭诚谋取太原；辛云京觉之，杀竭诚，乘城设备。怀恩使其子玚将兵攻之，云京与出战，玚大败而还，遂引兵围榆次。”[2]7061仆固怀恩的反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朔方军从前期的发展扩大经过中期安史之乱的影响而受到掣肘和制约所引起的对抗中央政权的行为。虽然代宗象征性地采取了宽慰与厚抚等一系列缓和措施，力图消弭隔阂与误解，但朝廷对仆固怀恩和朔方军将的消极态度令这些努力都于事无补。广德二年五月，为分化并镇压仆固怀恩叛乱，免去其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单于、镇北副大都护和朔方节度使之职，仅保留太保、尚书令和大宁郡王头衔[4]275。“上方以怀恩为忧，召见(李)抱真问计，对曰：‘此不足忧也。朔方将士思郭子仪，如子弟之思父兄。怀恩欺其众云，郭子仪已为鱼朝恩所杀，众信之，故为其用耳。陛下诚以子仪领朔方，彼皆不召而来耳。上然之。’”[2]7160唐朝为尽快平定仆固怀恩之乱，暂时强化了郭子仪的军权与朔方军的实力。“罢河中、振武节度，以所管七州隶朔方。”[3]1768朔方军将士得悉郭子仪重掌朔方，既万分欣喜又极度懊悔，“吾辈从怀恩为不义，何面目见汾阳王！”[2]7160在郭子仪的感召下，仆固怀恩之乱很快弭平。
广德二年以后，安史之乱和仆固怀恩叛乱都被平定，削弱朔方军的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历三年(768年)，朔方节度辖区分设泾原节度使[3]1769。但面对吐蕃对邠宁节度的连年进攻，唐朝为确保京西北地区的有效防御，不得不暂缓了进一步削弱朔方军的计划，采取扩大辖区的措施强化西北边防。大历三年十一月，“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璘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与子仪及诸将议，徙璘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邠州，曰：‘若以边土荒残，军费不给，则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诸将以为然。十二月，己酉，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资治通鉴考异》引《邠志》称：“朔方军自此大徙于邠。郭公虽连统数道，军之精甲，悉聚邠府，其他子弟，分居蒲、灵，各置守将以专其令。”[2]7204朔方军因巩固边防的需要获得了邠、宁、庆三州，这是唐朝的应急安排，削弱瓦解朔方军是中唐以后的基本方针。鉴于吐蕃对京西北地区的连年进犯，郭子仪提出了加强朔方军实力的请求。“(朔方军)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近入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臣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愿陛下更询谠议，慎择名将，俾之统军，于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万，则制胜之道必矣，未可失时。”[4]3464-3465虽然郭子仪陈诉的朔方军实力大减是客观事实，增强朔方军以应对吐蕃侵扰也是从国家安危出发，但唐朝担心其借此增强个人威权，所以没有批准。
在代、德二宗交替之际，唐朝实现了对朔方军的一分为三。大历十四年(779年)，代宗病逝，德宗即位。“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落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甲申，诏尊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以其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领其任。”[2]7259德宗分化朔方军后，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选择与其通好的政治策略替代朔方军的御边职能。大历十四年八月，即位伊始的德宗通过遣返扣留的吐蕃使者和战俘向其传递了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吐蕃欣然接受。两国经过一系列谈判，于建中四年达成了“清水会盟”和约。“德宗即位，先内靖方镇，顾岁与虏确，其亡获相偿，欲以德绥怀之。”[3]6092“内靖方镇”的举措表明德宗欲将朝政重心放在整治方镇问题上，不但要对那些与朝廷作对的方镇下手，还包括整肃朔方军这类借防御吐蕃之机扩张势力的藩镇。所以，唐蕃关系改善的直接后果就是朔方军不再需要维持庞大的军力防御吐蕃，削弱朔方军又一次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朔方军被一分为三后，德宗为牵制朔方军将而有意培植胡将李怀光。这并不是因为其忠勇可嘉，而是因为其“勇而无谋”[4]3492。对于朝廷来说，任用一个既雄才伟略又懂得韬光养晦的将领掌控朔方军远比一个勇猛有余而谋略欠缺的武夫更加危险，郭子仪因属于前者而遭到防忌。李怀光“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4]3816。“德宗即位，罢子仪节度副元帅，以其所部分隶诸将，遂以怀光起复检校刑部尚书，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宁庆晋慈隰节度支度营田观察押诸蕃部落等使。……二年，迁检校左仆射，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支度营田观察盐池押诸蕃部落六城水运使，实封四百户。邠宁节度等使如故。”[4]3491-3492虽然暂时扩大了朔方军的地盘，但没有恢复鄜坊节度使和灵州留后这两部分。因为朔方军的重心已随吐蕃的东侵和南下从灵州转移到邠宁，所以李怀光直接统领的这一部分就成为朔方军的中坚力量。从唐朝整体战略和周边形势来看，随着唐蕃边界东移到平凉、天水一线，唐朝为防范吐蕃对其西部边境乃至京畿地区的侵扰，势必要将防御重心南移至京西北一带。在此背景下，邠宁节度使的重要性陡然提升。建中四年突发泾原兵变，德宗在朱泚僭越称帝并与河北叛军旧部遥相呼应的背景下出逃奉天，李怀光率邠宁节度所部勤王。在诸路勤王大军之中，以李怀光所率朔方军主力最为强大。“时李怀光自将魏博精兵五万，越太行席卷而奉天也。晋、绛、蒲、陕、慈、隰、同、华等州并补授郡牧，屯军于泾阳，子父相继，可十五万。朱泚闻泾阳战鼓，不觉坠榻，遂抽军却守长安。”[15]12在以朔方军为主力的勤王诸军奋战下，很快平定了叛乱。但是，李怀光对宰相卢杞的奸邪和其自己阻止入奉天城觐见德宗深怀不满。同时，德宗也有意扶持和强化神策军替代朔方军的作用④，其地位提升与深得皇帝宠信引起了朔方军将士的反感。“肃宗登位以后，朔方军等于皇帝的扈从禁军，自代宗立，这一地位已为神策军所代替。”[16]88“时神策军以旧例给赐厚于诸军，怀光奏曰：‘贼寇未平，军中给赐，咸宜均一。今神策独厚，诸军皆以为言，臣无以止之，惟陛下裁处。’”[4]3664德宗对由其深信的宦官所控制的神策军厚爱有加，坚持实行差额赏赐。李怀光争取失败后，朔方军将士“怏怏不得志”[15]13。李怀光的胡人出身和先前数任朔方节度使的不公遭遇，使其“迁延自疑，因谋为乱”。李怀光的反叛迫使德宗避难梁州，有进一步入蜀的打算。但是，这次反叛并没有得到朔方军将士的普遍认可。他们虽然对朝廷优待神策军的态度和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甚至愤恨，然而一旦要他们付诸行动，绝无与朝廷公开对抗的决心。所以当李怀光举事时，部下张名振、石演芬等都坚决反对[2]7406-7407。明人于慎行对此总结道：“朔方将士，自天宝以来，皆为郭子仪辈所统，号为忠义。及李怀光谋反，三令其众不应，窃相语曰：‘若与我曹击朱泚，惟力是视；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从也。’”[17]277-278兴元元年三月，唐朝任命浑瑊为朔方节度使、邠宁振武奉天行营副元帅，罢免李怀光一切职务，四月韩游瓌由邠宁兵马使升任节度使[2]7421。八月，浑瑊取代唐朝臣主政河中，杜希全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天德军灵盐丰夏节度营田等使[2]7443-7444。司马光评论道：“浑瑊镇河中，尽得李怀光之众，朔方军自是分居邠、蒲矣。”胡三省注释称：“自郭子仪以来，朔方军亦分屯邠、蒲而统于一帅。今居邠者韩游瓌帅之，居蒲者浑瑊帅之，不相统属，故史言其始分。”[2]7466-7467李怀光众叛亲离，贞元元年秋被朔方部将牛名俊斩杀。
“唐自天宝以后，天下分裂而无纪。至于大历，乱少息而叛尤甚。”[10]705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内部叛乱接连不断，作为朝廷肱骨的朔方军居然在中央核心地区发起两次大规模叛乱，这必然引起其高度紧张，加速分化瓦解朔方军的步伐。贞元三年(787年)，分设夏州节度使[3]1775。贞元十二年(796年)，将丰州和东、中、西三受降城划归刚从朔方节度分离出来的天德都团练防御使[3]1777。李怀光就任朔方节度使后，灵州、振武和邠宁均未设置节度使，只是各自设有留后，说明这三部分尚归朔方节度使统辖。但李怀光罢使后，它们却各自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实体。平定李怀光叛乱后，河中、邠宁、灵州和振武共同组成了朔方军的四个组成部分。德宗即位伊始将朔方军一分为三的政策标志着其体制的弱化与分割，河中与邠宁的各自独立置使则是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是唐朝受到以李怀光为首的朔方军将反叛刺激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与其对朔方军的总体政策一脉相承。自此以后，朔方节度使的概念和范畴仅指灵州一地。此时，唐朝削弱朔方军的目的已经达到。虽然此举引起了诸多矛盾和战乱，但这对于谋求战略平衡、巩固权威和确保长治久安的唐朝政府而言是值得的，宁愿牺牲朔方军也不愿看到其日益壮大并最终发展成为安禄山那样跋扈不羁、尾大不掉的危险藩镇。
虽然德宗即位后的唐蕃关系一度好转，但吐蕃的侵唐活动却在贞元以后日渐增多。吐蕃对长安西北地区的进攻波及众多州县，以鄜、坊与灵、盐为界可将其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尤以南部的泾、陇、邠、宁等州最为严重。于是，唐朝的西北边防重点就由传统的北部转向南部，特别是原朔方军属地的泾原和邠宁等镇。唐朝为确保京西北地区安全，在乾元元年至贞元十二年间先后设立了凤翔、泾原、邠宁、鄜坊、振武、天德和夏绥七个节镇，加上灵州的朔方共计八镇。唐朝丧失河西和陇右地区的战略纵深后，就以这八镇代替朔方军镇。唐朝分化朔方军以确保其不会威胁中央权威，实现了中央对京畿周边各节镇的有效控制。“京西北藩镇是唐王朝为了防御西北少数民族对国都长安的侵扰和控制平定安史之乱的唐军主力而组建起来的地方藩镇。……能否有效地控制京西北藩镇这支近在肘腋的军事集团，直接关系到朝廷的安危。……唐朝廷可以容忍河朔等镇的叛乱与半独立，但决不允许京西北藩镇脱离中央的领导。”[18]在这八镇之中，各自的战略地位也有新的变化与调整。南部的凤翔镇与邠宁镇因承担抗击吐蕃重任而地位上升，唐军在北部边疆的防守受到削弱，北部的灵、夏二镇战略地位下降。由神策军控制京西北八镇，确保中央对其有效掌控。为弥补西北军力不足，唐朝还采取东部节镇军队西调的办法进行援助。“以西北边岁调河南、江淮兵，谓之‘防秋’。”[3]4924他们最初只在西线受到吐蕃侵扰时临时增援，事毕即撤，但随着吐蕃侵袭的经常化而定期于秋季轮番驻守，从而形成“防秋”制度。
从初期的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到朔方节度使，唐朝的军事体制演变经历了行军、镇军和节度使三个阶段，它们都是唐朝为应对边地诸族侵袭而设置的应对机制。从以朔方节度使为代表的十节度体制到京西北八镇体制的嬗变，正是唐朝为应对边疆新形势而作出的适用性调整。这个调整既涉及边防体系的变更，又触及军制体制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御边体制的调整最为重要。德宗时代不但有朔方军的分化和边防格局的调整，而且在财税制度上也进行了变革。两税法、酒税、间架税和其他各种附加税的出现足以说明这个变动时代社会事务的复杂程度，印证了德宗执政期间是唐朝各项制度变化与交替的转折时期。但是，伴随这一转变过程的是沉重的财政负担。京西北八镇、神策军和大量西调防秋的军士，总人数超过四十万⑤。这些军队的开支均由政府负担，唐朝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只有通过额外征敛才能基本满足。这样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影响社会稳定。宰相陆贽对此忧心忡忡，两次上疏批评德宗的防边政策，尤其对分化朔方军所致的军镇叠床架屋局面担心不已。“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中兴以来，未遑外讨，抗两蕃者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自顷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奇，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宾客相待。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可谓力分于将多矣。”[2]7545陆贽在奏文中认为“气聚则盛”，主张通过加强朔方军实力的措施减少京西北的庞大军费开支，从而减轻财政负担。但是，这与肃、代以来唐朝积极削弱朔方军以维护边疆稳定和政权稳固的既定国策相违背，不会得到德宗认可。在吐蕃的频繁侵扰下，德宗转而采纳李泌联合回鹘、南诏和大食之力共同抗衡吐蕃的建议。此举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有效缓解了长安外围地区的沉重压力，这是唐朝分化朔方军后为应对吐蕃军事威胁所采取的又一补救措施。
肃宗当权后，朔方军由一个受朝廷信任、势力骤升的强藩巨镇变为饱受猜忌与防范、逐步削弱瓦解的普通军镇，前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倾向。德宗的转折建立在肃宗以后经营朔方军既定方针基础上，其执政的前半期重在削弱和分化朔方军，后半期则旨在构建京西北八镇御边格局替代朔方军的御边职能。从朔方节度使到京西北八镇，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防御布局。朔方军是捍御长安北大门的主要力量，戍守关内道北部，八镇的重点是长安西北部京畿之地。在这新旧格局的转换过程中，朔方军从一个控御一方、抗衡北方诸族、拱卫关内道的强盛藩镇蜕变为一个仅管辖数个州县、协同其他京西北藩镇共同拱卫长安的普通节镇，由一个地区性军事集团缩减为京西北八镇防区中的一分子。分化后的朔方军规模大减，只以八镇之一的面目出现，其自身活动和扮演的角色都离不开这一整体。对于新格局下的朔方军而言，其防御的对象由北而西，以灵州为本部的朔方军战略地位下降，反映出唐朝与西北诸族关系的变化过程。这首先受制于唐朝与西北各族实力与关系持续变化的影响，朔方军失去了突厥这个主要防御对象，回纥兴起后与唐朝保持了长期较为和睦的关系，不再需要维持朔方军这样的强藩巨镇防御北部边疆，战略地位随之下降。虽然防御对象和重点发生了转移，但因京西北其他七镇需与朔方军合力御边，所以未被取消。其次，唐朝在镇压安史之乱过程中对其他忠于中央的大型藩镇采取了限制与弱化的措施，防止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当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叛乱被镇压后，朝廷分化瓦解朔方军的目标正式完成。这标志着开元天宝之际十节度御边格局最终解体，随之在西北边地形成了以京西北八镇为核心、由神策军进行统御和监控、长安东部各节镇组建的防秋兵支援配合的三位一体御边新体系。
三、顺宗、宪宗和穆宗时期的朔方军
在京西北八镇、神策军和防秋制度的共同作用下，长安西北的紧张形势得到缓解，吐蕃对唐朝的侵扰大大减少，做出与唐交好的姿态。这一局面的出现，为宪宗集中精力解决西川、浙西、淮西和河朔三镇等东部叛镇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对内问题再次成为朝政核心，党派斗争逐渐抬头。因为负责京畿西北安全，以朔方军为代表的京西北八镇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争取对象。“顺宗时，王叔文党用事，将授韩泰以兵柄，利希朝老疾易制，乃命为左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镇奉天，而以泰为副，欲因代之，叔文败而罢。宪宗即位，复以检校仆射为右金吾，出拜检校司空，充朔方灵盐节度使。”[7]259京西北八镇此时已不仅仅担任防御吐蕃重任，还成为朝廷决策集团依赖的武装力量，其驻防区变成中央对抗或震慑其他叛藩的后方基地。从此以后，党派纷争中的各方都将控制神策行营和京西北诸镇兵权视为拓展自己、击败对手的手段而积极争取。宪宗时期，出任朔方节度使的是范希朝。他早年在邠宁节度使韩游瓌手下任虞候，“二王八司马”事件后出任朔方灵盐节度使[4]4059。这说明宪宗当政时期的朔方节度使又重领盐州，是朔方军自德宗三分后的首次扩大。此举可能与元和三年沙陀朱邪赤心及其子朱邪执宜率部摆脱吐蕃控制投靠唐朝有关，他们抵达后被范希朝安置在盐州，唐朝专设阴山府进行安置，任命朱邪执宜为兵马使[3]6154-6155。这次对朔方军的扩充，是对京西北御边体系和西北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通盘考虑。但是，“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又部众众多，恐长谷价，乃命悉从希朝诣河东。”[2]7060-7061进入朔方军辖区仅一年的沙陀部族在元和四年被全部迁往河东镇，从而奠定了后来沙陀首领李克用以山西为根据地的基础。虽然唐朝担心沙陀部族与吐蕃互为表里、反复无常和加重灵盐地区粮草负担都是事实，但怕朔方军实力因沙陀部族的加入而壮大，从而破坏贞元以来精心构建的维护中央绝对权威的京西北八镇力量平衡才是问题症结所在。诚如《资治通鉴》所说：“自是，灵盐每有征讨，用之所向皆捷，灵盐军益强。”[2]7653宪宗继承了德宗的御边政策，只对其进行微调，而不是改弦更张甚至毁弃破坏。因为这个政策不但对唐朝有益，而且更加有效。因此，灵盐的朔方军可以暂时加强，但不能超越一定限度，不能破坏京西北八镇御边体制的现有平衡。这是宪宗经营朔方军的基本政策，其着眼点在西部整体防务，朔方军只是其中一环。
宪宗末年，由于唐朝边将的贪婪及肆意侵扰激怒了吐蕃，吐蕃开始频繁进攻西北边地，破坏了贞元十九年至元和十二年以来的友好关系[19]154。其实，这与宪宗志在恢复安史之乱后沦陷的河、湟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密切相关⑥。在吐蕃的进攻路线中，朔方镇是重点地区。由于朔方军的顽强抗击，唐蕃一直处于紧张的对垒之中。朔方军御边作用凸显，通过与邠宁、夏州、凤翔、泾原等节镇的密切配合，成功遏制了吐蕃的攻势并使其连续受挫。这既与京西北边防格局密切相关，更应归功于宪宗对西部政策的筹划与经营。
宪、穆交替之际，吐蕃再次展开了对唐朝京西北诸镇和剑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朔方军所在的灵、盐等地仍是重点地区。朔方军抗御吐蕃的能力十分顽强，作用已超过京西北其他诸镇。为最大限度遏制吐蕃的持续进攻，唐朝开始改善与回鹘的关系。穆宗将第十个妹妹封为太和公主，远嫁回鹘和亲。于是，吐蕃转而与唐媾和，在长庆会盟后结束了敌对状态。随着唐蕃战争的结束，穆宗及其谋臣想乘宪宗整顿藩镇的威势进一步削平其他强藩，一劳永逸地巩固中央权威，提出了以计划性减员方式实现削弱藩镇军力的“消兵”之策。“穆宗乘章武(宪宗)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萧)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4]4477这样既能减轻藩镇抗衡中央的实力，又能减轻财政负担。“穆宗初即位，由于宪宗时用兵军费浩大，造成财政上的危机，为解救此一危机，遂有销兵密诏。”[20]257但是，“消兵”(“消兵”也作“销兵”)命令遭到河朔藩镇的坚决反对与武力反抗。京西北八镇兵力奉命东调平叛，其重要性再次得到唐朝肯定，但这仍为临时应急措施，瓦解朔方军的既定目标不会因此改变。
四、武宗、宣宗和昭宗时期的朔方军
敬宗和文宗时期，唐朝进入晚唐阶段⑦，内乱频繁，边疆局势没有大的变化，朔方军维持着宪宗时期的局面。在穆、敬、文、武诸朝，每当西部失地收复计划引起皇帝关注或朝议时，朔方军及其相邻节镇就会受到重视并有所加强。唐朝西部边地问题的处置深受内政影响，武宗君臣筹划收复河湟失地的计划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京西北八镇，朔方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此种形势的支配。武宗君臣关注西部边疆安全，以朔方军为代表的八镇就会受到重视，从而得到一定益处。同时，八镇将帅和军队还被频繁征调到东部平叛，或参与朝中党派斗争，这都显示出以朔方军为代表的西北节镇在唐朝仍具有较其他军镇更为重要的地位，依旧是唐朝处理内外危局时所能依赖的唯一武装力量。因此，德宗在新旧格局转变初期对朔方军的大规模分化不再出现，朔方军在新型御边体系中有自己的明确位置，其他军镇所不能取代其地位。
宣宗即位后，吐蕃因达磨赞普遇刺而发生严重内乱。大中三年，在混战中落败的吐蕃将领论恐热属下的秦、原、安乐三州和石门等七关降唐。唐朝派灵武(朔方)、泾原、凤翔、邠宁和振武等节镇出兵接收。朔方军接管了安乐州，泾原军接管原州和石门七关，凤翔军接管秦州，邠宁军移驻宁州以接应河西。同时组织开垦三州七关之地，规定“五年内不加赋税，五年以后量定户籍，便任为永业”[21]650。三州七关的收复与张议潮摆脱吐蕃控制并受封归义军节度使，这是唐蕃关系中的大事，对唐朝十分有利。为巩固西部边防，唐朝在萧关增设武州，改安乐州为威州，秦州改隶凤翔军，泾原军接管原州和七关之地[22]216-217。这虽然加强了西北节镇的军事力量，但客观上却削弱了灵州朔方军的力量。宣宗改变了以往征讨多于抚慰的策略，以文职代替武职，取得了实际效果。随着归义军控制河西，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灵州的地位陡然提升，由朔方军驻扎维护丝路安全。“东京至灵州四千里地。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日至沙州。”⑧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爆发了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广明元年(880年)，神策军在阻挡黄巢农民军西进长安过程中崩溃，黄巢攻占了长安。凤翔节度使郑畋、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联合抗击农民军，郑畋被任命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程宗楚为副，唐弘夫任行军司马[2]8245-8247。随后，担任宥州刺史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纠合蕃汉兵马会合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共同举兵勤王。虽然京西北八镇在镇压黄巢起义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走上了争权夺利之路。自德宗时期就被分化的朔方军至此整合为三股势力：河东节度使王重荣、邠宁节度使朱玫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晚唐时期，西北军镇受自身实力限制，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范围和能量虽然较懿宗时期大，但因东部强藩的压制而发挥有限。此时的朔方军已看不到完整的活动轨迹，这与其镇压安史叛军时不可同日而语，只是跟风曾作为僖宗西逃避难所的凤翔镇和镇压黄巢起义指挥部的邠宁镇。随着晚唐时期吐蕃政权的崩溃，西北其他诸族势力尚不能对唐朝构成足够威胁，朔方军的地位一落千丈。
昭宗时期，朔方军的三股势力发展形成了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和华商节度使兼潼关守捉使韩建三支新的力量。经过激烈争斗，最终形成了宣武节度使朱温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两家独大的政治态势。其中，以灵州为本部的朔方军与京西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朱温治下。开平三年(909年)，后梁擢升灵州留后韩逊为朔方节度使，加封中书令和颍川王[2]8707。韩逊乘势攻占盐州，刘知俊受朱温之命占领丹、坊等州[2]8707-8708。至此，原朔方节度使旧部在唐末五代之初分化成三个不同的部分：以灵州为本部的朔方军成为朱温的属地；凤翔镇自成一体；振武归属于沙陀部李克用。
朔方军几乎与唐朝相始终，其命运和唐朝政治紧密相连。朔方军的强盛代表了唐朝的强大，其衰落则印证了唐朝的衰落。朔方军自强盛转向分化，由抗拒一方的强镇演变为京西北八镇的普通一员，至唐末则湮没无闻，这正与唐朝御边政策受内政影响的规律相吻合。通过朔方军的发展变迁不但可以探究唐朝边疆形势与内政外交的互动关系与基本走向，而且折射出唐朝与周边诸族势力相互影响和演变的过程。
五、朔方军地位演变对党项的影响
朔方节度辖区是突厥、铁勒、薛延陀、吐谷浑、回纥、吐蕃和党项等众多西北民族居住与活动的重要场所，设立这一军镇的初衷就是为了防范其对唐朝心脏地区的侵袭与骚扰，确保边疆稳定、政权稳固和国家长治久安。随着唐朝内政外交与周边诸族盛衰变化，朔方军的防御对象不断变换。对突厥、回纥(回鹘)和吐蕃这些强大的边疆民族来说，朔方军只能牵制其对唐朝的侵扰。但对吐蕃控制下的党项来说，吐蕃的衰落和朔方军的分化瓦解却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其崛起壮大并最终建立西夏王朝奠定了坚实基础。
1.肃宗、代宗和德宗时期
唐朝建立后，党项就开始频繁侵扰西北边州。经过一系列征讨和招抚后，部分党项部落臣服并寄住在唐朝为其设立的党项羁縻州县。羁縻都督府、州和县是唐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一种带有自治性质的地方行政机构，任命其首领为世袭都督和刺史管理部落事务，接受都护府监领，不缴纳赋税和申报户口。这体现了唐代对少数民族的笼络政策和松散管理的方针，客观上有利于民族间和平共处与自然融合。因为唐朝短期内对党项没有充分的统辖能力，只能通过间接安抚控制来应对[1]32-37。朔方节度辖区是当时党项羁縻府州设置较多的地区，朔方军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御党项被突厥、回纥和吐蕃等强族驱使对唐朝进行侵袭与骚扰。党项在唐朝势力强盛时接受羁縻州县制度，当唐朝受到吐蕃进逼出现衰弱时，党项就逐步摆脱羁縻式的松散状态，夹在唐、蕃之间的党项的活动常表现出游移不定的倾向[23]。但是，因为当时正是朔方军的强盛时期，所以党项没有对唐朝构成大的威胁。
安史之乱爆发后，党项迫于吐蕃压力大规模内徙至西北边州。他们虽然接受了唐朝羁縻府州制度臣服中央，但是党项羁縻府州的控制力会随唐朝实力的盛衰变化呈现相应的强弱反应[24]。西北边防因朔方军大部参加平叛而空虚，内徙党项在吐蕃侵逼下频繁进攻唐朝西部边疆。乾元元年(758年)，“七月，党项羌寇边。九月丙子，招讨党项使王仲昇杀拓跋戎德”[3]160-161。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己未，党项寇宝鸡，入散关，陷凤州，杀刺史萧
，凤翔李鼎邀击之。(建寅月)甲午，党项奴剌寇梁州，刺史李勉弃郡走。丙申，党项寇奉天”[4]262。虽然唐朝对此采取了安抚为主的方针，但其对党项经济活动的限制与边将的暴虐和横征暴敛使内徙党项的反抗与寇掠此起彼伏。为扭转这一局面，唐朝决定对其进行定点内徙，主要目的地为陕北地区。“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赉，使还绥其部。”[3]6216-6217郭子仪组织的大规模定点内徙逐步将党项迁至黄河东西两岸，不但使其深入朔方军腹地，将陕北地区变为党项的主要活动区域，而且使原无党项居住的河东地区逐步成为党项的游牧地与聚居区。“永泰、大历以后，居石州，依水草。”[2]5293石州即今山西离石(吕梁)，位于黄河和吕梁山之间，有适宜畜牧的山间草场。为了加强对党项的控制、遏制其势力的壮大，唐朝对党项贸易进行了严格限制。“贞元三年十二月，初禁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2]5293此时正是德宗大力分化朔方军的时期，随着朔方军被一分为三，其防御和监管党项的能力大为降低，为党项的崛起创造了条件。随着朔方军南北分域局面的出现，南部凤翔镇与邠宁镇因承担抗击吐蕃重任而地位上升，北部边疆防守大大削弱，作为朔方军核心的灵、夏二镇地位下降，党项势力迅速发展。
2.宪宗至文宗时期
面对朔方军分化瓦解和党项势力逐步壮大的不利局面，为加强对内徙党项的控制与管理，元和九年五月重新设置宥州监护党项，十五年十一月任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2]5293。虽然唐朝暂时加强了对党项的安抚与监管，但朔方军实力下降的现实却为党项持续壮大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党项发展社会经济的要求遭到压制的同时，唐朝边将的横征暴敛与贪婪无度更激化了这一矛盾。“至大和、开成之际，其藩镇统领无绪，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为盗，灵、盐之路小梗。”[2]5293唐朝对边疆部族的控制力随着朔方军的分化大大降低，党项的反抗斗争随着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愈加激烈。“至大和中浸强，数寇掠，然器械钝苦，畏唐兵精，则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鄜坊道军粮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帜、甲胄、五兵入部落，告者，举罪人财畀之。”[2]6217党项对边州的侵扰，自宪宗以后明显增多。
3.武宗至唐朝灭亡
武宗君臣在筹划继承宪宗遗志、收复河湟失地的同时，开始关注吐蕃衰弱后的党项势力，后者曾多次与吐蕃联合对唐朝西部州县发动进攻。为解决党项对西北地区的寇扰，唐朝虽然恩威并施，但因朔方军的分化以致其对北部边疆的控制力下降，所以难以有效遏制党项势力的壮大与持续侵扰。
会昌元年，唐朝出兵征讨回鹘乌介可汗的军事行动加剧了内徙党项的反唐活动。会昌二年，武宗任命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和回纥南面招讨使，率领党项诸部从南面进攻回鹘[4]591-592。三年正月，武宗任命何清朝率领沙陀、吐谷浑和党项诸部赶赴振武军接受刘沔调遣[4]592。因为朔方军已丧失控御回鹘等北方强族的能力，所以唐朝被迫多次征调党项与回鹘作战。此举加重了党项部族的负担，而边将的暴虐更激化了党项诸部的不满情绪[25]68，内徙党项不断掀起反抗浪潮。在朔方军无力防御党项持续侵袭的不利情况下，武宗为缓和唐朝与党项的关系，决定加强对边将的管理与监察。“会昌初，上频命使安抚之，兼命宪臣为使，分三印以统之。在邠、宁、延者，以侍御史、内供奉崔君会主之⑨；在延、夏、长、泽者，以侍御史、内供奉李鄠主之；在灵、武、麟、胜者，以侍御史、内供奉郑贺主之，仍各赐绯鱼以重其事。久而无状，寻皆罢之。”[4]5293但此举并未奏效，党项的反抗活动仍此起彼伏。会昌四年九月，“制以皇子愕为开府仪同三司、夏州刺史、朔方军节度大使，时党项叛，命亲王以制之”[4]602。会昌五年，党项侵扰盐州，十一月入寇邠宁镇。“李德裕奏：‘党项愈炽，不可不为区处。闻党项分隶诸镇，剽掠于此则亡逃归彼。节度使各利其羊马，不为擒送，以此无由禁戢。臣屡奏不若使一镇统之，陛下以为一镇专领党项权太重。臣今请以皇子兼统诸道，择中朝廉干之臣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词讼，庶为得宜。’乃以兖王岐为灵、夏等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官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令赍诏往安抚党项及六镇百姓。”[2]7993唐朝虽为党项置使安抚，但入侵寇扰之事仍屡禁不止。十二月，党项攻陷了邠、宁、盐三州交界处的城堡，屯于叱利寨。宰相李德裕建议遣使宣慰，武宗决意对党项进行讨伐[2]1021。李德裕于次年正月十一日上书，主张对党项以招抚为主[26]316。但是武宗皇帝赫怒于党项的不羁与侵扰，决定对其发动大规模征讨。会昌六年二月(846年)，武宗任命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邠宁节度使高克恭为西南面招讨党项使[4]609-610，联合讨伐劫掠京西北地区的东山党项。关于这次对征讨党项的行动，相关史料只载会昌六年因党项侵扰而出兵还击，其他情况付之阙如。周伟洲先生认为这可能与同年三月武宗之死、各镇使未出兵或小有战斗、未能改变党项屯集叱利寨局面有关[25]70。
随着宣宗时期吐蕃的崩溃，最令唐朝担心的就是党项对唐朝西部边疆的持续侵袭。他们虽然实力不能与吐蕃相比，不像吐蕃那样会对中原腹地构成巨大威胁，但由于其长期被安置在唐朝西北边州，来往飘忽的进攻方式对其他边州和长安地区造成巨大威胁。面对党项此起彼伏的反抗浪潮与袭扰活动，宣宗开始反思其缘由并总结经验教训，作出了慎选边将与照顾党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决定。“上颇知党项之反由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党项不胜愤怨，故反，乃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自是继选儒臣以代边帅之贪暴者，行日复面加戒励，党项由是遂安。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颇厌用兵。”[2]8045-8046在平定党项侵扰后，宣宗下诏颁布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党项寇扰、防范边将贪婪横行、改善党项生活状况的措施。“辛未，诏⑩：‘平夏党项，已就安帖。南山党项，闻出山者迫于饥寒，犹行钞掠，平夏不容，穷无所归；宜委李福存谕，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如能革心相化，则抚如赤子，从前为恶，一切不问，或有抑屈，听于本镇投牒自诉。若再犯疆场，或复入山林，不受教令，则诛讨无赦。将吏有功者甄奖，死伤者优恤，灵、夏、邠、鄜四道百姓，给复三年，邻道量免租税。向由边将贪鄙，致其怨叛，自今当更择廉良抚之。若复致侵叛，当先罪边将，后讨寇虏。'”[2]8046-8047由于宣宗对御边将领的慎重选择和各项适宜党项生存发展政策的实施，党项对夏州和邠宁等地区的侵扰逐步减少，出现了暂时的安定局面。对于陕北地区的内徙党项，唐朝也因朔方军分化后导致的力量不足而被迫采取恩威并施之策。为了巩固京西北地区的防御，唐朝对内徙至关中地区的党项也采取同样措施。周伟洲先生指出，自大中五年后，党项诸部虽仍有一些反抗，但由于宣宗选任的边镇节度使处置得当，并未酿成大的动乱。这种环境为党项诸部的发展和勃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5]52。
随着朔方军的分化与衰落，唐朝逐步丧失直接对党项进行军事打击的能力。大中四年党项侵扰邠宁地区，宣宗命凤翔镇与河东镇合兵反击，很快击退了党项的进攻。但是党项的入侵势头并未就此止住，他们仍不断掀起反抗唐朝的斗争浪潮。大中五年(863年)，“三月，以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敏中请用裴度故事，择廷臣为将佐，许之。夏，四月，以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充邠宁行军司马；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节度副使”[2]8045-8046。当时党项频繁扰边，宣宗大怒，命宰相白敏中率军出征。朝野之中都认为兵弱食乏，短期之内难以收效，反对贸然出征。白敏中奏请停止了对党项的大规模征讨，在恩信抚慰降服的平夏党项的同时，坚决打击桀骜不驯的南山党项[25]71-75。“敏中军于宁州，壬子，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余帐于三交谷，敏中奏党项平。”[2]8046-8047通过恩威并施，党项停止了对唐朝的侵扰。“宣宗初虽欲以兵力平定党项，而终不得不遣白敏中施招抚之策，含混了之。”[27]134-135虽然吐蕃和回鹘已陷于内乱和崩溃，但是打击其残余势力既会削弱唐朝国力，又会加剧国内藩镇割据局面，危及统治基础与政治稳定。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面前，唐朝对党项进行大规模征讨显得力不从心。
文宗至懿宗时期，在朔方军分化并逐步丧失维护北部边疆稳定的能力后，唐朝被迫采取征讨与招抚相结合的方式应对党项侵扰与反抗。这不但反映了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力量博弈的过程及其影响，而且有利于重新审视晚唐时期唐朝与党项的关系。黄巢起义爆发后，担任宥州刺史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纠合蕃汉兵马举兵勤王。在中原、西北诸势力相互倾轧之时，朔方军及其属地北部则兴起了党项和沙陀等新的外族势力。党项乘势发展，最终在朔方军旧地建立了立国一百九十年的西夏王朝。
晚唐时期，唐朝因朔方军实力下降而被迫采取武力打击与和平招抚相结合的方式处理与党项关系，这一局面为党项崛起奠定了基础。李鸿宾先生认为，党项势力崛兴的根本原因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23]。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的衰落与河北藩镇割据的加强，造成唐朝国力的削弱与控制力的下降。作为西北安全屏障的朔方军的分化极大削弱了唐朝控御北部的能力，破坏了西北边疆稳定与安全。这就为党项的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其对唐朝的反抗斗争与边境侵扰日益频繁，而边将的贪婪与唐朝处置不当更加助长了这一局面，从而对边疆局势的稳定造成重大威胁。“作为与汉人有别的边缘势力，党项崛起除了借助上述机遇之外，其民族认同观念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逐步形成以自身族属为主的势力并朝政权建设发展。然而这种思想在唐朝解体之前并不占主要位置，此前党项的活动属于政治性支配下的地方性活动，其族性张扬在王朝解体之后。”[23]在唐朝的衰落进程中，党项伴随着朔方军的逐步分化而日益壮大，从而奠定了建国的基础。这一过程开始于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发展于文宗以后的晚唐时期，最终完成于北宋时期，以自立西夏国的形式宣告了党项这一新兴政治势力的崛起。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前的朔方军是维护唐朝北部边疆稳定与安全的重要保证，其显赫的地位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政权稳固与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却使其地位发生逆转。虽然肃宗在朔方军将拥戴下顺利登基，但是他吸取河北藩镇尾大不掉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利用其镇压叛军，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防忌，担心其通过平叛壮大势力，从而对中央权威和政权稳固产生威胁。朔方军发展壮大的势头被遏制，在朔方军两次大规模反抗后登峰造极，逐步走上分化瓦解之路。朔方军作为长安西北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从安史之乱后由皇家依赖的心腹力量发展为拱卫京西北的一个普通军镇。这一过程既是朝廷的刻意安排，又是情势转变的必然结果。朔方军的衰落与分化削弱了唐朝控御西北边疆的能力，原本附属于吐蕃的党项利用唐朝内政外交形势的变化和西北边防空虚的弱点，逐步成为晚唐时期对唐朝产生重大威胁的边疆民族。党项利用助唐平定黄巢起义的机会得到政治认可，奠定了宋代立国的基础。
所以，安史之乱后朔方军地位演变的意义十分深远，不但反映了唐朝内政外交与边疆形势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折射出唐朝与西北诸族关系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更为党项的崛起、壮大并最终建立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参见王永兴《论唐朝朔方军》，载《陈门问学丛稿》，第412～421页；王永兴《论唐代前期朔方节度》，载《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第245～320页；樊文礼《唐朔方节度使略论》，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社哲版)1988年第3期；王吉林《唐代的朔方军与神策军》，载《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第914～922；安彩凤《试论唐代朔方军的历史作用》，载《唐都学刊》1998年第2期；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吴继芬1987年的硕士论文《唐代朔方军之研究》。
②参见王吉林《唐代的朔方军与神策军》，载《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第914～922页。
③参见王永兴《论唐朔方军》，载《陈门问学丛稿》，第412～421页。
④参见陈勇《从仆固怀恩反唐看中唐的河朔政策》，载《文史杂志》1991年第2期，第26～27页。
⑤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的类型分析》，载《唐代藩镇研究》，第94～95页。
⑥参见《资治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第7774～7775页。
⑦元人杨士宏在唐诗选《唐音》中提出四分法：初唐(高祖至睿宗)、盛唐(玄宗至肃宗)、中唐(代宗至文宗)、晚唐(武宗至哀帝)。明人胡震亨在唐史集《唐音癸鉴》中继承了这一说法并广为流传。《辞海》“四唐”条作如下解释：一说依据明人高棅的《唐诗品汇》将文宗大和到唐末作为晚唐；一说依据明人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将文宗开成初至五代作为晚唐。《辞海》，第1734页。辞海编辑委员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
⑧《S.383号西天路竟》。参见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第308～316页。
⑨《旧唐书·党项传》作“崔君会”，《新唐书·党项传》作“崔彦曾”，《唐会要·党项羌》作“崔君会”，《资治通鉴》卷248“会昌五年”胡注亦作“崔君会”，本文以此为准。因“會”与“曾”形近，“彦曾”恐为“君会”所讹。
⑩《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三十《蕃夷·平乱·平党项德音》，第709～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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