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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1999)03-0030-(06)
审美解放问题，美学家们谈得不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康德、席勒和黑格尔。他们探讨的侧重点虽然不一样——康德主要讲的是追求心灵的自由，席勒主要讲的是追求人性的自由，黑格尔强调的则是通过审美达到绝对理念王国以获得超越时空的无限自由，但偏于理想的假说却是共同的。这就难免有空想的性质。
其实，审美解放是有前提的。只有解决了相关的前提条件，审美解放才不致于成为一种空想。换言之，审美解放问题首先是审美本身的解放问题，我们就姑且把它叫做“前审美解放问题”吧。
前审美解放问题，首先是一个解决现实的“审美沉重”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审美的沉重主要来自一切都商品化的大潮。因为这一大潮对现实生活的冲击、渗透，几乎使一切都被物化和肉欲化的迷雾笼罩了。而现代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事实，又几乎使现代科技成为价值和财富的代名词，于是现代科技手段和产品在特定条件下便转化（上升）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和力量的东西，强烈地影响着甚至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复杂的变化，而地位意识、物化意识、感官享受、功利主义以及各种现代追求欲、占有欲的膨胀，又不仅仅直接导致现代人与传统道德规范、理想人格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个体人格的自我分裂，甚至导致了掠夺自然、鱼肉他人、科技犯罪，从而影响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自身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的和谐与平衡。有些人一面肩负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的重压，一面又渴望寻求新的价值；一面承受着差强人意的利害欲网的束缚，一面又幻想着返璞归真。叶朗先生说得好：人生境界问题是一个美学问题。（ 注：叶朗：《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之中国美学》36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在自我分裂的人生境界里，审美作为一种心灵的活动，它那企望自由翱翔的翅膀怎能不沉重！因此，要获得前审美解放，首先就要冲破物欲、肉欲的束缚。（这一点，只要我们重读一下鲁迅的小说《幸福家庭》、尤奈斯库的剧本《椅子》、恰佩克的剧本《万能机器人》，看看现代一些人在某些所谓“行为艺术”中如何演绎性行为，我们就可以省悟到。）于此同时，还要在科技发明、创造和运用中积极倡导“生态技术美”的观念，让美在科技活动中、在科技工作者手中得到释放。
审美的沉重，还来自大脑负担的偏重模式。它主要表现为传统教育只注重运用左脑，以为左脑是负责“有意识”活动的“显意识脑”，右脑则只是操控“无意识”的“潜意识脑”，以致左脑负担过重。这样一来，又助长了社会上形成的“知识至上”和极端功利主义的风气，反过来又刺激教育更偏重知识和功利，更偏重左脑的开发。因此，偏于情绪、情感、心灵感悟和想象、创造活动的右脑的运作能力就越来越钝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获得前审美解放，就得树立“全脑人类”意识，使人们成为能够均衡协调地使用左脑与右脑、善于释放脑潜能的人。对此，英国天才物理学家荷金格博士对“右脑世界即将来临”的警示与呼吁，日本七田真教授关于21世纪的人类即将进入“第二进化”阶段，进入“全脑时代”的预测，对前审美解放无疑是个喜讯。（注：参见台湾《“爱”和“乐”全能教育杂志》1998.4.4第105 期陈韶韻整理的《全脑时代》。）
其次，要获得前审美解放，还得自觉改变审美偏见，弄清“美是什么”、“审美是什么”、“主体和客体构成审美关系需要什么条件和中介”。
据《文汇报》1999年3月5日第9版张新颖《艺术与时尚》称， 有一次撒切尔夫人在格拉斯哥博物馆参观，她虽然对梵高的《向日葵》端详过，而且当她说“梵高画的菊花真不可思议”时，馆长还提醒过她“这是向日葵”，可她仍然激动地坚持说：“这根本不是梵高画得最好的菊花。”这种先入为主的权威卖弄同理论上的偏见一样，是有碍于审美本身的解放的。
笔者个人认为，美并不是对象本身，而是对象所具有的可以引起审美主体以至人类主体的普遍肯定性情感反应的精神价值，这种富有情感性的精神价值是客体在以它的存活状态跟审美主体和人类主体发生联系并确证、肯定、净化、提升了人的本质力量时才显现出来让人感受到的。既然如此，那么，美就可以分别从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加以考察：从客观方面看，美是一种可以激活审美主体的情感体验能力和内省的智慧，昭示美好未来，能够形象地确证、肯定、净化、提升人的本质力量，促使审美主体以至人类主体超越现实存活状态，从而引发普遍肯定性情感反应的信息；从主观方面看，美则是审美主体以人类的历史或现实的存活状态、特别是其中最具情感张力的两极样式——人的艰辛与欢乐作为参照系而孜孜以求的一种富有正面情感价值的精神目标，一种充满着激情和想象的理想世界。审美就是以上述信息和心象为对象，通过凝神观照和悉心谛听，在审美主体、人类主体和对象的存活状态的比照中充分感受和感悟对象对审美主体和人类主体所具有的情感性精神价值关系，以达到审美主体自身的“心理完形”和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心理完形”的过程。“完形”的结果，就是在主观上完成美的自我塑造，在客观上则创造出新的美的产品，如美的艺术作品，美的艺术境界，美的生活环境，美的科技产品和生活用品，美的生活主人等等。
饶有兴味的是，就审美主体自身的“心理完形”而言，审美活动的方式有点儿象哲学上的“中观方式”。这种方式，按照印度当代哲学家维希瓦纳特·S·纳拉万的解释，它“不是一种回避和逃跑的方式， 也不是在每个营地上把不中意的东西丢弃的消极否定的方式，而是吸取最好的东西的积极肯定的方式”。（注：参见纳拉万的《泰戈尔评传》44页，刘文哲、何文安泽，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因此，审美可以使主体的精神感觉和实践感觉得到某种净化和升华。但是，由于人的本质在根本上要受到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关系所规定和制约，审美作为一种心灵的追求，又不会停留在“中观的方式”上，而表现出对社会实践前进要求的趋同并要求得到社会实践的证认。而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又觉悟到：“在初期的发展阶段上，单个的个人似乎更完满些，那正是因为个人尚未造就内容丰富的个人关系，而且因为那种个人关系尚未成为脱离个人而独立的社会力量并与个人自身对立的社会关系。”因此，“留恋那种原始的圆满”是“可笑”的。（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一分册100页。）而从历史的进程看， 个人已经不是孤立的单个人，而是处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他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已经“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相反，它已经成为与个人自身对立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页。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虽然作为单个人往往会有一种荒谬的空虚的感觉，但客观的历史进程又告诫着人们：“相信必须停留在这种彻底空虚中，也同样可笑。”（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一分册100页。 ）人的这种自我觉醒，必然使审美既超越原始的单个人的有限的“圆满”，又超越复杂社会关系制约下的现代单个人的虚空，成为心灵在对象世界的游履中透过现实世界的极限，在无极限的希望世界里对个人与社会的圆满性发展的一种无极限的追求。如果说，审美的解放指的是审美主体在审美中所实现的自由，那么，这种审美的自由也就是审美主体把个我的原始自足性和现代荒谬虚空性消解于上述内在追求的一种无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审美是现代性主体在心灵深处和外在世界进行理想化交往的一种良好方式，是现代人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种良好的精神实践方式。它作为现代人对理想化的存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种心灵探索和追寻，在本质上跟积极扬弃自我异化而真正占有人的本质，从而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使历史之谜得到解答的“共产主义”方式（注：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3页，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是相通的。正因为审美是人的本质朝着深层次的形象展开，是现代人在充满激情与想象的情景中对人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的追求，它才会引起人类主体的普遍喜悦和满足。
既然如此，把审美看成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直观，就显得不够了。比如安徒生的《皇帝新衣》这篇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童话以及由它改编的电影，通常我们看它都是侧重于直接观照它对当时社会黑暗、专横、愚昧、阿谀成风等等的揭露、批判和讽刺，却很少去思考那两个天真无邪敢说真话的小孩对作者自身和对读者大众的“心理完形”意义。这实际上还不是一种完全的审美。因为它还停留在直观的层面上而缺乏一种追寻和发现。其实，这两个小孩的形象意义不仅仅在于揭露、批判和讽刺，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身上所蕴含的作者对人性问题的追寻和发现以及由此发出的感慨。是啊，为什么人们在利己欲的束缚下竟然失去了“童真”？“皇帝的新衣”能指是“有”，所指却是“无”。这个矛盾谁都看见了，可除了两个小孩外谁都不愿意说出真相。由此看来，这两个敢讲真话的小孩的形象，反映的不正是作者同时也是读者观众企望修复人性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到本真状态的理想吗？在这里，作者采用的正是一种近乎而又超越“中观”的审美方式：对人性严重扭曲的人的存活状态不回避，不作消极的否定，而是从两个小孩的身上发掘、吸取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加以积极的肯定。作者采用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对人性问题的追寻、发现、感慨和理想，说到底不就是为了确证、肯定、净化、提升人的本质力量，即使作者自身又使读者观众实现“心理完形”吗？很显然，这种审美已经大大高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直观了。我想，在审美中只要我们紧紧围绕“心理完形”这一核心，在充满激情和想象的情景中去追寻、发现审美对象的意蕴中所透露出来的理想，所谓“美是难的”神秘性就不难窥破了。
诚然，在各种具体的审美活动中，由于对象的结构与内蕴的复杂性，对象与它事物联系的复杂性，我们常常又会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当对象作为生活中的反面现象，以丑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要由审丑过渡到审美，就更困难一些。但无论如何，审美主体（包括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心理完形”始终是审美实现的关键。不过，值得提醒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审丑向审美的转换往往需要以对象背后隐藏的某种人性、人情、人格作中介。例如当我们面对某些“集合艺术品”、“波普艺术品”、“行为艺术品”和“综合绘画”，阅读某些“新体验小说”和“新状态小说”时，就是如此。
当然，前审美解放问题并不单单是一个认识和理解美与审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审美关系的构成问题。因为审美在大多数情况下毕竟是对富有情感性的精神价值关系的追寻。因此，弄清构成审美关系的条件和中介，就成了前审美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主体与客体要构成审美关系，首先要求主体成为具有审美态度和审美实践能力的审美主体。因为审美主体是审美关系的主导方面。这就要求主体必须具备正确的“自我实现意识”和健康的“享乐意识”；必须具备高尚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必须具备敏锐深刻的审美感受能力和审美表现能力；必须有一种善于自控的心境、心态，一种善于进行“心理完形”的能力。同时要求客体必须是一种现实感性对象，必须具有审美的潜能，具有潜在的审美价值。它必须是可以直接审视或谛听的，它的属性、特点和存在方式是审美主体和人类主体存活方式和状态的某种参数，可以引起并规定审美主体的审美注意和审美感受，可以促使审美主体对它采取一种审美态度，产生审美能动性，能体现主体的某些意志、理想、目的、情感，确证、肯定、净化、提升主体的本质力量，使主体得以“心理完形”。当然，审美关系的构成还需要一定的中介，例如能动的审美实践和适当的契机和灵感等。这些笔者在拙文《审美关系的构成》（注：参见《广西师院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 或人大资料中心《美学》1991年第8期。）中已有所阐述，恕不多说。
值得强调的是，审美关系是一种多维度的互联互动关系，根据前面的描述，大体可以简化为下图所示：
因此，光从学理上懂得审美关系构成的条件和中介，还是不能真正达成前审美解放，更重要的是审美主体要把自己摆进具体的审美关系网络之中，对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互联互动及其与人类存活状态的关系作深入细致的体验，以便正确顺利地进行“心理完形”。这在艺术的审美中尤为重要。例如，泰戈尔的《金帆船》写一农夫把全部收获都装到了神秘的金帆船上，自己却因船太小而被留在此岸了。传统的解释中大都认为这是一首象征人生神秘莫测的诗，这说明人想减轻负担、渡向彼岸的渴望是不能成为现实的。（注：参见纳拉万的《泰戈尔评传》 103页，刘文哲、何文安泽，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但是，我们一旦联想到那标志着诗人孤独心理状态终结的诗集《晨歌》，联想到诗人在诗集《智慧的创造》中对有限与无限关系以及到底是大自然崇高还是人的精神崇高的思考（例如《礼物》和《大洋的波涛》（注：在《礼物》中有这么几行诗：“我的神秘的自我不时地／回荡着世界的浪涛声／日日夜夜无休无止；／我生活的唯一的目的／是为无限修筑一条有限的堤埧。／用我所有的希望和我所有的话语／还有我所有的爱，我只塑造一个：／无限的形象在我心中。”在《大洋的波涛》中，既描写了狂风暴雨的可畏，更表达了人类的爱情与信仰之灯是任何飓风也吹不灭的信念。）），联想到诗人为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的奉献，我们就会跟诗人一起进入到一种在有限中趋向无限的“心理完形”的审美关系之中，真切体验到诗人的深邃思考和伟大感悟：虽然生命活动的收获与生命本身二者不相容，虽然个体的生命被留在了时间河流的此岸，但个体生命活动的成果不是可以通过时间的长河融汇到人类总体活动成果之中而流传到永远、永远吗？生命奉献对于生命本身的超越不正是生命永恒的必由之路吗？（注：我们并不认定诗人已经完全破译了生命之谜。例如在《金帆船》这本诗集的最后一首诗《漫无目的的旅游》中，那艘金帆船又出现了，而且诗人还上了船，但他对生命的有限或无恨仍然存有疑惑。正因为这样，他才问掌舵的神秘仙女：“有多远？你还要把我送多远，／呵，可爱的女神？／告诉我，它将在什么地方靠岸——／这艘金色的船？”“你要我看见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但是，惟其如此，我们才更深刻地感受到诗人在面对生命本身的有限与生命活动追求的无限这一矛盾时所透露出来的企望“心理完形”、追求自我平衡的强烈欲望。）可见，理清并进入具体复杂的审美关系网络，体验审美中的多维互动关系，是正确顺利进行“心理完形”，获得真正审美解放的前提之一。
应当指出，主体在审美中的“心理完形”是一个积极的心理建构过程，因此，受动型的施教方式是应该在审美中加以摈弃的。所以，要获得前审美解放，还要把审美和传统的施教活动区分开来，不要把审美主体当作被动的受教育者来看待。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要提倡“审美教育”，就必须转变教育的观念。
不错，审美与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审美又不等同于传统的受动式教育。
就审美可以确证、肯定、净化、提升人的本质力量而言，它与未来教育那种旨在启发人类潜能，使人类不断自我觉醒的本质性功能是相通的。然而，由于教育尚未实现向未来教育的转变，而传统上的施教活动又只重传道、授业、解惑，缺乏认识、了解、确证受教育者自身的课程，“解惑”又偏重于耳提面授地提供“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的简单答案，因此往往会使受教育者产生“我要，但我不能”的矛盾心结和失望情绪，很难自觉到主体自身的价值，甚至产生莫名的不安，形成自卑与压力，或转而浮躁与狂妄。审美则不同。因为主体面对的是鲜活的美或丑的形象，主体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不由自主地被对象的形象所吸引，并对对象进行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观照，按照个人的特点去充分感受、体验、想象对象的存活状态及其与人类的存活状态和发展趋势的关系，在动情的想象中，感悟对象的存在本质和意义，确定对象的精神价值，甚或在心灵上从内容到形式对对象和人类的存活状态进行“重建”或“完形”，使之净化和升华；而主体在感动和感悟的过程中，也会自然而然地以对象和人类的“完形”存活状态作为参照，围绕“应当不应当”和“如何做得更称心更美好”来进行自我“心理完形”，实现自身的精神提升和愉悦满足。审美中的这种富于个性化的感动式觉悟，这种对于人类本质力量的“真正占有”，传统的受动型教育是很难达到的。
值得庆幸的是，现代教育正在作出一种积极转变的态势，特别是当哈佛大学教授Howard Gardner的七个“智慧中心”理论和日本七田真关于“全脑教育是心的教育”的理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之后，不但重视开发语言智慧和逻辑数学的智慧（前者指能阅读、写作并具有文字沟通的能力，后者指能够推理及计算的能力），而且也逐步注意到了“音乐智慧”、“空间关系智慧”、“运动智慧”、“人际关系智慧”和“内省智慧”的开发。可以说，现代教育的转向，已经呈现出一种重在启发人类潜能和觉醒的新质，它在引导人类了解自身、调节控制和升华自身方面，其功能正趋向于与审美的功能相近相通。
当然，审美与传统的教育之所以不同，还有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审美心理结构中的意识活动与传统教育活动中所遵循的实践认识心理结构中的意识活动不一样。审美中的意识活动是既联系于伦理和理性又超越伦理和理性的，传统的教育活动中的意识活动则是服从于伦理与理性的。这个问题，我在《审美张力谫说》中另有探讨，这里暂且不论。
在美学史上特别是在美学转型的今天，各种审美学说（包括传统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审美学说）多如牛毛。百家争鸣，这是学术发展的一大幸事。但如果各种学说都认为自己是美学领域里的唯一正确的，那又是不幸的。毋庸忌讳的是，现代传播媒体对艺术时尚、生活时尚、娱乐时尚、消费时尚等等的宣传与鼓动对感官直接性满足的张扬，正在使刚刚从精神沉睡中醒来不久的人们在审美中再次感受到了“晨钟云外湿”的滋味。我的“前审美解放”观，只是我在品尝到这种滋味后的一种不成熟的反思，它与世纪末的“美学主流话语”到底有多大通约性，实在不敢多想。更何况当代某些采取“非焦注化”和“游戏化”创作策略的艺术品和娱乐性极强的“大众审美文化”正在消解审美与非审美之间的对立！因此，对审美解放前提条件的探讨和对妨碍审美解放的现代非审美因素的批判虽然其来有自，但就当代语境而言，它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挑战。看来，笔者只好高举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著名的“不完备定理”来作挡箭牌了。
收稿日期：1999－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