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制度类型与经济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衰论文,权力论文,类型论文,结构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有的穷国逐渐变富，有的富国由富变穷，个中原因，理论界众说纷纭。其中，制度学派的思想影响比较深远，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可谓杰出代表。诺思认为，“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1](P147)，他坚信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制度决定人类行为的激励结构，激励结构导致经济绩效的天壤之别。奥尔森则另辟蹊径，巧妙地从集体行动的视角阐释了分利集团导致国家失败的作用机理。[2]诺思和奥尔森对国家兴衰制度决定论的贡献不言而喻，但是，他们却都有着明显不足。纵观诺思的制度理论，我们并未发现他对有效制度发生机制的有力解释，这使得他的制度解释力略显乏力。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但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人比理性人假设更为复杂，以致奥尔森的国家兴衰理论表现出根基软弱。笔者并非要对制度学派的思想妄加评说，更不否认影响经济的其他因素，仅试图探索制度与经济兴衰的逻辑关系。我们发现三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第一，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兴衰？第二，为何有效制度没有得到普遍采纳？第三，政治权力并未直接体现在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政治权力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吗？无数事实恰恰证明，政治权力、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匪浅。政治权力如何影响经济兴衰？笔者基于权力结构、制度类型与经济兴衰的框架，试图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一、经济制度不足以根本性支撑经济增长 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并非根本性作用。经济制度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完善程度能够影响经济绩效。一方面，经济制度影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投资以及组织效率，形成对关键经济主体的激励；另一方面，经济制度控制资源分配，直接影响社会的贫富差别。照此逻辑，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贫困的问题等价于一些国家相较于另一些国家实行了更糟糕的经济制度。[3](P389)既然承认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重要作用，为什么有些国家宁愿坚持糟糕的经济制度而放弃有效的经济制度？换句话说，为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只在某些国家实行，其他落后国家却好像视而不见？显然，好的经济制度还需借助其他条件才能对经济绩效发挥作用。用奥尔森的话来讲，“他们没有从最终本源上探索增长的源泉；他们虽然探索了河湖中的溪水从何而来，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下雨。他们也没有解释是什么阻塞了经济进步的道路”[4](PIV)。河湖里的水损水溢犹如经济的兴衰一样，并非仅仅因为经济制度的自动选择优化机制受到干扰，政治权力也是干扰因素，而且是重要的干扰因素，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共同影响着经济的兴衰。 二、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 好的经济制度本身不足以支撑经济增长，还须有好的政治制度。制度如何划分好坏？可以根据制度包容性的强弱将制度分为包容性制度与榨取性制度，具体细分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榨取性政治制度和榨取性经济制度。[5](P22-29)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制度是榨取性的，那么政治制度绝对不会是包容性的，所以，“榨取性经济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制度模式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所谓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就是经济上强调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分配中强调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政治上以集权提高政府效率，同时又以政治多元化来制约政府专权，以此形成共荣利益的制度。也就是说，包容性经济制度必须具备安全的私有财产、均等的公共服务、公平的交易规则、开放的市场准入和自由的自主择业等条件，包容性政治制度必须具备政治集权和政治多元化两根支柱，缺一不可。[5](P23)如果只有政治集权而没有政治多元化，便沦为榨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榨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截然相反，榨取性经济制度限制市场准入、实行市场垄断、征收高额税收；榨取性政治制度实行专制统治，权贵垄断政治活动，此时的制度就沦为强势集团榨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包容性经济制度促进经济增长。首先，包容性经济制度创造包容性市场，提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公平竞争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包容性经济制度提供产权保护，容易形成对未来稳定的预期，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其次，包容性经济制度鼓励技术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即是毁灭，创新必须以牺牲一定的短期利益为代价。技术创新不仅会在经济上触动既得利益结构，也可能在政治上颠覆既有的权力结构。统治者只有排除对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丧失的担忧，才有勇气进行创新。在包容性经济制度下，这一担忧迎刃而解。包容性经济制度通过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鼓励私有财产、确保合约履行、创造公平环境，并鼓励把新科技带进生活。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鼓励真正的创新精神，从而培育技术创新。最后，包容性经济制度提供全民教育。教育对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功不可没。同时，教育能够提高公民的政治意识，对加强公民政治参与和政府监督大有裨益。可以说，一旦包容性制度到位，经济增长便具备了根基。 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良性循环。包容性经济与政治制度一旦良性互动，往往会形成两者的良性循环，达到更高层次的包容性。这个良性循环通过三方面机制来运行并强化：第一，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法治逻辑。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支柱之一是政治多元化，多元政治强调政治权力分配的均衡性和权力制约的多元化。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与制约，这是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精髓。政治多元化及法治观念一旦建立，既能防止专制和腐败，又能创造更高程度的良性循环；第二，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正向循环。包容性政治制度建立在政府集权和政治多元化基础之上，通过法治手段，提供严格的产权保护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夯实基础。包容性经济制度鼓励技术创新、培育创造性破坏和提供更多教育，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这对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不可或缺，包容性经济制度也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繁荣打下基础。在包容性经济制度下，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均衡、社会权力更加分散、政治环境更加平等，使得任何集团对政府的俘获和控制更为艰难，促进包容性政治制度长期存续。只要政治制度是包容的，经济行为的任何偏离都会得以扭转，这就是正向反馈和良性循环；第三，包容性政治制度容许舆论的自由发展。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政治多元化必然提倡并鼓励新闻媒体。20世纪初，美国的新闻记者由于“喜欢揭人丑事”，被冠以“扒粪客”的称谓，就在揭发政府官员丑闻、为政治人物反对托拉斯造势上，这些不起眼的“扒粪客”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由媒体让有害于包容性制度的威胁曝光，鼓动社会组织起来对抗各种威胁包容性制度的元素。 三、榨取性政治制度、榨取性经济制度与经济兴衰 包容性政治制度能促进包容性经济制度的良性循环，推进经济增长；榨取性的经济制度加速经济衰退。榨取性经济制度缺乏必要的经济激励和产权保护。拥有政治权力的权贵集团出于政治替代效应的担忧，往往会抵制技术创新和操纵经济制度，并直接或间接地将社会的资源向自己转移，以使其收入最大化或最大程度的榨取租金。换句话说，权贵追求榨取性经济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榨取收益。在榨取性经济制度下，制度沦为少数握有权力者的牟利的工具，经济将会加速衰退。[6](P1) 当榨取性经济制度与榨取性政治制度彼此效力时，便把双方带进一个更深的恶性循环中。榨取性制度倾向表现为诱致恶性循环。首先，榨取性制度破坏经济增长。在榨取性制度下，政治权力失于制约，人人争相夺取，社会被推向政治动荡的格局。在榨取性制度下，制度沦为权贵牟取私利的工具，在自肥的同时又面临平民暴乱或革命的威胁。为了抵制暴乱或革命，统治者必然加大榨取力度和频度以增强镇压的物质资本。同时，革命的担忧降低了其统治预期，竭泽而渔式的榨取方式往往成为统治者的理性选择。榨取性制度无法提供一个稳定预期，权贵忙于满足私利，平民缺乏生产动力，长此以往，国家经济将陷入持续的恶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最终走向崩溃的边缘。可以说，权力结构不变，榨取循环不断，经济衰退不止。其次，榨取性经济制度与榨取性政治制度之间形成恶性循环。榨取性政治制度导致榨取性经济制度，肥了少数瘦了多数。在榨取性政治制度中，权力可以无往不利、中饱私囊、无限滥用。榨取性政治制度缺乏对利益集团分利行为的控制机制，容易建立符合少数集团利益的榨取性经济制度。反过来，榨取性经济制度为榨取性政治制度的延续奠定了物质基础，榨取性经济制度不断增加分利集团的社会财富占比，容易造成经济力量裹挟政治，推动政治制度更具榨取性。显然，榨取性政治制度和榨取性经济制度是协同推进的，也是最为有害的。最后，寡头统治铁律。寡头统治的内在逻辑就是寡头不断复制，权力更迭容易，却难破寡头铁律。精英循环理论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少数精英轮回更替的舞台。榨取性制度恶性循环的逻辑与之类似。由于榨取性政治制度下制约权力的土壤浅薄，平民亦缺乏政治参与的训练，难以构成对统治者的有效制约。即使一套榨取性制度被推翻，新建立起来的制度也往往倾向于榨取性。因为，权力新贵可以借助榨取所得的财富新建榨取性经济制度，用以巩固新生的统治政权，以便榨取最大化的社会财富，从而进一步巩固榨取性制度。历史往往会简单重演，真可谓首演是悲剧，重演是闹剧。 榨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诱致短期经济增长，但不可持续。榨取性制度的逻辑前提是能创造财富以供榨取。当一定程度的政治集权提供必要的可信承诺时，可以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榨取性统治者政权稳固后，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他们会提供必要的公共秩序和公共物品，改善每个人的收益状况，刺激生产性激励。奥尔森说，理性的自私自利的独裁者选择了收入最大化这一点上的税率，因为他的利益与他的臣民的投资和贸易的增长息息相关，他会许诺永远不会没收财富或否认资产的所有权。[7]因此，不同的榨取性政治制度间有一条重大的分界线，即政治集权的程度。如果没有政治集权，政府承诺难以取信于民，连有限的成长都很难。 然而，榨取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终究不可持续，原因有三：其一，榨取者的内讧。榨取性制度下的经济成长本质上就是脆弱的，它们容易崩溃，或者很容易被榨取性制度本身产生的内讧所摧毁。榨取性制度下掌握政治权力就意味着能够榨取巨大的财富，这必然刺激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内讧不断。其二，政权不稳导致短视效应。持久的经济增长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公正严明的法律制度的保障，然而建立在榨取性制度之上的统治多半难以稳固，随时存在被革命推翻或内部政变而丧失政权的风险，因此统治行为难免鼠目寸光。这时理性的选择自然是在有限统治期限内的无限攫取、竭泽而渔。其三，生产性激励不足。当政治动荡时，榨取性制度无法提供持久的可信承诺，经济主体的劳动创造可能得不到有效保障，可能创造越多压榨越多。另外，政治单一性也使得平民难以在政策制定中体现自身的意志，财富分配可能面临完全由统治者说了算的困境。基于未来预期的极度不确定，难以激发生产性激励。 四、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制度的逻辑关系 既然包容性制度容易刺激经济增长，也存在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化的可能，政治权力如何影响经济兴衰？为什么不是所有国家都推行包容性制度？显然，榨取性制度具有固化机制，难以变迁。因为权力结构决定制度类型，权力结构不优化，制度类型就很难转化。 权力体现为一种支配力和影响力，结构体现为某种关系和比例。权力结构本质上是权力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由法理政治权力(de jure political power)和实际政治实力(de facto political power)之间的力量对比构成。[8](P20-21)法理政治权力指来源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力，法律是其来源，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就是由宪法和各种法律制度所赋权的。也就是说，正式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法理政治权力。实际政治实力，代表着一个集团的作用范围和影响力。如果一个集团在暴力威胁、经济财富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他们可以左右政策制定，能够影响财富分配，这个集团就拥有实际政治实力。实际政治实力有两种途径获得：集团集体行动的能力和集团掌握经济资源的大小。集体行动的能力代表着集团威胁的可信度，经济资源的大小代表着资源分配的决定性。[3](P391)权力结构取决于法理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实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二者趋于平衡，权力结构就是理性的，如果二者失衡，权力结构就是非理性的。 制度类型好坏最终取决于政治实力的较量。政治实力由法理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实力构成。不同制度导致不同的资源分配，但资源分配中往往存在利益冲突并无法通过承诺克服，拥有政治权力的一方无法承诺排斥以权谋私。既然占社会主导地位的制度无法通过可信承诺塑造，不同群体就必然会为自身偏好的制度展开激烈争夺，孰胜孰负取决于政治实力的大小，政治实力在较量中扮演着最终裁决者。换言之，政治实力是一个集团的政策偏好能否压倒另一个集团的关键。集团的政治实力与其从政府政策中收益的比例呈正相关性，如果法理政治权力完全压倒实际政治实力，或者实际政治实力完全压倒法理政治权力，两者的结果都容易出现榨取性制度。如果两者趋于均衡，就容易形成包容性制度。因此，要构建包容性制度，就必须防止法理政治权力或实际政治实力一家独大。 有些国家或地区将包容性制度束之高阁，而让榨取性制度大行其道，自圆其说的解释是榨取性制度符合政治精英的利益，是理性的选择。这就是说，权力结构失衡不仅催生榨取性制度，而且榨取性制度也是政治实力强势集团的理性选择，权力结构失衡和榨取性制度是政治实力对比悬殊的一体两面。权力结构失衡下榨取性制度的理性选择逻辑是什么？首先，经济理性导致选择榨取性制度。不同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的收入分配，其中的潜台词是以一系列优越的经济制度取代糟糕的经济制度将会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可能导致某些精英或某些集团的收益情况变糟，成为经济输家。[3](P434)当维持现状能给政治精英带来巨大租金时，经济变迁将难以进行。如果制度变迁使政治权力遭到削弱，权贵们的收入、租金、特权都会随之下降。因此，政治精英将会对每一项经济变迁进行评估，包括评估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于是，任何会削弱精英政治权力和经济权益的变迁都会遭到否定。如果事后不能对权力和权益受损的政治精英给予足够的弥补，他们必定从一开始就会以权力来顽强抵制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而继续维持榨取性制度，不管制度变迁对促进经济的发展多么有效。其次，政治替代效应维持榨取性制度。在权力结构均衡条件下，政治强势集团对优越的制度和先进的技术喜闻乐见，因为经济增长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以供征税。但现实并不完全均衡，因为优越的制度和先进的技术通常会侵蚀精英的优势，降低他们的政治实力，增加被替代的可能。当存在被取代的可能时，精英便担心制度变迁会壮大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会威胁现有的政治权力构成。此时，无论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多么利好，不想成为政治输家的权贵们，都会对制度变迁视而不见或百般阻挠。但也有例外。处于竞争状态或高度稳固状态或外部威胁状态下的政治精英，可能倾向于采纳新技术。在高度政治竞争之下，精英乐于创新，是因为他们担心既有的地位被取而代之。在高度稳固状态之下，当局欣然接受创新，是因为此时不存在丧失政治权力的担忧。在外部威胁下，通常也会使当局支持创新，因为技术落后很容易导致国家遭受外国侵入。 准确地说，中国经济之所以稳定增长，根本原因在于“政党、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治理模式”[9](P272)。关键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一具有共荣利益属性组织的领导，这是包容性制度的牢固基础。通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制度的包容性成分不断提升，并不断倒逼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但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制度离完全的包容性还有一定距离。因此，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包容性制度的建设。目前，特定的背景与环境，导致我们的路径选择只能是结构性地推进。一是加强政府适度集权来构建包容性制度。加强政府集权有其客观的必要性，但是关键的是把握其适度性，主旨是提高政府承诺的可信度和政府执行的公信力，使政府创新焕发在调控市场中更坚实的作用，从而为包容性制度奠定支柱。二是改善权力结构来充实包容性制度。这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制约法理政治权力，从制定良法，以良法治国入手，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提升公民的实际政治实力，借助政策供应，继续培育市民社会，提供有利环境容许市民社会自身发育，并通过鼓励新闻舆论监督，有效发挥社会监督政府权力的作用。同时，加大二次分配力度，增加公民的社会财富，进而提高公民的实际政治实力，谋求权力结构的均衡。三是抓住机会推进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协同改革。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其成败与时机直接相关。习近平总书记主政以来，不断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有效防止“悬浮式政治体制改革”、“碎片化政治体制改革”。上有顶层设计，下有底层呼唤，这是最好的改革良机。上下合力，抓住改革契机，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将有利于最大限度降低改革成本，消解改革阻力，提升改革红利。这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体现。今后的改革，就是通过包容性改革，建设包容性制度，通向包容性持续增长，在此基础上实现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