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无锡商业的演进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锡论文,近代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和民族资本工业的产业，无锡商业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为经营领域的扩展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表现为经营方式的改进和商业组织管理体制的演变。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商业的近代化。
一、城乡商品物资流通网络的伸展
与商品流转内容的变化和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相适应，近代无锡商业经营网络不断延伸发展。
一方面，原有与传统农业、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相联结的一部分商业，逐渐转向为外国在华商业机构收购土产，推销洋货；一方面，一部分原来与封建财政相联系的漕运、专卖商业，逐渐被卷入近代工业的原料产品供销，开始“从属于产业资本”，“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1]例如茧商，无锡城乡的茧行，开始时依附于洋行，为其收购蚕茧；以后变为主要是收茧供给民族资本缫丝厂作原料。薛南溟的其均茧行，1892年前，主要为意大利商人代收蚕茧，以后则自营收茧装运上海，售与华洋丝厂。1896年他与周舜卿合资创办永泰丝厂，所收蚕茧当然首先用于自设丝厂的生产。随着机器缫丝工业的发展，茧行不断增加。1910年时，无锡有茧行140家，占江苏全省茧行总数的56%。[2]至1926年，无锡城乡有茧行223家，茧灶4812座，与缫丝工业一起进入发展盛期。[3]再如粮食，清代末年无锡的稻米交易量达400～600万石，其中130万石为承办的漕粮。随着近代粮食加工工业的兴起和交通线路的伸展，苏北、皖华、华北、东北的小麦、大豆作为工业原料源源输往无锡。到20年代，无锡有粮行133家、粮食堆栈40家、粉麸行30家、油饼行40家，粮食到货年平均1000万石，最高年份超过1200万石。[4]因此，无锡粮食商业不仅没有因漕粮停办而衰落，而且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中转市场之一。
经营手工制品的传统商业，也因近代工业的兴起注入了新的内容。无锡的绸布商业，历来只经营土布、纱罗、绸缎等少数品种。以后随着舶来品的大量输入和国内纺织工业的兴起，经营品种大大增加。包括各种机织平布、府绸、卡其、线呢、色织布、印花布、呢绒织物。相应的，布商也不再是农民织造土布的包买商，而变成了纺织工厂产品的推销商。[5]再如油漆商业，本世纪以前主要经营生漆和天然染料（包括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进入本世纪后，开始兼营进口染料（当时称为西颜料）和“人造漆”（合成漆），继续增加防锈漆、磁漆和其它化工原料，兼营新式喷漆业务。[6]与纺织、印染、针织、丝绸、造纸、机械、化学工业相配套。
与传统商业变化同时，出现了新兴商业，突出的如百货业，本世纪以前无锡城中有6家经营京、广货的店号，但规模较小，每家资本仅数百元，经营纱线、丝线、绒线、布袜、毡帽、剪刀、板刷、火石、火刀、脂粉、铜木面分布等，均为小手工业制品。1908年以后，无锡开始出现以经营洋货为主的百货店，经营品种有洋线、洋烛、美孚灯、肥皂、火柴、香烟、毛巾、纱线袜、胶鞋、洋伞、玻璃镜、化妆品等，销售经由洋行进口的商品和上海华洋厂家的产品。1916年全城百货店18家，至1936年发展至118家，资本约62.5万元。[7]再如化工商业，也在这时从杂货业和山地货业中分化出来。以前，一些土产和矿产化工原料，如松香、土硝、硫磺、明矾、白蜡、樟脑油、薄荷油等，主要由香烛店、南北货店兼营。本世纪初，随着化工产品进口和国产皂碱工业诞生，销售三酸三碱、酒精、苏打、碳酸镁等化工原料的商店开始出现，为工厂染色、漂白、酸洗、电镀以及日用化工生产提供原辅材料。[8]此外，无锡的煤铁、机器、五金、玻璃五金、矿油等行业、也大体在清末民初发展起来。
本世纪以前的无锡商业，除了稻米、土布、茧丝等几类商品属于大宗贸易外，一般都只是零星销售。销售对象主要是本地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只有少数几家商店对货郎担、摊贩做小额批发。进入本世纪以后，无锡商业随经营渠道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而拓展，批发商业、转口商业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无锡商业的活动范围大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邻近的江阴、沙洲、宜兴、溧阳等地，主要转批类别众多的日用消费品。二是苏北地区、浙江和安徽部分地区、津浦路沿线。如无锡地产的棉纱、铁器和来自上海等地的日用百货、五金电料，都有很大的一个批量销往芜湖、蚌埠、徐州等地。三是沿铁路干线和长江航道向内地深入，直达两湖、河南、陕西、四川。例如无锡布厂所出各类线呢、府绸、绒布等花色布，“销路溯长江而上，有着很大的区域”，数量“并不输于上海”。[9]可以说，20～30年代无锡批发、转口商业的销售网络，以苏南、苏北、浙北、安徽部分地区为基地，延伸到全国各地。
无锡商业销售网络向内地伸展的结果，使它成为东联上海门户、西联长江流域腹地的一块重要跳板。本世纪以前，无锡的日用消费品货源除稻米、食盐外，主要从苏州、常州、常熟等地转批而来，商品购进通常由定期的航船代购捎带。上海辟为商埠后，尤其是沪宁铁路通车后，无锡商业逐步变为由上海进货。[10]例如五金、电料行业，无锡有些店员成为上海工厂、商店的特约经销店，这在百货、卷烟、西药等行业中较为常见。上海有些商号也来无锡开设分号。例如上海颜料商20年代先后来锡开设瑞润隆、大业、泰来、同仁等分号。[11]除了日用消费品以外，无锡近代工业所需的机器设备和部分进口原辅材料，也主要通过上海引进。
同时，上海这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工商都市，其消费的粮食必须从外部输入。无锡米市一定程度上成为它粮食供应的中转市场。来自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大批稻米，在无锡集中、储存、加工后再输往上海。据估计，上海每年在无锡坐庄采办的稻米达150万石，占无锡输出稻米总量的33.7%。这还不包括分散运销部分。[12]此外，无锡作为蚕茧的产地和集散地，与浙江的嘉兴、湖州同为供给小海丝厂原料茧的两大源头。20年代中期，无锡年提供的原料茧为5.5万担，占苏浙皖三省提供总数的30.6%，占江苏提供总数的49.5%。[13]
抗战前无锡的商业，不仅在国内各城市间的埠际贸易获得较大发展，而且对外贸易也相当活跃。如果说上个世纪无锡地区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土丝、土布、刺绣等手工业制品，以及猪鬃、肠衣等土畜产品，那么，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无锡的商品输出转而以工业产品为主体。其中面粉、大米以及麸皮、豆饼，除远销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外，还输出日本及南洋各国。茂新面粉厂的“兵船”牌面粉，年出口量连续多年保持在200万包以上，在东南亚一带市场享有良好声誉。[14]棉纺织品中的棉纱、色织布、精纺呢绒等，在国际市场上与洋纱和外国在华纺织厂的产品相抗衡。[15]属于家庭手工制品的刺乡、花边，一度也输出较大数量，最高的年份超过百万元。[16]至于生丝，是抗战前无锡工业产品输出的大宗，虽然受国际丝市波动的影响，迭遭挫折，但总体上说，它在无锡贸易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1936年输出总量1.33万担（司马秤），价值500多万两（海关两），约占当年全国生丝输出总量28.2%。[17]当然，这一时期无锡农副产品的出口也仍然十分可观，如猪鬃、肠衣、牛羊皮、羽毛等，抗战前“历年换取巨额外汇”。[18]所有这些出口换汇，为无锡工业技术改造引进国外机械设备，购进外麦、外棉、外毛、洋松等重要原料，起了平衡作用。值得提出的是，上海作为当时东亚最大的国际商埠，是无锡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无锡的商品输出，绝大部分通过上海，主要是交售在沪洋行，或委托其代销。只有永泰等丝厂的生丝，直接在英国伦敦、法国里昂、美国纽约、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地设立经销、代销机构，越过洋行自营出口。
显然，抗战前的无锡内外贸易，以近代机器大工业为基础，一头联结上海，一头联结内地广大区域，沟通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向广阔的市场补给原料、引进设备、推销产品，在对内对外的开放中获得经济发展的活力。
二、商业组织形态的演变
近代商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简单、原始的经营方式，突破了狭小地方市场的局限，而且运行功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已不再是实现独立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通过贱买贵卖获取利润，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的职能，即为产业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相应的，商业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商业资本的组织形式由传统的独资、合伙中发展出股份有限公司。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商店，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分化。传统的商业店铺一般是店主自开自营，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一些店号特别是批发商号和大店号老板一般不参与具体业务，只对经营、管理作出重大决策和对日常店务加以监督。例如油漆颜料行业，抗战前夕共有32家，目前有资料可考的24家，其中设有经理、雇用职工的23家；店主自开自营仅1家。少数几家大店的店主与经理完全分离。开设于清道光年间的两家老漆号——鲍益盛漆号和万和漆店，也分别于1934年、1931年改组，采用经理制和新的核算制。[19]再如传统的酱园糟坊行业，1930年时共有27家。其中规模较大的4家，都有董事会监督经理、协理；规模中等的6家，不设董事会，但店主基本不参与店务，主要聘请经理作为代理人处理日常事务；其余17家小店，仍为传统的经营模式，一切由店主操持。
2.一些稍具规模的商店，还相应改进了劳动工资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在劳动工资方面，以往一般商店普遍实行的是学徒制和帮工制。学徒是以习业的名义由店主雇用的廉价劳动力，所谓“师徒关系”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店主对学徒实行超经济剥削。学徒劳动时间长，报酬除一日三餐外，只有菲薄的规钱。帮工为临时招雇，大多是乡村农闲或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主要从事运输、理货、开箱扎包等劳务操作，通常按日记付报酬，劳动繁重，待遇菲薄。以后，在工业企业雇佣劳动制的影响下，一些规模较大的商店也逐步渗入雇佣劳动的成份。学徒占店员总数的比重有所降低。店员与店主的关系大多演变为契约关系，工种基本固定，解雇辞退自由度相对扩大。工资报酬除饮食服务行业外，基本工资部分普遍采用分等级的月薪制，附加带有奖励性质的公纪、厘金、节赏、年终分红等。[20]在财务管理方面，传统的方法，通常只设“便笔”（即草帐）、“流水”（即日记帐）两种帐，个别规模较大的店号另设“堆金积玉”（即分户帐）和“聚沙塔”（即货物进出帐）两种。帐务分工除店主自任外，也有雇佣帐房的。“便笔”、“聚沙”通常由伙计或帐房做，内帐房则负责做“流水”和“堆金”。20年代以后，商店也逐步采用新式簿计制，即除了日记帐，还设分科目帐、进销货帐，以及配套的台帐（回单薄、清单薄等）。会计科目的设置相对来说也较为科学、细密。个别规模较大的店号还设立审计帐房，专司分类帐的“对卜”（复核），加强内部监督。
3.商业经营开始出现专业经营。以前，无锡的商业除了米、布、丝茧等几个大行业，以及与手工作坊相联结的店铺以外，日用消费品的经营大多是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规模较小的综合性商店。经营的商品类别多，品种少，货品混杂。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商品品种增加，批量增大，要求商店相应提高组织程度，形成专业推销力量，商店开始出现专业化的倾向。[21]以绸布业为例，20年代出现了经营品种达1000多种的专业绸布店，规格花色齐全，备货充足。其经营手段也不只是在传统的削价、放尺、赊销上做文章，而是通过装璜门面，改善经营设备、开设新装部、建立商业电台，以扩大宣传吸引顾客。同时利用专业优势直接向工厂进货，向本地及邻县同业批发，以扩大经营规模。当时被称为“三公司”、“三巨头”的九余、茂纶、世泰盛、时和、日新绸布店，还分别为上海及本地的工厂出样，成为工厂的销售窗口。[22]百货业也在联合、竞争中增强了专业经营的势头。一方面，同业中规模较大的店家联合组织公司，直接与工厂挂钩，垄断货源，操纵市场；另一方面，各商店分别在日用百货、鞋帽、化妆品、卷烟等方面形成各自的专业经营特色。[23]就是传统的粮食行业，一些规模较大的粮行，也在业务扩大的基础上实行分部经营。例如隆茂粮行，分设稻米、豆类、杂粮、金融四部，业务分部展开，会计出纳统一办理。
三、近代商业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近代商业的产生是近代大工业生产和市场流通的必然要求。反过来它又促进市场经济的活路，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发生深刻的影响。
1.积累设资办厂，壮大民族工业。近代无锡民族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几乎没有自工场手工业成长的情况，而主要是从官僚、地主聚敛和商业经营积累而来。其中尤以商业资本的转化为主体，很多人是“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24]发展最迅速的荣氏、唐蔡、唐程等系统，最初都从商业经营起家，发展中又得到商业经营的支持。例如唐蔡系统创办九丰面粉厂、润丰油厂、利农砖瓦厂、丽华布厂的资本，主要来源于经营米行、堆栈、绸布店的赢利，合股投资者也大多是本地和“镇扬帮”的商人。[25]庆丰（唐蔡系统）、丽新（唐程系统）两大纺织厂在遭遇困难、资金不敷周转时，也往往通过提拨商业利润来渡过难关。[26]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抗战前无锡新建的5家纺织厂，4家属于商人合资。其中豫康纱厂，主由棉纱、绸布、颜料和银钱商人集资创办。[27]同一时期创办的27家粮食加工厂，也几乎都是粮行、粉麸号、油饼行、粮食堆栈的经营延伸和资本转移。就是老牌的陆右丰酱园，也以盈利积累投资创办有成丝厂。[28]除此之外，一些商号还向外地投资，如源大、张金泰、李茂记纱号除参与振新、豫康纱厂外，还把资金投入江阴利用纱厂，世泰盛、九纶等绸布店，除了参股丽华、丽新纺织厂，还投资上海华丰布厂。商业资本向近代工业转移是与商业本身的演进同步的。一方面，帝国主义商品倾销，农村家庭手工业转向衰落，削弱了传统商业的基础；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投资工业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吸引了商业资本转向产业领域。
2.扩展市场联系，促进商品流通。商业为工业生产组织原辅材料，完成产品的转运销售，不仅帮助产业资本加速周转，减少垫付资本，降低流通费用；而且也帮助实现产品价值，实现资本增值。如机器绵纺工业发展起来后，纱号商转而为工厂推销棉纱，同时也为小型针织、织布厂提供原料。据估计，30年代前期无锡纱号业年销棉纱近3万件，约占本地纱厂产量的60%。另外还向上海纱厂和纱布市场进货；销售则是邻近乡庄、徐州客商，蚌埠客商和各地布厂袜厂各占四分之一。[29]五金商业也从向上海批发商进货，发展到直接向工厂订货，有些商店还实行经销代销；销路除门市零售日用小五金外，主要向各工厂工场推销各种机器零配件、工具量具、电器电料等；销售范围则相应扩大到苏南各县和芜湖、蚌埠、徐州等地；经营中还采取招标、投标等新的方式方法，通过市场竞争，改进作价、发货、结算办法，[30]经营紧紧围绕工业生产。此外，近代商业重视市场信息、市场信誉，以及注重开拓经营渠道，善于利用价值规律，也对工业有积极的影响。民族工业在资本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下，与商业相结合共同开拓市场，能较好地引进和配置资源，扩大商品销路，增强与外商和在华外资工厂的竞争能力。
3.增强城乡和工农业之间的联系，促进自然经济瓦解。对于农村，近代商业已不是自给以后多余产品的简单交换，而是有很大一部分农副产品（粮食、蚕茧、农民家庭编织物）作为商品进行市场交换。例如蚕茧，抗战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内，无锡城乡数百家茧行，收购蚕茧供应丝厂，“输入于四乡之银数，年约七八百万元”，加上上海茧商来锡采购，则高达千余万元。[31]种桑、养蚕、育茧，日益紧密地与缫丝工业进而和国际生丝市场相联系。粮食除农民自食之外，其余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促使传统的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以往所没有的变化。
4.增强城市集散吞吐商品的功能。商业的兴盛。特别是批发商业和转口商业的发展，增强了城市对于商品物资的吸引能力。原来北方南下的大豆集中于常州（豆市河）成交，民国以后逐渐转移到锡；原来宜溧和浙江山区的竹材集中的江阴转口，这期间也迁至无锡。[32]棉纺织工业的兴起和棉花棉纱商业的活跃，每年吸引50万担皮棉、10多万担籽棉汇流无锡。无锡的棉花棉纱成交，成为与上海、汉口、天津、青岛相并称的棉花棉纱销售中心市场。[33]加上无锡在粮食、丝茧、绸布、日用百货、山地货等方面的商业优势，吸引了各地客商，也把无锡的工业产品传输到各国各地。这样，商业购销的活跃，使无锡终于取代历史悠久的商业都会苏州和地处交通要冲的镇江，在本世纪的前半期成为苏南地区的商业中心。
无锡的近代商业脱胎于封建商业，不可避免地带有前资本主义的深刻胎记；不可能不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消极作用。首先，由于民族工业得不到正常发展的机会，商业资本并没有完全从属于产业资本。相反，在一定情况下，商业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干扰还相当严重。如在市场银根紧缺或者物价不稳定的情况下，商业套用工业资本，操纵市场价格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对民族工业的发展相当不利。其次，近代商业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是由外国资本侵入所诱发的，因而它虽有与外国资本竞争的一面，也有依赖的一面。因此在抵制外商廉价收购农副产品，高价倾销洋货中，常常表现出软弱性和妥协性。再次，近代商业沿袭了旧式商业的诸多封建传统，同行中以地缘、师徒、家族（甚至同族的辈份、房次）为纽带分帮结派，互相排挤封锁，给行业的协调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带有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剥削的学徒制、把头制，以及相应的各种封建迷信习俗、陋规恶习仍然存在，加上经营手段落后（欺诈诱骗、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掺杂掺假、使用非法度量衡等），阻碍了经营和管理方式的近代化。此外，靠居间过手收取佣金谋利的商业，具有较大的投机性，使得商业本身的发展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每当国际国内经济发生波动时，即出现风潮震荡。总之，这一时期无锡商业虽已踏上近代化的道路，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最终实现向近代化的历史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