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潮理论研究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意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学思潮研究是以文学思潮为特定对象的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新阶段。其研究领域实际上也存在着理论的、批评的、历史的三个分野。文学思潮批评和文学思潮史是文学思潮研究的实践领域，不能没有文学思潮理论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原则。任何人在决定着手研究文学思潮之时，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关于文学思潮的最起码的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明确还是含糊，是接近对象本性还是南辕北辙，决定和制约着具体的文学思潮批评或文学思潮史研究整个过程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和视角，当然也支配着研究结论与科学形态的顺悖远近。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是日本最早系统地考察西方文艺思潮的专著，其写作动机是因为不满于传统文学研究缺乏系统的组织体制，仅是说些这作品有味、那作品美妙等不着边际的话，或者如常见的文学史美术史那样，只将著名的作家作品按年代顺序一一罗列叙述。他希望自己的《文艺思潮论》能说明近世一切文艺的历史发展，亦即对奔流于文艺根底的思潮源自何处，迄今为止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汹涌于现代文艺的主潮等等加以历史的首尾一贯的综合的解释说明。厨川白村确实努力把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思想倾向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考察欧洲文艺思潮的历史演变，注意到思潮的阶段性发展现象，强调了文艺发展的有机联系和自身包含的矛盾运动。他所采用的“理趣与情景相结合的方法”具有一定程度整体联系的辩证的科学因素。但其立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其研究方法的指导原则却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的人性二元论，亦即是“历史学家所谓异教的基督教的人性二元论”，他相信这种人性二元论是欧洲文明史的“根底”，也是文学思潮的“根底”。文学思潮的历史发展，无非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亦即基督教思潮（希伯来思想）和异教思潮（希腊思想）这两种相异的对立的潮流“一盛一衰、一胜一败地循环往复的斗争”的历史（注：[日]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14年版，第4、6页。）。这种以抽象普遍人性为核心的思潮观把文艺的发展史以至人类文明史都从社会的、经济的、时代的客观历史条件中隔离出来，从根本上颠倒了存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在人的自然本能、普遍本性方面寻找文艺思潮发展的规律，没有联系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来研究，这显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潮观。因此，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结论上都不可能达到科学形态的要求。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一些研究者努力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进行文学思潮批评和文学思潮研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可是，由于文学思潮理论研究的滞后，没有科学厘定的文学思潮概念指导，就极易混淆文学思潮与文学史、文学思想、文学流派、创作方法、文学风格、文学运动等等范畴的界限，迷失于文学思潮错综复杂的内外关系之中，甚至于不自觉地取消了文学思潮的主体。例如，1932年出版的谭丕谟的《文艺思潮之演进》，开篇就非常明确地宣称要遵照辩证唯物论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动力的观点，试图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理解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形成及其特征。虽然著者对辩证唯物论的运用不无机械、简单化的痕迹，但在坚持唯物论的研究方向上是基本正确的，尤其是对文学思潮与社会生活、社会思潮的紧密关系，对文学思潮动态性特征的把握，显示了辩证唯物论的科学精神。然而，作者却把文学思潮与文学史相等同。他说：“文艺思潮，即是用新的方法和观点整理出来的文学史。”认为两者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不同的只是在研究方法上文学思潮比文学史更科学、更进步。而所谓“新的方法和观点”，指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观点，运用这种观点整理文学史，“正确阐明某种文艺运动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根据“由经济而产生的社会思潮”来“讲明文艺各部门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其由来和衍变”（注：谭丕谟：《文艺思潮之演进》，文化学社1932年版，第2页。）。如果这里说的“文学史”是指以文学思潮为中心的文学史即文学思潮史，两者就具有同一性。可是，文学史并不仅仅是文学思潮的历史，除了文学思潮现象外，还应包含非文学思潮或与文学思潮有密切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文学现象。其次，尽管文学思潮形成和发展的终极原因不能离开经济的因素，但社会生活对文学思潮的影响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它因素如政治、哲学、宗教等因素的作用。而且，除此之外，更不能忽视文学思潮自身的、内在的决定性因素的作用。所以，把文学思潮研究的目标定在阐明文学思潮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说明外在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演变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将文学思潮混同于文学史，表明持论者并没有明确认识到文学思潮的特殊规定性，可以说，对象不清的文学思潮研究无异于取消了文学思潮的本体。
通观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我国的文学思潮史著作，有的把文学思潮史写成政治思潮、哲学思潮斗争史，有的将文学思潮史等同于文学运动、文学思想斗争史，有的视为文学意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有的当作流派或创作方法或集团风格史，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人们尚未充分认识文学思潮的特殊规定性，往往与文学领域内外的其它现象相混淆，足见缺乏科学理论的文学思潮研究的危机和文学思潮理论研究对文学思潮批评和文学思潮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
文学创作更是文学实践的重要活动之一。文学思潮理论对文学创作实践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发生影响，一是通过文学思潮批评和文学思潮史研究对文学创作起推动、促进的作用；二是文学思潮理论以独立存在的理论形态或通过渗透于文学作品的潜在形态直接或间接地指导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有的作家宣称自己不受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的影响，而且把不受思潮的影响视为“成熟的作家的标志之一”（注：石一宁：《“我拒绝了一部分生活”——梁晓声访谈录》，载《文艺报》1996年3月1日。）。不可否认，作家拒绝接受缺乏深度的浮躁理论和对时髦思潮避而远之的情况的确存在，程度不同地标志着作家思想的成熟。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在绝对意义上认为作家可以远离一切文学理论和任何文学思潮，以为文学完全可以在创作实践领域独自萌芽发展。一位美国学者深刻地指出，“不管艺术家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是革命论者还是进化论者，是未来事物的憧憬者，还是留恋往昔黄金时代的梦幻者，他们自己时代的社会及其思潮，是他们进行艺术活动的出发点。”（注：[美]威廉·弗莱明：《艺术与观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人的社会属性规定了作家不可能脱离自己处身的社会文化条件而在真空中从事艺术活动。这个道理钱钟书先生说得更明白，他说：“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正像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圣佩韦也说，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仍然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注：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个别作家也许并没有专门学习过什么系统的文学理论也能进行文学创作，甚至写出优秀作品，但不能据此而否定理论对创作实践的作用。事实上，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文艺作品阅读鉴赏的经验之前开始创作即能成功。理论思想不一定必须以独立存在的理论形态与作家接触为作家接受，它可以寓含于已经存在的文学作品之中对作为接受者的作家潜移默化。同时，理论还可以通过人际交往等其它途径而渗透于作家的意识并影响其创作活动。
文学创作思潮的形成和兴起，更离不开文学思潮理论的推动和引导。文学思潮主体有无自觉的科学的文学思潮理论指导，关系着文学创作思潮的盛衰起落，支配着文学创作思潮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对新时期中国文学中涌起的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特征的文学思潮的性质和价值，虽然至今仍见仁见智，但作为一股新的文学思潮的出现应是豪无疑义的。在来势凶猛的创作思潮背后，早已具备了必要的理论背景和动力。当中国作家自己创作的意识流小说和“朦胧”诗面世之前的1978年，人们已经读到外国文学工作者译介过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和有关理论批评，随着中国作家的现代主义仿作的增加，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的论争也迅速展开。据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短短五年间，全国各种报刊上就发表了将近400篇介绍和讨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那几年，现代主义成了中国文坛的热门话题和敏感区域，文坛弥漫着一股仿效、追随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狂热，也对立着毫不示弱的拒斥。如果没有这种理论批评的引导、呼应、刺激和推波助澜，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创作要在中国不断升温、蔓延、形成思潮是难以想象的。
如今现代主义大潮已成过去，在大潮冲击过后的新时期文学海滩上，并没留下多少闪光的珍珠，遍处散落的倒是西方120多年抛弃的垃圾。而其中的非理性主义精神汁液，还在继续为“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畸型文学植株提供养分。这股创作思潮席卷过后遗落的残垣废圩，反证着引导、呼应、推波助澜的文学思潮理论的不成熟和科学性的缺失。
三
文学思潮的超个体性、动态性特征及其历史发展运动规律等方面的理论发现、阐释和开掘，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活动中意味着一种革命性的思维转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认识也富于深刻的启示意义。
文学，自古至今在多少人眼里就是一部部独立存在的作品，在进行评断时偶而也可能涉及到作品的生产者——作者个人。对于无论是佚名的还是署名的而又无从查考署名真伪的古代作品，不管持集体创作观还是个人创作论者，都对作者的个体性并不置疑，所谓集体创作的一些作品像古代史诗如荷马史诗、印度两大史诗、巴比伦史诗等等，其发生学的过程，均被认为是由一个个佚名的作者个体先后参与创作的，就是最后凝定为一个庞大的整体结构时，也必然是由某个个体所完成。对于作者的身世有据可查的作品，其个体性更是确定不移的。一部作品是单个人所创造的——《离骚》是屈原所作，《红楼梦》乃曹雪芹所写，埃斯库罗斯创作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的杰作……尽管对署名莎士比亚所写的37部戏剧等作品的作者存在着怀疑，但否定者仍然要寻找出如“培根”或别的什么名字的个体作者取代令人怀疑的“莎士比亚”。为何有的人能创作，有的人不能？作家到底凭借什么而成为作家？这就涉及到文学的主体性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渐不满足于从表面的个体性解释作品生成的主体性问题，于是内在的个体主体性的挖掘成了一种新趋向。颇有代表性的是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文化创造包括文学创作的主体永远是个体，是创造者个人及支配他的里比多——本能、欲望！这样的观点成了现代带有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文学思潮的理论核心。80年代中期，我国文坛曾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大讨论，首先发难者主张承认、重视文学的个体主体性，颂扬人的个体价值和非自觉意识的创造功能。90年代，我国一位著名学者还大声疾呼，主张以“文学个人主义”抵抗反个人主义的文学，以文学写作行为的个人操作性即“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学创作活动”为据，否定文学的群体、集体代言性。这一理论流向都不是单纯从表面上的个体性看问题，而是欲进入作者深层的个人主体性层面上对个体性的阐释与张扬。对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探索还有另一个流向，可以说早在古希腊时代已经开始。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里通过哲人苏格拉底与诵诗者伊安对“灵感”问题的讨论，以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创作及其诵演都不是诗人和艺人本身的技艺所能为，“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因此，即使最平庸的诗人有时也能唱出最美妙的诗歌（注：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
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9页。）。柏拉图把神视为文学的主体，否定了诗人及诵诗者的个人主体性，这当然是服从于其理念论的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观点。在否定主体性的个人主义这一理论趋向上，现代社会学的集体意识论是人类对文化创造主体认识的新发展。这一理论认为，凡是社会现象都有一种集体性，个人主体性和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无法阐明，只能用社会因素——集体意识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属于集体意识的范围，当然不能只从个人的角度去研究。文学思潮是集体性（群体性）显而易见的社会现象，更不可能从个人的角度在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上作出令人满意的描述和解释。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文学研究都曾被攻击为不顾个体、取消个体而只考虑社会的研究，但实际上，不少文学社会学论者在强调文化创造主体性的同时并不否定个体的作用。例如法国学者朗松在确定其文学史的方法时，就同时强调了整体和集团的作用和个体的作用，他所理解的文学史是“文学生活在国家生活中的画面”，是“阅读的卑微众人和写作的名望之士的文化素养与活动的历史”（注：转引自[法]罗杰·法约尔：《法国文学评论史》，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页。）。马克思主义非常客观、科学地指出文化创造主体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也强调人作为社会存在是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复杂统一体。他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主体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第42卷第123页。）列宁认为文学事业应是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清醒地肯定：“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648页。）。当然，理论是一回事，在实践中如何运用又是另一回事。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在文学研究实践中由于理解上的差异，仍然有被误读、曲解、甚至故意败坏的危险。B·弗里契和B·彼列维尔泽夫把马克思主义原理简单化、庸俗化的庸俗社
会学理论在20～30年代的苏联文艺界就曾经泛滥成灾，他们极端片面地强调经济的、阶级的社会条件对文艺的支配作用，把艺术生产完全等同于物质生产，认为艺术家仅仅是本阶级或集团的代表者，文学就是阶级意识和阶级心理的直接表现。20年代的“列夫派”主张“生产艺术”，否定文艺创作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文艺作品与产品和商品之间存在任何区别，否认文艺的特殊性、独立性，甚至荒唐到要求用报纸来代替文学，取消文学，取消艺术。西方也曾流行过一种与真正的文艺社会学目的相颠倒的文学研究，他们的兴趣仅在于作品内对经验的和日常生活现实的复制上，“要在作品中寻找的更多地是资料而不是文学。”（注：[法]吕西安·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真正的文学社会学的目的是把文学放到社会中去研究，注重于作品本身和围绕着作品的产生、发展、消亡全过程出现的各种复杂社会现象、社会事实、社会活动，它最终要回到文学自身，而不是在文学中研究社会，从文艺作品中去寻找、论证社会中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将文学作品当作社会研究的文献资料。尽管文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方法在实践运用中出现诸如上述各种简单化、庸俗化的曲解、误读等现象，但是，就人类思维发展而言，文化创造的主体由神→人（人的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的认识行程表明，后者处于人类认识的更高级的先进阶段，更符合社会历史现实文化的实情。正确理解文学产生、存在及其功能的社会性——（群体性、集体性）与文学活动中个体的独特性、个人灵感的重要性的树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并纯熟地运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无疑是文学活动思维方式的大转型。
文学思潮的社会性、群体性显而易见，只要承认文学思潮的存在，就不可能否认它作为具有集体性的社会现象的性质。文学活动在具体操作方式上及其成果上是以个性、特殊性为主要特征的，但是，为什么会形成“潮”这样一种共同性、群体性？文学思潮的形成本身不就是一种个体与群体对立统一的明显事实吗？研究文学思潮作为一种群体性的社会精神活动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和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价值和意义，比起仅以个体为单位的作家作品为对象的研究来，其视角不能不是宏观的，它所牵涉到的社会关系、主体与群体的关系都更复杂，时段更长远，空间更广阔，动态性更突出，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的审美的本质和特征的认识开掘必然有更大拓展。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个体与群体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体现于文学思潮之中，也体现在文学思潮之外。文学恩潮理论研究应该而且可以在更深广的背景和视野上把握个体与群体对立统一的复杂关系，使文学活动思维方式的转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在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人们可以随自己的心愿在任何部门内发展。这时候的历史主体——每一个人的文化素质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人类。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人类意识中可以概括为：神——人（杰出人物〈个体〉——普通人〈个体——群体〉），这一思维发展的历史行程体现着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实践和人类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实际上，任何历史都是人类群体合力在特定时代、社会、自然条件下创造的，但文明条件却制约着人们对历史动力的认识。生产力不发达、科学知识水平低下的时代，人类只能以神话、宗教思维看待世界，把决定历史兴亡、社会盛衰的因素归之于外在的超自然力量的支配，神成了世界和人类的主宰。这种意识反作用于人们的历史实践，自然要影响历史的进程，故在神话和宗教时代的历史发展特别缓慢。虽然在古希腊时代就有呼吁人们“认识你自己！”的著名谚语，但只有当生产力和科学知识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宗教神学受到挑战和颠覆的时代，人类才开始关注自身，开始意识到历史的变动并非维系于“神的天意”。人成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历史的动力却被归之于杰出人物，历史被看成是由伟人的活动所支配的历史。从神到人的思维对象性有了突破和历史转折的意义，但思维模式却有着同一的延续性。只有到了文明高度发展，人类的视野普遍开阔，整体把握联系的观点逐渐深入人心的时代，对历史动力的认识才愈益接近真实，才可能出现关于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为人们更能自觉发挥个体在类合力中的主动作用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这就是一个思维转型的大时代。我们可以在文学思潮的理论探索中发现文学主体与历史主体认识的同构性，这不是正好印证了历史实践和人类认识发展不断上升的过程吗？文学之由前艺术形态在原始文化复合体中萌芽，再从母体中分化出来而逐渐独立，进而由个体的自发活动过渡到流派、运动、思潮等具有群体性自觉的活动形式，并且在文学思潮的历史形态中，又是从20世纪以前有较大时空范围影响的大群体主潮支配型发展到20世纪频繁更替甚至波及全球的范围更大的多元化小群体思潮型，这样的演进过程，不是有力地说明了文学活动由于创造主体对自身认识的加深和能力的提高而不断进步吗？人类最早的文学成就大多被赋予神圣性，奉为经典，其重要原因之一，不能排除像柏拉图那样把优秀的创作视为“神的诏语”那种神秘迷茫。当我们面对文学史上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家，虽然不奉若神明
却也冠之以“诗圣”、“诗仙”、“泰斗”、“大师”等尊称时，是否可以从文学之由神圣“经典”的实在地位下降到仍用“经典”之称却只具有喻指性语义的变化中看见文学的进步和历史的升腾呢？不用说，如果到了人们可以随自己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既可以一忽儿打猎、一忽儿捕鱼，当然也可以一忽儿画画，一忽儿从事文学创作等等活动的时代——消灭了分工、消灭了由分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时代，那将是一个产生不了经典的时代、没有名家名作的时代，因为经典与非经典、名作与非名作的差别已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最小限度。也许那时候的文学、经典、杰作等名称还存在，但已经完全不同于它以前任何时代的含义了。
对文学思潮的理论探究，也是人类认识发展史的组成部分，没有历史高度的宏观视角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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