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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 （2000）02—0078—07
中国历来有学术文化合而为一的传统，教育与学术文化紧密联系。清末中央官制改革后未专设近代意义的文化管理部门，对文化事业的管理分别隶属于民政部、礼部和学部（注：张德泽编著：《清代国家机构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1906 年颁布的学部官制规定，学部除职司教育外，兼管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等在内的文化事业（注：《学部奏酌拟学部官制并归并国子监事宜改定缺额折》，《大清光绪新法令》第3册，商务印书馆第5版。）。与此相应，各省学务官制也将有关事务列入学务公所图书课的职责范围（注：《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折》，《大清教育新法令》第1册，第13～16页。 ）。因此，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部自上而下的倡导推行。此外，学部在保护文物方面也做过一些尝试，从而对近代文化的创建发展有所贡献。
一、兴办近代图书馆
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书藉不仅是历代思想与知识的结晶，而且是文明历史的见证。但长期以来，文化知识只是统治者和士大夫的专利，官方收藏并不向社会开放；而私人藏书也只是文人雅士或殷实之家傲立儒林的资本，而非传播文化的场所。清乾隆时辑《四库全书》，在扬州、镇江等地建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向士林开放，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传为佳话。
近代东西文化的冲突碰撞，使人们重新认识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1892年郑观应发表《藏书》一文，将中外政府对待书籍的态度进行比较，认为中国虽有悠久文明，自秦以后，“稽古右文，尊贤礼士，车书一统，文轨大同，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亲友无由借观，或鼠齿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在介绍西方各国的藏书院、博物馆的藏书量、经费、管理和公众阅览情况后，他呼吁政府“宜饬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至于经费，或由官办，或由绅捐，或由各省外销款项、科场经费，将无益无名之用度，稍为撙节，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如此则“数十年后，贤哲挺生，兼文武之资，备将相之略”，可以造就振兴国家民族的栋粱之材（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4～306页。）。在维新派的提倡下，各地学会均将译书、购书、藏书、读书作为自强御侮的妙法而大力鼓吹，渐成风气（注：梁启超：《论学会》，《时务报》第10册，1896年11月5日。）。
正式提议设立公共藏书楼的是李端棻，他不仅强调设藏书楼与兴学之间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且要求在京师及各省会设书楼，“许人入楼观书”，对书籍来源及管理方法均有具体的建议（注：《李侍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时务报》第6册，1896年9月27日。）。虽因变法失败，其主张未及实行，影响却一直存在，后来京师大学堂章程关于藏书楼的若干条款，明显地体现了李端棻的见解。新政复行，社会有识之士再度发出呼吁，并付诸行动。1904年徐树兰奏请自费捐建绍兴古越藏书楼，将“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作为申办理由，并正式确定对外开放借阅的规则（注：徐树兰：《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李希泌、张淑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 年版（下同）， 第112页。）。不过，尽管清政府标榜效法西洋， 在兴办图书馆的呼声四起中，却没有予以重视。
受西方近代对教育与文化传播关系意识的影响，学部在1906年制定官制章程时将兴办和管理图书馆列入职责范围。1907年，学部参事官罗振玉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指出近代图书馆保存国粹、增进西学的一身而二任的功能，前者包括官私旧藏、古今刻石，后者则先择最新最要者购之。主张“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画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并就京师图书馆的择地建造、馆藏图书来源及收集之法等事阐述了意见（注：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123～124页。）。此建议得到学部堂官的重视，成为后来建馆藏书的准则。1908年初学部开始筹备。是年秋，张之洞入京执掌学部，更加快了筹备进程。
为了创建京师图书馆，学部首先派缪荃孙为办理图书馆事宜调查员，赴各地了解搜集有关信息，同时委托两江总督端方等在江南收购私人藏书。当年12月，端方为学部代购了浙皖姚氏、徐氏的私藏共1652 种、120900余卷，专员押送学部（注：《两江总督端方奏江南图书馆购买书价请分别筹给片》，《学部官报》第150期，1911年4月19日。）。1909年4月学部奏分年筹备事宜折， 将“京师开办图书馆”列入宣统元年的清单。同年9月， 正式奏筹请将北京德胜门内之净业湖及其南北一带辟为图书馆址，并将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和避暑山庄各殿座陈设的书籍赏交学部建馆储存，此后除各省官书局刻本书均可由学部行文咨取外，还鼓励各省官绅士儒捐赠图书（注：《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1909年9月18日，《学部官报》第100期，1909年9月24日。）。 其办法经清廷批准，奠定了京师图书馆的基础。不久，学部又奏派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国子监丞徐坊为副监督，学部总务司郎中杨熊祥为提调，加紧筹建（注：《学部奏派编修缪荃荪等充图书馆监督各差片》1909年9月，《学部官报》第100期。）。
以创建京师图书馆为契机，学部进一步督饬各地筹建图书馆。由于学部成立时便将图书馆正式列入地方学务官制，直隶、河南、江苏、湖南等省的督抚和提学使根据本地实情，在1906年至1908年间先后设立了省级图书馆，为近代图书馆事业向各地普及发展树立了榜样。而预备立宪将教育普及程度作为重要指标，为图书馆的推广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氛围。1910年，学部在京师图书馆的筹建略具头绪的情况下，为了以点带面，使教育文化相互促进，奏陈《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以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命令督促各地筹建图书馆，要求除京师图书馆外，“各省图书馆亦须依限于宣统二年一律设立”，各府厅州县应各依筹备年限设立。更为重要的是，首次拟定的图书馆通行章程中，明确提出“以广徵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确定学部和各省教育行政机构对图书馆的隶属关系，并详细规定了图书馆的机构建制和业务内容、管理方法等，奠定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基础。
在学部的倡导要求下，继直隶、江苏、河南、湖南、湖北、奉天之后，山东、山西、浙江、广西、云南、贵州等省陆续按学部规定的期限，于1909年至1910年设立了省会图书馆，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近代图书馆网络。此项事业能够在各地迅速兴起，除张之洞、端方等重臣疆吏的积极推动，学部作为主管部门努力倡导督促，当是主要原因。山东巡抚袁树勋奏设山东图书馆，理由是“迭奉学部颁定学务官制权限暨教育会章程，皆以设图书馆为要务”，收藏标准也取自学部，“首储四部之善本，兼收列国之宝书，将以通新旧之机缄”（注：《山东巡抚袁树勋奏东省创设图书馆并附设金石保存所折》，《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3页。）。在未增加经费的情况下， 各级学务机构从有限的教育行政经费中拨款兴建图书馆，也算难能可贵。
统观图书馆在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客观作用，兴建图书馆至少有三重意义。其一，将各种濒临流失损毁的古代珍贵文献资料收集起来，妥善保管，使祖国丰富灿烂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学部本意欲借保存国粹以振纲纪，客观影响则不仅贻惠千古，而且有益全球。晚清社会迭经大乱，民生凋敝，民间私藏大半散失，加上西学流行，“士子近时风尚，率趋捷径，罕重国文，于是秘籍善本，多为海外重价钩致，捆载以去”（注：《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1909年9月18 日，《学部官报》第100 期。）。1907年皕宋楼藏书为日本人席卷而去，令举国震动，时人惊呼“难得之旧本，若无公家为之保存，将来终归澌灭”（注：董康：《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跋识》，《国粹学报》第4年第8期，1907年 7月。 ）。 学部开始对此并不自觉，1906年春，张元济曾力劝荣庆拨款购入皕宋楼书，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言不见用。（注：张元济来函二，见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521页。 ）后以举办京师图书馆，情况有所改善。江苏常熟瞿氏藏书经缪荃荪多次洽商未能谈妥，学部多次电催端方择其中孤本或抄本，觅人精抄送京师图书馆储存，不少为宋元明珍版（注：《学部为送瞿氏书籍抄本五十种咨京师图书馆文》，《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140 页。）。据1913年1月30日京师图书馆造送的书目册，自建馆至辛亥， 两年间该馆收藏书籍达151475卷、52336册，其中善本书28412卷、10822 册；另有敦煌石室唐人写经长短卷共8662卷（注：《京师图书馆造送书籍数目册》，《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201～202页。）。各省图书馆藏书亦有一定数量。鉴于此后30多年中国一直战乱频仍，学部为保护古籍所做的奠基工作，意义更为重大。
其二，近代图书馆网络的建立和新型流通管理形式的实行，将有限的文化资源从少数人的私藏变为社会共享的精神财富，促使教育与文化由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对近代文化的普及传播发挥重要影响，对社会变革产生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图书馆为新式教育的重要辅助，“良以学堂教授既有专门，而参考之书，则必藉公家之力，广为储藏，以遗饷于学者”（注：《山东巡抚袁树勋奏东省创设图书馆并附设金石保存所折》。）。所以学部制定的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明确规定：“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虽然所藏图书分为保存和观览两类，但不仅中外官私通行图书皆为观览类，任人领取翻阅，即使保存类的内府秘芨、海内孤本、宋元旧椠、精抄之本，除定时备券“以便学人展视”外，如有发明学术堪资考订者，还要由图书馆影写、刊印、抄录，编入观览类，供人随意浏览，以广流传。（注：《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学部官报》第113期，1910年3月11日。）
其三，将海外各国图书和私家著述、报刊列入藏书范围，供人借阅，促进了西学的广泛传播。海外各国图书凡关系政治学艺者，均随时搜采，渐期完备。有的广泛收集译本，甚至专人赴日本等国采购。虽有政治方面的限制，所谓宗旨学说偏驳不纯者不得采入，但毕竟为殷殷向学的寒士提供了大量参考，使之开阔眼界。
二、保护文物古迹
依据1906年中央官制改革的规定，保护古物古迹为民政部的职责范围。该部也曾上保存古物推广办法折并详订章程，要求各地督抚饬属详查境内古迹咨部存案备核（注：《库伦办事大臣咨学部文》，《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6页。）。 学部插手文物保护，则别有潜因。清末民初盗卖古物之风兴起，与外人掠夺关系甚巨。从19世纪90年代起，中国西北考古活动（欧洲视为中亚远东考古的一部分）日益为举世关注。30年间，俄、英、德、法、瑞典、美国人士多次来华进行考古发掘，促使国际东方学会成立了国际中亚远东探险协会。发现包括敦煌文书，西域简牍在内的一大批文献器物和遗址，令世界惊叹，也使许多国际古董商觊觎中国的民间私藏和地下宝藏（注：《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118页。）。面对文物的大量流失，中外有识之士呼吁保存保护（注：《外交部译发马克密君保存中国古物办法之函件》，《国学杂志》第5期，1915年11月。），以免国粹沦丧。 学部聚集了一批金石器物学人才，更加当仁不让。
从保护古代文化、丰富图书馆藏的动机和角度出发，学部在预备立宪分年筹备事宜单的1909年应办事项下，开列有开办京师图书馆并附古物保存会。1910年通知各省“饬将所有古迹切实调查，并妥拟保存之法，详细覆部以备存案”，并将碑碣、石幢、石磬、石刻古画、摩崖字迹等项“先行搜求，速为报部”（注：《通饬查报保存古迹》，《大公报》1910年12月17日。）。多次咨催下，库伦办事大臣将柴达木的一座唐开元年御制阙特勤古碑拓印成片咨送学部（注：《库伦办事大臣咨学部文》1910年，《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136页。）。 而民政部也不得不与学部协调合作（注：汪荣宝来函，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2页。）。
学部在保护文献文物方面有两项重要贡献：
其一，抢救濒临毁灭的内阁大库文书。
大库是清代内阁放置和保管档案、书籍之所，位于东华门内、文华殿东、协和门西面，分为东西共20大间房。“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孑遗，档案则清列朝的朱谕、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外藩属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大卷，备在其中，由内阁典籍厅掌管”（注：罗继祖：《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5页。）。平时库藏听其堆积，无人过问，损坏严重。1909年，载沣令阁臣于库中查找清初摄政典礼之旧档而未得，阁臣奏称库中无用旧档太多，请旨焚毁，得旨允行。罗振玉推测内阁应有宋元明历代珍版书籍，建议张之洞奏请拨归学部贮存于图书馆，其“片纸只字也不得遗弃”。开始整理之事由内阁中书曹元忠等人担任，仍欲分别存弃，而暗中多有窃取。罗见状后“急告宝侍郎，以大库之书乃宋、元、明三代之菁华，即零断缣叶，亦非海内藏家所得见，请不待整理，速移部中。”（注：罗振玉来函四，见《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99页。）张之洞立即派员将书籍全部运归学部保存。除古籍外， 内阁原拟焚毁的大批前朝奏章亦经张之洞、罗振玉、宗华、宝熙等学部官员的努力和争取，几经周折，亦归学部。严修先期于1909年10月22日同宝熙“往内观所藏，先至大库一看，内储题本极多，任检一、二本，皆乾隆前物也。”（注：严修自订，高凌霄补：《严修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234页。）因经费拮据，保存所需之五、 六千只木箱难以筹集，学部会计司长宗梓山与罗振玉反复商议，请唐景崇拨款千元，装入8000个废弃米袋，运归学部，奏折案卷藏诸国子监之南学，历科殿试卷则藏诸学部大堂之后楼（注：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集寥编》，辛巳秋印行，第28页；王国维：《库书楼记》，《观堂集林》卷二三，丁卯秋校印。）。既而学部先后派罗振玉、缪荃孙等人整理编目，成《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八卷。以今日眼光看，学部的保存措施固然不够得力，但正是由于学部官员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及时采取措施，内阁大库的珍贵藏书和明末清初重要档案史料才得以流传下来。
其二，保存、收集与抢救敦煌石室遗书经卷。
首先，保存与收集敦煌石室遗书经卷。敦煌文物为祖国文化的奇珍瑰宝现已众所周知，但在清末，对敦煌文物价值的了解和认识，还局限于京师的少数学者士绅。斯坦因、伯希和相继劫走大量莫高窟宝藏，地方官绅茫然无知，率先知情并起而设法亡羊补牢的，正是学部官员。他们主要采取两方面措施：（1）对于已经流失域外的文献，用抄录、 影写、照相等方法，了解保存，流传于世。1909年伯希和为法国国家图书馆采购图书再度来华至北京时，“行箧尚存秘籍数种”（注：沈竑译：《伯希和演说》，罗振玉辑：《流沙访古记》。）。罗振玉闻讯，携当时在学部编译图书局任职的王国维等赶赴伯氏下榻处拜访参观，并与伯氏妥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注：1909年10月2 日罗振玉来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9页。）。此事在京师学术界引起小小轰动，“索观者络绎不绝”，学部官员王仁俊、蒋黻皆日以继夜抄写，并要求伯氏将其掠至法国的经卷古籍寄邮印本回华（注：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自序》。）。10月4日， 以学部官员为主的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宝熙、刘廷琛、柯劭忞、江瀚、王仁俊、徐坊、蒋黻以及董康、吴寅臣等多人。席间学部诸官员再次要求伯氏“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注：沈竑译：《伯希和氏演说》；恽毓鼎：《澄斋日记》，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63页。）。通过伯氏，他们获悉敦煌秘籍的存佚消息，开始设法收集和保存有关文献，发韧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中国学者还“组织一会，筹集巨资，以供照印之费”（注：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神田喜一郎全集》第9卷，第256～258 页； 梅村坦：《敦煌探险·研究史》，第155～156页。）。 但由于经费筹集几经周折，最后罗振玉出资2000元办理此事。伯希和归国后确曾履行承诺，后因“写真师身故，致寄出迟滞”（注：《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0、1009～1010页。罗振玉来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30）：《匋斋（端方）存牍》，第164页。 编者系是函于宣统元年冬，似以翌春为妥。），先期寄来的408 张照片目录则已存于京师大学堂。（2）与此同时， 为保存这些珍贵文献，罗振玉、蒋黻、缪荃孙等学部官员还努力将劫后复得者编辑出版，以广流传，先后出版的有罗、蒋校录《敦煌石室遗书》，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七辑，蒋黻《沙洲文录》一卷。
其次，抢救保护残存的敦煌遗书。罗振玉等人从伯希和处得知敦煌石室中尚有约6000残卷，即请学部致电地方官员设法保护，即再三商请学部堂官致电地方官员设法保护。伯希和尚未离京，10月3日， 学部即致电护理甘督毛庆蕃：“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象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第一次以中央政府部门的名义，正式要求地方行政机关保护敦煌文物（注：《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象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学部官报》第104期，1909年10月。）。 经学部联络，1909年护理甘督派人送来一卷写经样本。学部堂官开始担心价高，颇感为难，罗以自己的薪俸作保，建议由京师大学堂出款购藏（注：罗继祖：《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1页。）。电文发出一月后，甘肃复电，说明经文已购妥，共6000卷。因所需款项远低于预计，学部决定仍留部中。（注：罗振玉来函四，《艺风堂友朋书札》下，第1000页；另参《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169～3170页。）
然而，学部并不能像保护文渊阁旧籍那样，以收归部管杜绝失窃，敦煌文物在运送过程中及抵达学部之后，连遭荼毒。关于这一历史悬案，罗振玉有如下记述：“及甘省派员解送京师，委员某为江西人，到京不先至部，而住其同乡某家，其同乡乃竭日夜之力尽窜取其菁华。卷数不足乃裂一轴为二、三以充之，解部后予等转不得见”（注：罗振玉：《集寥编》，第28页。）。罗继祖怀疑合谋犯事者为甘肃布政使何彦升父子及其儿女亲家李盛铎、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等人（注：《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何彦升于1910年8月25日授新疆巡抚，未到任即于11月死于途中。 ）。学部侍郎宝熙闻讯，准备上奏参劾，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未及实行。学部为此扣留甘省押解员傅宝华，“部中有主究诘者片传不放行。经人关说，以此事无佐验而罢。”（注：甘孺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其实窃案虽无佐证，率尔放行的重要原因还在“堂宪本不深求”（注：吴昌绶：《松邻书札》致张祖廉札，引自《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第41页。），一旦有人托请，便顺水推舟，糊涂了结。
据罗振玉回忆，敦煌遗书遭窃在运抵学部前夕。但罗所知得自风传，仍系揣测之词。从《学部为续送敦煌唐人写经致京师图书馆片》可知，由甘督委解学部的敦煌经卷18箱，已于1910年送往京师图书馆，但后来再度由学部通知京师图书馆查收“据原解委员续行呈到写经二十二卷、粘片二本”（注：《学部为续送敦煌唐人写经致京师图书馆片》，《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137～138页。）。学部在其所附清单中，详细记录每本页数、有无年款、每卷写经的起止文字，像是追缴归案的盗赃。清单如此详尽开列，似为防止再遭割裂盗窃。据关注其事并多少了解内情的汪康年记：“委员某运至京，初有六千卷。至京先住苏州胡同吴宅，捡出佳者百卷。次日始将所余五千九百卷送部，并碎片一箱云。闻委员即李木斋之甥。此事木斋与同志数人为之，取得即共分云云。”（注：《汪穰卿笔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7页。）
宝藏运京，已是大事，遭劫更加成为传媒焦点。当时《民立报》也有风闻，说法却是别样，大意为学部虽严密慎守，但某日学部某司员在琉璃厂书肆偶见有写经一大卷，经辨认“乃为石室之物，即学部所藏之一，出重价购归，密告唐尚书不敢声张，恐失部中体统，密派司员多人到处缉访。盖部中所藏者检点后知已失去甚夥，幸旬日间陆续查得原物多件，据闻已将盗物之人捕获，连日正在诘讯，惟关防严密，外人难得其详，但知盗物者即该部中人耳”（注：《新闻》，《民立报》1910年10月20日。）。遗书运抵北京，约在1910年夏（注：1910年9月2日曹元忠来函，《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85 页。），先藏于国子监，继而转归学部，后又移交京师图书馆。是年8 月，日本中国学者内藤虎次郎、小川涿治、滨田耕作、富冈谦藏等闻讯，特来华调查，在学部看到约700卷写经， 回国后将有关照片提供给松本文三郎研究。后者据以撰写《敦煌石室古写经之研究》，列举写经的名称及有年AI写作本的题跋。据荣新江教授与《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对照，所阅经卷均为后来李盛铎藏品，则遗书当由学部官员监守自盗，李氏等人所得是在经卷入学部后才攫取到手。（注：荣新江：《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 ）学部发现遗书失窃在9月底10月初，亦可映证。此案疑点甚多，押解员被拘， 并追得若干经卷，说明先期盗窃之说确为空穴来风。而经卷交学部后，关防严密之下，竟再度失窃，有关各员固是罪人，学部保护不力，难辞其咎。
尽管如此，学部的努力仍然值得肯定。1913年1 月京师图书馆造送民国教育部的书目册里，敦煌石室唐人写经长短卷共8662卷（注：《京师图书馆造送书籍数目册》1913年1月30日，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201页。）。如果没有学部的及时抢救，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劫余经卷难逃全部散佚流失的厄运。
文化历史是国家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世界文明史上不乏因社会动乱而造成文化浩劫的悲剧。晚清社会遭遇千年变局，文化事业又无政府部门专管，学部集教育文化界有识之士的灼见，运用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力量，采取措施，保护珍贵文物古籍，倡导兴建图书馆，以扩展近代文化的传播，使教育与文化相互促进，承上启下之功，不应忘却抹杀。而其过失，则值得后人反省检讨，以为借鉴。
收稿日期：1999—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