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力麻里古城的位置及其历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城论文,位置论文,历史论文,阿力麻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阿力麻里古城的地理位置
阿力麻里古城是伊犁地区著名古城之一，历史悠久，在中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阿力麻里古城城址已被毁，近代以来对阿力麻里城的位置颇多歧说。尽管城址已难觅，惟根据一些有关古城的游记仍可确定古城的具体位置。如在元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西行，1222年东返的长春真人（邱处机），来去都经过阿力麻里古城，在他所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说：“宿阴山北。诘朝南行，长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师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高逾百尺。自巅及麓，何啻万株。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薄暮宿峡中，翌日方出。入东西大川，水草盈秀，天气似春，稍有桑枣，以是名其城。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宿于西果园。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综观长春真人西行旅程，即沿赛里木湖南缘，进入果子沟，与现行乌鲁木齐至果子沟的公路大致相当，古今来的地形和路线并无多大变化。问题的关键是出果子沟峡谷到芦草沟后究竟向哪个方向走才到阿力麻里城。《新疆图志·道路志》认为长春真人到芦草沟后是南行到塔勒奇城北的磨河旧城。因芦草沟向南行至磨河旧城间多是戈壁，与长春真人所说出峡后“入东西大川，水草丰盈”的景象不相同。这就可知长春真人出峡至芦草沟后并不是南行，而是西行经东西平川，并不经戈壁沙滩。所称东西大川就是指经过清水河、阿克苏河至阿力马图河、克干河地区的阿力麻里城。现在克干山南麓，克干河下游有古城遗址，名阿力麻里，当地人称为阿尔泰遗址，因其出金子而得名。西距位于霍尔果斯河畔的霍城旧城13公里。阿力麻里古城遗址范围甚大，北达克干山南麓，南及克干色依，东至吐呼鲁克帖木儿汗玛扎，西至卡纳威，东西5公里，南北还超过此数。据当地人说，周约50华里，可知此城面积甚大。多桑《蒙古史》称：“察合台常驻夏于阿力麻里之地，地在阔克(Gueuk)诸高山及忽惕山(Cout)之附近”[1]。这里的阔克实与克干为一声之转，足证阿力麻里在克干山南麓。在刘郁《西使记》中所记1259年常德西觐旭烈兀经过阿力麻里城所见景色称：“过孛罗城……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惟瓜、葡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又南有赤木儿城。居民多并、汾人”[2]。这里说明阿力麻里城是民族杂居，尤以汉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为多，说明城内道路两旁流水潺潺，所以水果颇丰，可见那里水草丰美，正是得益于克干河和阿力马图河的丰富水量，才使周围垦辟了大片农田、果园，数百年间一直成为伊犁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徐松《西域水道记》也说阿力麻里城在阿力玛图河滨，并说“阿里玛图沟西十五里为滚坝沟，科河发焉，河自山南流五里，右疏渠一，溉营屯头工田，左疏渠一，回民涿为水磨，又南半里经故回部王吐呼鲁克吐木勒罕墓西”。丁谦在西游记的考证中也赞同徐松观点，这都符合于历史和地理实际。而洪钧反对这些研究是错误的。新出版的《古西行记选注》245页注所说：“阿里麻里在今霍城一带；阿里麻图，为今苏联之阿拉木图，徐松《西域水道记》将此两地混为一谈，丁氏亦随之误考”。这是《古西行记选注》一书弄错了。位于今霍城县的阿里麻里城，确是在克干河和阿力马图河地区，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是城市名，非河名。尽管阿力马图与阿拉木图是同名异译，都因该地多水果而得名，这亦不足为奇，在世界上因景色相同而颇多相同地名。但决不能据此而指说离阿力麻里城东20里的阿力马图河是弄错了地点。
二.阿力麻里城的历史发展
唐朝葛逻禄族原来分布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一带，由于以碎叶为中心的突骑施汗国于公元8世纪中叶衰落后，从公元766年开始，葛逻禄族的主要牧地已迁至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地区，并建立了葛逻禄汗国。《新唐书·回鹘传》称：“至德后，葛逻禄寝盛，与回纥争疆，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这时的葛逻禄还未信奉伊斯兰教。
阿力麻里建城，很可能8世纪中叶于哈萨克草原建立葛逻禄汗国前后就逐渐形成。因为唐朝丝绸之路北道曾盛极一时，那时位于赛里木湖（乳海）东面的普剌城，已是北道上有名的重城，因而阿力麻里和海押立城，也应该形成于此时。于8世纪初叶在慕格山(Mount Mug)出土的一份粟特文书中已经提到阿力麻里(Almalik)的名称。[3]唐朝以后经过喀拉汗王朝、西辽王朝的统治，到西辽末年时，阿力麻里城已成为中亚的一座名城。被称为中世纪西方四大游历家之一的摩洛哥人伊本·拔都于1333年途经中亚花拉子模时，就遇到一个来自伊拉克尔巴拉(Karbala)的去中国的商队，他们走的路线是经过阿力麻里，并称当时从西亚去中国的商队很活跃。
到十二世纪时，阿赫马德·亚塞维为了加速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的发展，就结合哈萨克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习惯，对《古兰经》原义作了某些变通，并用游牧民中有影响的神祇名字和宗教仪式吸收到伊斯兰教义和仪式中，然后用明白易懂的哈萨克语写成诗歌体进行宣传。由是他的教义和仪式很快被哈萨克族各部落游牧民所接受，从而在哈萨克族人民中广为流传，因而到西辽末年，在伊犁河流域、海押立、阿力麻里地区出现了以葛逻禄人为中心的伊斯兰王国。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说：在13世纪初，伊斯兰教与佛教的分界线已在昌八里，即伊斯兰教的势力已向东推进到今日天山北麓的昌吉市，与以佛教为中心的高昌回鹘汗国互争雄长了。
在西辽统治时期，阿力麻里和普剌的统治者是葛逻禄人斡匝儿，屈出律多次攻打他未获胜。成吉思汗崛起后，斡匝儿即臣服成吉思汗，倍受恩宠，“并奉成吉思汗之命，与术赤结为姻亲”[4]，还赠给他一千头羊。由于他酷嗜狩猎，成吉思汗曾规劝他，注意戒备，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可是他从成吉思汗处返回阿力麻里后，依然毫不戒备的热衷于狩猎，即在自己的猎场上被屈出律的士兵获后斩杀。即由其子昔格纳黑的斤(Siqnaq Tegin)继承其位，仍然奉诏与术赤的一女成婚，并亲往朝见成吉思汗，颇得优宠，命其继续治理阿力麻里，惜死于归途。他的儿子又在651/1253—4年承袭了他的位子。
元《经世大典》序录记称：“国初征伐，驻兵不常其地，视山川险易，事机变化而位置之，前却进退无定制。及天下平，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如和林、云南、回回、畏兀儿、河西、辽东、扬州之类”。这里的回回即指中亚奉行伊斯兰教之地。在成吉思汗统一中亚后，即把辽阔的西域分封给术赤、察合台、窝阔台。除术赤封地主要在钦察草原外，关于察合台、窝阔台的封地正是指的中亚伊斯兰地区。志费尼指出：“察合台受封的领域，从畏吾儿地起，至撒麻耳干(Samarqand)和不花剌(Bokhara)止，他的居住地在阿力麻里境内的忽牙思。皇太子窝阔台的都城，当其父统治时期，是他在叶密立(Emil)和霍博(Qabaq)地区的禹儿惕；但是他登基后，把都城迁回他们在契丹和畏兀儿之间的本土，并把自己的其他封地赐给他儿子贵由(CüYüK)”[5]。这里只说察合台的封地是从“畏兀儿地起”，这句话很笼统，可以理解为包括“畏兀地”，也可理解为不包括“畏兀儿地”。为此，美国艾尔森(Thomas T.Allsen)指出察合台的最早封地应为“从畏兀儿之边(Huded)伸展到撒马尔干的不花剌”[6]。由这里可以看到察合台汗国始封之地并不包括畏兀儿的农村之地在内，而是从畏兀儿之边直至河中及伊犁河一带的草原区域，巴尔托里德也指出：“察合台的封地从回鹘地面到撒马尔罕，到布哈拉，从阿尔泰山之南到阿姆河。窝阔台的大帐建立在塔尔巴哈台，在叶密尔河和霍布克河的岸上”[7]。多桑《蒙古史》称：“察合台之封地东起畏吾儿之地及海押立，西抵只浑河（阿母河）两岸”[8]。可知当时察合台的封地是在塔尔巴哈台山西南、阿拉湖之西、七河流域南部直至河中的广大地区；七河流域的北部属术赤汗国；从塔尔巴哈台山南的伊米尔河流域向东至和布克赛尔盆地经阿尔泰山南至科布多地区为窝阔台封地。说明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者的封地是相连的。
成吉思汗于1227年逝世之前，窝阔台一直驻守在叶密立地区。可是成吉思汗死后，大汗位由窝阔台继任，于是他就到了喀喇和林任蒙古大汗，他的原有封地即赐给他的儿子贵由汗。
由于忽必烈的称帝，蒙古贵族间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在西域地区先后掀起了阿里不哥、海都、八剌一笃哇的叛乱。经过几十年的战乱，弄得天山南北田园荒芜，民生凋敝，察合台后王已无力再战，只好向元中央投降，然后配合元廷，击溃窝阔台系诸后王，于是笃哇即在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草原召集忽里勒台大会，在到会的中亚蒙古诸王公360余人之面，列举窝阔台系察八儿的“罪状”，宣布予以废黜。时为大德十一年（1307年），由是窝阔台汗国灭亡，原属窝阔台的封地并入了察合台汗国。于是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不仅包括了中亚最重要的农业地区：如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锡尔河、阿姆河间的河中地区。同时还包括了中亚最富饶而辽阔的草原地带：如准噶尔盆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草原地区，这里一向是许多游牧部族，特别是哈萨克族先民赖以生存和壮大的发祥地。河中地区则为乌孜别克族，以农业为主；天山南路各绿洲以维吾尔族为主。这些地区虽都受蒙古贵族统治，但蒙古族人数始终是少数，所以最终都融入了其他民族。另外还有不少汉族和塔吉克族。
察合台的封地最初是以伊犁为中心，包括楚河、塔剌斯河直至河中地区，其政治中心则在伊犁的阿力麻里，察合台本人也常驻阿力麻里。到其后裔笃哇兼并了窝阔台的封地和畏兀儿地区全部归于他统治后，政治中心也仍然在伊犁阿力麻里，笃哇后裔诸王也仍然常驻伊犁。而伊犁地区从汉代起就是哈萨克族先祖乌孙驻牧的地区，到唐代则成为咄陆五部游牧的区域，这是主要由乌孙后裔发展成的部落联盟，从此伊犁河流域的主要游牧部落都被戴上了杜拉特（即咄陆）的共名。察合台进驻伊犁时，其周围人民主要是哈萨克族的杜拉特部落，因而察合台汗国及其后形成蒙兀儿斯坦汗国所用的各级统治人员和军事力量主要来自于游牧的杜拉特部人民，从而察合台汗国各王的政治军事权力实际操纵在杜拉特部游牧贵族手中。
当笃哇之子也先不花一世于公元1321年依靠哈萨克族杜拉特部力量登上汗位，树牙帐于伊犁阿力麻里，被称为察合台汗国，一般史书称其为蒙兀儿斯坦，统治着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七河流域、准噶尔盆地，北至额尔齐斯河的广大草原区域以及伊塞克湖以东、焉耆以西的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区域。其中以吐鲁番以西直至费尔干那边境，北至伊塞克湖，东至喀什、莎车、和阗在内的地区，当时被称为“曼噶赖·苏雅”（意为“向阳”，也称为“向阳区”）。察合台汗晚年为要统治这块地区，即分封给哈萨克族杜拉特部贵族乌尔土布，由是不少杜拉特贵族入居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当也先不花在阿力麻里城重建东察合台汗国时，在天山南路的杜拉特部贵族已分化为播鲁只为首和以图来克为首的两支势力。于是以阿克苏为中心，东北至吐鲁番盆地，西至伊塞克湖，西南至巴楚一带属播鲁只家族管辖范围。以喀什噶尔为中心，东至且末、和阗、叶尔羌，西至费尔干西部，南至喀喇昆仑山及巴达克山地区则属图来克家族管辖。也先不花任蒙兀儿斯坦汗国第一任可汗后，天山南路地区仍然委托杜拉特贵族管理。
公元1330年也先不花汗死后，由于正后无子，而其妾所生的秃黑鲁帖木儿诞生时，就不在也先不花家，而是在军事长官锡拉吾尔家，因而也先不花死后，蒙古贵族之间展开了王位的争夺。当时杜拉特部播鲁只家族权势最大，他出身于七河地区杜拉特部的兀鲁思别克家庭，由于他不是成吉思汗后裔，不敢自称汗，就凭他的权势，于1348年把察合台汗的后裔，笃哇汗的年仅18岁的孙子秃黑鲁帖木儿扶上了汗位。
秃黑鲁帖木儿登位后，十分感激播鲁只的扶持，给予了不少赏赐，播鲁只家族的权势更有了扩张，秃黑鲁帖木儿的政治、军事权力实际操纵在播鲁只家族手中。而秃黑鲁帖木儿登上汗位时，正当元朝已衰落，无暇西顾，汗国境内一些突厥语族化了的蒙古贵族们，各据地盘，横行无忌，秃黑鲁帖木儿面对这种四分五裂的形势，决心依靠播鲁只家族调用杜拉特部的力量，把原察合台领地重新统一起来，恢复过去对河中的统治权。因此，从1360年起，就不断对河中地区用兵，不到两年时间，他对西部察合台汗国作战20余次，利用西部察合台汗国统治阶层内部的倾轧与混乱，于1362年最终征服了河中及阿富汗北部地区，并派其长子伊利亚斯常驻撒马尔罕，坐镇河中地区。对于阿姆河南的巴尔赫地区则派一位与自己同名的帖木儿，即“瘸子帖木儿”为该地区的总督。
秃黑鲁帖木儿在位时，扶持他登位的播鲁只逝世后，秃黑鲁帖木儿带着感激的心情，即立其幼子忽歹达袭其父位，而播鲁只的胞弟哈马热丁·杜拉特对此不满，早已羡慕播鲁只的权势和地位，梦寐想承袭其位，他为权势欲所支配，十分衔恨秃黑鲁帖木儿汗。因而秃黑鲁帖木儿一死，哈马热丁·杜拉特部即举兵反叛，杀死秃黑鲁帖木儿的后继者伊里亚斯和卓，并大肆屠杀秃黑鲁帖木儿家族，“一天之间屠杀了秃黑鲁帖木儿的十八个儿子”[9]。只有秃黑鲁帖木儿的幼子克孜尔和卓（即黑的儿火者）被播鲁只之子忽歹达所隐藏，才免遭残杀。由此可见，哈萨克杜拉特部在蒙兀儿斯坦政权中权势之大，人数之众。
此后，哈马热丁·杜拉特自潜汗号，成了蒙兀儿斯坦的统治者。但由于哈马热丁不是出身于察合台汗族，激起察合台后裔们的强烈不满，境内一片混乱。舍力甫丁在《帖木儿武功记》一书中曾说，帖木儿艾弥儿曾为此五征蒙兀儿斯坦。哈马热丁部队屡为帖木儿所败，只好逃往他处，时正当元末明初之际，诚如《明史·西域传》所称：“元亡，（西域）各自割据，不相统属。……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正是这一时期蒙兀儿斯坦历史的真实写照。
公元1383年杜拉特部酋长播鲁只幼子忽歹达利用手中权力，拥立秃黑鲁帖木儿幼子黑的儿火者为蒙兀儿斯坦汗。这时中亚瘸子帖木儿的权势日大。黑的儿火者在和帖木儿争夺中亚的霸权中，屡遭败北。致都城阿力麻里也被帖木儿军全部残破，被迫东迁至别失八里，《明史》称之为别失八里政权。黑的儿火者只好承认帖木儿在河中的政权。由是蒙兀儿斯坦的别失八里政权只好投靠明朝，以求在西域和帖木儿王朝争夺势力范围。
同时根据历史记载，蒙兀儿斯坦汗国的主要居民是操突厥语的部落。其中古代哈萨克部落有杜拉特（咄陆）、康里、乌孙、克烈、阿尔根诺提、阿尔拉提、布勒甲其等。在这些部落中，杜拉特和康里是蒙兀儿斯坦汗国中人数较多的部落，这些部落主要居住在楚河、伊犁河谷及七河流域。由此可见，察合台——蒙兀儿斯坦汗国中的游牧民族主要是哈萨克族，统治阶级则为蒙古贵族；而蒙古贵族始终是少数，身处哈萨克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所以在游牧区的蒙古贵族，最后都融入了哈萨克族。苏联帕·彼·伊凡诺夫也指出：“蒙兀儿斯坦的游牧人正式称自己是蒙兀儿人（蒙古人），其实他们跟真正的蒙古人相去甚远。因为他们大部分早已同当地突厥居民融合一起了，他们也操突厥语，还在14世纪便信奉了伊斯兰教”。作者接着指出：“在这个时期，属于这种蒙古人部落的还有杜格拉特人”[10]。伊凡诺夫已明确指出突厥语族化了的蒙古人实际是哈萨克族化了的蒙古人，因而杜拉特部落也已不属于蒙古部落，而是哈萨克族部落。
由以上史实可知，蒙兀儿斯坦汗国的权力始终操在哈萨克族杜拉特部的宗法封建头目手中。从察合台汗国的政治舞台演变过程看，不论是笃哇，还是也先不花，都是一部分杜拉特贵族势力集团的傀儡。每一个汗的政治命运，主要取决于哈萨克族杜拉特集团的好恶和意愿，甚至使察合台汗国中兴的秃黑鲁帖木儿汗也是由杜拉特部播鲁只氏族封建主扶持上台的。所以苏联伊凡诺夫也在《中亚史纲》一书内指出：“杜格拉特的部落贵族依靠自己部落众多人口和力量，掌握了蒙兀儿斯坦的政权，经常随心所欲地从察合台的后裔中任命和撤换地方上的可汗”[11]。
成吉思汗征服哈萨克人集居区后，少数的蒙古统治者处在哈萨克民众的包围中，所以很快就被哈萨克人同化。在蒙兀儿斯坦汗国时期写出的《拉什德史》的著名历史家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杜拉特追述自己家族历史时说：“杜拉特家族是蒙古的一支”。很显然马黑麻·海答儿的先祖一直是哈萨克族杜拉特部落的蒙古统治阶级，而他统治的人民却全是哈萨克族，因而这些蒙古人实际已是哈萨克人，不过其血统源自蒙古人罢了。
当察合台汗进驻伊犁阿力麻里后，他所赖以巩固统治的基本力量是杜拉特部的各级封建主及其所属军民，所以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说，从察合台在世的时代开始“朵豁剌惕家族（即杜拉特家族——引者）就成了东突厥斯坦各区的世袭首领——异密”。“大约在察合台临终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地区赐予朵豁剌惕家族了”[12]。可见察合台汗国建立以后，在他统治区域内实际掌权的各级地方官，主要是哈萨克族杜拉特部的各级封建主，是以察合台在世已赐给杜拉特贵族乌尔土布以下七种特权：(1)可以用鼓(Tabl)，(2)可以用旗(Alam)，在突厥语中，前者叫做Nakara（铃鼓），后者叫做Tumaān tugh（土绵纛）。(3)他的两个侍从可以佩Kushun-tugh（和硕纛）。和硕纛是'Chapār tugh'的同义语。(4)他在汗的会议上可以佩Kur（壶），虽然按蒙兀儿人的习惯，任何人也不得携有箭壶，除非汗本人可把箭袋拿在手中。(5)同汗狩猎有关的某些特权。(6)他是统辖所有蒙兀儿的异密，在敕令(Firman)中，他的名字之前冠以‘蒙兀儿兀鲁思之首（萨尔达）’的称号。(7)在汗的面前，其他异密的座位比他距离汗座要远一箭之地”[13]。
由此可知，察合台在世时，天山南北的实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已操纵在杜拉特贵族手中，因而察合台死后，每个登上汗位的人，都必须得到杜拉特部贵族的支持，才有可能保持汗位。但由于杜拉特部是哈萨克族，不是蒙古族，他不能自登汗位，必须选一成吉思汗的后裔，才能被中亚蒙古贵族所认可，从而也先不花死后，当时操实权的杜拉特部播鲁只家族的傀儡，必须听命于播鲁只，否则汗位难保，于是在播鲁只的操纵下，就迫使秃黑鲁帖木儿赐与各种特权，达到实际上的擅权自为。据米儿咱·海答儿记称：“到异密播鲁只从钦察地面把秃黑鲁帖木儿汗找回来，并将他拥上汗位。秃黑鲁帖木儿汗为了酬劳他，在上述七种特权之外，又增加另外两种，因此异密播鲁只享受的特权共有九种”。这新增加的两种特权“第一，他有权不奏请汗而任免和硕的异密（即千夫长）；第二，准许播鲁只及其后代犯九罪不鞫讯”[14]。到犯第十次罪的时候也还规定有特殊的审讯及处死方法。
后来黑的儿火者的登上汗位，又是在播鲁只之子忽歹达的保护下，逃避了哈马热丁的追杀而扶上汗位的。黑的儿火者更对忽歹达感激涕零，于是在九种特权之外，又给忽歹达另外增加了三种特权，其内容为：[15]
(10)在宴会上，当汗的扈从(Yasavul)值勤时，异密忽歹达派两个扈从参加值勤；一个站在右边为汗进盏，另一扈从站在左边为异密忽歹达进盏，这两个盏是汗的异密忽歹达专用的。
(11)所有敕令均由异密忽歹达盖印；不过汗的印玺应列于忽歹达印章之前。
(12)（第十二种特权在任何文本中都没有提到）。
在这十二种特权中最突出的是：
(1)加桑——艾弥儿之艾弥儿（最高军事长官）。
(2)芒来—苏雅地区的统治者，也即塔里木盆地绿洲的世袭统治者。
(3)察合台可汗的政令必须附署杜拉特部播鲁只——忽歹达贵族的印章，否则不予执行。
(4)与可汗平起平坐。
这就可见察合台汗国的军事、政治权力实际操在杜拉特贵族手中，历任可汗不过是任凭播鲁只家族摆布的傀儡。
三.伊斯兰教在阿力麻里城的发展
自公元八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哈萨克草原后，伊斯兰教势力在草原上不断扩展，特别是经过12世纪亚塞维的大力推进，在城市和牧区的伊斯兰教势力更得到迅猛发展。但在13世纪中叶法国基督教传教士鲁布鲁克从欧洲东来中亚时，仍然见有佛教徒和景教徒，他说“再往北有一‘大城’海押立，在这里……第一次见有佛教徒，在这个一度是阿尔斯兰汗哈剌鲁首府的伊斯兰城中并有三所寺院。在距海押立城不远的地方有一村庄，那里的居民全为景教徒”。这情况说明在哈萨克草原，于13世纪中叶仍还有少数人未信奉伊斯兰教，而统治哈萨克族的蒙古贵族，特别是蒙兀儿斯坦的蒙古贵族大部分还未信仰伊斯兰教。
14世纪初期，察合台汗国兼并了窝阔台汗国的领地。在此前后，由于蒙古族与河中地区农业民族间长期的频繁交往，在察合台汗国的贵族中，已有一部分人渐染伊斯兰教，诸如木八剌沙、八剌。到了怯伯汗统治河中时期，对伊斯兰教采取保护政策。到了答儿麻失理时代（1326——1334年）蒙古诸汗王更进一步的伊斯兰化，他自己也改奉了伊斯兰教。自此以后，河中地区的蒙古诸汗以及各部落首领都深浅不同地接受伊斯兰文化，或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当时处在天山南北的蒙古贵族，虽仍顽固地坚持过游牧生活，不愿信奉伊斯兰教，并拥立怯伯之兄也先不花为东部察合台汗国，即史称的蒙兀儿斯坦可汗，设牙帐于阿力麻里。但是当时位于天山以南的重要领地“曼尕赖·苏雅”（今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及费尔干）大部分地区早已处在伊斯兰文明之中。该地的蒙古贵族对伊斯兰文化接触日多，所以东部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一活动甚至在蒙兀儿斯坦汗国建立不久就已经开始了。
在此同时，以喀什噶尔为根据地的伊斯兰教势力，无时不在向阿克苏、库车地区渗透。伊斯兰领导集团深知库车是塔里木盆地北道佛教的最大中心，要攻克这个堡垒是不容易的，必须一方面积极组织武力，准备强攻；一方面还必须依靠政治作为后盾，这样才能如虎添翼。这就只有首先拉拢蒙兀儿斯坦的统治者，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因而于公元1333年即派出中亚布哈拉伊斯兰教协会的著名人士阿皮日丁和卓之子贾拉里丁和擅长萨满教及蒙语的主教夏赫白地先到喀什，然后到了阿克苏，主要任务是千方百计争取东察合台汗国的蒙古领袖皈依伊斯兰教。他们为了尽量争取伊斯兰信徒，就在1333——1344年间进行了十二年的传教活动，向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各地派出了伊斯兰教传教士。他们二人为了争取当地群众的信任，特意和当地维吾尔人结婚，以及密切联系已经信教的穆斯林群众；有时还化装成佛教僧侣，混入当地的佛教徒中，刺探情报，联络感情，得到了较高的威望。[16]1347年18岁的秃黑鲁帖木儿来到阿克苏的阿音柯时，贾拉里丁早就布置好了许多伊斯兰教徒包围了他，为他宣传伊斯兰教义并神化贾拉里丁，秃黑鲁帖木儿召见了贾拉里丁，并向贾拉里丁说，只要他称汗后，一定邀请贾拉里丁到阿力麻里去宣传伊斯兰教。因而贾拉里丁病重时，叮嘱儿子额什丁于他死后，务必去伊里阿力麻里秃黑鲁帖木儿汗处提醒他实践自己的诺言。说完，贾拉里丁即去世，葬于今阿克苏市阿音柯乡，成为那里最著名的麻扎。
很显然，伊斯兰教领导集团昼思夜想谋求借秃黑鲁帖木儿的权力，来扩大伊斯兰教的地盘和信徒。秃黑鲁帖木儿于1347年登上汗位，额什丁闻讯后，迫不及待的遵父嘱前往阿力麻里。由于王宫戒备森严，一时难于接近，额什丁不得不每天清晨在汗的宫帐近处高声唤拜，汗终于被声音惊动，召见了额什丁。额什丁即向汗述说在阿克苏与其父的会面和汗的信仰表白，汗欣然于1350年履行自己的诺言。当天在额什丁和大毛拉黑的马特主持下举行入教仪式：洗礼净身，颂读“凯里买”（清真言），做乃玛孜；剃了长发，施行割礼。据说秃黑鲁帖木儿还为自己取了伊斯兰教名字——艾卜伯克里，并在钱币上铸刻了此名字。据夏米大毛拉《东土耳斯坦历史》说，他曾亲眼从一个塔什干人手里见到过一枚金币，一面铸有“艾卜伯克里·穆罕默德·秃黑鲁帖木儿”，另一面铸有“艾力伯达尔萨拉木（和平的国土上铸造）”。
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后，即召集大批蒙古人，当众宣布他已皈依伊斯兰教，并要蒙古人也改信伊斯兰教。于是蒙古人即按照额什丁的吩咐将帽子扔到了河里，据说河水为之阻断不流，额什丁叫他们从河里拿起帽子，重新戴在头上，表示戴了新的帽子，并胁蒙古人须服从秃黑鲁帖木儿汗王和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归依伊斯兰教。
使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这就加强了秃黑鲁帖木儿在蒙兀儿斯坦汗国的统治，秃黑鲁帖木儿当然对额什丁感激不尽。秃黑鲁帖木儿为了表彰额什丁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杰出功绩，同时也为了表明自己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即授予额什丁以下特权：
1.世袭天山南部伊斯兰教教长。
2.在库车修建由阿尔西丁（即额什丁）亲自掌管的哈尼卡——一个特定地区伊斯兰教的活动中心。除此而外，将宗教税中的一部分划归阿尔西丁本人受用。
单伊斯兰教长这一职务就使额什丁家族成为这个地区最有权威的势力，再通过哈尼卡礼拜寺、寺院经济的各种瓦哈甫形式，占有大量农田、水利设施和商业店铺等。汗国统治者每年还从国库拨一笔专用款项作为额什丁的传教经费。这样额什丁家族既享有政治特权，又获得重大的经济利益，于是在蒙兀儿斯坦国内获得了显赫的权势，所以秃黑鲁帖木儿之子黑的儿火者称汗时也必须先取得额什丁的认可。史称黑的儿火者（贺则尔）称汗时，曾派出以忽歹达为首的三十余人的使团，携带着一百匹马、五百头牛、一千只羊、五十峰骆驼、十五个奴隶的大量礼物到库车额什丁处完成了最后一道法律程序才能登位。甚至天山南部的各级行政长官——阿奇木伯克也得由额什丁先提名后再任用。[17]由于蒙兀儿斯坦境内的许多蒙古族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这些伊斯兰教化了的蒙古人就成了哈萨克族的上层统治阶级，自称白骨头，成为沾满人民血痕的托热贵族。尽管他们最初的血统来源于蒙古族，但因伊斯兰化了，一切被哈萨克人同化了，因而他们的子孙也自称哈萨克族。
但是在阿力麻里城发生的这一场利用政治权力强迫蒙古贵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斗争，极为复杂和激烈，不仅对不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施用了暴力，同时对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徒也进行了迫害。在瓦丁所著《圣济各教会史》第七册中，记述了西班牙人巴斯喀尔在1338年派赴阿力麻里城传教被害事。并在巴斯喀尔遗札中述说：“阿力麻里城的教会是归中国总牧师管辖区统辖，阿力麻里城的教士也受北京总主教的指挥”。[18]这与当时阿力麻里城归属中国的政治相一致。
巴斯喀尔被害后，教皇本笃十二世于1339年又派马黎诺里前来中国，他于1340年从钦察到了阿力麻里，详知了巴斯喀尔等被害情况。在他所著《奉使记》中说：“阿梨算端篡位，信伊斯兰教。即位后下令国中曾经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必须通过改信伊斯兰教。有违令者，杀无赦。巴斯喀尔等欧洲来的基督教僧侣不愿服从这项命令，故都被捆绑，以绳牵之，游街示众，又被穆斯林殴打侮辱，唾面詈骂，拳足交加，割去耳鼻，切断手足，最后斩首”[19]。可见该城基督教徒被迫害的惨酷。意大利人巴拖罗谋在十四世纪末所著《圣徒传》中，也详记阿力麻里城中传教僧人死难情形称：“有主教李嘉德，僧人佛兰锡斯，巴斯喀尔、雷曼德及修道士基督教徒被阿梨算端杀害”[20]。这些基督教徒被害事决不是秃黑鲁帖木儿汗于1347年登位时一年间发生的事，而是在他登位之前阿力麻里城内的伊斯兰教势力已相当强大，已经在不断迫害基督教徒。汗登位信奉伊斯兰教后，当然对包括基督教徒在内的异教徒，迫害更甚，甚至可以公然杀害异教徒而难于申诉，可见阿力麻里城内宗教斗争的激烈。
正是由于秃黑鲁帖木儿汗改信了伊斯兰教，赢得境内信仰伊斯兰教各族人民的拥护，因而他逝世后，各族伊斯兰教人民为他修建了宏伟的麻扎，供各族伊斯兰教人民的瞻拜。现在阿力麻里城虽已全被破坏，难寻踪迹，但这个建筑别致，富有浓厚伊斯兰风格的麻扎却依然耸立于古城的东北，享名于国内外，前往瞻观的人络绎不绝，成为霍城县突出的旅游资源。
四.从钱币看阿力麻里城的经济文化
钱币是一种流通手段和交换媒介，蕴含着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记录着政治、经济、历史发展和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有关察合台汗国的历史记载，在元、明史上并不多，可是在1949年建国前后于新疆各地出土了不少察合台汗国的钱币，这就大大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在建国前发现的察合台汗国的钱币不多，斯坦因于库车得到察合台汗国银币3枚；[21]黄文弼1934年在吐鲁番获得4枚。[22]建国以后则发现了大量察合台汗国的金、银、铜币。1958——1959年在阿力麻里发现10枚钱币；1977年在昌吉古城遗址，出土一陶罐，同装1370枚钱币，绝大多数为银币；1987年5月5日在博乐市东南27公里达勒特古城旁出土金币36枚，在此前后还出土银币23枚，铜币50枚；1990年3月在博乐市达勒特古城出土察合台汗国铜币1649枚，总重3.95公斤。另外还在阜康出土近20枚金币；而银币则还在库车发现近百枚，奇台百余枚，木垒数枚。由此可见，关于察合台时期的钱币已发现了金、银、铜三种不同钱币，诚如常德《西使记》中所说：“孛罗城迤西金、银、铜为钱，‘有文而无孔’”[23]。出土了这样多的钱币，可证察合台汗国时期，在其辖境内确曾打制了大量金、银、铜币，其中尤以银币、铜币为多。谨对各地出土钱币稍作分析。
(1)银币
昌吉古城出土的1370枚银币，每枚上面均压印有库法体或普通体阿拉伯文，同时还有各种不同图框和花纹，在很多银币的铭文中都保存有用阿拉伯字母或数字表示的制造地点和制造年代，其年代基本上都是公元十三世纪四十年代至十四世纪初期（638/1240—1241——706/1306—1307年）。制造地点，以阿力麻里城最多外，还涉及普剌、忽毡、肯者特、撒马尔罕、喀什噶尔、布哈拉、塔拉斯、花剌子模[24]。
在1370枚银币中，察合台汗国的银币计有1364枚，占绝大多数；另有钦察汗国银币四枚，伊儿汗国银币一枚，还有一枚银币因铭文不清，暂难确定。单就1370枚的察合台汗国银币等打制地点的分布情况，据陈戈先生的统计如下：[25]
银币打制地点 数量（枚）重量单位
阿力麻里 761 的尔汉
努拉特（即布拉特）111 的尔汉
忽毡 10 的尔汉
肯者特17 的尔汉
撒马尔罕 77 的尔汉
最大斡耳朵274 的尔汉
喀什噶尔 88 的尔汉
布哈拉 5 的尔汉
塔拉斯29 的尔汉
花拉子模4 的尔汉
不明 2
的尔汉
合计1378
这个1378枚的银币数字是根据陈戈先生文章所列表中统计而得，显然与1370枚的数字不相符，多出8枚银币，这是陈文的失误。惟这个统计数字仍然反映出打制银币最多的城市是阿力麻里，其次是最大的斡耳朵、努拉特、喀什噶尔、撒马尔罕。作者说，对“努拉特系何城，位置何在，不清楚，留待识者”[26]。韩雪昆先生指出“努拉特”系“布拉特”一名的误译，地点即为博尔塔拉河流域的普剌城[27]。这是正确的。至于最大的斡耳朵究在何地，也应该在伊犁地区，离阿力麻里城不会太远，因为斡耳朵为宫帐、宫殿意。最大的斡耳朵很可能是指察合台汗驻跸之地，根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记载，察合台的驻地，“春夏两季，他在阿力麻里和忽牙斯驻跸，此地在那些季节中好像伊剌木园……秋冬两季他在亦剌(Ila)河岸的[？篾鲁疾克(Marauzik)]度过”[28]。可知察合台的居住地点四季虽稍有不同，但基本地区均在伊犁河直至阿力麻里周围地区，相距均不远。这样银币打制地点阿力麻里和最大斡耳朵两地打制的银币就占1035枚，几接近于三分之二。可知打制银币最多的地点是在阿力麻里及伊犁河谷，其次是普剌、喀什噶尔、撒马尔罕。说明这些银币是在察合台汗国辖境内流通使用，反映了13世纪察合台汗国辖境内的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的景况。
银币的重量单位称为“的尔汗”，是阿拉伯世界传统的货币单位，它们的实际重量基本上在2克左右，当时察合台汗国的“的尔汗”重量标准是2.1克。银币的直径约1.9——2.4厘米。在这些银币的铭文中，有“公正的最大的”、“除了安拉，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王权属于唯一的权威的安拉”、“最大的依玛目”、“最大的公正的国王”、“最大的斡耳朵”、“最大的公正的斡耳朵”、“最大的伊玛目安纳昔尔里丁拉赫”、“王权属于安拉，宇宙属于安拉”等，都使用阿拉伯文。显然与信仰伊斯兰教有关。因为这些铭文都取自《古兰经》，尽管不是《古兰经》上的原文字句，却系取自《古兰经》中的某些意思。尽管打制这些银币时的察合台汗还未信奉伊斯兰教，但各地的当权者却是伊斯兰教信徒，所以钱币上的铭文也都采自《古兰经》，从而可知1347年起秃黑鲁帖木儿汗信仰伊斯兰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2.铜币
在博乐市达勒特古城先后出土的1700余枚铜币，是在察合台境内通行的钱币。被称为普剌城的达勒特古城，离阿力麻里城不过100多公里，同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镇，在这里出土大量铜币，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多的察合台汗国铜币，有重要学术价值。其制造方法均用中亚地区传统的打压法，圆形无孔，正背面均打压有科斐体[29]阿拉伯文，币面上均打压有几何图案、线勾花纹或某种徽记，不见人物和动物图案，这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
在这些铜币上的铭文主要是：正面译文为“公正的最大的”，背面译文为“布拉特打制”和正面、背面译文都是“布拉特打制”。这样的铭文占铜币的绝大多数，即不是引于《古兰经》；另有少数铜币铭文与伊斯兰教关系密切，所以币面铭文是“最大的依玛目”，“安拉的宗教保卫者”等。这里的依玛目是伊斯兰教对宗教领袖的尊称，因伊玛目一词即为“表率”、“领袖”之意。而所称打制地点“布拉特”，即为普剌、不剌、孛罗的同名异译。如《元史·西北地附录》作“普剌”；《元史·耶律希亮传》作“不剌”；耶律楚材作“不剌”；常德《西使记》作“孛罗”；法人鲁布鲁克《东行纪事》作“普拉特”。这些不同译名，皆为一音之转。
大批铜币在布拉特城的出土，表明铜币在察合台汗国时期是仅次于银币的主要流通货币。同时这种铜币除在布拉特出土外，还在阿力麻里、昌吉等地也都有出土，天山南路个别地区虽有发现，但数量极少。因而可知，察合台汗国铜币主要流通于天山以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天山北路的商贸繁荣和发达状况，而天山南路及中亚地区则因战乱较多，影响了经济及商贸的发展。
3.金币
由于黄金本身的贵重和来之不易，所以金币的制造和流通数量，相对来说少于银币和铜币，这与已发现的金币数量不多的情况，可以得到证明。
1987年5月在新疆博乐市东南27公里达勒特古城出土察合台汗国金币36枚，在此之前还在阜康也发现察合台汗国金币20枚，因未公布，难知详情，这里谨就博乐市出土的金币稍作分析。
达勒特古城出土的36枚金币，铭文尚清晰完整的16枚，残破的20枚。币面上可以识读的铭文均为阿拉伯文。金币厚度只有1.5至2.7毫米，外圆都不规整，直径为15至32毫米，重量3.1至10.05克不等。含金量达60—70%。[30]
察合台汗国的金币制造方法，也和银、铜一样，采用打压法，异于我国中原传统的浇铸法，均圆形无孔。因受伊斯兰教影响，无人物或动物图案，只有点圈等文体。能识读的铭文主要是：
有一枚金币直径26.5毫米，厚0.4毫米，重3.4克，含金量70%，其铭文正面为“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崇高的安拉之友”。背面为“忠诚于宗教和世界的伟大崇高的国王。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在有的金币上的铭文则写成“除了安拉别无他神，安拉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无可比拟的）”。还有的铭文写成“感赞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愿安拉怜悯他”。或“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安拉宗教的保卫者。阿力麻里打制”。或在正面写“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背面写“最伟大公正的。阿力麻里打制”。在有一块金币上，写着一条长长的铭文：“最大伊玛目，除安拉以外，别无他神，安拉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安拉的宗教保卫者，众信士的首领”。所有这些写在金币正面或背面的铭文，长的或短的，原意均出自《古兰经》，都是人们常见的伊斯兰教信条。至于少数金币上写的“公正的、伟大的或最伟大公正的”赞语，主要是歌颂察合台汗国宫廷（牙帐）而言。
根据出土的察合台汗国时期的金、银、铜币同时流通情况看，以银币为最多，符合白银是中亚传统流通手段的历史事实。而当时有金、银、铜货币在市场上大量流通，还反映了在察合台汗国前期生产的发展和贸易的活跃以及社会的稳定。
注释：
[1] 《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0页。
[2] 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3]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
[4] 伊朗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
[5] 同上，45—46页。
[6] 艾尔森(Thomas T.Allsen)：《十三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畏兀儿》(TheYu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载《中国及其周边》(China amongEguat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 14thConturie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页。
[7] 巴尔托里德著、赵俪生译《七河史》中《蒙古察合台汗国简史》兰大油印本。
[8] 《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1页。
[9] 毛拉木沙《伊米德史》。
[10] 帕·彼·伊凡诺夫著《中亚史纲》（16至19世纪中叶）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东方图书出版社1958年俄文版，第一章《移民中亚境内之前的乌孜别克人和哈萨克人》
[11] 帕·彼·伊凡诺夫著《中亚史纲》（16至19世纪中叶）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东方图书出版社1958年俄文版，第一章《移民中亚境内之前的乌孜别克人和哈萨克人》
[12]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13] 同上，228—229页。
[14]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15] 同上，230页。
[16] 《昆山伊协活动年表》。
[17] 《贾拉里丁·克特柯与秃黑鲁帖木儿传》，维吾尔文本。
[18] 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编，第283——290页《巴斯喀尔之信》。
[19] 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81页。
[20] 黄文弼著《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21] 斯坦因《亚洲腹地》图版ⅩⅩ-23。
[22] 黄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06页，图版壹壹捌，图47—50。
[23] 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
[24] 陈戈《昌吉古城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币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创刊号。
[25] 同上。
[26] 陈戈《昌吉古城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币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创刊号。
[27] 韩雪昆《察合台汗国铜币的发现及初步研究》，《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
[28]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1页。
[29] 科斐体，是阿拉伯文书体之一，公元七世纪末产生于幼发拉底河畔的科斐城，故名。
[30] 蒋其祥、李有松《新疆博乐发现的察合台汗国金币初步研究》，《新疆文物》1990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