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的政党理念与“毁党造党”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理念论文,章士钊论文,毁党造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术界对章士钊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多有涉猎（注：代表性的成果可参见李华兴：《从传播欧洲思想到回归传统文化：“甲寅”时期章士钊思想研究》，见《史林》1996年第1期；沈侨松：《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邹小站的博士论文：《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但更深入、全面的研究仍有待加强。譬如，章士钊的政党观点和理念尤其是其“毁党造党”，学术界迄今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稍加阐释，意在填补空白，也期望对尚显薄弱的近代政党史和政党思想史的研究有些微贡献。由于民元前后章士钊对于政党问题的主张有很大的连贯性，因而本文对章士钊政党思想的论述，涵盖了清末与民初两个不同的时期，以反映其思想的真实性，同时也是为了保持本文在论述上的完整性。
一、政党概念
1905年，章士钊留学日本，热心参与革命活动，但在这年8月同盟会成立的时候，他却坚持不肯入会。章太炎特携孙毓筠同往章士钊寓所，力劝无效；二人甚至采取强制手段，亦无功而返。据章士钊自辩，他之所以不肯入会，是因为自己一介书生，搞暴动、暗杀，“交接长江哥弟，非己所长。”（注：章士钊：《与杨怀中书》，《甲寅》1926年第1卷第33号。）另一方面，他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繁荣进步中深感教育重要，便放弃了革命救国论，成了读书救国论者，即所谓“同盟会旗鼓大张之时，正鄙人闭户自精之时。”（注：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册，第142页。）此后不久，他就留学欧洲，疏远革命同志。武昌起义后，受孙中山的鼓励和支持，章士钊放弃即将到手的硕士学位，回到国内。不久即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民立报》主编。在民初组党入党热中，章氏依然特立独行，既不入国民党，也不入立宪党。在政见上，他既不袒护国民党，同时题对共和党等党派时加批评，可谓民初政坛一奇人。
民国初年，章士钊被公认为是能与梁启超并称的舆论家，有的人甚至认为民初以后，他实际上已取代梁启超的地位，成为舆论界的骄子。辛亥前，章士钊在英国主攻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阅读了大量欧洲思想家有关政治学方面的名著，尤推崇18～19世纪梅依、柏克、白芝浩等思想家。亲临英国这个近代政党发育最早、实行政党政治最典型的欧洲国家，章士钊对于政党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观感上，都较当时国内及滞留日本的革命者和思想家丰富、深刻。还在清末时，章士钊就在《帝国日报》上发表大量文章，介绍有关政党的知识；民初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亦几乎期期刊登章氏关于政党政治的宏论。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章士钊专论政党的文章有20余篇，是除梁启超外对政党问题论述最多的人物，在政党思想的探讨和宣传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吴稚晖曾说过：“政党之名词，远之拾前清立宪党之唾余，近之即拾行严先生等之唾余”（注：《政党问题》，《民立报》1912年8月6日。）。章士钊依据西方政治学原理，将政党定义为：“有一定之党纲，党员占议席于国会，日伺现政府之隙而攻击且谋倒之，取而代之以实行其党纲者也。”（注：《中国应组织之政党及其性质当如何？》，《帝国日报》1911年3月12日。）在章士钊看来，所谓政党是存在于立宪政体之下，以国会为活动场所，争得国会多数以组织政府，实施己党政纲的组织；反之，即不得称为政党。他明确表示：“政党断不容变更国家根本之组织者也，凡政党者皆求于现行国家组织之下，相造代用以施行其政策者也”，因而“凡政党不得含有革命性质”，即“革命党非政党也。”（注：《帝国统一党党名质疑》，《帝国日报》1911年3月2日。）将主张实行暴力革命的革命党排除在政党之外，这是西方政治学家的惯例，但在中国，如此明确地宣称革命党不是政党，尚属罕见。（注：参见拙文：《秦力山政党思想迷论》，《求索》1999年第1期。）
为了澄清人们对政党与非政党的区别，章士钊曾不厌其烦地分析和阐述政党与徒党（即朋党）、政党与普通政治结社的区别。
关于政党与徒党的区别，章士钊明确提出：“徒党之主动力为私，政党之主动力为公；徒党不惜牺牲国家以拥护个人，而政党则不重人而重政策；徒党恒欲置反对者于死地，政党则听异己者意见之流行。徒党者国家之隐患也，而政党则能造福于国家。”（注：《中国应组织之政党及其性质当如何？》，《帝国日报》1911年3月12日。）这种解释，毋宁说是章士钊心中理想政党特质的外显而已。
关于政党与普通政治结社，章士钊认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政党立于国会之内，后者立于国会之外。普通政治结社“无组织政府之野心，不过对于一定之政治问题发表其意见，且期其意见之发生效力也。”而“政党则不必欲得一定之目的物，而其所志乃在全国之一般政策，而其生命不以目的物之得否为衡也。普通政治结社无意总揽国家之机关，而政党欲之。普通政治结社活动于议会以外，而政党则与议会相依为命，为议会中一独立之政治团体。普通政治结社之行动每不嫌于偏宕，时或诉之暴动，而政党则步伐贵乎整齐，态度贵乎稳健。普通政治结社欲达目的，必倚赖他政治机关，其手段或出于请愿，政党则自策自用，其政权唯一之源则选民也。”（注：《中国应组织之政党及其性质当如何？》，《帝国日报》1911年3月12日。）章士钊还特别指出，政党和普通政治组织的这种区别，在别的国家或许没有如此强调的必要，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下，“以政党之习未深，往往以政党之名而行普通政治结社之实。”（注：《中国应组织之政党及其性质当如何？》，《帝国日报》1911年3月12日。）按照这个标准，章士钊认为当时中国尚无正式政党出现，同盟会是革命党，非政党；政闻社、宪政公会、国会请愿代表团都是普通政治结社，亦非政党。因为这些团体不具有永久性目的，目标一达，即行解散，不借国会为舞台，随处结集，出没靡定，这都与政党的性质不相容。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章士钊认为实属理所当然。因为“同盟会之运动，既告成功，则会名理宜消灭。”并且认为同盟会“今后之所为当谋避普通政治结社之行动而力崇党德，定行党纲。”（注：《论同盟会》，《民立报》1912年3月6日。）
在近代政论家中，章士钊首先提出政党有“体”“用”之说。政党之“体”，即政党的政治纲领。凡政党必有“特异之党纲，求取现政府而代之之谓也。”所谓“用”，也就是政党存在的环境，即指国会和责任政府的建立。一个健全完善的政党，既需要合法活动的政治场所，又必须有鲜明的党纲党章，否则即无由称政党。章士钊认为，清末中国“未尝有国会，并未尝有政府，此二者乃政党之所托命也”，“无二者，是无政党也。”（注：《中国应组织之政党及其性质当如何？》，《帝国日报》1911年3月12日。）章士钊对于政党含义的阐释和对政党作用的认识，大多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政党内阁模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政府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类，一是英国式的政党内阁制，亦称议会内阁制；一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现代政治学认为，二者实行的实行上都是政党政治。章士钊较早而又系统地关注政党政治模式，但他认为前者是政党内阁，而后者不是。他认为政党内阁与非政党内阁区别甚大。他的解释是：“凡以议员出建行政部者谓之政党内阁，非以议员出建行政部者，谓之非政党内阁。”（注：《政党内阁与非政党内阁之别》，《帝国日报》1911年8月15日。）
章士钊认为理想的政党内阁应该具备六大要素：第一，内阁必须由议会成员组成；第二，内阁必须是由控制议会多数的政党成员组成；第三，组成政党内阁的成员须持一致的政策；第四，政党内阁必须由一党组成；第五，内阁成员当负连带责任；第六，内阁成员应当在首领而且只能在一个首领指挥之下。他指出，上述6条中，第一条为基本原则，其余5条为主要特性。“得一而五并具得，得五不得一则于政党内阁仍相去万里。且不得一而所谓五者皆如无基之屋，不能立足也。”（注：《何谓政党内阁》（续），《帝国日报》1911年6月13日。）在章士钊看来，内阁问题的关键是探明阁员即国务大臣的来源问题。他主张唯一的来源只能是占议会多数的党派。因为只有如此，政府的作为才能为多数所拥护，才能保持政府的稳定和政纲的有效实施。按照章士钊的观点，美国总统制是非政党内阁，而非政党内阁又只有像美国这样的联邦国家行之方可。他认为“政党政治利在立法行政两部无冲突，而非政党内阁则此种冲突无幸名。”（注：《政党内阁与非政党内阁之别》（续），《帝国日报》1911年8月17日。）因为“美国墨守三权分立之说，行政部与立法部打成两橛，政局异常散漫。”（注：《政党政治果适于今日之中国乎》，《帝国日报》1911年5月29日。）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极力提倡新国家主义，意在加强中央权力，章士钊对此颇为赞赏。因为有上述认识，章士钊认为英国式的政党内阁模式最理想，也最适合中国。
清政府的资政院成立后，章士钊即认为组织政党内阁是当务之急。不久，皇族内阁建立，章士钊深感愤慨，斥之为“非驴非马”的“畸形内阁”，迟早要被政党内阁所代替。针对资政院与清政府内阁之间的冲突，章士钊有一段论述值得注意。他说：“冲突激烈，则其结果非立法部打倒行政部，即行政部打倒立法部。乃行政部不堪立法部之攻击，相率辞职，有继起者，其辞职亦如之，如有无耻之内阁，硬不辞职，而议会辄有法使之无从继续以行其政于此，谋有以救治之，舍联行政立法为一气（此八字乃内阁政治之真精神）其道莫由，而政党政治以成。……由后之说，则行政部行其操纵议会之实。始而解散，解散无效，则直剥夺国民之选举权，便不复有立法议会。国政一反于专制。此后中国之政治如无革命军起，则虽变态万千，大率不出此两轨道而行，可断言也。”（注：《政党内阁者政治之自然趋势而亦将为中国政治自然之趋势也》，《帝国日报》1911年5月27日。）这一认识虽多限于学理的分析，却颇为深刻。由于辛亥革命的迅速发生，清末政治的进程已无从验证。而民初政党政治的实践，实际上以后一种方式验证了章士钊的预言，只是这时的“行政部”已换成袁世凯的北洋独裁政府。
民国初年，大权在握的袁世凯为了不受政党约束，大肆鼓吹不党主义，主张超然内阁或混合内阁，章士钊对此甚为警觉。他认为，凡是有政党的国家，政见必然归于拥护的或反对的，由此而分成对立的二党，一在朝，一在野，这是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必然选择的途径。因此所谓“不党主义”，“在政治上实为不规则之名词。”所谓“超然内阁”，无非是为“重人不重主义”的独裁政治找借口，乃“政治之蟊贼也”，超然内阁即畸形内阁。（注：《政党政治果适于今日之中国乎》，《帝国日报》1911年5月29日。）
章士钊向持强大政府论，并认为强大政府与政党政治关系密切。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认为，“生当20世纪，非有绝强之政府不足以立国。”（注：《政党政治果适于今日之中国乎》，《帝国日报》1911年5月29日。）而所谓强大政府，即“政府为政党所主持，其党控制议会之多数，同时出而组织内阁，内阁之政策无不得通过于议会以实行于国中者也，此种政府谓之政党政府，以内阁言谓之政党内阁，以政治言谓之内阁政治。”（注：《论强有力政府》，《民立报》1912年3月1日。）政党政治又何以能致强大政府呢？章士钊始终认为，由于政党是以国利民福为前提，通过两党竞争，由在竞争中取胜、议员占优势于国会的党派出而组建政府，使行政立法两部互相联属，实施政纲，政令畅通，政府不易动摇，国利民福大为增进，反对党也心悦口服。此种政府必然可以称为强大政府。有人说强有力政府即专制政府，章士钊引用英国政治学家柏克所持“国家无不专制”的观点来进行驳斥。章氏认为：“人民者，乃统治权之主体也，统治权之主体乃国家也，故人民即国家也。”强有力政府即议会之专制，“而议会之专制即人民之专制也。”（注：《论强有力政府》，《民立报》1912年3月1日。）议会由人民选举的，议会专制即多数人民专制，人民专制理所当然，也是防范独裁政治的良方。章氏认定建立强有力政府实在应该，而且必须。
三、“毁党造党”说
章士钊的政党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特别重视政党党纲。他认为构成政党的要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政纲，而政纲又必须与他党有特异之处。为了强调政党须具特异党纲的重要性，他甚至将政党定义为：“政党者乃一实行政纲之团体，而政纲又必与人不同者也。”（注：《何谓政党》，《帝国日报》1911年5月30日。）在他看来，首先，所谓党争是为国利民福争，不是为个人私利争；争的是治国的方针政策而非个人意气，所以如果党纲不明，党纲不异，“非为党魁之奴隶，即逞其无聊之客气耳，又宁得谓之政党。”（注：《何谓政党》，《帝国日报》1911年5月30日。）其二，任何政策对于国家、对于不同团体，均有有利、不利两面，而“一经介绍于国中，国民之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必有之，政党者即应于此现象而生，一党守其正，一党守其负，谁得国民多数之拥护，即谁胜利。”（注：《何谓政党》，《帝国日报》1911年5月30日。）反之，如果两党党纲不异，又如何能代表国民的意见，又怎么能称做政党？其三，政党存立之前提，在承认反对党的合法地位，在允许反对党意见的阐发与宣传。“凡一党，即当任他党意见之流行。故惟在政党政治之下，国民始有机会得全出意见尽情讨论，以求最后之胜利，此代表政治之精神也。”而如果政纲不异，“则政党失其德，此直贼民之党耳，政党云乎哉？”（注：《何谓政党》，《帝国日报》1911年5月30日。）
既然章士钊如此重视政纲，以此来衡量清末民初勃兴的政党和激烈的党争，就难免大失所望，忧虑重重。他认为，政党可以“救国”，自己本不怀疑，但如今党派林立，党纲大同小异，无大区别，今日立，明日合，今日合，明日分，“可谓尽党争之奇观矣”。而“记者极其耳目之所能及，尚不见有足当政纲两字者”，即使有也只是某些具体政见，所以“一党之宣布者，余党几可全体赞同”。这种旗帜不明、纯争私见而非政纲的党争，必然为党魁争利的工具，党员纯属党魁的奴隶。无论是同盟会攻击共和党，还是共和党攻击同盟会，都是不明要素，却弄得政坛纷乱，“吾国政治前途危矣”（注：《毁党造党说》，《民立报》1912年7月29日。）。要想挽救危局，必须彻底改造当前政党。
1912年7月，章士钊在《民立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倡议“毁党造党”。他向各党领袖人物郑重建议：“将现时各党之构造悉取而毁坏之，一若民国尚无此物发生者也。而因各集其魁首，相与商榷政见，决为可否，从其可否处树党帜焉，使以后所有党争尽本之于党纲，而倾轧之私，期于绝迹。”（注：《毁党造党说》，《民立报》1912年7月29日。）在指导思想上，他要求各党以“壮严合度之态，而运以大公无我之心，革命、立宪等名词视为历史上之泡影，不一为芥蒂而相与争持者，一以实际政治范围为断，始终认定反对党为合法之团体，一切杯弓蛇影之谈，屏之至净焉耳。”（注：《政党组织案》（续），《民立报》1912年7月18日。）章士钊还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现在已成立的所谓政党的党员都先不要自认为是某党党员，各党选出若干才智之辈，开一政治研究会，政治研究会研究的内容，都是以当前的政见为前提，而各党以前的政见不应掺杂进来。这样充分研究以后，每一问题必然分成可否两面，问题越多，可否的数量就越多。经过最后的核实，赞成和反对的“统系悉不紊，则就此统系而分为两派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新党，就会纯粹建于政纲之上，“以后所有党争，悉于此争之，诉之意气，有所不屑，尤有所不暇也。”（注：《毁党造党论》，《民立报》1912年7月29日。）
章士钊大倡“毁党造党”论主要意图是：通过解散原有政党，再依据各党在重大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重新组党，以建立英美式稳定的政党政治制度。此种“毁党造党”说一出，即在当时政界和思想界引起巨大争议，以《民立报》为中心，形成了一股讨论的热潮。
反对“毁党造党”者大有人在，其中尤以同盟会员居多。吴稚晖怀疑章氏的动机是要自作党纲，以附和他党，或者是要别植一党，以与同盟会对立（注：吴稚晖：《政党问题》，《民立报》1912年7月29日、1912年8月6日。）。许多同盟会员质问报社社长于右任：《民立报》是同盟会机关报，为什么要由章士钊这个非党人士主持？有同盟会员扬言：“中国可亡，而章行严之名誉不可不毁。”他们指责章为保皇党，至少也是“徘徊于梁卓如、杨皙子之间”（注：《章行严与杨怀中书》，《独立周报》第1期。）。还说章士钊过去在《帝国日报》发表文章，倡言“和平改革”，是用“秋桐”笔名，而今在《民立报》上撰文，却都用“行严”本名，分明是故意隐瞒前情，“若有隐图”。此番言论为章士钊始料不及。他不顾黄兴、于右任的苦劝，当即退出《民立报》，另组《独立周报》，复用秋桐笔名，以示无畏，并与《民立报》抗衡。在《独立周报》期间，章士钊继续坚持和阐述自己的政党思想，大量译载国外学者有关“政党道德”的著作，阐发“党争与道德”的观点，力图证明“毁党造党”的正确性。
另一种反对意见则有所不同。此派人士认为，过去的同盟会会员志士居多，多年来冒白刃，亲矢石，劳苦功高，如今却以其政治知识缺乏，剥夺其入党权，必然使志士灰心。而共和党党员，虽说滥杂，尚属稳定安静，“确为一体”，国民党与之“界限井然”。如果将所有党派加以毁弃，只怕毁党不成，冲突更加剧烈，“危险之甚，孰过于此？”这派人认为，解决章士钊所担忧的政党现状问题的办法有三个：一是各党总部和分部多演说本党政纲，使本党党员熟知政纲的作用，增强党员知识，不致盲从，也不致有“扞格之弊”。二是提倡党德，使党员周知党争是为国为民争，而不是争意气、争名誉。只要党德提高，这种弊端定会避免。三是党的机关报要克服攻讦、毁谤污蔑的恶习，应以指导舆论、增进社会幸福、督促人群进化为天职。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必能使政党健康发展。该作者的观点可以说是反对意见中比较温和的一种。（注：乐勤：《毁党造党之讨论》，《民立报》1912年8月23日。）
有许多人为章士钊的倡议击节叫好。他们认为：“当此党见横见横行，无真是非之日”，只有章氏“此说足以匡救之。”（注：朱冠亭：《政见商榷会之片影》，《独立周报》第1期。）有人由“毁党造党”进而主张“毁人造人”，倡言“今日宜急阐扬王学，始足以图起人心衰敝，盖阳明先生良知二字，实从万死一生中得来。邦人心病根于惰弱，以王学医之，其为针对，欲从人欲横流中为世人拯出其本来灵明。”（注：李燕民：《兴王学以救时》，《独立周报》第5期。）有人进而以“毁人造人之痛悟”，推及“人民政治道德，实不足道，即社会道德亦颇颓落”，因而“创改良社会之说”（注：知难：《改良社会谈》，《独立周报》第7期。）。也有人对章士钊的倡议疑惑不解，询问所谓毁党，是毁一党？二党？还是所有党派？是毁名还是毁实？章士钊的回答是：“毁党乃举所谓党者而尽毁之，毁名又毁其实，非仅毁其名也。”也有人提出此说一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如果赞成者毁去其党，而反对毁党者依然存在，结果只会造成“新党既立，而旧党仍存”，这样只可谓之“分党”，而不可谓之“毁党”，所谓毁党也只是在各党之外，又多了一个貌合神离的党而已，与本意岂不相去千万里。对此，章士钊作了辩解。他说“以造党之目的而毁党者，必深恶乎现在之党，不以党纲之异而得名，而徒以私利相逐，纷纷扰扰以乱国事也。”（注：《毁党造党之意见》，《民立报》1912年8月4日。）而所谓“造党者，非毁党而合为一党。乃毁各党后经严重繁复之研究而分为两党也。”（注：《毁党造党之意见》，《民立报》1912年8月4日。）有人质疑各党领袖人物是否肯牺牲党见，以从事于根本改造。章士钊认为，现今所有的政党包括同盟会在内，都是目的不清，主义不明，“皆无成党之必要而成之者也”，长此以往，国政败坏，必将无可收拾。“各党之态度不改，不即从事政纲之创造，则‘党争亡国’一语，将不幸而言中。”（注：《毁党造党之意见》，《民立报》1912年8月7日。）他认为“毁党造党”的关键在于各党之领袖人物是否肯牺牲党见，以“从事于根本之改造否耳。”至于其他人是否赞同，他认为不足为忧。
除了在报刊上大力倡导“毁党造党”说，章士钊还为自己拟意中的“政见商榷会”鼓吹。他坚持认为“国人今日之德与智，不足言党，只足言商榷会；且不当言党，只当言商榷会，乃商榷会所以必发起之唯一理由也。”（注：《政见商榷会之主张》，《独立周报》第5期。）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向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上书，倡议成立“政见商榷会”，所持理由与章亦大同小异。章为此大为兴奋，在《独立周报》上进行宣传，希望该商榷会能成为造党广场，以造出理想政党。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说和倡议成立“政见商榷会”的主张虽然热闹一时，实际效果却归于零。革命派政党和改良派政党的斗争依然如故，各党内部的斗争也依然如故。尽管当时国内有团体多次公开发刊《政见商榷书》，却“无一答饷”，令章士钊失望之极，斥为“吾国最可恶之一现象。”（注：《论政见商榷会》，《独立周报》第9期。）民初各资产阶级政党最大的敌人是袁世凯，但各党之间有如斗红了眼的公鸡，全然忘却，章士钊对此已有察觉。在“毁党造党”无法实施的情况下，章氏劝说紧随袁世凯的立宪党人：“君等慎勿攻击国民党过甚，袁世凯亦杖视公等耳，一旦国民党这只狗被打死，杖亦且为人唾弃，抛入溷渠了事。”（注：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文史资料选辑》第24期。）袁世凯在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迅即抛却和摧毁所有政党而实行专制。章士钊眼见自己梦寐以求的政党政治竟遭此厄运，不禁“狂走室中”，失望愤懑之极。（注：《论政见商榷会》，《独立周报》第9期。）
“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曾对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进行过反省。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袁世凯的“灭议会、禁党派、废自治机关”专制暴政所致；另一方面，章氏更强调政党政治的末路与民初党争走入歧途有关，关键是没有循党争之正途，“党人失败，是否全由新旧社会之不相容，尚待推论，而彼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注：《政本》，《甲寅》第1卷第1号，1914年5月10日。）应该说，作为深谙民初党争实情的当事人，对于政党政治迅速失败的缘由，章氏所指出的上述两条虽不全面，却颇为精当。
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议会政治是掌握了权力和政权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之间妥协的产物。学会妥协，习惯于讨价还价，以达到各方利益均得到尽可能的保障，这是现代议会政治和民主政治所循的一般途径。在封建暴政、军阀强权之下，权力的行使与利益的实现，大多表现为单向度，即全社会均以君主和强势人物的意志为意志，任何下一阶层和利益团体，除了接受强加于自己的意志，没有可能循和平方式，以合法途径，使上一阶层作出妥协。专制暴政与民主政治最大的区别恐怕也就表现在此，而民主政治建立的坚实土壤则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的相对完备。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交易的双方必须学会妥协，只有互相让步，方可使利润得以实现，达到双赢，现代民主政治亦由此而萌生。
由此来审视章士钊的政党思想，评判其“毁党造党”论，就不难发现，所谓合乎欧美范式的政党组织、所谓阵营分明的两党对垒、所谓导各派争夺于良轨的议会政治，在中国全无现实的基础。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先天不足，后天多舛，根本就没有能够替代旧式的小农经济，亦无实力与强大的外国资本抗衡。在没有经过成熟的商品经济洗礼的这方土地上，只有武人的跋扈骄横、政客的卖身投靠、强势人物的密室窃谋、普罗大众的冷漠茫然。章士钊天真地搬用的西方政党政治的模式，倡议的“毁党造党”说，筹设的“政见商榷会”，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民初政党的大量涌现和纷争，只不过是清王朝灭亡后，社会结构上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人们照搬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皮毛而已。而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的犬牙交错，无序争夺，使得民初政坛光怪陆离，一派混乱。虽然大多数党派均属资产阶级性质的，但这一阶级的羸弱、短视，在这一次短暂的政治实践中却暴露无遗。种种弊端如宿命般难以避免，确也证明了他们无力建设像欧美那种健全的大党，造成形式上代表民意的两党政治，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不可能实施。总之，英国式的政党内阁制和“毁党造党”说可谓清末民初政坛的独行者章士钊的善良愿望，其结局之尴尬却难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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