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墨学：从中原到南方到秦的历史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先秦论文,历史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秦墨学自创说立派以来广为流传了三个世纪，曾与杨朱学、儒学并称为一时显学。起初墨家学派的成员以中原为中心实践着自己的社会主张，不久随着学派的日益壮大，欣欣向荣的团体内部逐渐分化，约公元前四世纪出现北方墨者、南方墨者，至公元前三世纪又为东方墨者、南方墨者和秦墨者。这些墨者在不同区域、以不尽相同的思想形态陆续出现、甚至流变，揭示着墨学在先秦时代活动的主要区域开始是以中原地带为主，中期扩大到南方，末期又发展到秦地。本文试以墨学史的角度，对这一进程作一简要的探讨。
一、早期墨学：王纲解纽时代，中原墨者整饬世道的十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墨子的生活年代，约为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初叶，据考证约为公元前五世纪。① 这时由于政治上的多元结构及其连锁的分裂、组合，使政教合一的封闭模式开始解体，没落的东周王朝已失去共主地位而沦为小诸侯国，社会陷入“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的局面。② 中原一带如鲁、卫、郑、宋、陈、蔡等地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迅速衰落，如《诗》、《史记》所谓鲁、宋居民保守愚钝、拘谨懦弱，郑、卫、陈地民风淫逸等。与中原相反，齐、晋、楚、吴越、秦相继崛起，纷纷走上强盛称霸的发展道路。据《墨子》称：“今之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③“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④ 这些邦国的日益强盛，严重冲击甚至破坏着中原一带的安逸。于是，墨家学派在形成自己对世界的系统认识后，以激进的姿态登上整饬世道的舞台。
首先，墨家学说在历史上以勇于振世救敝而闻名遐迩。先秦诸子关注的问题各有侧重，与孔子关注社会秩序与道德治理有异，墨子学说在社会经济、政治、伦理、宗教哲学等方面都有涉及。墨子治世主张的出发点是：“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⑤ 因为在礼崩乐坏时代，墨子所看到的：一是生产工具的改善所带来经济发展，而这一发展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紧张；一是诸侯割据带来的社会动荡，统治者骄奢淫逸，沉湎无度，兴兵黩武，于是国与国仁义辞让的遗风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的观念心态发生种种逆反传统的变化。在这些社会问题中，比较严重的是什么？墨子指出：“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这一态度墨子在《兼爱》、《非攻》诸篇中有过反复的阐明。“既以非之，何以易之？”⑥ 墨学作为一种治天下之乱，即关于社会改造和社会批判的学说被提出来。墨子主张正如自己所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⑦ 以上十论虽非成于一地，也非成于一时，但从内容上看都有很强的针对性，都是直面各邦国的社会现状提出问题并设法解决。甚至对于突发事件，墨者也是不遗余力的去救助，如墨子一生阻止过三次战争，止齐伐鲁，取消楚鲁阳文君伐郑、行十日十夜至郢止楚攻宋。孙诒让说：“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⑧ 因此，墨学的创立，从治世出发点、治乱主张、实际行动等方面看，都与韩、吕诸子不同。历史上这类自下而上、径自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治世思想，只有世道浇漓、民不聊生的时代才频频出现，所以早期墨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次，早期墨学形成与中原地带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子倡导的十论历来被认为是墨学的基本精神所在，但联系当时现实，这十论的大部分内容是针对迅速衰落的中原古邦的，尤其是反对齐、晋、楚、越的兼爱及非攻，更是视中原一带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这实际上是早期墨学真实的思想面貌，反映了早期墨学的时代理想。究其原因，其一，墨子一生，早年曾到中原各地游历，熟谙《诗》《书》，尝读百家春秋；鼎盛年活动的中心则在鲁国，这时他活动范围大致以黄河中游以下流域为主，也扩及汝水流域的鲁阳、长江流域的楚、偏僻的越地；晚年活动西移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唐余知古《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语“墨子，北方贤圣人”，鲁阳之北即中原地带。从《鲁问》中墨子说：“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⑨ 也说明墨子是“中国”(即中原一带)人。其二，中原如鲁、卫、郑、宋、陈、蔡等地何以衰落？齐、晋、楚、吴越、秦何以相继崛起？早期墨学从自身的思想立场上看，实际上对中原地带予以了深切关注。尽管中原一带为华夏古邦所萃聚之地，有一定的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准，但毕竟与齐、晋、楚、吴越、秦等地的异域文化不同。这些邦国在建国之初虽区区百里，辟居深山，荜路蓝缕，与戎狄频繁残酷战斗了近百年方才立足，其民风悍勇皆有斗心。他们在土壤的丰度上不及中原，但其他资源方面却有自己的优势；又深受夷狄风俗制度影响，能保留和渗入落后民族野蛮精神，锐意进取变革；尤其这些邦国还有防御上的地理优势，如“吴有三江五湖之难，……楚有汝渊、满堂之故，……秦有陇坻、崤塞(注：战国时获得)，……齐有泰山、巨海”。⑩ 反观中原一带，如鲁、郑、宋、卫地处平原，一马平川，动辄敌军入境焚掠，动辄兵临城下。其三，为了推行主张，墨子派胜绰到齐国，派耕柱、公尚过到楚国做官等，也都是自中原向周边辐射的。所以，若细加考察早期墨学的主要思想及实践活动，则不难发现它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再次，早期墨学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墨学基本的雏形，反映了中原学术下移趋势，以及平民学者渐渐走向政治舞台。由于学术下移，墨子本人该综道艺、洞究象数之微，他的学说中“不及义理者绝少”，(11) 可他并不是以著述而知名的思想家，而是依口号及行动震撼一世的行动家。在墨子的影响下，其门徒栉风沐雨、奔走呼号。所谓“短褐之衣，藜藿之羹”，(12)“室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御雪霜雨露，墙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13) 这些都反映了墨家学派平民学者治世思想的虔诚和投入。而且，出于平民走向政治的原因，墨者以有组织的群体姿态出现。墨子派高石子到卫国做官，让某墨徒到卫国做官、曹公子到宋国做官，都是由首领派出。特别是弟子禽滑厘率三百墨徒持墨子守御之械助宋守城防楚、墨子自己去楚游说公输盘勿要发动侵宋战争，更是出于统一的部署和通盘的安排。因此，从思想组织上分析，司马迁就客观地说墨家“俭而难遵”，“尊卑无别”。(14) 庄子则从思想上称墨学“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震墨自矫，而务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15) 汪中甚至感喟：“其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长勤，百世之下，如见其心焉。《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16) 可见，早期墨者不倦奔走的身影，以及墨学在以后一直得以延续的许多思想，的确有中原古道之风。
二、中期墨学：道术为天下裂时代，不仅墨学十论的内涵发生变化，而且南北墨者虽俱诵墨经，却以“别墨”相称
战国中叶约为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墨学和杨朱学成为天下舆论所向，风行一时。孟子对于自己时代思想领域的形势判断是：“杨朱、墨翟之学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7) 孟子这一“盈天下”的判断是可信的。
其一，考察当时的社会形势。这时期从七雄并起、泗上十二小侯尚在，到魏齐两国为争霸而激烈纷争，再到魏国接连惨败于齐、秦为止，时间持续了一百余年。此一百余年各诸侯国长期的互为攻伐及旧的贵族体制的崩溃，使原有基本安定的社会秩序被搅乱了。当时庄子认为天下大乱，“道术为天下裂”，(18) 后来顾炎武称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绝不言王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19) 各国持续的大动荡势必导致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大破坏，历史进入一个大分裂、大崩溃的时期。
其二，考察墨学、杨朱学这一时期的思想内容。墨学发展到战国中叶如方授楚分析，当时中原“贵族政治已大崩溃，‘尚贤’已渐通行矣。‘尚同’则法家亦有此倾向，惟所以尚同之故，稍有不同耳。春秋时代之所谓乐已不行于战国，故无所用，其非新乐则非之亦不能去也；节用、节葬重在实行，非尽关理；论迷信之命定说，于战国中叶为科学精神所掩，一时稍敛；天志明鬼本以便行于贱人，墨门弟子久已怀疑矣，故《墨经》中不言天与鬼神，而所重在兼爱、非攻。”(20) 可见这时墨学内涵已发生变化，可以称之为“中期墨学”。中期墨家的“兼爱”仍然是揭露和抨击当时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强执弱，众暴寡，智诈愚的社会现实，但早期墨学口号是兼爱拒利，这一时期则变成兼相爱交相利；而“非攻”则从兼爱交利的伦理角度认为亏人自利，不符合义的原则。与中期墨学同样显赫的杨朱学，则针对墨家“兼爱”，声称“为我”，反对墨家“为义”的自我牺牲精神。如当初禽滑厘问杨朱：“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21)
其三，作为显学，中期墨学与杨朱相反相承。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墨。”(22) 从后人论述杨、墨的言论看，中期墨学与杨朱学确有独到之处。例如：“杨子见达路而哭之，以为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23)“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24)
中期墨学的广泛发展，遂使墨家学派由北方中原一带正式扩展到了南方，开始渗入并影响南方的社会政治生活。这样原来的墨家学派由一而二，形成北方墨者、南方墨者群体。《庄子·天下篇》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信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辨相訾，以角奇偶不仵之辞相应。”这里所说南方墨者、北方墨者的情形是——
南方墨者群：具体而言，其一，墨子晚年客居楚国的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南方墨者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从地理形势看《庄子》所说当时南方是楚地，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为楚人。楚人一直注重学习中原的先进军事技术，如此前其舟师原来不如吴、越两国，为击败之，楚人就以具有很高科技水平的墨家巨子为师。其二，楚地文明的发展程度逊于中原。长期以来楚人被中原人视为蛮夷。楚人也自视为蛮夷，《史记·楚世家》中有两个楚君都自称“我蛮夷也”，而且楚君熊渠表示“不与中国号谥”，(25) 号谥是周礼尊卑等级观念的体现。为此中期南方墨者为实现其强烈的治世愿望，曾付出巨大的牺牲，如“墨者巨子孟胜为阳城君守城，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不听，遂反死之。”(26) 其三，作为中原文化的墨家思想，一方面从楚文化中汲取了许多有益成分，另一方面也摒弃了中原文化不适用于楚地的内容。如《经下》曰：“在(察)其所然者于未然者，说在推之。”《经说下》则谓：“在(察)，尧善治，自今在(察)诸古也，自古在(察)之今，则尧不能治也。”到中期南方墨者看来古代圣王并不能解决当下现实发生的问题，“三表”中之第一表“上本乎古者圣王之事”也就不再有原来的重要意义。所以《经下》说：“尧之义也，生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经说下》释云：“尧，或以名视人，或以实视人。举彼唐帝也，是以名视人也；指是月霍也，是以实视人也。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也就是说，古今实不同，若坚持用尧时之义来度量今日之实，显然不能奏效。这表明中期南方墨者开始以客观真实的心态面对当下切身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南方墨学无疑对原始墨学进行了修正和改造，这是中期墨学的一个新特征。
北方墨者群：这一时期随着泗下十二小侯的衰落甚至相继沦亡，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主要集中于齐、魏二地。庄子所说相里氏据《元和姓纂》说：“晋大夫里克为惠公所灭，克妻司成氏揣少子李连逃居相城，因为相里氏，李连玄孙相里勤”，(27) 相里氏由晋逃离故不会居晋(包括晋三分后的魏)，而后来韩非称这派墨者在公元前三世纪时仍维持“显学”地位，自然是齐地墨者。从墨学弟子的传授看，齐地之所以辈出高何、悬子石、田鸠等优秀的墨者，表示齐地有墨者一派的活动，是墨家有力的根据地。例如《经说下》篇明显含有在齐国所能成立的命题，可以认为齐墨者、即作为墨子后学的北方墨者群继承其政治主张，继续在诸侯之间游说。
南、北墨者“俱诵墨经”，二者之间却以“别墨”相称，说明中期墨学在思想内容、传授方式，以至学派内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从内容上看，前面已述中期墨学“兼爱”、“非攻”以及南方墨者“述尧舜，陈仁义”的内涵的变化，其实单就墨经而言，其辞约义丰、包罗甚富，除涉及早期墨学的思想，还包括哲学逻辑以及其他各门科学的知识。例如政治观念上，“利”、“害”的定义与《兼爱中》、《非攻中》篇相应，“仁”、“义”、“礼”、“忠”、“孝”、“勇”等界说与《尚贤》、《贵义》等篇相应。哲学上，墨经中讲到了物质、时间、空间、量和运动等范畴，如《经下》：“可无也，有之而不可去。说在尝然。”《说》：“可已无也，已然则当(尝)然。若不可无也。久，有穷无穷。”这里提出有无和久暂的观念并以辩证的态度予以确认。还有自然科学上，“天”、“鬼”问题除在《大取》、《小取》两篇中偶有提及，其整体思想差不多没有“天”、“鬼”的位置。中期墨学淡化和淘洗去早期墨学天帝鬼神权威，代之以新的理解和建构，从而衍生出墨经中的科学思想和逻辑学。胡适说：“无论当时所造诣的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推想这一支学派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28)
其次，墨学的传授从早期的“上说下教”到中期已变为“俱诵墨经”。这种传授方式的改变是由于战国以来墨家学派日益壮大，喜好和研习墨学的士人数增加，而且他们的地位也在逐步提升造成的。对《墨经》能使各派“俱诵”，方授楚认为：“若是其隆重庄严耶？吾颇疑其如佛教经典之结集，乃开会以决定者。此必禽滑厘、孟胜、田襄子诸钜子硕学，以多数人之力量，随时决定而颁布之者，系用集体主义精神所成，故不能指为谁所作而仍庄严隆重也。”(29) 可见中期墨家学派的教学相授以及广为传播的情形。
第三，南北墨者俱诵墨经，却以“别墨”相称。团体内部繁衍分化及相互争执不下，这在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是正常的。此时北方墨者一如既往，如北方的庄子说“生不歌，死不服”，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恶，以至“后世之墨者，以裘竭为衣，足支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30) 而南方墨者对苦待自己的律条有所放松，如《墨经》“无欲恶之为益损也，说在宜”，“或者欲有不能伤也，若酒之于人也”。二者之间以“别墨”相称，实质差别不大。
对于中期墨学在南北方的广泛发展，孟子认为杨朱墨翟之学盈天下即是燔乱天下，何况为患之烈，流毒之广。他认为“杨墨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吾为此惧。闲先王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31) 甚至怒斥：“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32) 可联系天下大乱“道术为天下裂”的形势，客观上看应如荀子所说“世无王，穷贤良，暴人刍豢，仁人糟糠。礼乐灭息，圣人潜伏，墨术行”。(33) 因此，儒墨是非之争反而促使儒家进一步反省与提高。这时孟子起来“辟杨墨”，既扬弃了孔子学说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又从墨家那里吸收了合理成份。《晋书·隐逸传·鲁胜传》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后来荀子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不以为然地批评孟子：“略法先王而是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其言议谈说，无异于墨子矣。”(34) 总之，这场发生于孟子与中期墨学之间的辩论，结果使当时的墨者颇为自得：“吾言足用也。舍吾言而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拾栗也。以其言非吾言，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35) 墨子后学甚至扬言：“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36)
三、末期墨学：大一统趋势下，墨学的继续兴盛，及墨者在言论与组织上的变迁
战国末期约公元前三世纪，墨学与儒学相埒并举，孔子与墨子同尊为圣。这时期文化格局的变动表现为杨朱学日渐式微不复厕身显学之列，而儒学不再“闲先王之道”“圣人潜伏”再度兴起。这时的韩非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雕漆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37)《吕氏春秋》说：“孔子墨翟二氏……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后世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38) 足见孔子、墨子之后儒墨显学的盛况。
秦统一前的政治形势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着深远影响。首先，此前约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已有进入秦国的一派墨者。据记载墨家有田鸠、腹、唐姑果、谢子等人于秦惠王(公元前337～311年)时活动于秦。从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后期墨学在秦如何立足，以及他们进入秦所采取的途径或方式。其一，关于秦墨者。史书中称腹“居秦”，唐姑果为“秦之墨者”，他们即后来的秦墨者。《吕氏春秋·去私》载钜子腹仕秦受到礼遇，而这位钜子行“墨者之法”大义灭子，与当年孟胜阳城百八十人的义举并无二致，同是墨者为实现其强烈的治世愿望而付出的牺牲，只是前者在楚，后者居秦。其二，秦地文化自来有不喜文学谈辩之士的传统。墨者田鸠、谢子都来自于秦的东方，开始都没有得到什么礼遇。其中谢子因奋于权说，入秦受阻；田鸠也是同样的道理，“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者，往见楚王，楚王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因见惠王。”(39) 说明墨者能够入秦立足必须由楚至秦，而欲参政预政也以军功方式才能行得通。而且，从田鸠的经历中还可知，楚地也有不喜文学谈辩的倾向。当时田鸠与楚王对话，其内容就反映了楚地墨者的这一特点。“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言多不辨，何也？’曰：‘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忘其用。墨子恐以文害用也，故其言多不辩。”(40) 至于当时仍奋于权说的北方墨者，由于秦当时占据了政治文化的中心位置，齐位于秦东方，故被视为“东方墨者”。
关于秦地有大量的墨者，并且此时墨学与秦的政治、军事、法律活动相互渗透的情况，结合墨书《备城门》以下诸篇的记载及当代学者考察，约略可知一二。其一，秦墨者有女子参加战守之事，并可分土命爵。在《号令》篇中有：“女子到大军，男子行左，女子行右。”《旗帜》篇：“守城之法，女子为姊妹之旗。”《备穴》篇：“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书中所述组织女子参战在古兵书中独树一帜。这样的行为既合墨家学说，又应此时秦地实际。从《古史考》、《魏氏春秋》记载的秦典籍之文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记叙。其二，秦墨者战守的建制和组织一直沿用秦制。《迎敌辞》篇：“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务城门》篇：“百步一亭……亭一尉。”《号令》篇：“三老守闾”，“令丞尉亡得入当，满十人以上，令丞尉夺爵各二级，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这些与《商君列传》、《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的秦制相同。其三，墨者之法也与秦的法律日趋相近。《号令》篇：“自死罪以上皆逻父母妻子同产”，“奸民之所谋以外心，罪车裂”，“其以城外谋者，三族”，“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奸民之所谋为外心，罪车裂。”《尚同下》篇“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其中有“同产”、“车裂”、“三族”、“见知不举”，皆秦之重法。
随着政治上专制统一的大趋势出现，墨家文献中也有了明显趋向于专制大一统的线索。到战国末期墨家内部已就许多根本问题发生过争执，这种分歧乃至对立的观点，从《墨子》十论二十三篇文章中得到证实。例如关于“兼爱”说，从原来的广泛劝导，到这一时期提出“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41) 即寄希望于统治者作强权推行。如“尚贤”说，从早期、中期的以爱利百姓为贤，反对贵族世袭，要求平民参政，到这一时期提出“贤”的标准是能为君尽职殉难。(42) 如“节用”说，从早期劝导统治者以节俭为本，有利民众，到这一时期提出“节用”之效果足以征讨不服从之国，在天下实现霸王之业。尤其是“尚同”说，早期是以“尚贤”为基础，且最终要服从于“天志”，墨子提出这一主张本来是希望人们的思想能统一于墨家的思想，社会也因此由乱而治。可是到了末期墨家那里，“尚同”的主张被用来强调自上而下的专制统治，倒向强权，这就淡化了“尚同”的固有意义。
秦统一前，关于东方墨者与南方墨者的记载不是很多，约略可考的是战国最末年坚持墨家传统在各地抗御侵略的不乏其人，如鲁仲连曾写信劝燕将撤离聊城之守时说：“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43) 以及“代君为墨而残”。(44) 不用说这些墨者最终避免不了被强大的秦兵彻底消灭的命运。先秦墨学史走到了战国最末年正如孙诒让感慨的：“彼勤生赴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灭与草木同尽者，殆不知凡几。呜呼！希矣。”(45)
注释：
①(20)(29)方授楚：《墨学源流》，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5、159、156页。
②《战国策·书录》。
③《墨子·非攻下》。
④《墨子·节葬下》。
⑤(41)《墨子·兼爱》。
⑥《墨子·兼爱中》。
⑦⑨《墨子·鲁问》。
⑧(27)(45)孙诒让：《墨子閒诂》，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3、664、655页。
⑩《盐铁论·险固篇》。
(11)章太炎：《与章行严论墨学第二书》，见《华国月刊》1卷4期(1923年12月)。
(12)(13)《史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14)《史记·太史公自序》。
(15)(30)《庄子·天下篇》。
(16)汪中：《述学·墨子序》。
(17)(31)《孟子·滕文公下》。
(18)《庄子·天下篇》。
(19)《日知录集释》卷十三。
(21)《列子·杨朱》。
(22)《孟子·尽心下》。
(23)《淮南子·说林训》。
(24)《颜氏家训》。
(25)《史记·楚世家》。
(26)《吕氏春秋·上德》。
(28)胡适：《中国哲学大纲》卷上第十二篇第三章。
(32)《孟子·滕文公上》。
(33)《荀子·成相篇》。
(34)《荀子·儒效篇》。
(35)《墨子·贵义》。
(36)《墨子·大取》。
(37)《韩非子·显学》。
(38)《吕氏春秋·当染》。
(39)《吕氏春秋·首时》。
(40)《韩非子·外储左上》。
(42)《墨子·尚贤》。
(43)《战国策·齐策六》。
(44)《淮南子·人间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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