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统与文化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传统论文,科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国科学传统与西方科学传统有着不同的体现，前者以《周易》的象数、义理统一的理论体系为出发点，是一个以整体性为基点的有机功能性理论体系；后者则以哲学“原子论”为理论基础。中国的“整体论”思想对中国科学传统的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今天，在建设以文化观念的更新与变革为核心的文化重构这一系统工程时，克服“整体论”的某些局限性，汲取“原子论”的合理因素，确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体的人类文化互补论，不但有其理论和现实的依据，也是创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奠定新的价值系统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 科学传统
文化重构 《周易》 整体论 原子论
科学史学科奠基人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 1884-1956)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指出：“科学和传统之间不仅不存在任何冲突，而且人们还可以说传统正是科学的生命。科学的传统是所有传统中最有理性、或者说是最少非理性的传统……人性化的科学家，即我们所说的新人文主义者，是一切人中最能意识到他的传统以及人类传统的人。”①他认为，“理解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的历史”②，科学史家“主要职责是保卫传统”③。萨顿关于科学与传统关系的思想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含义：1.科学是人类文化（文明）现象；2.科学史是文明（文化）史的理性表现；3.科学传统和人类文化学意义上的传统是一致的。
当代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已经和正在给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设以文化观念的更新与变革为核心的文化重构这一人类性、历史性的系统工程，是创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确立市场经济，奠定新的价值系统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文化重构只能而且必须是存在于文化传统之中。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都确认，世界范围的第二次人类历史的轴心期还没有出现，因此，文化重构也不可能超越第一次人类历史轴心期的文化传统。
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从科学史考察问题，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一个是西方欧洲的文化传统，另一个是东方中国的文化传统。他认为，中国文明同其他几个伟大文明有所不同，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河流文明很早就联系融合在一起；同样，印度河域的古代文明与巴比伦文明有密切联系，与这些文明没有密切联系的唯一河域文化就是独立的黄河文明。他认为，中国文化确实是与欧洲文明有同样复杂而深遽思想的独一无二的另一个伟大的实体④。本文试图从科学传统这一视角来理解两大文化传统；同时，阐明理解两大科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对于中国现代文化重构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科学理性在西方科学传统和中国科学传统中有着不同的体现。如所周知，在古希腊，以哲学原子论为基本理论，加上欧几里得几何学以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相得益彰，被举世公认为西方科学的源头，成为西方科学传统。而在中国，如果仅仅把中国传统科学的源头局限在元气论上，忽视从数学和逻辑方面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显然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在我看来，《周易》是这方面研究的出发点，因为它的哲学思想中既包含了数学思想又有逻辑思想，是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体，它蕴含着规定中国科学传统根本特征的文化传统，而与西方科学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及其根本特征相区别。
古希腊留基伯、德谟克利特创立的“原子论”，认为物质世界归根到底是由个别的物质单元（即“原子”）组成。原子之间存在虚空。原子本身为不能再分割的终极微粒，在时空上不生不灭，在数量上永远恒定，不增不减。这实质上是对原子的客观实在性的规定。宇宙万物的差别是由它们本身的构造，即原子的形状、大小和排列次序及位置不同所造成的，按不同的数目作不同的结构配合，即产生出宇宙万物。从科学理性角度看，“原子论”注重的是个别事物的特性，并认为这种特性最终取决于原子的特性。原子论以个性为基点，每个原子都是被虚空所分隔，以间断性和虚空相抗衡；原子是有形物质微粒（有形状、大小和位置等量方面的差别，原子论一开始就偏重于量的分析）；原子形状（如“钩”、“角”等）上的差异，而机械地嵌成复合物，逐步形成宇宙万物。原子论偏重于结构的分析，露出了机械论的端倪。因此，原子论的特征是以个性为基点的结构分析的自然观。
原子论对古希腊自然科学形成的影响，其一是促进了数学中“不可分量”观念的形成。“不可分量”相当于数学“原子”，它是微分观念的最早思想萌芽。其二是促进了托勒弥天文学的形成。天体“原子”的结构即天体的几何结构。其三是推动了演绎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形式逻辑的发展。因为借助于形式逻辑的演绎科学体系，必须以“原子论”思想为前提，只有承认事物个性的根本地位和确定性质，才谈得上演绎推理和分析的个别结论的实在性。正因为如此，古希腊的形式逻辑是在具有“原子论”思维特征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手中发展起来的。而把个别事物看作“第一实体”的亚里士多德则成为古希腊形式逻辑的集大成者。原子论（以及欧几里得几何学、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一旦与近代实验科学相结合，就是促进近代科学产生的酵母。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西方科学的发展基于两个伟大的成就，即希腊哲学所发明的（在欧几里得几何中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对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这种可能性的发展。”⑤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伽利略、F·培根、开普勒、波义耳和牛顿，正是从古希腊形成的科学传统中汲取营养，通过实验观测和逻辑推理，建立起假说数学化的理论体系，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各主要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而中国的《周易》为六经之首，六艺之原。从《易经》到《易传》，这个发展过程是在儒家的努力下完成的，这已成为定论。由《易经》和《易传》构成的《周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普遍承认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怎样来诠释这个“历史文本”，如何估价它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是见仁见智，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从易学传统与中国科学传统关系出发，通过中西比较，或许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一条新的思路，同时，对于今天的文化重构也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周易》有一套结构严谨的形式化系统，由“——”和“—”这两个出于太极的基本符号推演而成它的理论基础和象数哲学。《周易》的象、数、理是统一的。就象而言，是“——”和“—”；在数而言，是奇和偶；就理而言，是阴和阳的对立统一。这个象数体系是一个一分为二的级数体系。太极分为“——”和“—”两爻，然后添加最小值的爻位，使爻位原来表示的量成倍增加。《周易》封象分为三爻和六爻，分别按三个一组和六个一组进行排列，三爻卦象有八经卦，六爻卦象有六十四别卦，每两个一组组成对立卦，六十四卦总共有三百八十四爻，这些卦爻之间存在着排列、给合、对应、对称、转化、旋转、反射等关系。这个象数形式化符号化体系在《易传》中用阴阳互补论、五行相生相克论、天地人三才说、万物交感论、天人感应论及卦序说进行哲学解释，即“义理”解释。总之，《周易》提出了一种运用数理方法去规范天地、曲成万物的理论体系。这与当代的符号文化哲学有很大的相似性。
《周易》这个象数、义理统一的理论体系，其基本特征是一个以整体性为基点的有机功能主义的理论体系。与“原子论”相对应，我认为用“整体论”来概括它的理论特征更为合适。首先，它融合当时诸子百家的思想，以整体性为基点。《老子》第四十二章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系辞上》指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止，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道为一，太极为一，朱熹的“理一分殊”，理也为一。可见，万物的本质就是一，一切都由这个广、大、远、备的“—”产生，只有以“一”为逻辑起点，才能引伸出其他来，最终寻出天地万物。《老子》讲：“天得一以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这个本体论的“一”，满满实实，无间隙，无疏离之处，连续性否定了结构性、机械性。其次，《周易》和诸子百家的著作的大量篇幅都是论述具体事物之间、以及现象之间的关系，赋予各种具体事物和现象以气、天、地、人、水、火、土、木等概念，这些概念是“观物取象”形成的对对象最直接的直观整体反映，是最初级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周易》和《老子》等书的作者又提出动、静、刚、柔、善、恶、曲、直等“观象取意”所形成的反映事物和现象的属性概念，则是二级概念。诸子百家不是泛泛谈论浩如烟海的事物与现象，而是把思维扫描的注意力指向“一”中之“两”的彼此互相消长、转化、共振、渗透、依存的不可分解的有机关系上。这些关系构成了事物自我运动、自发协调和协合的原因，最终使事物达到功能性的稳定和完善，实现“从一而终也”。其三，《易传》认为“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意谓六十四卦贮存着宇宙的全部信息，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信息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个信息库放在那里，自己不去思想，不去行动和说话，但通过一定的检索方法，即可找到你所需要的有关信息。乾坤为始，既济未济而终。遂层层展开六十四卦，包含了宇宙全部信息。而每一别卦又潜含有六十四卦的内容，发挥所有六十四卦的功能，因为所有卦都是六爻结构，逻辑地反映了宇宙太极生两仪，至四象，至八卦，至全部吉凶臧否的演变过程。
《周易》的整体论发展了一种连续无限的整体观，把宇宙万物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无限过程，强调万物存在和变化的连续性以及不可分割的整体性。道、太极，理在本体论、认识论、逻辑上都是无限绝对的整体概念，它总是无限绝对地存在那里，它要分散在每一具体事物中，只有当一事物在生成衍化过程中具备了这个道、太极、理，该事实才具有合理性。万物无不禀受天理、天道而息息相通。天理、天道不是实体，也不是共相，而是宇宙运动变化整体性的代表。它统摄万物，主宰生化，它又是万物自身之性，存在于万物生存衍化之中。宋明理学开始于周敦颐，他用《周易》的方法对道家的思想进行总结，演化出“太极图”，从而证明生生不息之万物都在“道”中运动变化。“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熹语），因此，宇宙万物之间不存在绝对界限，而是相互映现、相互感应、相互贯通、相互联成一体。整体体现部分，部分整现整体，包含整体，部分即是整体。人与草木瓦石的区别，不在于形体，或具体属性的不同，而在于人应该并能够自觉体认天道，效法天道，从而具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达到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可见，整体论把共性作为基点，在事物相互联系和转化中理解个性。独立的、实在的、确定无移的个性在这种思想背景上是无法留存的。
《周易》整体论从“变则通”的“应变”出发，充满着整体功能的稳定和完善的辩证方法。《易传》哲学并不着重探讨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而一直是把世界是如何生成的问题作为思考的中心。究竟天地万物是如何生成的呢？《易传》认为是由于天地中阴阳二气交互感应的结果，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式化符号化系统是对于运用阴阳交感模式所把握的万物生化过程加以系统化和推演，以求解释更多生化事理的一种努力。万物在生化过程中，相联而存在，相通而变化，都不具有独立实体的意义。即便是品制万变、统治天下、主宰情意的天、地、心，也只是完整地体现大化流行的天理、天道的功能性范畴。任何事物都是在整体中因禀受天理、天道的多寡以及自觉与否而有等级地存在着，双方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从维护整体功能体现天理、天道的稳定性出发，确保本体的不变，借助不同力量相互制约，促使事物以各自的功能相互协调有秩序地体现着大化流行的天理、天道。因而，大化流行的天理、天道总是处于“体用不二”的“太和”境界。
《周易》的这种整体论思想，使辩证逻辑获得充分发展。连续有机的整体功能性，使人们对概念的理解体现出随意性、多功能性、模糊整体性来，而与形式逻辑关于概念的稳定性、单义性、分解性大相异趣。整体论的推理也不同于西方的命题推理，而是一种系统整体功能类比推理，独具动态有机观念、对立统一观念，缺乏明确的规范和程序。例如，从天道推出人道的规范，往往忽视系统之间的层次、特点和要素的差异，并且排斥科学假说。其次，促进了代数学的形成和发展。《周易》把系统类比推理的方法作为推测人事吉凶的工具，如《系辞》所说：“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朱熹把这个方法解释为“易多是假借虚设，故用无穷”（《语类》卷六十八）。他把卦爻辞看成一个先验的空套子，类似今人所说《周易》是一部“宇宙代数学”（冯友兰语），而与西方形式逻辑的数学演绎系统相区别。从类比推理出发，中国传统数学，较多使用具体概念而非抽象概念，并且一般不采用对概念进行概括、限定等逻辑手段来引伸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数学推理是类比与演段（用图形推出算法的思想），寓理于算不证自明等等，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认知特点。中国古代天算并称，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几乎都用《周易》象数原理解释天体运行和数学原理，如魏晋时期大数学家刘徽之《九章算术注序》说：“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数之根源。”我国第一部天算著作《周髀算经》曾引《系辞》文，提出“数之法，出于方圆”，说明勾股定律的来源。再次，中医与《周易》有血缘关系，中医阴阳五行说、藏象学说、气化学说等，皆导源于《周易》。功能类比推理成为辨证施治的指导原理。确如一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所言：“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
总之，中国古代所有科学分支都可以从《周易》中找到理论渊源。如果说，卢克来修的《物性论》是对原子论个性论的阐释，那么，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则是整体论的物理论的体现。
二
科学史家如何保卫科学传统和如何理解人类文化传统？萨顿确定了科学史研究的最根本的原则是统一的原则、整体的原则。这是因为自然界是统一的，科学是统一的，人类是统一的⑥。李约瑟则认为：“科学史应当是一部连续的、相互影响的历史。”⑦不同科学传统的每一项成就都在统一、连续的科学史中有其应有的地位，需要考察的是其价值的不同类型。在传统——成就——价值序列中，传统仅仅提供了一个背景参照系，成就才是问题的核心，价值具有时空限制性、历史性。因此，科学史家“保卫”科学传统，必须：1.从合理性上确认不同科学传统的差异性、独特性，反对任何“中心主义”的科学史观；2.分析任一科学成就作为一个环节在连续、统一的科学史中的应有地位；3.不同科学传统、科学成就在探索未来、造福人类活动中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预测未来的价值。萨顿和李约瑟的思想为我们理解中西两种科学传统的统一性及其价值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认知方式。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优势持续了1500年，中华民族凭此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伟大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只是在世界的近代史上才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是使世界历史走向近代化转变的强大的历史杠杆，它们“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因而也确实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⑧，离开了中国古代的这些技术贡献，欧洲近代科学革命是不可能的。李约瑟在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明和分析：中国提供了与古希腊物理学根本不同的引起近代科学革命的磁现象的基本知识，中国实用天文学的天体坐标也为第谷·布拉赫所采用，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机械钟8世纪首先出现在中国，等等。
今天，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近代科学技术相比较，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并且自觉地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使之成为自身科学文化的主流。但是，自19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发现的猛烈冲击，连续、整体和进化的观念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易学传统所强调注重事物及其变化的整体功能性、自发性、有机协调和协含性、统一互补性、互感互应性等等，都与近代理论自然科学相契合。系统论、控制论、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这些新兴的横断科学，以及物理学中的场论、统计物理学、量子论中的互补原理，甚至宇宙大爆炸理论中的四阶段论与《易纬》宇宙生成论中的“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也何其相似乃尔！我们不会忘记莱布尼兹获得宋代易学家邵雍的“先天八卦图”，从邵雍关于六十四卦形成的逻辑过程的解释受到启发，使他坚信他发明的二进位制在中国古代智慧中早已有之的佳话；也不会忘记玻尔在诺贝尔奖章上刻上太极图以表达他对中国文化的敬礼；还不会忘记亚洲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汤川秀树自述他的介子理论来自《庄子》。关于易学传统的科学价值，李约瑟早就指出过：“《易经》学者所走过的思维道路正是我们习惯的现代的思维道路，即分离原则。”⑨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用“何其相似”或某某人的声明可以代替科学分析的，但是，他们所提供的信息确是有价值的。
实际上，《周易》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所提供的科学纲领，我们只是从“传统”意义上与西方文化传统和科学传统相比较才有意义。离开这个前提和基础，在我们面前展现的会是另外一番图景。
原子论具有缺乏综合和整体把握的弱点，整体论具有缺乏分析和还原把握的弱点。在人类的实际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人们觉察到各自的弱点后，总会或快或慢地进行调整，取长补短，特别是在全世界文化交流全方位进行，已呈现一体化趋势的当今时代，更是这样。人们往往震惊于李约瑟所提出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的问题，但是却忽视了李约瑟提出的另外许多问题：中国思想中并未产生关于世界的机械观点，然而这并未阻碍巨大科学发明——机械钟的发明；中国人虽然缺乏粒子的理论，佛教传人的原子论也未能在中国扎下根，但仍然没有阻碍他们取得各种使人难以相信的成果，例如，确定雪花为六角体，唐、宋、元一些炼丹术小册子奠定了化学亲和力的知识基础；中国人在没有掌握欧几里得演绎几何全部知识的情况下，却取得了超过西方的辉煌成就；中国人拥有150多种历法及其赤道装置的坐标系，等等。他作出结论说：“中国思想家思想并未迷恋于抽象逻辑”，或如F·培根所说：“逻辑无用，创造方为科学”⑩。我们可以用科学认识探索性、创造性中的偶然性或观察试验中的试错法来证明“逻辑无用”的思想，但这却与李约瑟的一贯思想相悖。合理的解释是应该确认整体性和原子论两极相通，具有互补性。这给我们今天建设文化重构这一人类历史性系统工程以启示。
人类文化轴心期，墨家学派曾为“显学”。只是自汉武帝推行与秦相反的文化政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墨学才逐渐衰微，《墨子》中的原子论、几何学、形式逻辑思想未能成为中国科学传统的构成成分。但刘徽的《九章算术注》（成书于263年）对一些数学的重要概念作出了严格的定义，并由此对《九章算术》中的公式和命题作了合乎形式逻辑的证明，从而构成了具有逻辑证明、推理结构的数学理论。李约瑟指出：“正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利用代数学来攻克几何学那样，希腊人用纯几何方法解决了许多比较困难的代数问题。”(11)中国古代的“几何代数化”与古希腊人的“代数几何化”早在人类文明轴心期就开始了。在近代，希尔伯特主张把数学形式化，然后通过有穷方法，从算术开始，证明一个个数学分支的无矛盾性，以后由哥德尔证明了“不完备性定理”使其宣告破产，只是有人提出抛弃“有穷法”的限制，转而以整体论才最终证明了算术的无矛盾性。
然而，《周易》的科学传统在现代科学中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例如，现代物理学的波粒二象性理论认为“场”既有波动性，又有粒子性，是波动性与粒子性的统一，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正体现了原子论与整体论科学传统的合流，当然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合流，意味着科学文化的重构不是两种科学传统的简单相加，机械性地缝合。又如，现代系统论立足整体，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需要从整体上最优地解决多质多变量等复杂系统的控制方法问题。对此，原子论的个性精神显得无能为力，而整体论却有与之相通之处。但系统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多质、多变量、多层次性，《周易》的整体性同样无济于事，而西方原子论的个性精神、间断性、结构性观念却与之颇为吻合。总之，在今天进行科学文化重构时，对中西两种科学传统都应该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立场和方法。
三
科学传统是所有传统中最有理性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用中西科学传统来观照和理解中西文化传统。文化中形成“传统”的东西，应该是能够统摄文化结构的各个方面的东西，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是具有因袭相继、发散和收敛功能的东西。无论从社会学意义上，还是从文化学意义上，整体论和原子论都是统摄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经济、道德伦理、价值观、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文化子系统的“传统”，并且在中西方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因袭相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发散和收敛的功能，具有无限丰富的生命力而流衍不竭。
整体论和原子论是两种相异又相通的文化“范式”理论。原子论“范式”理论以原子做基础，用原子构成事物，从部分、个性出发，依赖部分、个性去把握事物，通过部分的性质来决定整体的性质。其特征是：1.从内向外；2.从小到大；3.从下向上；4.从多到一。整体论“范式”理论从整体出发，以整体为基础，然后才分解出具体事物，整体性的性质决定部分的性质。其特征正与原子论“范式”相反：1.从外向内；2.从大到小；3.从上向下；4.从一到多。
人们称春秋战国时期为世界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期，古希腊罗马、印度、中国这三个大的文化圈都几乎同时在这个时期形成。轴心期打破了古代文化数千年长期保持的宁静，使精神领域、社会生活变得喧闹沸腾，众多的哲学家、科学家在这三个地方首次涌现，反映出人类意识的觉醒，创造出了历史全景中的共同因素。雅斯贝尔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这是人类历史的突破期，人类自觉地走向普遍性的步伐，树立起最高的追求目标，就是以轴心期为真正起点的。原子论文化范式和整体论文化范式，它们是西方社会和东方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根”，它们在西方和东方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保持一种张力，既有发散的一面，又有收敛的一面。历代东方哲人和西方哲人一方面按时代需要对两种文化传统“范式”作出新的解释，另一方面又利用它们对当时人类文化创造作出新的综合总结。
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勃兴、形成和进化，都与各自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背景相关联。原子论的强烈的个性精神，有着各方面的社会历史背景因素：古希腊社会正值城邦奴隶制度的高峰时期，处于200多个城邦割据状态；雅典的奴隶制民主政体的发展，工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商品的个性化特征必然反映到人们思想中来。中国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西方社会迥然有别。古代中国社会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和宗法制密切相联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发挥集体生产力；二是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形成的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了一套越来越完备的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上层建筑。这样一来，个人必然消融于社会伦理关系整体之中。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西方个体观念十分流行。古希腊人认为，社会历史起源于具有政治意识的个人的出现，这些个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具有自由意志和创造力，同时又懂得自尊和正义、友谊和和睦，为避免彼此伤害，为创造更多的财富，就需要相互之间订立契约，进行分工，结成社团。国家和法律是人们相互之间自觉缔结契约的结果，个人、家庭先于城邦，法律只是“一种互相保证正义的约定”(12)。而中国古代人认为，社会历史起源于代表群体意识的圣人或君王的出现，这些圣人具有非凡的才能、智慧和创造力。他们代表天理、天道，制定礼义、法律和种种社会规范，划分和确定社会的等级差别和分工，使人们能够体认天理而进行有组织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因而，关于“法”的观念，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是“仿效”、“模仿”、“楷模”之意。古希腊人的法治具有超越个性的“规范”意义，而中国古人的“法治”即“德治”，内在于人的个体之中。古希腊人强烈的个性精神在经过中世纪沉沦的漫长岁月后，近代以来东山再起，势不可当。中国社会关系中的整体齐一性传统代代相承，变化甚小。在工商经济日益国际化的当代社会，中西方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人们已经认识到，中西方文化“范式”当走向极端时，都有其片面性。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在思考“西方社会的没落”的问题，研究《周易》的热潮方兴未艾，它表明人类意识的新的觉醒，人类自觉地走向新的普遍性的步伐，再一次树起最高追求目标。
四
整体论和原子论作为“文化范式”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我国当前面临的社会存在是什么？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就经济建设目标而言，是要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首先是主体性经济，具有自主性、竞争性、开放性等特点。市场经济中的“法人”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管理方式？原子论文化范式提供了文化学意义上主体性行为模式的士壤。原子论关于主体性行为的“范式”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如符契合。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启示我们认识到对市场经济进行中性分析的必要性，以及观念变革对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按照这样的思想思考问题，就必须承认，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我们应该吸收异质文化因素而使自身的文化传统得到发展与增新，以扩展自己的可能性的世界性空间，增强自身的生命力。因此，引进西方原子论范式的行为方法和管理方式，方能使市场经济的主体性行为方式规范化、科学化。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戴在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加里·贝克尔的头上，就在于他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人类行为及其相互关系方式而得到世界经济学界的赞誉。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关于市场经济的主体性行为方式的研究，可以称之为“文化经济学”。
特定的文化是一个发展进化的复杂系统。由于对环境的开放和系统内部非平衡多元相互作用，文化系统的相对边界和系统的遗传功能使系统自身在纵向历史联系上有承传和相似的一面；而系统进化的自组织功能又使其必然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形成新的结构，不断变异和更新。这就是所谓“文化重构”的基本含义。我们对中西两种文化传统所进行的追本溯源的探究，旨在说明，文化重构只有在这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流互补中方能实现其变异与增新。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所著《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把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归结为经济化方式和社会化方式的区别。经济化方式是把个人利益的满足当作权衡得失的单位，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自负盈亏即是这种经济化方式的缩影。社会化方式是根据对公共利益的明确的认识来清醒地判断个人的社会需要的合理性，每个人只有在为他们服务的同时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要使每个人都成为自觉的社会成员，社会公理成为每个人的自觉性基础。从人类文化学意义上看，后工业社会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与整体论文化范式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来：无论对于现代科学发展还是对于未来人类的社会状态而言，整体论都是一种“早熟型”的文化范式，它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
整体论文化范式中的科学理性已为现代科学理论所认同，并又是一种超越现存社会经济形态，昭示着人类社会未来的文化范式。西方有识之士已觉悟到“西方的没落”，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治世良方。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确认，克服整体论的局限性（个性获得全面发展和完善），汲取原子论的合理因素，确立起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人类文化互补论，是有其理论和现实依据的。
文化发端于人类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的理想生活状态的执著追求，发端于人类为使自己和群体臻于完善的努力。这种目标的追求和努力方式，就是上面所说的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具有强烈的人为主体性。其中，价值取向最能体现文化的特质。价值取向是人对价值的理解和追求。价值不是实体，也不是属性，而是一种人生意义，存在于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是“为人”而存在的。人作为主体是自己活动的主人，是世界的主宰者，在对环境的关系中，具有创造的自觉自由性，具有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主性，具有追求物质和精神欲望的自为性。这里的“自由”、“自主”、“自为”的主体性价值既是具体的、现实的，又具有超越具体、超越现实的“终极关怀”的本质。人有精神生活，有信仰，有理想，有对必然的认识与理解的同时去设计未来把握未来的本质与能力。否则，人将永远是必然的奴隶，社会不能发展，人类不能进步，连从物种方面实现“提升”也不可能。然而，人类不仅实现了“物种”方面的“提升”，并且终将实现社会关系方面的“提升”，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它表现为人的精神解放、物质解放、社会解放的深度和广度，在这种种解放的不同水准上进行人为的文化重构。物质解放是文化发展、文化重构的客观尺度，社会解放为物质解放提供外部必要条件和保证，精神解放通过精神生产（科学、意识形态的生产）为前二者的解放指明方向，设计出实现解放的方式与方法。整体论文化范式对于人的解放而言，它能够容纳和包含原子论文化范式（这当然需要克服其局限性），而原子论文化范式却不能容纳和包含整体论文化范式。部分决定整体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终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从人类的文化视野中消失；迎接未来将是马克思指出的：“在共产主义社会，即在个人的独创的自由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社会中，自由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者看来，这是完整的‘主体’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的创造性的生活表现”(13)。这将是整体论文化范式与原子论文化交融为一体的社会生活状态。
注释：
①③⑥萨顿《科学与传统》，载《科学与哲学》1984年第4期。
②萨顿《科学与新人文主义》，载《科学与哲学》1984年第4期。
④(1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
⑤《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574页。
⑦⑧⑨⑩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中文版，第222、36～37、157、235页。
(12)《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出版，第14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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