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日文学发展的轨迹及其相异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异论文,中日论文,轨迹论文,近现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拟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考察日本近现代文学（1870～1920年）的发展轨迹；第二部分是展现中国近现代文学（1870～1920年前后）的历史沿革，重点均在昭示传统文学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向近现代文学转轨的历程；第三部分是对近现代两国文学发展轨迹的相异性作些探讨和评析。考虑到此文主要是面向中国读者，因此第一部分的叙述较为详尽，而第二部分则相对简略。
一
1868年前后，日本的社会政治发生了革命性的嬗变，统辖全国600年之久的幕藩体制在西方列强的威压及内部社会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宣告瓦解，1871年废藩置县的实行，标志着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政府的正式确立。于内外危机中建立起来的明治政府，在实施内政改革和平治西南之乱的同时，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派遣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庞大使团出访欧美，考察西方的民风政情，积极导引泰西的器物艺技。与这些翻涌起伏的政坛风云相比较，明治初年的日本文坛并未立即显示出其相应的变化。汉文汉诗的写作基本上仍是上层人物学养的体现，而作为市井文学主要样式的“戏作”（似可译为“通俗小说”），则在幕府末年即已日趋衰微，读者日减，统治阶层的人物则将其屏拒于正门之外。其间以假名鲁文的《安贫乐祸》（1871年）和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西洋旅行指南》中拮取素材编制而成的《东海道中膝栗毛》（1870～1972年）及以讽谕开化新风的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1875年）较有影响，从中亦可察见明治初年一般庶民阅读口味的变化。
1870年前后逐渐掀起的启蒙运动可以看作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形成期的序曲。甚至可说，若无这幕序曲，日本文学从近世的传统轨迹向明治的现代轨迹的转换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场启蒙运动（关于这一运动形成的契机和背景将在第三部分加以论述。）的主要参与者福泽谕吉、西周、中村正直等几乎都是受过西洋文化洗礼的学界先进。福泽在1865年始将其两次游历欧美的观感著成《西洋事情》一书，首次较系统地向日本介绍了西洋的风情，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尔后又著成《劝学篇》（1871～1876年）、《文明论概略》（1875年）诸书，对整个社会（包括文坛）影响巨大，尤其是《劝学篇》一书至1880年已发行70万册。此外由中村正直翻译的《西周立志编(Self Help)（1870年）及根据约翰·密勒的《自由论》而翻译的《自由之理》（1872年）也在当时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由学界先进于1874年成立的“明六社”和于同年创刊的《明六杂志》亦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场启蒙思潮虽然历时颇短，但影响甚巨。在其催发下，文坛中首先形成了一股翻译（或为编译）文学的热潮。其时正处于明治10年代（1880年前后），政坛变局迭出，仁人志士多热心于政治，翻译小说多非取自一流的名著，而大都与政治有关。较有影响的有译自曾是英国政坛大老，又是政治小说家李顿的《欧内斯特·马特弗斯》及续篇《艾丽斯》的《花柳春话》（织田纯一郎译，1878年），其重点乃在于以生动的日常生活来展示西洋风情的实态，问世后即获好评，其时执评论界牛耳的森田思雄称其“使我国小说的趋向为之一变”，①译自司各脱的《莱默摩尔的新娘》的《春风情话》（实际译者为坪内逍遥，1880年）及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川岛忠助译，1879年），后者为日本读者打开了一片新奇的天地。凡尔纳想象诡谲的小说在此后的10年间竟在日本译出了19种，由此可见一般读书界对于新鲜事物的渴求。与翻译接踵而来的是政治小说。政治小说是动荡不息的明治初期特定的文学产物。其中风靡一时的当推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1883年）、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1885年）（这两部小说尔后于20世纪初由梁启超等译介至中国）。两位作者初始均无意染笔于文坛，青年矢野龙溪深谙英美法律，曾怀抱一腔热血，意欲献身于民权的伸张和立宪政体的实现，与大隈重信共同呼号奔走，欲建立拥护议会政治的改进党，因过于困惫而染病卧床，便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以《经国美谈》一书托出。柴四郎早年曾献身戎马，后以书写战况报告而显露文才，遂又得机游学美国6年，目睹世界政坛风云变幻，便决计以政治小说发抒自己的胸中块垒，遂有如上小说的问世。这类作品虽然迥异于传统的“戏作”，所取的素材及描述的人物场景也都颇新鲜，但毕竟还称不上成熟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尽管它对于尔后的文坛影响不小。
一般认为，日本文学史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起点，在理论上是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1885年），在实践上是二叶亭四迷的长篇小说《浮云》（1887年）。《小说神髓》的中心内容是坚决摈弃了将小说沦为劝善惩恶的工具的陈腐载道观念，提出了“小说的主脑是人情，其次是世态风俗”，人生的批评应成为小说的主旨。坪内于是提出了“模写小说”、“写实小说”的概念。这部著作在日本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一定的革命性意义。自然，其中大部分观念是自西洋引进的，但据有关学者的考证，限于当时的条件，坪内其时所能读到的西洋文艺理论极为有限，主要还是将各方面学识融汇贯通后思考的结果。从理论的完整性而言，差不多与《小说神髓》同时问世的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总论》似乎更胜一筹，但后者主要是别林斯基理论的移译，缺乏建树性。《浮云》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所获得的成功，在于它既不同于往昔低俗的市井小说，又摈弃了政治理念的图解和渲染，而是将笔触着力于明治新时代普通人的日常人生，尤其在第二编中对主人公文三心理的细腻描绘，已充分具备了现代小说的内涵。在小说语言上，也已较为成功地将书面式的文言和生活中的口语融合在一起，既使小说显得较为凝练流畅，又具有浓厚的新时代的气息。二叶亭所翻译的以单篇形式发表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部分章节《幽会》和《邂逅》（1888年），以简练、精约、流丽的口语体译出，成功地达到了明治初年以来一直倡导的“言文一致”，对国木田独步等后世的众多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小说相比，诗的革新要稍滞后一些。这是因为，在当时任何一种文学样式要从传统的窠臼中脱出而实现向现代的转换，没有外来新风的刺激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诗坛中擅长于写作短歌、俳句、汉诗的文人一般都不通西文，而谙熟泰西学问的诸大家（如福泽谕吉等）其时都热衷于政治和实务，故而明治以后新诗坛差不多持续了15年的冷寂。其间间或也有人以传统的汉诗形式译出过一些西洋诗（如中村敬宇、末松谦澄曾译过朗费罗和拜伦等人的诗），但一因数量稀少，二因形式上仍是刻板的五言或七言诗，所以无法酿成浓厚的革新空气。这种冷寂直至1882年才被打破。其时有3位东京大学的教授，一位是社会学教授外出正一，一位是植物学教授矢田部良吉，一位是哲学教授土井哲资郎，有感于新诗坛的沉寂，联手出版了一部《新体诗抄》，摈弃了方整的汉诗形式，将七五调的短歌拉长，译出了14首西洋诗，外加了5首自己创作的新体诗。门外汉弄文学，难免走失了诗意，但在当时确实给诗坛注入了一股鲜活的清泉，一时应者如云，竹内节编的《新体诗歌》（1883年），山田美妙编的《新体词选》（1886年）、岩崎熊吉编的《新撰新体诗集》（1887年）等纷纷涌出。其中最受好评的是1889年8月问世的《于母影》，译者是精通德文、后来成了文坛大老的森鸥外及落合直文、小金井喜美子等新声社同仁，选取的原诗是歌德、拜伦、海涅等诸大家抒情味很浓的诗作，在突越语言障壁上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可说是奠定了日本新诗发展的方向。如果说小说界中确立现代轨迹的第一步是写实主义的影响，那么在诗坛吹拂的更多的是浪漫之风。至明治30年代（1890年前后），日本新诗渐趋成熟，岛崎藤村先后推出了《若菜集》、《一叶舟》、《落梅集》等诗集，抒发青春的情热和漂泊旅愁，清新可诵。同时土井晚翠与谢野铁干等新人也接踵踏上诗坛，创办了《文库》、《明星》等诗刊杂志。至此日本诗歌也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
日本的文学一旦实现了向现代的转轨之后，就迅速地与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的各路潮流交汇浸渗，西方新兴的诸种文艺思潮立即涌入四面濒海的岛国日本。继现实主义之后，最先对日本文坛产生影响的是浪漫主义，1889年森鸥外组织的新声社创刊了《水栅草纸》，有学者认为这份杂志是“传播欧洲浪漫主义的唯一的机关刊物”，②在1893年出版的一期中，迅速译介了雨果的《克伦威尔》剧本的序言，受此影响，鸥外早期的《舞姬》等3部小说的均染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具有浪漫气质、最富有个性的当推诗人北村透谷。而对透谷影响比较大的，则是英国诗坛，尤其是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济兹等浪漫诗人，因为在传统的沉闷空气中挣脱出来的年轻人最渴求的就是张扬个性、肯定自我的浪漫主义。初时岛崎藤村也是其中的一员健将。但不久鸥外独辟一径，成了日本近代文学的一面大旗，藤村则逐渐转入自然主义，而透谷则因患郁燥症而在25岁那年结束了自己短暂的文学生涯，浪漫主义即在日本退潮。差不多在同时，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在日本登陆，莫泊桑的作品被大量译介至东瀛。1889年，鸥外在《基于医学学说的小说论》一文中在日本首次介绍了左拉的文学观，但对此并未首肯。在日本最早译介左拉、鼓吹左拉的是内田鲁庵。然而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影响最大的倒不是左拉的理论，而是莫泊桑的小说，后者在日本读书界受到了如痴如醉的欢迎。在此刺激下，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也破土而出，一时风靡全日本。早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小杉天外的《流行歌》（1902年）、永井荷风的《地狱之花》（1902年），后期则有岛崎藤村的《破戒》（1906年）、田山花袋的《被褥》（1907年）等，后期自然主义逐渐流于身边琐事的细致描写和自我经历的告白。作为对自然主义的一种反动，1910年前后，日本文坛上又涌现出两股比较大的思潮。其一是唯美主义。木下杢太郎、北原白秋等于1908年在东京组织了“牧羊神之会”，有意模仿西欧的沙龙形式，纠合一群同志共同追求唯美的文学和艺术，尤其醉心于异国风情和古老的江户情趣，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与以象征主义为核心的西欧世纪末艺术的综合艺术运动相呼应的思潮”。③其中最出色的作家自然是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他俩那种有些怪异但极富内蕴的文风至今仍无人能追及。其二是“白桦派”的人道主义。学习院出身的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等受晚年托尔斯泰的影响，于1910年创办《白桦》，鼓吹正面的向上的人生，除文学外，较多注目于艺术，介绍罗丹和后期印象派的作品，其文学成就，以志贺直哉的短篇小说为最高。
与此同时，象征主义的西风也吹入诗坛。精通法国文学的上田敏自1895年创刊《帝国文学》以来，便一直致力于象征诗的介绍，1905年又创办《海潮音》，系统地翻译了以法国诗人为主的29位诗人的57首诗，尤因上田敏在语言学上卓越的才华使得这些译诗在日本诗坛上广为诵读，流韵深远。随即便涌出蒲原有明、北原白秋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象征派诗人。
1910年前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日本萌芽。1903年《平民新闻》创刊，1915年《新社会》创刊，皆鼓吹社会主义思想，但后因“大逆事件”而遭政府镇压，一度沉寂。社会主义在文学上的成熟当推由留法归来的小牧近江等于1921年创办的《播种人》杂志及1923年创办的《文艺战线》杂志。此后遂有叶山嘉树、德永直、小林多喜二等普罗作家描写劳工生活的小说问世。
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因国内已介绍甚详，且不属任何一文学思潮，此处不赘。
自1870年至1890年这20年，日本文学完成了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轨，而自1890年至1920年间这30年，日本文学几乎已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同步发展了。④
二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洋文化随列强的坚船利炮一起逐渐东移至中国。但是，自1840年至1895年甲午战败之间的50余年，中国文学上所受的外来刺激甚微，尚不足引起任何内质的裂变聚合，其时桐城派一脉文运不衰，诗坛的诸大家（如龚自珍、林则徐等）也依然是严谨的传统格式。
据云1840曾有英国人罗伯特·汤姆托名门人懒惰在《广东报》上译出《伊索寓言》（其时名为《意拾喻言》），但流布甚狭。以后又有传教士将《圣经》译出，而于当时的古文旧诗，似亦无甚影响。⑤1843年，上海开埠，不久洋人又在黄浦江畔强辟居留地（以后演变成租界），遂有新式报刊出现。1850年英文周刊《北华捷报》在上海创刊，据研究者介绍，其现代报纸的体例已十分完备。⑥1857年，第一份中文报纸《六合丛谈》由传教士创刊，以后多种中外文报刊便如雨后春笋，纷纷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开埠城市出土萌芽。据统计，1865年至1895年的30年间全国共有外文报刊91种，中文报刊86种（主要集中于上海）。⑦1872年11月，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瀛寰琐记》由上海申报馆创刊。在这之前英人小说班扬的《天路历程》也于1869年由上海华草书馆翻译出版。1892年韩邦庆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连载于上。此虽堪称中国近代最优秀的小说，但在整体上仍师承《红楼梦》一脉的传统作风，缺乏现代意识。近代的上海等地虽已有众多报刊问世，但其重点则偏倾于商务与实业，新的思想尚未真正跨进壁垒森严的中国门境，加之中国旧文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学上一点零星的新风浪尚不足以摇撼传统的古木，因此这50余年间，整体而言，文坛上寂寞依旧。
1895年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一时朝野震惊，遂有改良之风渐起。文学上，梁启超等人于1899年前后开始倡导“诗界革命”，推崇黄遵宪的诗风。黄的诗作间或虽有新意境、新名词，也有“我手写我口”之说，但在形式上一如旧昔，总体上毕竟缺乏新气象，此“革命”云云，并未有实质性的硕果。后又有“文界革命”的鼓吹，为宣传改良和革命，梁启超、章炳霖、严复诸贤纷纷在报刊上登场，一时形成所谓的报章文体，梁的流丽畅达，章的清峻幽深，严的谨严雅洁，皆名噪一时，但究其底里，大抵皆源出魏晋风骨，距“言文一致”的现代文章，尚有遥遥间隔。唯1900年前后“小说界革命”一说的提出，才真正在中国文坛上酿出几分新气。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撰文主张“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以求“借阐至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振厉末俗”。⑧后康有为、严复等亦纷纷撰文响应。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为日本的新气象所感动，1902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借小说以改良社会，开启民智。梁自己身体力行，作《新中国未来记》，译《佳人之奇遇》，一时效者群起，1902～1917年，仅上海一地，创刊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即达21家之多，以1907年为例，上海一地出版小说和翻译作品142钟。20世纪初，域外小说的翻译在瞬间形成高潮，仅商务印书馆一家即在1907年出译作55种，翌年又出45种，而散见于多种杂志之中的，则不计其数。⑨但这两起高潮却夹带着深刻的缺陷。前者着力于小说的宣传鼓动效用，缺乏现代人文精神，更未顾及小说本身的艺术特质，因此几无佳构，政治热潮一退，政治小说也就立即为汹涌而来的公案、言情小说所淹没；后者虽出现了空前的兴旺，都多为商业利益推波助澜所致，芜杂者居多，译者中不识外文者比比皆是，林纾即其代表之一，因此无从择取，译入者多为探案、冒险故事。据统计，近代译入域外小说计近800部，托尔斯泰等的一流作品仅20部左右，占4%，⑩且译著往往随意敷衍增删，译笔亦多用文言，读者往往难识其真，因此它也就难以对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真正有益的刺激。在此期间及稍后兴起的《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虽是描写当代人物与社会，但其思想的支撑点仍是传统的道德伦理，而非现代人文精神，形式上亦未脱旧式章回体的窠臼。
经历了诸多的酝酿起伏之后，终于迎来了时代的转折点。留日归来的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以取自西洋的“民主”和“自由”向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发难，启迪民智。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欧洲文艺史谭》长文，以全新的眼光介绍西方文艺思潮。1917年初，留学美国的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般认为这是新文学运动的标志性起始，随后又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揭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纷纷起来响应。白话诗、白话文渐渐出现，胡适在1917年2月率先发表8首白话诗，翌年又有刘半农、沈尹默等加入新诗的行列，5月鲁迅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新文学运动全面兴起。周作人于1915年12月发表的《人的文学》一文，第一次明确地标举起现代人文主义的旗帜，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此后，《学灯》副刊、《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等新报刊纷纷问世，或宣传新思想，或刊登新作品，一时蔚然壮观。叶圣陶、谢冰心、俞平伯等新人接踵踏入文坛。1919年9月起，留日的郭沫若在《学灯》上发表《凤凰涅槃》等一系列新诗，以其盈沛的热情和瑰丽的想象为白话诗开出一新生面。1921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小说月报》改版和《创造》创刊，新的文学理论和作品迭出，新文学家群渐次形成。192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胡适著）问世，翌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郁达夫著）出版，1922年5月，新文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张资平著）出版。
与此同时，全新的评介西方文学的热潮在全国兴起。《新青年》起步最早，译介了屠格涅夫、王尔德、莫泊桑等人的作品，并辟“易卜生专号”。《小说月报》在沈雁冰的主持下，曾出过“俄国文学研究”特号、“法国文学研究”特号以及拜伦、泰戈尔、罗曼·罗兰等专刊，《创造》系列杂志则着重译介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如歌德、海涅、雪莱、雨果、尼采等人的诗作和哲学，与一般刊物不同的是，《创造》还介绍了象征派、未来派、表现派的文学。其他如《未名》、《沉钟》、《新月》都大量译介过西方作品及日本新文学作品，可以说，至20年代中期，多种西方新思潮已全面涌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而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也至此开始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同步，全面完成了转轨。
三
从以上两部分对近现代中日文学的发展轨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的现象：一是在实现从传统文学向近现代文学的转轨历程中，中国迟于日本30年左右；二是在这一转轨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刺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自公元6世纪起开始从文化、文字、伦理思想及政治制度上全面接受中国的影响，至19世纪上半叶，就其国家形态和文化形态而言，大抵与中国相近。1840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势力随之侵入中国。1853年，美国人培理率军舰叩开日本海上大门，日本被迫施行门户开放。那么，在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国家（日本人称之为“近代市民国家”）的转换过程中中国缘何会大大滞后于日本？作为其内容之一的文学转轨，中国缘何会迟日本30年左右？撇开文学内在的因素不论，在外在的原因上（我认为就这一时期而言，外在原因是主要的）我想有3个方面。
（一）明治政府与晚清政府在政治结构及立国政策上的差异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自1192年起实行了670余年的幕府政治，其间虽仍有天皇，但天皇制律令政府形同虚设。自17世纪末以来，幕府政权屡经危机，虽施行多次改革，仍未有根本转机。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开始染指日本，加速了幕藩体制的危机，遂有大久保利通等为首的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联盟，又与岩仓具视等的倒幕派公卿联手，举起“王政复古”的大旗策动变乱，于1867年10月逼使德川幕府“大政奉还”，翌年明治天皇被迎至东京。1871年废藩置县，明治政府体制正式确立。与帝王统治延续了数千年的腐朽专制的晚清政府相比，明治政府在政治体制上至少有两个不同点：(1)因幕府政治已实行了六七百年，皇帝个人的独裁权威已大大弱化，加之明治元年天皇年仅15岁，无法独立统理朝政，其背后亦无慈禧式的“垂帘听政”；(2)明治政府实际上是由萨、长等西南诸藩的领袖和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大隈重信等建立起来的，明治以后，这些人物便自行掌握了行政、司法、立法的权力。因此在立国政策上，将这些人物与中国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作一些比较，将是一件有益也是有趣的事。
先于李鸿章诸人的魏源在编制《海国图志》时即已明察到西方列强在某些领域的先进性，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11)李鸿章诸人在与洋人的交战中也明显感到西方器物文化的先进性，遂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举办洋务，设同文馆，开江南制造局，摄取西洋的器物文化。但与此同时，李等人始终力斥与中土的根本相左的西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包括文学），即使开明如张之洞，亦力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始终不愿认识西洋除器物之外优于中国的分野。相对而言，大久保利通诸人似乎要明智得多。1871年11月，明治政府建立甫定，岩仓具视即与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诸要员并率男女留学生共106人出使欧美12国，原本欲修改条约，实际上成了一次历时近两年的全面考察，实地体会了欧美各国的先进性，归后写出《美欧回览实记》及政府各部考察报告《理事功程》多卷，并仿效欧美，推行了殖产兴业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在客观上为西洋文化的引入打开了大门。不过，岩仓与大久保诸人在本质上仍是保皇派，相对而言，曾任明治政府大藏卿的大隈重信要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大隈欲在政治的层面上推进日本的改革，鼓吹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并在1882年创建立宪改进党，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建立两院制的立宪君主制。大隈后曾出任外相并一度组成政党内阁。另外，明治政府在历届内阁中，曾吸收大量留洋归来的先进分子出任要员，曾与福泽谕吉一起鼓吹启蒙思想的森有礼即是一例。森在明治前即往英国留学，归国后即在明治政府中任要职，曾出任驻华外交官及驻英公使，1885年出任日本首任文部大臣，鼓吹宗教自由，竭力推进日本的近代教育制度改革。这样的政治结构，这样的立国政策，这样的政治人物，日本在吸纳西洋文化方面较之中国走在前面自然是不无理由了。此其一。
（二）日本的思想启蒙和自由民权运动
前文已述及，明治初年日本即曾有过一场由福泽谕吉等人兴起的思想启蒙，福泽为此撰写了《西洋事情》、《文明论概略》、《劝学篇》诸书。《劝学篇》一书共有17编，分别从学问、社会、教育诸方面阐述了由欧美导入的现代人文精神。概述其要，有如下5点：(1)人无贵贱之分，人的成功应以学问之力作基准；(2)应将独立自尊作为国家存在的原则；(3)对西洋的学习应持有批判的精神；(4)为建设新社会，必须扫除破坏旧陋习；(5)新社会是通过个人自由的努力建设起来的。这数项主张，在幕府瓦解不久的日本，确有振聋发聩之功，一时人们争相传阅，至1880年，该书印数已达70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以1册书有10名读者计算，全国至少有1/10的人阅读此书。其他如中村正直曾译出了《西国立志论》、《自由之理》，西周写出《百一新论》、《致知启蒙》，加藤弘之写出了《立宪政体论》、《国体新论》诸书，且又组织明六社，创办《明六杂志》，宣扬西洋新思想，一时形成启蒙热潮。尽管这场热潮持续时间不长，而且某些启蒙人物在后期思想有了退步，但在当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却是巨大的。若无这场启蒙运动，在19世纪80年代末即有日本新文学的崛起是不能想象的。
促成日本新文学崛起的另一重要因素是1880年前后席卷全国的自由民权运动。这是一场由因反对扩张的“征韩论”而被迫下野的参议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发起的旨在“开设国会、减轻地租、修改条约”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代表了一部分新兴市民和农民的利益，一时受到全国各阶层的响应，在1879～1880年的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中，获得了24万人以上的签名，并由此建立了自由党。因政府方面的高压及后来各阶层的分裂，这次运动在持续了10余年之后退潮，但它却促成了自由民权意识的普及，并对日本新文学（尤其是新文学中现代人文意识的确立）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经国美谈》的作者矢野龙溪当年就曾追随过大隈重信，一度热衷于自由民权运动。
比较而言，在近代中国并未产生诸如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而且在“五四”之前，也未产生真正的启蒙运动。19世纪70年代，当福泽谕吉等崛起时，中国的思想界基本上还是一片沉寂。直至19世纪末，才有康、梁等发起的维新运动，但其初时只是为了向上进言而非下启民智。严复译出的《天演论》、《原富》等对当时学界有相当的影响，但因其言辞艰深，限制了其向民众的影响力。如果说中国有过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也要迟至“五四”前后才看到它的迹象。这也是中国在完成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轨上大大滞后于日本的原因之一。此其二。
（三）教育及新闻出版形态的差异
日本在明治前即有寺子屋制度，识字率较高。明治维新后，政府在1886年规定了小学义务教育制，1899年停止收取学费，1906年在全国全面推行了6年义务教育制，就学率在1907年达到了97%。这就为新文学造就了极大的读者群，受过教育的民众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这也是新文学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因素。中国直到1905年才废除了科举制度，以日本为模式建立了新式学堂制度，将正规学堂制度分过初、中、高三级。而且这仅仅只是制度而已，其时清王朝末路已近，根本无力广为推行，且因国土广大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新式学堂制度的实施各地差异很大，识字率不足20%。与日本相比，这一弱势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从一个方面限制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此外，还有新闻出版业方面的原因。与日本相比，中国近代的新闻出版业起步虽不算晚，但差异不小。日本在1862～1900年间共有报纸杂志128种，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尤其是上海）相比，其有3个不同点：(1)在中国的报刊中，洋人办的外文报刊几乎占到半数，而日本的报刊除了3种为洋人所办外，几乎清一色是日本人办的日文报刊；(2)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刊物仅有5种，而日本的文学刊物有22种；(3)中国的文学刊物中没有一份同人杂志，而日本的文学刊物多为同人杂志。这些差异，尤其是后两点，也是造成中国文学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中滞后于日本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举出其他一些原因，比如文学内质的因素，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12)
注释：
①转引自〔美〕唐纳德·金：《日本文学史·近现代篇》第1卷，第99页。
②〔美〕唐纳德·金：《日本文学史·近现代篇》第1卷，第232页。其实，当时浪漫气息浓厚的杂志除《水栅草纸》之外，尚有星野天知创刊的《文学界》（1893～1998年）、德富苏峰创刊的《国民之友》（1887～1898年）等。
③见〔日〕三好行雄、吉田精一等编：《日本文学辞典·近现代编》。
④本节主要参考了唐纳德·金著、德冈孝夫译：《日本文学史·近现代篇》，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日本近代文学馆编《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讲谈社1984年版；小西甚一著《日本文艺史》第5卷，讲谈社1993年版；伊东一夫著《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樱枫社1978年版；佐藤孝已等编著《近代日本文学和西洋》，骏河台出版社1986年版；三好行雄等编《日本文学史辞典·近现代编》，角川书店1987年版。
⑤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页。
⑥⑦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7页。
⑧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载《时务报》第16～19期。转引自陈平源、复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⑨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⑩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11)《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12)本节主要参考了信夫清三郎著《日本政治史》第2卷，南窗社1985年版：梅棹忠夫等编《近代日本的文明学》，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西田长寿夫著《明治时代的报纸和杂志》，至文社1961年版；佐藤英一郎著《日本的近代化和教育改革》，金子书社1987年版；内川芳美等编著《日本新闻事业史》，有斐阁1983年版；《日本近现代史辞典》，东洋经济新报社1989年版；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秦绍德著《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冯夫瑜等著《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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