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媒体为中介的现代性：传媒与当代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当代论文,中介论文,传媒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3-0032-07
从19世纪中期起，当马克思、恩格斯和波德莱尔创作出他们的首批现代性草图时，新兴传媒——最初是通俗报业、摄影和电报，稍后是电话、留声机、电影、收音机和电视——已对其形成和发展的各种形式及变体至为关键。首先，它们自己本身就是重要的制度化形构和扩展中的产业体系，以各种各样的复杂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重要制度化形构与现代政体(社会团体和单一民族国家)的巩固相交。其次，他们对日常生活重组起着基础的作用，提供社会契约的新要点，紧密融合新的常规和仪式，并为重建身份和记忆提供新的资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作为组织和推进各种新的意义体系与表述并组织它们之间的竞争的公共竞技场，对大多数人而言，大众传媒变成了语篇论述、意象和阐释性框架结构的首要资源。他们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来试图理解他们自己也深陷其中的改变过程，并形成行动的策略；他们提供符号空间，在其中可以共同想象现在和它的可能的未来。如果我们接受现代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以媒体为中介的，并且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的，那么，不强调传播系统在构成其各种主要的制度的、符号的和经验的形式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加以定位就计划它的变革是不可能的。
经济、政体和传媒
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典型形式的现代社团的出现，与电报系统的扩展、电话的发展以及海底电缆工程完工而导致的传播网络的全球化进程相一致，新的电讯(电讯telecommunications一词以希腊词汇" tele" 命名，取其义“在远处”)基础设施在公司努力调整它们日益复杂的生产和官僚控制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使得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配所产生的因经营规模扩大得到的经济节约而有效地跨国运作。
同时，靠追踪竞争者和消费者的活动以及监控关键运作环境的变化，主要的国际新闻机构的扩张、商务新闻与分析的专家资源的出现，以及现代消费研究开始相互联合，共同为形成更有效的商业策略提供实质性资源。在现代性的年代，共同的成功，逐渐依赖于商业情报策略的掌握和对关键生产资源的控制。
由于从产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数字资本主义，传播系统对经济生活格外重要。在这个新兴的系统当中，传播系统既是新近丛生的关键工业的中心，又是逐渐统筹组织所有经济活动要围绕的首要的基础设施。
随着传播形式从模拟转向数字，传播公司的经济强势和相同领域的其他运作在近些年得到大规模的强化。数字化允许所有形式的信息——文本、声音、数据、静止的和移动的图像、真人声音——被编码、存储和用计算机通用语言传播——作为“0”和“1”的序列。这种表面上、欺骗性的、简单的技术革新为三个主要的通信部分——计算、电讯和文化产业(它们先前是被分别处理的)——的集成扫清了道路。这种连续的过程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心脏安装了一个金三角，构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巡回电路。在这个电路中，文化产业(教育、博物馆、艺术和大众媒体)提供符号材料。这些材料可以用计算机存储和操纵，并通过基于宽带电缆和卫星连接的新兴的电讯网络进行分配。
现在转向政治领域。我们会发现，在现代性时代，更多的关于政治变革的论述集中在那些单一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扩张上。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在英语里用连字号联结两个术语是不成问题、无可厚非的。他们表现这种连接时，是用像把两端铆接在一起的那种哑铃的铁棒构成单一的、坚固的实体。事实上，把民族和国家间的联系看成是吊悬在深谷上的摇摇晃晃的桥(时刻处于崩溃的危险中)会更有益。国家是声称合法的行政机构全体，在经过协议得到认可的领土上控制人民和社会组织。它们征集税收支撑公众投资投入重要的使用(尽管在现代被算作是“重要的”的其实一直是不断争辩的主体)；它们管理惩治犯罪的正义系统，维系着保障国内安全和稳固国防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民族是“想象中的社团”①，鼓励人们把自己辨识为归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群体。这些象征性的空间，不仅构筑在共同认可的共享的出身描述上和协议认可的成员资格标准上(通常是人种的，尽管不是专有的)，而且还建构在精选的声言要提取民族身份独特的精华品质的文化符号和礼仪上。
不止是把作为现代政治组织的中心单元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崛起视为一个平稳的过程，还要视其为想象性社团和行政机构之间的持久竞争的场所。大众媒体则是这个过程的中枢。借助同时提供共享的经验和共同的知识的使用权，民族报纸和后来的民族广播系统在发展民族身份要求的陌生人之间的团结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激活这种自我的感觉不仅仅是在大型的具有众所周知的固定形式的典礼上——国葬、引起共鸣的文化人物的周年纪念、盛大的体育竞技会，而且通过大量老一套的民族完整性的日常标志——印在报纸上的气象图、在电视演播室的装潢上连续不断地涉及国旗的颜色和构成。
确保发扬民族文化和提升民族身份受到大众欢迎，一直是现代国家政府在传播领域的重要目标。它助长了媒体专业人员在他们固有的自治领域长久地作战，并且国家也调动起传播系统来作为努力实现它们核心功能的重要资源。例如，现代战争的历史，不是武器装备变革的历史，而是准许部队和军械库配置到最佳状态足以抵御冲突的长期威胁以及传播系统不断进步的历史。同样地，国内安全也逐渐开始依赖于视觉监督系统的普及——从早期的罪犯照片和指纹，到今天的监控摄像头的覆盖面。而且，文件夹的日益计算机化，极大地增加了国家在储存、比较和查询医学、教育、金融和个体公民犯罪记录等全异的数据方面的能力。像社团一样，国家一直监控它们的运作环境，利用同一基础传播系统以求建构重要知识和消息档案。
然而，国家机密只是现在政治系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公众性。现代性的特征就是大众日益广为喜爱和参与到政治过程中。人们从隶属于一个王朝或皇帝(有资格受保护但服从独裁统治)变成公民(有权参与选择那些能制定他们同意被管理的法规的代表)。通俗大众媒体作为官方竞争争取公众支持和效忠的政府机关候选人的原则性场地，在这个场地中备选的政策平台得到呈现和受到辩论，公众机关的成就受到仔细审查，因而通俗大众媒体在市民和权力持有者之间的斡旋中起着枢纽的作用。
这种斡旋一直主要由纵向联合的、自上而下的传播网络来执行完成。诸如国家广播系统，素材产生于中央，散播给彼此间很少或没有联系的离散的家庭或个人。然而，现代政治也一直由横向联合的网络以各种重要的方式形成，每一个参与者都能潜在地消费和生产。现代政治动员的逐步展开和廉价媒体的流行使用难分难解，在现行的纵向联合系统外传播流通，包括小册子、影印品、视频带、传真和互联网站。
在纵向联合和横向联合传播流之间、在设法达成的和自然产生的政治参与之间、在层级体系和网状结构之间的联合与斗争，是现代政治生活史的中心脉络之一。
冲突的身份：消费者身份与公民身份相对
现代性在制度上的主要形构是提供给人们两个主要身份：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把人们作为有至高权利享受舒适、获取满意的商品市场的消费者和参与者来欢呼。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与此大不相同的是，大众政治系统宣称他们是公民，是道德社会的成员；在这个道德社会里，个人权利伴随着对维系共同利益作贡献的责任。消费主义通过拥有来捍卫和支持个人的愉悦和自我表达的地方，也正是受强调的公民的职责和权利的辞令共同承担需要和公共解决方案之处。作为产品促销的主要媒介，通俗商业媒体拥有吸引消费的特权，不只是直接地给一些名牌商品和服务打广告，而且还通过不那么明显的手段吸引消费者，通过庆祝各种生活方式——电影、电视、明星和庆典的新闻覆盖率——其中优质生活依赖于物质的丰富。商品坚持不懈的宣传效用日益挖空了现代政治领域，耗尽公民职责和权利的初始动力，把政治参与转换成了扩大购物，投票者支持那些把他们自己成功地标榜成名牌并承诺不用增加税收就能提高生活水准的候选人。
在消费主义促进与公民身份需求之间的矛盾，一直是现代传播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特别是在像英、美这样的国家，它们以民主拥护者的姿态出现。19世纪末，随着所有权日益集中和通俗报纸的财政生存能力更多地依赖于广告收入，把商业出版作为公正的政治信息和自由民主政治理论所必需的开放的辩论的重要资源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个愤怒的美国观察家在1900年就曾抱怨道：
报纸，一个卓越的公众机构，而不是私人机构……不应该被不负责任的个体所控制。……智能的和自治的社团居然是一心只想赚取利润的报纸的反覆无常和朝三暮四的无助牺牲品，真是很荒唐。②
一方面是私人企业的特权，另一方面是公民身份的文化权利，两者间的紧张状态以两种主要的方式引起注意：一是企图要求它们按照“公共利益”行为来调节管控私有媒体，二是创建市场轨道之外的公共通讯企业的各种新闻形式。第一种选择是美国的特点；第二种例子即英国的公共广播服务系统(英国广播公司)，它的投资来自税收，但其运作却和政府保持着距离。然而，随着这两个国家都朝着日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方向发展，以及与贯穿整个传播产业的各种利益集结的多媒体呈迅速上升势头，公众和私人利益之间与公民身份和消费主义之间的紧张状态再次加剧。
传媒与经验重组
现在我们再转到日常经验的层次。简要地看一下两个重要的领域，它们最近开始持续地吸引学术分析——时空的重组以及通俗文化中意象的向心性。
(一)变迁的空间/变化的时间
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经验的重要的协调搭配品。我们用它们去定位我们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校准我们与他们的贴近程度或相隔距离，衡量我们的亲疏行为和状况；在自传和历史间创造联系——看我们的生活展开在合理的公众事件和相对较缓的变迁过程的背景当中。
为了有效地工作，现代性在制度上的形构要求时间的标准化。钟表时间代替了生物钟，昼行性和季节性的节律成为衡量时间段的绝对标准。工作日的构成是去上班、打卡记录上班时间、工作、打卡记录下班时间。铁路的到来和共同的时间表的需求，促进了统一的民族时间网格的建立，取代了先前存在的无数的地方体系。在19世纪末，交易的商业利益最终确保了国际统一划分全球时区的协议——依据伦敦格林尼治时间来划分和测量。同时，时间的推移也在加速。价值附着于越来越小的时间单元，这个思想可浓缩于一个时下很流行的表达：“时间就是金钱。”工作稍迟，甚至只几分钟，就将导致收入损失。工作日期间的休息受到严格的管制。工厂管理的新系统依据“泰勒工作法”而确立，为加速生产，更经常地要求工人在同一时间框架中执行分派给他们的工作。
不只是通过对工作和休闲的资本主义重组，而且还通过通俗媒体促进的修正周期，这些新的时间体系得以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新的通俗的报纸，原本是被策划用来在上班途中或在午餐间歇时读的——假定一个很短的注意力时间段，然后提供标语式标题预告故事主题，相当短的说明，可能还有生动的图解。这些意象借助联系赋予意义可动性，同时起作用来反对写好的词汇的有序序列；通过冲破布满了铅字的稠密的页面为特点的早期报纸的窠臼，促进了新的通俗认识和记忆模式的形成。
社会的记忆逐渐停留在各种意象上。集体回忆事情曾经如何的方式逐渐演变为他们曾如何看待的表征方式。当柯达在1888年把世界上第一批便宜的快照照相机投放市场后，这种可视的记忆弥漫渗透了家庭和公共场所。讲故事的传统让位于家庭相簿，口述历史被转换成了时尚的炫耀。随着摄影的无处不在，加速了具有个性、具有独特风格的物质的衰落，而这是许多观察家视作现代性的特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对事物表面的迷恋是理解商品文化如何能够掩盖它在生产上的起源的关键。这种怀旧、鼓励隐瞒历史的能力日益得到对现实的固着和迷恋的强化。在这里，印刷业再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
过去通俗出版物是每日发行的，只是在每个工作日印的版本和为通常的休息日所设计的版本间有所区别。而日报“直到”当消息发生时转播消息的“那一刻”才销售，于是，成为第一家捕获突破性重大消息的报纸就成了报业竞争的组织的中心政纲。不断地强调即时性，随着直播电视中继站和24小时新闻频道的出现而日益扩大范围和加大力度。因为新闻根据离散的重大事件稳定和持续的连续性来组织，所以它提供了一个根本上不连续的叙述方式。它不能够阐释潜在的、隐含的过程的缓慢移动，而对这个过程的领会和掌握是理解真正的历史的关键。围绕新闻组织的媒体系统可能有丰富的信息，无数的发生的事件提供成批的数据，但在认识和理解上却相对贫乏。它不提供背景资料和阐释性框架来让人们产生联想、看到“广阔的画卷”、理解什么力量形成了现在的情势或能如何改变它们。
根本缩短时间，有效废除距离，并在两者间启动一个复杂的联系——空间联系的基本转变是随着19世纪40年代电报的发明产生的。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通讯从交通运输中脱解开来。信息不再采取物理形式——信件、包裹和礼物，而是使用塞缪尔·莫尔斯点与画的数字电码。它们主要非物质化了，通过空间作为电脉冲流“疾行”于导线上。
然而，从最初的电报到今天的电缆电视网络，有限通讯系统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缺陷。它们都要求物质的基础连线设施。这个局限在19世纪末被克服。当时，海因里希·赫兹发现有可能利用一部分电磁波通过大气传输信号，于是引导出无线通讯系统，为收音机、电视和卫星行业铺垫了基础。
这些电讯系统的发展也是因地而异。以市场为例，在这些电讯系统发展之前，在指定的日子，在协调同意的地点，人们来到一起(物理空间上)——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他们需要共同存在，当然，这种形式的市场会继续存在。但是，很多市场现在是无实体的，交易发生在通讯环节上，在从未谋面的参与者之间。关键位置不再是地点而是电脑空间，是连接买方和卖方的计算机的通讯网络。
然而，无实体运作的经验日益优越的特性不再局限于商业贸易往来或家庭购物，它现在已是社会关系的现代性重组的一般性特点。例如，紧随在民族间及跨越大陆的社会和地理流动加速之后，国内电话有助于弥补地理位置的日渐分离。现代性的特点是，大批人口流动，从乡村跋涉到城市，从小镇跻身大都市，漂洋过海大迁徙，希望逃避种族歧视和发现新机会。而电话调动了人类声音独具特色的个体因素并允许私人对话，它对维系跨越空间的亲密亲属关系和友情网以及根除距离的严酷专制起着重要的作用。
亲密性和距离的有效联合，也对围绕着明星系统建立的通俗娱乐的新形式非常重要。好莱坞电影业完成了美国流行乐开始的事业，充分公开，促进和鼓励观众变成追星族：认同明星们就像是与他们自身一样的人们——卑微的出身，应付着家庭生活的忧患和苦难；但也不像他们自身——明星们生活奢侈，充满魅力，激动人心。这就可能指向了一个新的开放的消费体系。你也许不能成为一个明星，但你能在当地商店购买他们穿过的价格适中的各款衣服或他们用过的物品。
宣传推广明星的公众系统因而鼓励一种奇特的、错位的亲密性。人们感觉他们了解这些他们从未遇到过的明星。尽管这些明星缺席，却非常的重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而且成为欲望和遗憾的有效聚焦点，并经常只意会而不言传。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正是因为威尔士戴安娜王妃被拥戴为明星，她突然的死亡才如此深刻地触动了许多人，全世界的电视转播站都转播她的葬礼，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全球传播网络如何能跨越遥远的距离构成陌生人的虚拟社团。这些聚会只昙花一现的事实，并不能减损它们作为连接历史自传链的链环的力量。例如，我所知道的我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能准确地记忆当他们听到披头士(the Beatles,甲壳虫)合唱队的灵魂人物约翰·列侬被枪击时他们身处何地。
(二)新的观察方法
戴安娜王妃的去世让我想起现代性的经验重组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对这个特征我已经略微谈到——意象的向心性。戴安娜王妃算得上是世界史上出镜率最高的妇女，当人们建立个人的圣殿纪念她的死亡时，中心装饰品往往是有她图片的杂志或报纸，围绕着蜡烛和花环。
这种意象作为公众和个人宣泄情感的使用方式根植于机械地再现和通俗的表达这两个非常不同的联系中。以路易斯·达盖尔为例，开始他是为剧院画风景，到最后发展了一个透视画展览(类似现在幻灯片的一种利用灯光变化产生各种各样效果的画片景色展览)。人们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面对一个巨大的影像，70英尺高，45英尺宽，填充了他们的整个视觉领域。可能是座山的景象，又或者是大教堂的内部。盯着它几分钟后，座位就旋转，然后他们就转到了第二个场景。当时，他因这个受到广泛欢呼的奇观而著名，但现在他是作为早期摄影程序的发明者之一而留存于人们的记忆。
法国政府购买了这项专利，并给予他终身退休金，把他的发明作为一项新的科学工具推广，就像是推广能捕捉以前从未完全精确地看到的细节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一样。这种镜头的影像，作为一项对真相的机械呆板的保证，为同时期的新闻业和初生的社会科学中出现的客观性理想提供了模式——记者和研究员立志要变成人类的照相机，全面地摄下未被偏见或党派性污染的那个社会世界。尽管伪造和弄虚作假不时打断摄影业后来的轨迹和速度，但仍然存在强有力的假设认为影像比语言更真实。然而，这种信念的生存活力依赖于摄制影像时的条件。
权力持有者很快意识到大众政治的兴起启动了获取大众支持的竞争机制，这要求他们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和有吸引力的意象。如我们早期注意到的，就像是为了源源不断从新生产线涌出的名牌日用品打出的新广告，他们在新的政治市场靠巧妙地处理他们的形象和露面推销他们自己。他们看起来像什么变得比他们代表什么更重要。随着这种趋势发展，把政治从娱乐性行业分离开来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政客们变成表演者，并且是热望成为政客的表演者——精心培育出一个适于销售的外表要求营造无数的出镜机会，精心设计汇编出一个能引起大众共鸣的通俗档案。
但是，在当今世界，协调组织的推销活动不断地被无固定职业的摄影师偷拍的影像所毁坏。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一种小型轻便的不需闪光灯就能在自然光下摄影的照相机投放市场，使得新闻摄影师们捕捉政客尴尬时刻和不雅姿态的那些有强烈冲击效果的影像成为可能。这些非官方的影像允许观众在幕后观看，曝光那些通常隐藏的后台区域，揭示了权力持有者们没有“化妆”的一面。
达盖尔的透视缩影是第一批现代沉浸(immersive)环境之一。它屏蔽掉了所有外部的参考点，并纯粹通过他投影的影像的规模鼓励人们进入描绘的场景。观众不再被分离开去，不再只是坐在外面看影像，影像填充了他们的整个视觉领域，他们就置身其中。这种在平行和升高的现实里沉浸的体验比日常世界更真实。这是一个超现实，后来被归纳综合推广为一连串完整的环境系列。这些包括新型百货商店和世界贸易市场，以及稍后的大型购物中心和沃特·迪斯尼倡导的主题公园。但正是照相机的产生才在日常体验的中心安装了沉浸(immersion)。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形成的好莱坞电影的典型风格迅速成为美国最成功的文化出口产品之一，特别是成为这种新的观察方法的有效工具。用这种电影风格邀请观众见证，显得是“自然地出现，但又仍然隐藏了存在的行为”。演员们只是留意彼此。他们永远不在屏幕外看观众来打破幻象。但是，观众不只是像看绘画一样看影像，他们被银幕吸引。在摄像机的背后他们进进出出于剧情当中。从全景投影、全场观看、长镜头到近距离特写，以及令人喜欢的推拉镜头的灵活性。坐在黑暗的影院里，没有外部的参照点，日常生活中的强制约束都被去掉了，新的展望在眼前打开。德国文化评论家瓦尔特·本杰明在他1936年的一篇论文中捕捉到了这种从世俗当中释放的感觉。
我们的小酒馆和我们的大都市街道，我们的办公室和装饰家具的房间，我们的火车站和我们的工厂似乎绝望地锁住我们。然后电影来了，十分之一秒就用这个炸药分崩离析了监狱般的世界。所以，身处漫长广阔的毁灭遗迹与残骸当中，我们安静地开始了我们喜爱的冒险旅程。③
沉浸依然被拓展，更远更深，直到当前的计算机游戏的一代来临和对虚拟现实环境的第一批原始的劫掠，而且还在进一步拓展。观众幻想移动穿梭于产生三维空间的计算机，不是作为照相机的附件——像在照相机里——而是作为不受约束的演员，有能力控制和处置重大事件。
然而，持续地在平凡的现实和虚拟空间的拔高现实中来回穿梭的基本体验，实质上和达盖尔的西洋景透视画展览中顾客付费进去观看的道理是一样的。在现代世界，我们同时生存在真实与虚拟的来回穿梭中(穿梭于理想与现实间，奔波在真实与虚拟中，生存在梦想与世俗里)。
传媒和现代性文化
要使这些变迁中的与经验相匹配的设施具有意义，并让制度化生活的转化所启动的变革具有意义，这取决于那些描绘的词汇库、表现象征的体系和文化系统中心的阐释框架的使用权。
许多现代性文化作家把这一重要运动视为宗教系统的衰落，把科学世界观的确立作为思想和信念的枢纽。反过来，进而认为科学为现代性掌握“进步”进程提供实质支持，科学原理对科学技术(能够管理控制自然界、社会生活和人类心理健康的技术)的持续应用将确保未来会比过去更好的假设以及进步与改善。不幸的是，这种估计很大一部分是从精选的证据得来的，而且主要是从精英文化资源中拣选得来。然而，当我们看通俗媒体文化时，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复杂、充满着竞争的画面。
尽管现代科学的崛起打破了宗教对于世界观的垄断，它却从不曾完全地取代宗教。正相反，实证主义坚持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分意味着它只能宣讲生活的机械结构而不是它的意义。此外，科学方法承担的驳斥的核心职责意味着即使它的最轰动的概念变革只能被认为是临时的。它自身实践用不断变换的沙地替代了确定性的实地。正如克里斯蒂娜·加西亚的小说《艾知由姐妹》中的动物学家沮丧地注意到的：“科学是条飘动在未知黑暗中的准绳，不断地接近它还未从它已经部分地揭示的部分当中得知的部分。”④ 科学在与伦理问题交战时的无能打开了一个实质性的空间。通过这一空间，宗教能重新进入感觉的通俗结构中。
拿报纸来举例。猛一看，新闻报道完全站在科学这一边，每日提醒发布真理的客观性，在铁一样事实的法庭中可以接受检验。但是，新闻报道也是故事，还有那些印刷在通俗报纸上的故事，特别是如果它们涉及犯罪，便不断地利用宗教框架，套用人们熟悉的圣徒、魔鬼和获救的罪人的角色。此外，这些叙事都被占星术专栏包围，重申宗教的命运和预言等概念，而且还有讣告，其措辞不断地暗示一个不可检验的世界与来生。
离开现代性？后现代的错误
如果我们意识到连续性以及突变的强大力量，并且如果我们重建传播的多学科研究，恢复它在现代性的社会和文化分析研究核心中的公正地位，我们就能理解当代生活。即使我在这儿只提供一个非常枯燥和苍白的素描，我希望我提供了充足的例证使你信服，认真接受这个论点，把它作为未来研究的可能的轨迹。然而，我的论点是同一些人全面矛盾和抵触的。那些人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现在正离开现代性时代而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后现代时代。
后现代性的支持者很容易就能接受传播方面的革新对当代变革非常关键的观点。正相反，许多人把新的数字通讯系统视为首要的变革引擎。这个观点的更激进的版本甚至更普遍地承担技术决定论的所有问题。他们从革新出发开始询问“他们可能做什么”，而不是从现存的社会条件和权力模式出发询问“这些嵌入内部的结构可能怎样组织配置和实施这些革新的种种方式”。任何名副其实的社会学的解释都必须将变革融入背景中来研究。例如，在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数字媒体的出现与日益加速的私有化趋势相一致。那种把关键性资产(诸如电讯系统)从公众拥有转换为私人拥有，并且依据消费者付费(新的合作企业决定的价格)的能力设置有条件服务的使用权的做法，明显划分开了传播中的贫富不均；而根据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来配置使用转播设施的使用权，也精确反映出了税后收入的不平等。人们因此不得不问，是谁置身于新的数字文化里？谁又被排除在外？这是个普遍的社会条件还是只局限于特权阶级的体验？
我们可以把传播系统正在进行的集体捕获信息赢取群众的活动看作是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如同18世纪英格兰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农场经营者竖立栅栏圈地。因为，新的数字文化的首领们正圈定用语言、艺术、音乐、行动来表达、交流的领域。后现代作家们认为后期资本主义的核心资产是思想和专门技术，而不是土地和工厂，这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些资产仍然是有价格的商业交换的商品，而不是供每一个人共同分享的公用品。
诚如人们早就注意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里，从揭示商品来探索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他提醒，那些看似清白无辜的表面，其实隐藏着生产过程中的剥削和剥夺。商品越是诱惑地熠熠闪光，这段黑暗历史就越是强有效地隐藏在后。我们居住在一个全球经济系统当中，共同的修正依然是重要的动态因素。的确，最近这些年，资本主义相当地扩大了其影响，更深入地渗透进重要经济当中。但是，如果我们坚持透过现象看本质，揭开被表面现象掩盖的内容，所作出的分析要比以前更相关和中肯。而后现代主义者无意于此，因为他们不接受除了表面以外的任何东西。对他们而言，你所看到的就是存在的全部。他们是经验的现代性饱和度在意象方面的牺牲品。
接受这个后现代的地位也就否定了采用适当的历史观察点的需要。后现代主义是没有惯性解释的突变和狂欢的庆典。像新闻系统一样，它总是严格不懈地捕捉当前的现行思想。它聚焦在重大事件上，但忽视法国历史学家费迪南德·布朗代尔称之为" longue duree" 的东西——在长长的时间环上展开的根深蒂固的各种变化的缓慢移动的趋势。因此，它不断地呈现连续的突变，仿佛它们是空前的新奇事物。我希望，我在此所论述的足以令你信服——探究在现代性构成中传播的重要性不只是历史兴趣所在，而是培养更好的领悟力来理解当代状况和变迁动态所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
注释：
①Anderson,Benedict.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Verso.
②Wilcox,Delos F.The American Newspaper:A Study in Social Psycholog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July,pp.56—92.
③Benjamin,Walter.Illuminations London.Fontana Books.
④Garcia,Christina.The Aguero Sisters London.Picador,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