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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理性主义的论点确实击中了片面的抽象理性主义的缺陷和不足，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人的本质和生存状态，对于全面认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指出旧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和缺陷是一回事，彻底否定理性主义则是另外一回事。认识到片面理性主义贬抑非理性因素的错误性，并不是贬低理性的理由；认识到人并非完全是理性的，并不是说人在本质上是非理性动物的理由；认识到理性自我解构，也不是否定理性自我肯定的建构功能和代表人类精神发展趋向的理由。我们需要全面的理论分析，而不是用一种极端对抗另一种极端，用一种片面取代另一种片面。
非理性主义在其形成和发展中，确实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非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则是有害的。非理性因素在我们的精神结构中的存在，并不是非理性主义成立的根据。我们将在此对某些非理性主义的观点，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批判。
人的本质不是非理性的
我们认为，非理性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指出了人性结构中有非理性因素，也不在于它肯定了这些因素对我们有积极的作用，而是在于它把这种因素当成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则，把非理性的性质当成了人的本质。
不错，人的确有各种难以启齿的情欲和冲动，在这点上非理性主义者是诚实的。非理性主义克服了道德和本能的二元存在及其抽象理性主义人性论的虚伪性，因为抽象地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也就排斥了人身上非理性因素的存在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说，非理性主义是试图恢复人的存在状态的完整性。不可否认，每个正常的人都会有种种本能的欲望和许多无意识的冲动在起作用，或许理性主义者的欲望一点也不亚于非理性主义的主张者。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有本能和情欲，那他只不过是一个动物；只有当他按照理性规范和理智的态度去驭使或实现这些本能欲望时，他才是一个人。这就是说，情欲和本能只有与人的意识、思想和信念相互适应时，它们才能是人性结构中的一部分；脱离开思想、意识和信念的本能欲望，只能算抽象的动物本能或欲望。譬如人大都有发财的欲望，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去实现目的像人呢，还是通过抢掠、欺诈和偷盗等巧取豪夺的非法行为才像人？实际上，人们的日常语言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人们常说那些强奸、乱伦、杀人和欺骗行为是兽行，甚至说这样的人“狼心狗肺”，禽兽不如。人们的这些话语，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据的。
情欲活动是一种本能的生命活动，因而带有非理性的狂暴性和原始性。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按自己的私欲行事，没有任何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没有任何理智的态度，那么人类就真的像霍布斯所描绘的“自然状态”了。在这种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时刻准备扑上去咬死对方，同时又要提防葬身他人之腹。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以理智的态度来限制本能的东西，用社会的理性规范个人的行为。实际上，连非理性主义大师弗洛伊德也认识到自然本能不能放纵，而应疏导它们使之升华为文明。虽然弗洛伊德强调人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本我”，但仍认为精神分析学是一种使理智的“自我”能够逐渐征服本我的工具。这事实上已经承认：人之所以是人，就不能完全诉诸于本能、情欲和冲动。
过度地渲染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过分地贬低理性的作用，不仅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在生活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缺少理性思考的审慎，失掉价值理念的约束，必然会导致现实生活中道德水准的沉沦。某个中国非理性主义的信徒曾经说过，对人性来说，理智和道德只具有消极的性质，因为它们压抑人的情欲和冲动。可是，即使我们承认这个命题有部分合理性，那也不是我们可以放纵情欲，任由本能冲动支配的理由。事实上，文明正是伴随着人的自我约束而产生的，它也伴随着人们自律的理智程度而发展。是的，马克思主义承认，恶和情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但是，恶（情欲）只能以符合人的活动方式表达出来时，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例如，资产阶级是打着“自由”的旗号，来为自己的发财欲开辟道路的，“勤俭”也曾经是资本积累的一件外衣。如果没有这些符合人类活动方式的口号和外衣，我们就很难想象资本主义会战胜封建主义。我们可以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性，但我们也承认资本主义毕竟比封建主义更合乎理性。
无论如何，完全的放纵并非人的本性，人性是从约束自己的动物本能开始的，文明的升华是与对本能冲动和原始欲望的一定压抑相联系的。孔子是这样看问题的，维柯和霍布斯也是这样看问题的。甚至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非理性主义者弗洛伊德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历来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至少理智、思维和逻辑性推论是人性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以说理性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明显标志。我们不是由于比动物有更多的本能，而是由于比它们更善于思考才成为人的。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理性并非人的本质之所在，因为理性本身应当在人们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找到自己的基础。但理性毕竟是历史中的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而日益人化的产物，非理性的本能和肉体的欲望则不必要有这个人化的过程作前提。这就是说，与非理性因素相比，理性更属于人性化的东西。理性虽然不是人的本质，但它是人的本质的一个明显表征。
如果说人性在结构上由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共同组成，而理性则是这个结构区别于一般动物性质的表征，那么认为人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观点，就是毫无道理的。如果说人的本质只是生存意志、性欲，生命力和本能冲动，那么人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人与一般动物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讨论人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了。人与动物身上都有非理性的因素起作用，但不能因此说人同动物一样都是非理性的。正如大楼是由砖石垒起来的，但不能说楼房仅仅是砖石。
显而易见，在讨论人的本质问题时，还原论的方法是不足取的。人在生物性上当然可以还原为动物，但是人有超出一般动物的地方。如果只按还原论的方法来考察事物，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可以还原为物质，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讲无机物与有机物、植物与动物以及不同动物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即使在动物之间，鱼、鸟、虫、兽也有各自不同的生物结构和形态。可见，不能因为人身上有肉体本能就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本能和冲动。有机物以无机物为基础，但有机物有区别于无机物的性质。同样地，人以动物属性为基础，但人有区别于一般动物的地方。在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性质中，理性就是一个明显的表征。
理性代表着人类精神发展的趋势
非理性主义者以人的理性在量上只占人的精神结构的很微小的一部分为理由，断定人的心灵和行为都是由非理性的因素支配的。因此，非理性的观念或世界观才是合乎人性的，而理智与科学却常常是外在于人的本性的，并且往往压抑人的本性。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且不说在人性结构中，理性和非理性各自所占比例，究竟孰大孰小。即使我们承认非理性主义的推论前提——理性只是人的精神结构中的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是巨大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那也不是否认理性对人类特殊表征意义的理由。到目前为止，人类的理性纵使仍然很幼稚，很微小，但总要比动物身上处于萌芽状态的“理性”大得多。正因如此，代表人类精神发展方向的，是理性而不是非理性。人类历史的进步，靠的不是本能的增强，而是理智能力的提高。自人类起源以来，人的本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理智和思维能力却有了巨大的改观。实际上，人们的理性认识能力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减少人们对本能的依赖。可以说，作为生存欲望和本能活动的非理性因素，是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而理性则与人类的进步成正比。
有人认为，理性和非理性的发展是成正比的，或“并驾齐驱的”。简单地这样说是难以成立的。一是因为并非人的所有非理性因素都能与理性一同发展。能与理性一同发展的大概是直觉和灵感，但这种发展往往是专业化训练的结果，如高素质的科学家对科学发现有直觉能力或富有这方面的灵感，但他们未必对其它领域有这种能力。而且，一般说来，科学专家往往在他的非专业领域中，缺乏本应有的本能反应能力，因为他们所具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中介起作用，从而抑制了他们的非理智能力。在非专业领域里，他们的表现往往使一般人觉得好笑，这方面的逸事是非常多的。二是因为大多数本能和非理智能力确实因理智特别是理论和技术能力的提高而下降，我们的嗅觉、听觉能力比我们的原始祖先差，甚至依靠现代诊断仪器的医生，其临床直觉能力也比不上那些缺少仪器的同行。
还有人基本完全认同西方非理性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直觉等非理性因素是认识的本源和途径。在他们看来，“理智从属于直觉，直觉是一种最高级、最深刻的认识形式。”〔1〕这是我们不能苟同的。 因为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那就等于现代人的认识能力低于古代人，人的认识能力低于动物，而高等动物的认识能力低于低等动物。事实上，人类主要不是靠直觉，而是靠理智能力，才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之花的。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使其直觉等非理智能力服从于理智，他就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文明的人。我们绝不否认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我们绝不把非理性因素视为人的根本性的东西。
当然，我们知道，直到现在，人的理性能力仍旧不能完美地解决所有问题，然而世界的复杂性正是理性发展的动力，也是理性存在的合理根据。人的理智毕竟一步步地把人类从原始状态带入了文明社会，并进而让我们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见证人。人类从一种机体相对弱小的物种，一跃而成为地球的霸主，这全靠了人们的理智能力的发展。而拥有坚牙利爪并凶猛无比的老虎、狮子，却成了濒临灭绝的动物。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一点点地积累起理智的火花，那么我们很可能仍旧是游荡在森林里的猴子中的一种，并时常被凶猛的大型食肉动物所追杀。我们的本能力量，怎能与虎、狮、豹、熊等动物相抗衡？能安全地躺在舒适的床上，而不必提心吊胆地防备猛兽的袭击，这多亏了我们有理智和思维能力。
如果说理性在人性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依然很小，那只说明我们脱离动物界的时间相对说来还不够长，至少有文字的历史才只有数千年。随着人类历史的往前延伸，理性在人性结构中的比重应该而且必然愈来愈大。婴儿很小，但他们更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晨曦；老年人体重再大，但却面对夕阳西下的苍茫暮色。无论理性目前还多么微弱，它都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成长的部分，代表着人类自身素质提高的方向。当然，人类永远无法脱离其动物基础，因而人也就永远不可能丧失其本能的力量。但是本能的力量却不能代表人类进化的方向。因此非理性主义者关于非理性因素在量上超过理性的论述，并不能驳倒理性是人的本质的主要表征这个事实。
不能把理性仅仅视为一种工具概念
把理性只当成某种与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力无关的外在性工具，是抽象的片面理性主义留给我们的一个沉重包袱。抽象理性主义只把理性当成认识世界的工具，它不懂得认识着的理性本身就是人类理想观念的投射。正是因为人们带有改造世界的实践理念，我们才去进行认识世界的理论活动。理性活动的动力主要来自带有自觉理性意识的实践活动，因而理性本身也是能动的，而不只是某种僵死的认识工具或概念形式。形而上学理性概念的消极性质，并不能说明所有理性概念都缺乏能动性。
非理性主义者抓住了抽象理性主义工具性概念的要害，但却把这种消极性归结于理性本身。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情欲、本能和生命冲动的推波助澜，任何理性都不可能成为积极的现实理论活动。
我们承认理性活动本身不是完整的能动力量，但是这种活动的能量主要来自人们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基础上来说，主要来自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不同，它受自觉的意识支配。由此可见，现实的实践活动和理性是互为前提的，二者的相互支撑和循环促进，就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没有理性意识的活动不可能是实践活动，而没有实践基础的理性也是空洞的。没有理性指导的实践和没有实践依托的理性，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也承认理性活动的背后往往有一些非理性的推动力量，但这不是理性的根本基础和主要动力来源。如果说非理性的本能、情欲和原始生命力是理性活动的力量源泉，那么为什么其它动物不能创造出文明来？显然，人的本质力量不是来自非理性的本能，而是来自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劳动及其它实践活动。
即使我们让一步，暂且承认理性仅仅是一种工具，自身缺乏动力。但是，那也不能否定理性或理智活动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理性是工具，那么它也是一种本质性的工具。有了这个工具，人类才一步步发展起来。生存意志也好，性冲动也好，几乎任何动物都有，而且有许多动物在这方面丝毫不亚于人，但是它们都无法使之升华为文明。人类之所以进入文明并成为这个星球的“霸主”，恰恰是因为有了理智能力，尤其是有了进行理性活动的“工具”——语言符号。借助于语言，人们就能够把分析的、可理解的知识积累起来，使盲目的本能活动变成了受理性意识支配的实践活动，使任意的冲动升华为文明。即使再狂妄、再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者，也不得不依赖理性工具才能阐述其观点。语言文字绝不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们是可分析、可理解并且具有普遍性含义的东西。语言是理性活动的工具。非理性主义者们只有凭借工具（他们说理性仅仅是工具）的工具，才能从事反理性的活动，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啊，工具太有用了！
人文精神应当是一种理性精神
由于抽象理性主义者把理性变成了缺乏理念的工具，非理性主义者就接过这个看法，认定人生的目的与理性无关。他们认为，人生的目的与理性毫无关系，生命的目的只与非理性的力量相联系。
有些人甚至断言：反映人的本性、需要和愿望的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和理性思维是格格不入的；近代以来，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的理性“沙文主义”抑制了人文精神的健康成长。根据这种看法，似乎人的精神可分为科学的理性精神和生活的人文精神两个方面，二者具有不同的思维逻辑。科学考虑的世界是什么，人文思想回答的是怎么样的世界才是适宜人的生活的。当代的人们只顾自然环境和周围世界的客观属性，从而忘记了人的需要。
我们认为，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人们的精神活动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其思维过程都要合乎理智思考的规范即逻辑性。当然，合乎逻辑并不保证思维的真理性，但这种现象在科学分析和人文分析中都存在。绝不能认为人文学科不必遵守思维的基本规则，不必受客观逻辑的约束。人们的精神活动（主要是思维活动）是单一的过程，即“我思”，变化的只是精神活动的对象，即“我思之对象”。我们不是用两种精神去思考科学和人文问题，而是用同一种精神思考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当你用科学的思维去认识自然对象时，那就是自然科学；当你用科学的思维去思考人文社会问题时，那就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有人可能要问：如果不能区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那么为什么人们能区分科学精神与非科学的宗教精神？我们认为，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都同样是人的精神活动，不同的是前者是依据合乎科学思维规律的思想方法来思考问题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中，人们是按照神秘的和不合乎科学的思维规律的思想方法来看世界的。用科学的精神去认识人文社会问题，就是科学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反地，用神秘主义或其它非科学的精神去看待人文社会问题，就不是科学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科。
其次，不仅人文学科要考虑人的需要，要探讨人类的理想和未来，科学技术同样起源于人类的基本需要。众所周知，现代科学恰恰是因满足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现代科学技术在几个世纪中也的确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绝不能认为科学与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的基本需求无关。那种认为科学技术大大恶化了人文环境的观点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是古老的“黄金时代”不断退化的神话的现代翻版。人们的生活更舒适了，传染病减少了，预期寿命更长了，社会也更文明了。而古代美好的田园生活只是人们的一种现代思乡病，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一遇天灾，就会导致饿殍遍野；碰上瘟疫流行，人们也是束手无策，任其肆虐；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更让人喘不过气来。也许有人说：现代人的物质财富是多了，但精神生活萎缩了，“人文精神失落了”。事实真的如此吗？在过去，生产力水平低，人们不得不把几乎全部时间和精力用来填饱肚皮，哪还有闲情逸致思考人文精神问题？劳动人民深受压迫和剥削，面对饥寒交迫来欣赏田园牧歌，谈何容易？农奴特别是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的现代子孙居然认为他们那个时候更有人文精神。事实上，正是现代科学技术为人们创造了相对富裕的生活条件，才使有些人有时间谈论现代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我们认为，现代的人文精神绝对不是比封建主义社会或奴隶制度下少了，它只是与我们所理想的境界还有差距。人文精神主要是更应发展、更应升华的问题，任何往后看的做法，都是非历史的和过分浪漫主义的幻想。
再次，所谓人文精神应当是超越动物性本能需求的东西，而这一点恰好与理性思维的特征相一致。思想，就是考虑现状及怎么样才能使其变得更好。其中“想”字，就意味着想往比现实更美好的状态。屈原在《楚辞》中说过：“闻省想而不可得”。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赋有这样的诗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显然，思想就有超越现实的理想成份。在西方语言里，思想（idea）和理想（ideal ）也有共同的词源。科学的理性思维，不仅不与人文精神相悖，而且是这种精神不可或缺的成份。人们正是因为有了科学的思维，才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才有了人文精神。只有当人们超越了非理性的本能时，人文精神才能出现。否则，不就等于说，越是低等动物，越是富有人文精神吗？
非理性主义者认为科学理性不属于人文精神的范畴，其主要理由是非理性的本能欲望才属于人生的目的。我们认为，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理性不属于人生的目的，那么非理性自身也不属于这个范畴。占有欲和性欲都不仅仅是人所具有的欲望，这样的目的只是动物性的目的，而不属于人之为人的目的。在人身上，本能欲望的满足须受人生目的的制约，这些欲望的满足应当有利于人的存在、生存和发展，应当有利于人过某种有积极意义的生活。如果说非理性情欲冲动是目的，那是因为这些因素是人的生存状态的一个方面。然而，人的生存状态不仅包括意志、情感和本能，也包括理智和思维在内。这样推论的话，理性自然也是人生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理性的人，至少不是完整的人。
有些人还认为，科学理性必然导致物质主义的流行，人们驰骛于非自然的人造物品的追逐之中：更豪华的汽车、更舒适的游艇、更大的别墅、更多的金钱……如此等等，岂有它哉！人们关心的只是物质财富和感性享乐，而忘记了人的精神使命和追求。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一是，物欲横流，一般说来并不与理性相联系，感性享乐恰恰是人们沉溺于本能欲望等非理性追求之中的表现；二是，理性思想本身就带有理想和超越现实的含义，理性更代表人们对更完善、更美好境界的追求。
又次，当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某些消极后果，确实不同程度地危害到了我们的人文生存环境，我们不应对此采取鸵鸟政策。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消极后果并非理性本身的必然产物，而是人们不能完全科学地认识技术活动的结果的产物，比如，最初人们就没有认识到工业废气对大气层的破坏性。另外，有些消极后果也是人们不能理性地使用科学技术的结果，比如像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日本侵略者，拒绝理性地考虑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诉诸于疯狂、兽性和原始的野蛮性，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从事非理智的活动。环境污染，是我们的科学还相对不发达的衍生结果。对环境的破坏并非始于现代科学技术，原始的刀耕火种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大。现在环境退化严重的地方，往往不是出在发达国家，而是出在像非洲这样的发展中的国家。事实上，也不是只有人才破坏环境，动物，如山羊、野兔等等，对植被破坏和沙漠化负有责任。人正是因为有了理性，才能意识到环境污染的问题，并不断寻求改进的措施和方法。动物只管破坏，从不思考未来生存环境的问题。而毁灭性武器用于种族灭绝和侵略战争，则是一部分人缺乏理性的结果。诉诸于非理性并不能避免现代毁灭性的战争，相反地，只能导致更危险的后果。比如，按尼采的“权力意志”或弗洛伊德的“本我”行事，这个星球就会变得更不太平。众所周知，希特勒与尼采有着精神上的血缘联系。
我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或按某些非理性主义者所断定的“理性”）所带来的问题，也只能用理性的态度才能逐步加以解决。面对全球性环境的污染、雨林的减少、土地的流失和沙漠化以及人口增长的压力，单凭激愤和冲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问题的解决，要求全世界各个国家理性地协商和对话，要求不同利益集团的人能相对理智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共同维护地球这个人类的家园。同样地，面对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威胁，人们绝对不能诉诸于野蛮、疯狂和非理智冲动，只有靠清醒的头脑，增进交往与了解，才能实现军备控制和逐渐销毁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目标。希特勒式的疯狂，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教训，疯狂只能带来毁灭。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人们必须也应当采取理智的态度，以期维持整个世界的相对平衡和安定。
理性并不能被彻底消解
当代的所谓“后现代”非理性主义者认为，不必等待外来的批判，理性自身在操作过程中就把自己消解了。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让理性消解自身，实际上就已经承认了理性的有效性。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是要论证理性的毁灭，这就是说理性是无效的，可让理性自我解构，这不等于说理性是具有真实的功能的吗？正如J.马什所指出的，“后现代理性批判能够摆脱理性基础之前就破坏了它的基础。”〔2〕这就是说， 论证理性的自我消解本身就陷入悖论之中：论证理性的自我消解，也就承认了理性功能的有效性。要么承认理性的有效性，要么放弃让理性自我摧毁的企图；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其次，后现代派强调的“解构”、“破坏”、“反独断”、“批判”、“怀疑”和“差异”等等，并不是与理性水火不容。实际上，理性除了肯定和建构功能之外，也具备否定的结构功能。自启蒙时代以来，理性主义一直强调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它们对一切“神圣的”教条和陈规陋习持强烈的和毫不妥协的否定态度。在康德之后，西方理性也纳入了反独断论的成份，后现代派只是形而上学地割裂了理性的肯定与否定两个密切联系的功能，使其绝对地对立起来而已。他们是用理性的否定性对抗其肯定性，用理性的相对性否定其有绝对的成份，用理性的过渡性完全排斥理性的确定性质。殊不知，理性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同理性的肯定性和建设性是相得益彰的。让理性在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中完全消解它自身的策略，是不能实现的。
理性能自我解构，恰恰证明了理性的存在及其优势。能自我解构的理性是可以不断自我修正和自我调节的，这样理性就可以伴随着历史的步伐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重构。从发展的角度看，理性的自我解构与其说是摧毁了理性，不如说是强化和发展了理性。理性只是消解了它的具体的和暂行的形态，并不因此而摧毁它本身存在的权利。
再次，后现代派所讲的理论摧毁也是虚假的：他们与其说让人们从“真理”的有限形式中解放出来，倒不如说让人对所有的理论采取消极的态度。按照他们的意思，既然我们无法获得严格的真理，那就应当对所有的理论抱漠然的态度，至少不要做真假判断。比如，罗蒂就说过：既然任何克服形而上学的努力都必定不战自败，那就让我们“终止所有克服形而上学活动，听其自然发展。”〔3 〕在后现代非理性主义者看来，僵化性和僵化过程从来都是由明晰所造成的，所以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应抱谦逊的态度，对传统和他人也要持宽容的态度，似乎在一种混沌模糊的状态下，才能保持灵活性和创造力。这就是说，人们应当游戏地对待所有的理论，不要相信任何理论的真理性。因此，我们认为，后现代派并未驳倒任何理性的理论，而是让各种各样的理论原封不动地存档；他们不对理论的真假和优劣进行判断，因为他们主张没有做这种判断的标准。
最后，虽然后现代非理性主义者强调“否定”，因而似乎他们的理论很有批判性，但是他们的学说即使有某种批判力，那也只表现在理论层面上，并不能触及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确击中了知识分子往往幽闭于理论和作茧自缚的弱点，因而他们要求知识分子应当进行自我启蒙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幻想，只要宣布一切理论都是游戏性的，就可以把人们从各式各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实际上是用理论的批判取消现实的批判。口口声声讲“反常话语”的罗蒂，却要求知识分子对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持温情和恭顺的态度。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理论协调，而不是现实批判。马克思呼吁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罗蒂却告诉人们：由于不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所以人们与其说应当改造世界，不如说应当适应世界。就对现实的态度而言，后现代派与其说是激进的，不如说是保守的和消极的。正因如此，罗蒂称传统的系统哲学是“革命的”，而他所代表的教化哲学是“反动的”。〔4〕同样地，自诩“颠覆者”的德里达也认为， 他的“解构”范畴与对现实的“破坏毫无关系”。〔5〕
总之，后现代非理性主义者企图让理性自身消解自身，使理性陷入自我解构的游戏性和不可公度的差异性之中，从而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但是，他们的策略并无成功的可能，由于他们把理性的肯定与否定、建设与破坏、确立与批判功能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并完全对立起来，所以他们所揭露的并不是理性的游戏性和荒谬性，而是理性被片面地割裂后的游戏性和荒谬性。
注释：
〔1 〕参见何颖：《人类认识发展史中的一枝奇葩——对西方认识史中非理性因素及其在认识中作用的考察》，见《求是学刊》，1988年第5期。
〔2〕J.马什：《后现代主义对理性批判的悖论》， 见《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3〕罗蒂：《战胜传统：海德格尔和杜威》， 见《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
〔4〕R.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369
〔5〕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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