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心理学：探究个体与环境关系的新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心理学论文,个体论文,生态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4)05-0043-12 个体与环境的关系一直是心理学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心理学研究者更多关注影响个体心理及行为的近端环境，如近身的物理环境、任务环境、人际环境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视野的拓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诸如气候变迁、经济走势、政治制度、宗教信仰这类更为宏观的社会及自然环境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塑造着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同时，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不仅仅是对外部宏观环境变化的被动响应，还能够反过来作用于塑造它们的宏观环境。在这种双向的共生关系中，人与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并彼此定义的社会生态系统。心理学研究者由此意识到，若要理解人的心理和行为，必须将其放在这一社会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社会生态心理学(socio-ecological psychology，或曰心理学的社会生态学取向)即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社会生态心理学的定义和特征 社会生态心理学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研究自然和社会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同时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又是如何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心理学取向，其主要目的是描述个体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和塑造的关系(Oishi & Graham，2010)。 社会生态心理学中的社会生态可以通过属性(自然—社会)和距离(近端—远端)两个维度加以刻画。首先，社会生态同时包含自然和社会环境。其次，社会生态因素相对于它所影响的个体心理来说可以分为近端因素(proximal factors)和远端因素(distal factors)，这种远近的划分在三个方面有所体现：第一是时间跨度，如早期生活史可作为远端因素；第二是范畴异质性程度，如贫困和睡眠缺乏都能削弱认知功能，但相比睡眠状况，贫困与认知功能的范畴异质性更强，是相对远端的因素；第三是系统层级，社会生态因素对应生态系统理论的微观、中观及宏观结构，大多数宏观因素对于个体心理而言是远端因素。社会生态取向区别于一般生态取向之处在于它强调一些宏观结构——诸如经济系统(如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情况和经济生活方式)、政治系统(如民主、社会平等)、社会和人口结构(如民族多样性、人口密度)、气候(如温度、污染、气象灾害)、地理环境(如地质条件)、宗教系统(如宗教类型、信众比例)——对于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Oishi & Graham，2010)。总之，社会生态心理学在宏观方面更加注重从整个社会生态大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微观方面又要将其影响落实到人的心理和行为层面。 二、社会生态心理学的实证研究 社会生态心理学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情境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态领域，在问题构想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异常广阔的空间，使得研究者在探究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因素时能够摆脱时间跨度上的限制，打破宏观与微观的藩篱，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寻找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的远端因素。本文在Oishi等人提出的五大系统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扩展，列举一些运用了社会生态心理学取向的研究范例。 (一)经济系统 与经济有关的种群生活史。一些心理学家已经考察了生活史中的早期经济生活方式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影响。如Uskul，Kitayam和Nisbett(2008)发现土耳其的农民和渔民相比牧民更倾向于整体性的知觉方式；Henrich等人(2005)发现以合作收益较高的活动(如捕鲸)为日常经济生活方式的社会成员相比从事合作收益较低(如园艺)的活动的社会成员在最后通牒游戏中表现出更强的合作意向。类似的，Talhelm等人(2014)发现主要经济作物的耕种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文化差异，主要表现为水稻种植区的个体比小麦种植区的个体更倾向于整体性思维，表现出更强的人际互依性。 与经济有关的个体生活史。有关贫困(资源短缺)的研究发现，贫困者表现出更多的短期行为(例如，Baumeister & Heatherton，1996)，这支持了Lewis(1959)提出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理论。由于贫困者这类特殊的决策和行为模式通常都与较低的自我控制有关，对此现象的一种解释是，贫困(或资源短缺)造成了个体用于自我控制的认知资源的损耗。Mani等人(2013)以印度南部Tamil Nadu种植甘蔗的农民(属于印度的低收入阶层)为被试进行的一项现场实验发现，收获之前农民在瑞文测试和Stroop任务上的表现显著低于收获后的表现，而之前一项有关长期持续的贫困状态与17岁时工作记忆受损存在相关的研究也支持了贫困造成认知资源损耗的假说(Evans & Schamberg，2009)。 宏观经济运行走势。人类个体也会对宏观经济的变化做出适应性的反应，“口红效应”(lipstick effect)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口红效应是指在失业率增加、经济活力下降的经济衰退时期，口红这类美容产品的销量却逆势增长的现象。有研究者对1992年1月至2011年4月美国失业率和5类产品支出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失业率增加时，人们会分配更多的支出在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方面；接下来的实验室实验中，接受了“经济低迷”观念启动的女性被试对能够提升吸引力的产品的支付意愿显著高于“一般时期”条件(Hill，Rodeheffer，Griskevicius，Durante，& White，2012)。与之相似，Baardwijk和Franses(2010)证明了美国经济学家George Taylor提出的“裙摆指数”对于经济走势的预测作用：他们细分了法国某权威时尚杂志上裙子的长度，并将“美国每年的所有月份里有百分之多少的月份处于衰退期”作为世界经济好坏的指标，结果发现，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裙子长度短，经济差的时候裙子长度长，若将经济指标后调3年后曲线拟合最好。类似的指标还有反映经济涨跌的“鞋跟指数”、“长发指数”，以及反映汇率变动的“汉堡指数”，反映失业率的“扑克指数”和“啤酒指数”等等。这些指数能够作为反映经济走势的敏感指标，也说明了整体经济运行状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心理偏好和行为决策。 个体心理对经济系统的反向作用。个体的特定心理行为被经济系统所塑造和影响，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系统的运行状态。McClelland(1961)就曾发现，1925年瑞典、美国、墨西哥和俄罗斯儿童故事中与成就动机有关的词汇数量能够有效预测这些国家25年后的经济爆发性增长。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媒体报道及总统就职演说中的乐观思维内容与股票市场波动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2007-2009年期间《今日美国》经济版中包含乐观思维的内容越多，1周及1个月后道琼斯工业股指下跌越多(Sevincer，Wagner，Kalvelage，& Oettingen，2014)，研究者推论认为，媒体宣扬的乐观情绪容易导致社会成员的工作懈怠，从而影响经济走势。 (二)政治系统 政治方面，一国的民主程度和社会平等程度与个体的心理特征存在相互影响。有关幸福感的研究发现，民主和幸福之间存在正相关(例如，Frey & Stutzer，2000)，而且这种关系是双向的：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有利于促进民主，民主继而提供更为广泛的自由选择，又会促进幸福感(Inglehart & Welzel，2005；Veenhoven，2000)；在人际信任的研究方面，Almond和Verba(1963)发现，民主建立时间较长的国家拥有比新兴的民主国家更高的人际信任水平；除此之外，公平的社会文化也会影响个体心理。Schyns(1998)发现性别平等与幸福感呈正相关；Inglehart和Welzel(2005)发现，倡导男女平等和外群体包容性的社会文化与幸福感正相关；在另一项实验室研究中发现，在实验中创设的平等型“社会”相较权威型“社会”更认为群体间攻击行为缺乏合法性(Falomir-Pichastor，Staerkle，Depuiset，& Butera，2005)。 (三)宗教系统 宗教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的润滑剂和缓冲垫。社会学家Durkheim(1897/1951)对于自杀的研究很早就发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容易产生自杀行为，普遍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如法国)和地区(如巴伐利亚)，比普遍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如丹麦)和地区(如德国北部)自杀率更低。但这一结论近期遭遇挑战，Deaton和Stone(2013)的研究发现，信教比例越高的国家，平均幸福感越低，美国各州的数据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同时，美国信教比例越高的州，谋杀率、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死亡率都更高。对此现象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笃信宗教的人们往往生活在低收入、疾病肆虐和个人安全感低的国度，或者是缺乏控制资源，因此公共服务低质低效的州。宗教提供了部分庇护，使得人们免于疾病和沮丧，并许诺更好的彼岸世界。当该国或该州获得了充裕的资源，能够为其居民提供经济和个人的保障时，宗教的笃信程度就降低了(Norris & Inglehart，2011)。 (四)气候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指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认为气候塑造了当地居民的性格，继而影响政体的形式。此后心理学领域产生了一些关于气候和心理之间关系的有影响力的研究。如Cunningham(1979)发现人们在晴朗的、凉爽怡人的天气里更加愿意帮助实验员填答问卷、给餐厅服务员的小费更多。针对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之后，平均气温较高的地区犯罪率显著高于那些平均气温较低的地区，月平均气温较高月份的犯罪率显著高于月平均气温较低的月份，甚至是在一天之中气温对犯罪率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Anderson，Anderson，Dorr，DeNeve，& Flanagan，2000)。气候和情绪及心理健康的关系也被反复研究，例如光照时间(一天中光照的时长)可以预测季节性情绪障碍(SAD)的发生(Young，Meaden，Fogg，Cherin，& Eastman，1997)，同时，人们在寒冷的冬天比在暖和的夏天消费更多的抗抑郁药物(Hartig，Catalano，& Ong，2007)。 近年来，雾霾成为了我国(尤其华北地区)首要的气象灾害。已有一些研究从特定地区的空气质量与自杀率及抑郁症之间的关系入手探求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消极影响。一项针对以色列Be'er Sheva地区的居民进行的调查(Yackerson，Zilberman，Todder，& Kaplan，2011)统计了2001至2002年不同时间段与自杀案例发生频率的关系，结果显示当东风肆虐时(PM10粒子的浓度高)，自杀率显著上升，研究人员同时对该城市精神分裂症发病率与风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温哥华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在气温较低的月份，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二氧化氮浓度和PM10的含量上升会导致有过自杀行为或自杀计划的患者数量的显著上升，同样，这些污染物含量的升高会使得更多患有心理疾病的患者前来就诊(Szyszkowicz，Willey，Grafstein，Rowe，& Colman，2010)。在韩国养老院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空气污染物中PM10、二氧化氮和臭氧三种空气污染物含量的上升会显著引发老人群体的抑郁情绪(Lim，Kim，Kim，Bae，Park，& Hong，2012)。另外，还有一项在加州某包装工厂进行的研究发现工人生产率会随着空气中PM2.5值的上升而下降，且PM2.5越高影响越显著(Chang，Zivin，Gross，& Neidell，2014)。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雾霾对于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五)地理 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希波克拉底、柏拉图到近代的博丹、孟德斯鸠、黑格尔，再到近现代的亨廷顿、布罗代尔和戴蒙德，都提出过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人文现象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观点，这些观点被统称为地理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抛开历史上对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争议和可能的误读不谈，社会生态心理学研究确实发现地理环境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存在基础性的影响。首先，在国家水平上，大量的跨文化研究已经发现诸如人格、自主、自我表达、价值观等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地理分布特点，主要表现为地理上接近的国家其国民表现出近似的心理特征(Inglehart & Baker，2000；Schwartz，2008)。其次，在地区水平上，个体心理特征在同一国家内也具有地域特点，例如，美国南部诸州集体主义较高，而西北部和西部高山地区集体主义较低(Vandello & Cohen，1999)。Kitayama等人(2010)从历史角度分析了美国个体主义文化形成的原因，认为早期西部边境地区居民的个体主义来源于当时人烟稀少、新异性强的环境。还有研究发现，美国北部地区的人们表现出高神经质，大平原地区州的民众外倾性更强，而一些西北部的州的民众则外倾性很低，同时，犯罪率、社会卷入、宗教性、健康行为、死亡率同样具有地域分布特点(Rentfrow，Gosling，& Potter，2008)。与美国相似，Yamawaki(2012)发现，日本作为集体主义文化的代表，在其文化内部也存在集体主义的差异，集体水平高的县大多数位于日本的北部和中部，而个体水平高的县则分布于一些政府管辖的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 (六)疾病和灾害 疾病。各种致命的病菌引发的传染病对人类生存来说一直是一种重大威胁，并严重制约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见吴宝沛和张雷2011年综述文章)。而人类面对流行疾病，除了具有身体免疫反应之外，还会自发产生一套“行为免疫系统”，以抑制与可能带有传染性病菌的物体或者活体接触(Schaller & Duncan，2007)。最近，一些研究者开始将流行疾病作为一个环境因素来理解文化价值的产生，例如疾病和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倾向的关系。首先，研究者发现一个国家的疾病越盛行，该国就越表现为集体主义(Fincher，Thornhill，Murray，& Schaller，2008)；民族主义与个体对自己可能受疾病感染的担忧存在显著正相关(Navarrete & Fessler，2006)。其次，疾病的威胁使得人们产生明确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拒斥，这种社会规范和群体共识具有减少疾病感染的社会屏障作用。如Fincher和Thornhill(2012)的研究发现寄生虫的发生导致群体内成员的关系更加紧密；Murray和Schaller(2010)发现从众指标与一个国家的病菌威胁的历史指标或当代指标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Wu和Chang(2012)通过实验室实验也证明了疾病威胁能够正向预测从众倾向。此外，一国的整体健康水平还有可能影响个体的择偶偏好。例如国家健康程度(死亡率、生活期望和流行病的影响)越低，女性就越偏好具有阳刚之气的男性(DeBruine，2010)，有趣的是，国家健康程度越低，男性对男性化的女性(即所谓“女汉子”)偏好越强(Marcinkowska et al.，2014)，这可能与男子气质意味着更高的生存保障有关。 灾害。除疾病之外，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也会导致个体心理和行为的一系列变化。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查显示，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之后，约30%—50%的人会出现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调，在灾难发生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刘正奎，吴坎坎，王力，2011)。灾害对于个体心理的伤害甚至会表现在认知层面上。中科院心理所研究人员发现汶川地震幸存者被试中PTSD组在执行任务时反应时较短，且反应抑制能力下降，心理负荷升高(Wu et al.，2010)。对汶川地震幸存者的ERP研究发现其对事物的注意的敏感性也提高了，且对即将来临的刺激更加期待和焦虑(Ge，Wu，Sun，& Zhang，2010)。灾害事件还会导致个体一系列行为模式的变化，Festinger(1957)对1934年印度地震的研究就曾指出地震严重程度与夸大谣言传播之间的关系，并用认知失调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李红等人发现，经历汶川地震的9岁儿童变得更加利他，而6岁儿童的行为则更加自私，而3年之后儿童的利他倾向都回归震前水平(Li，Li，Decety，& Lee，2013)，说明儿童的利他行为改变是对严重自然灾害的即时响应。 (七)城市及社区环境 有关“人地”关系的研究已经发现栖居地环境会对个体心理造成影响。如住在绿地旁的人更少感受到由生活事件带来的压力(van den Berg，Maas，Verheij，& Groenewegen，2010)，同时幸福感更强(White，Alcock，Wheeler，& Depledge，2013)。Carrus，Bonaiuto和Bonnes(2005)的研究表明如果引入高风险的工业将会对人们的地方认同产生负性影响。社区环境同样也会对居住其间的个体产生影响，环境较好的社区环境能够促进居民的日常锻炼(Sallis et al.，2009)，差的社区环境则与心脏病、肥胖及老年人肌体功能丧失(Balfour，& Kaplan，2002；Chaix，2009；Mujahid，et al.，2008)有关。社区环境的失序程度还与青年前期个体的高风险倾向行为有关(Furr-Holden，Milam，Reynolds，MacPherson，& Lejuez，2012)。 城市中的空间距离在预测亲密关系、道德行为、社会网络和各种政治行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Festinger，Schachte和Back(1950)的研究表明，空间距离很好地预测了友谊形成和谣言传播。对此类现象的一种机制解释就是，接近的刺激会比遥远的刺激引发更强的情绪反应(例如，Mühlberger，Neumann，Wieser，& Pauli，2008)。这种空间距离造就的易接近性(accessibility)能够解释很多日常现象，例如人们倾向于与住的近的人结婚(Bossard，1932；Marches & Turbeville，1953)、离投票地点的距离能够预测选民的投票率(Dyck & Gimpel，2005)，附近有快餐店的学校的学生，比那些附近没有快餐店的学校学生更有可能肥胖(Currie，DellaVigna，Moretti，& Pathania，2009)等等。 (八)人口结构 人口密度。城市人口密度作为一个远端因素会通过影响特定情景中在场的人数继而影响助人行为出现的频率。如有研究证明人口密度越低的城市助人行为频率越高(Levine，Martinez，Brase，& Sorenson，1994)。其实在此之前，Milgram(1970)就曾发现农村地区的助人行为多于城市，研究者将其归因为人口密度引发的信息超载。Newman和McCauley(1977)发现城市居民对于陌生人的目光接触显著少于乡村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信息超载假说。 性别结构。在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中，性别比例预示着潜在竞争者的数量及可选择伴侣的充裕程度。一个例证就是，当一地的性别比例偏向某一性别时，当地的同性别竞争就会更加紧张激烈(Hudson & Den Boer，2004)，这也意味着本地男女性别比例所导致的竞争性的改变会引发个体对寻求高质量潜在伴侣的投入程度发生变化，继而对一些反映潜在伴侣质量的线索(生物的及社会的)的敏感性产生影响。例如，Watkins等人(2012)发现，当个体知觉到自己的性别在当地人口中占大多数时，对异性面孔的对称性(高质量基因的指标)的偏好就会降低，反之，当知觉到自己的性别在当地人口中占少数时，对面孔对称性的偏好会增加。Pollet和Nettle(2008)发现，美国高男性比例地区的女性比那些女性比例高的地区的女性更偏好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男性。更多此类研究结论可参见邢采等人有关性别比例影响人类行为的综述(邢采，张希，牛建林，2012)。 三、心理学历史上的生态化运动与社会生态心理学的理论渊源 在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上，各个领域都经历过生态化运动的浪潮(Oishi & Graham，2010)(见图2)。行为主义是第一次强调(微观)环境与心理学中行为反应之间关系的心理学运动。行为主义将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形成的原因简化为刺激—反应的联结。由于带有极端的机械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的色彩，经典行为主义逐渐走向衰落，并被更强调个体内部过程的新行为主义(以斯金纳为代表)和新的新行为主义(以托尔曼的认知行为主义为代表)所取代，但行为主义强调客观环境对主观心理活动的影响的观念却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传承下来。20世纪社会心理学蓬勃发展的历程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重要主题，即人是受环境制约的动物。如从众(Asch，1956；Larsen，1979)，强迫服从(Milgram，1978)、旁观者效应(Darley & Latane，1968)及社会助长(Allport，1924)等等重要理论发现都在强调个体行为受到物理和人际情景的束缚。一方面，人们容易不自觉地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当前的估计受到先前非提示性信息影响的锚定效应(Tversky & Kahneman，1974)，另一方面，人们在社会判断中犯下的许多错误也与对环境因素的忽略有关，如忽略情境限制而做出特质化归因的基本归因错误或对应偏差(Gilbert & Malone)、忽略情境的随机性过高估计个人控制感的控制幻觉(Langer，1975)等等。社会心理学的这类研究更多关注与个体联系紧密的微观物理和人际环境，即近端因素。 其次便是生态心理学运动的蓬勃发展。生态心理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态心理学是环境哲学、生态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属于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可以说，狭义生态心理学诞生之初便带有环保主义的色彩。这一取向的生态心理学将深层生态学与心理学和治疗学相结合，对生态环境给人们造成的影响(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引起的人的生理、心理失调和疾病，正常的生态环境对治愈人们生理、心理疾病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进行研究，从精神健康的角度呼吁保护生态环境，倡导人们建立正确的生态观念，根本地解决生态危机，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刘婷，陈红兵，2002)。 广义的生态心理学主要指以Lewin、Gibson、Barker、Bronfenbrenner、Neisser等为代表的认知生态学。Kurt Lewin可谓是生态心理学思想的先驱。毫无疑问，他受到格式塔学派有关心理现象、生理现象及行为环境是通体相关的有组织的整体的观念的影响。他提出了著名的“场论(field theory)”和“生活空间(life space)”的概念(Lewin，1936，1939)，使得生态观念占据中心地位。Lewin提出B=F(P，E)这样一条公式，认为行为(B)是人(P)和环境(E)共同作用的结果。比较不为人知的是这个公式的变型：B=F(LS)，LS即为生活空间，也就是说，行为是生活空间的作用结果，个体和心理环境这个相互依赖的场的影响只是其中一部分。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内，他的助手及学生Barker、Wright、Gibson、Thelen、Neisser等人基本上承袭了Lewin的主张，即倾向于把环境作为有机体行为发生、发展的一个背景变量来看待，并通过倡导心理学研究的情境化、自然化、生活化来提升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学效度(何文广，宋广文，2012)。Bronfenbrenner是生态心理学运动中另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在发展心理学中提出个体发展模型，强调发展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在这些系统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并由此提出了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主张从系统论和机能适应的角度对生态心理学内涵进行分析。他认为生态心理学是“在一个更为宏大的环境下研究有机体渐进的、复杂的心理行为变化和与近体环境(immediate-setting)的相互适应性”。 社会生态心理学借鉴和吸收了生态心理学的理论，并在对环境的重视方面走得更远，它除了强调自然环境因素和近端因素之外，更强调诸如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和人口结构、气候、地理环境、宗教系统等宏观社会环境和远端因素对于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