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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化和个人话语给当下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吴义勤：个人化和个人话语在我们的时代被当作一个严重的话题来谈论实在是文学的莫大悲哀。在我看来，个人化和个人话语本就是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作家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从前的“文学”离真正的文学是多么的遥远！我们应该庆幸，个人化和个人话语终于莅临了我们的“文学”，它给当下文学带来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文学开始了从集体风格向个人风格的转化，这具体体现为：一、拓宽了文学表现的经验领域；二、加深了对于人性探索与表现的深度；三、解放了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想像力；四、以个人的方式开始了对于西方话语模式的抵制。
谢冕：个人化写作对于“群体化”写作的垄断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反拨。它开辟了一个同样让人惊喜的浩瀚的文学空间。它恢复了长期受到忽视和压抑的文学的另一层面的功能。它使中国文学的生态走向良性循环。
从文学的生成来看，它受到个人的独特体验和个性化的创造性劳作的决定性影响。但从文学的表达来看，文学的确也存在着“非个人”的一面。若是因为个人化而切断了文学和公众、文学和社会的联系，那么，这种文学最终也会被人所遗忘。
童庆炳：文学创作当然需要体现作家的独特创作个性。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一个作家只是絮絮叨叨没完没了说一己的私事，与大众关心的事情不沾边，占去了期刊杂志上太多的篇幅，则没有什么必要了。“个人话语”写到日记上去好了。中国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可能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作家缺少那种“自我拷问”的体验。1988年我在《文艺报》发了一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自我拷问——一个文学创作的原理》，发出来时，副标题被删去了。我至今认为这个副标题是不能删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有自我拷问精神的是屈原、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和鲁迅。在外国文学史上，则有陀斯妥也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卡夫卡、海明威等。现在看到的许多作品，里面也不能说没有“体验”，但那是一个旁观者的体验，作家自己没有多少情感的投入，更缺少“认同性体验”。就是说，你写一个下岗工人的痛苦，只是从旁同情，这是不够的。在写作时，要达到的境界是，你自己就是下岗工人，你自己就经受了那种痛苦。那么你写出的就不是你自己，而是真实的下岗工人及其痛苦了。
谢有顺：个人化给当下文学带来的最大变化也许是打破了许多人对文学曾经有过的幻觉。坚持一种个人的话语立场，其内在的意思是从社会巨型话语和集体的思想路径上撤退了下来——而过去许多人所拥有的文学幻觉正是在这种思想里建立起来的。文学的言说成了这个时代众多言说方式中的一种，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种，它远没有过去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不像巴尔扎克生活的那个年代，有一次，巴尔扎克外出演讲，说了一大通政治和军事的话题后，他接着说，现在让我们回到严肃的问题上来——对巴尔扎克那个时代而言，真正严肃的问题就是文学。现在已完全不同，社会的多元化为每个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自由，每个人获取精神援助的途径也越来越多。作家们必须从生活导师的角色幻觉中醒悟过来，谦卑地俯下身，仔细地倾听生活的秘密言语，倾听属于个人的、人性的悲伤与叹息，疼痛与寒冷，幸福与欣喜。——恢复每一个微小的事物、微小的心灵细节在作品中的存在权利，是当下写作所争取到的最大自由，除了这个，时代并不需要作家做更多；另外，个人话语也意味着一个新的价值立场，它表明作家不再用整体主义、社会公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而是来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立场，即，从自身的私人体验出发的，描绘和捍卫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事物的立场。这个立场相对于过去所热衷的社会巨型话语，也许显得十分微小，但它却能使一个时代的精神不致于在一个个个体身上丧失记忆。
邵建：不妨偷一下懒，转录一段我自己现成的文字：“90年代的文学界无论在小说创作上还是在批评运作上都出现了一次引人瞩目或引人争议的‘话语转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作家或批评家从以往作为‘普遍主体’的‘大叙事’转向从‘个人主体’出发的‘小叙事’。我个人习惯把这种以‘小叙事’为其指归的话语称之为‘个人话语’。在我看来，力倡小叙事和个人话语的知识分子往往有这样一个特点，即他们不再虚妄地以天下自许，动辄便以‘代言人’的身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回到文本，把‘精神原创性’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是否可以这样说，在区分的意义上，个人化主要是对小说创作而言，个人话语则主要相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做“小”不做“大”。我把它们共称为“小叙事”。作为对知识分子张口就是人类“大叙事”的自觉反拨，小叙事的意义至少有这样两点：一是对于世界多元化的体认。世界在本体论上就是多元的，任何人的话语表达，只是这多元当中的一元，或者说是百家当中的一家，因此，它就无法大起来。一大，就有将多元变为一元的可能。另一则是对文化的警惕。知识就是权力，小叙事是小权力，大叙事则是大权力。个人话语并不完全否弃权力，因为它毕竟体现了个人的思想力量。但权力是有限度的，个人话语警惕的是把有限的知识扩张为无限的权力。比如古人所言的“一言以为天下法”或“一身而为百世师”，就有这方面的问题，而这两句话可以说是知识分子非常向往的价值目标，也是他们始终难以化解的一段情结。个人话语的张扬，恰恰就是对这两句话的某种消解。当然我这里谈的主要是人文批评而非创作了。这个问题我已在《意义形态与个人话语》里展开过，刚发在今年第3期的《南方文坛》上， 且又在《跨世纪的文化选择》中再度申述，尽管尚未找到发表的地方，但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贺绍俊：个人化与个人话语的使用似乎被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这两个词几乎成了新生代作家及其创作的专有术语。但我以为，个人化是当代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潮流，应在更开阔的视野下展开对它的讨论。
雷达：从群体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化是当今不可忽视的现象之一，它给文学带来丰富色彩。我认为个人化必须与时代沟通、与读者相呼应，才会达到真正的发展，否则个人化也只能是个人话语而已。
黄伟林：个人化和个人话语给当下文学带来了新的景观，这是一种必要的而非唯一的文学存在，它可以使文学变得更丰富。
马相武：个人化和个人话语给当今文学带来了个人化和个人话语。1、文学显得更“小”、更“轻”；2、文学的所有制发生了格局的变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公有制形式依然存在，并有了新的变化，但是“个体”所有制也已合理存在，“私有”——无论从生产和消费（写作、发表和阅读、评论），还是从传播和规模上，都已被社会“认可”；3、个人化和个人话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某几位青年作家的天才创造，而是有传统可前摄的，远的不说，二、三十年代就能找到非主流的类似写作，就连郁达夫和郭沫若的小说里也有这种东西；4、 “个人化”不可能无止境地无限“化”下去。我相信个人化和个人话语在文学中将继续长期出现，但我们更要关注它的阶段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根据和原因。此外，应当区分个人化和个人话语的不同类型和特点，新生代（晚生代）群体中的有些个体相互很不一样哟！5、 我想特别提醒一点：所谓“60年代作家”、“70年代作家”这类提法和划分是荒谬的，是批评中的形而上学即“年代血统论”，也是批评家通过生硬的命名来获得“外观设计专利”的流行习惯的例子；6、 我希望文学实现不同的“所有制”的“组合”，“全民”、“集体”和“个体”应当优势互补，它们不是泾渭分明的，“三资”性质的文学生产方法论可以为作家和领导打开思路，我们的大趋势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文学，其中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在变化中存在和发展，相互竞争并且相互补充。
洪治纲（浙江省文学院创研室主任）：严格地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个体思想劳作，是作家自身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标准的个人化行为。但由于文化的共识性和审美的普泛性，文学作品又存在着广阔的接受前景，而且它的最终价值也是通过这种接受过程才得以实现。但在这种接受过程中所引起的反响和共鸣，又反过来不断地促动创作向公众接受习惯靠拢，与大众审美情趣和集体性的价值标准相吻合。所以久而久之，创作便自然而然地在话语表达方式、审美意蕴的表述以及价值取向上形成了与公众接受相一致的发展定势。九十年代以后，更多的年轻作家开始着力于疏离这种关系。他们强调作家主体的心灵叙事，注重自我经验的展露。这种审美倾向至少给文学发展带来了这样的变化：一是使话语行为回到作家自身的心理之中，回到创作主体的经验、情绪和感受状态，使创作进一步主观化和情绪化；二是确保作家审美理想不受非文学功能的干扰，逃离了公众意识对作家审美表达的制约，使话语更能够集中地展示作家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感悟，在细腻的临摹中打开许多灵动的生命潜质；三是由于个人经验和感受的局限性，长期坚持个人化写作又容易导致个人精神资源的匮乏，形成总体上的自我重复；四是过分地追求个人化写作，沉迷于个人化话语之中，又往往会导致个人至上的叙事品格，使创作陷入自我欲望的表达、自我隐私的披露等极端化误区之中。
陈晓明：带来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相对松驰的风格，但更多的带来自以为是和意气用事。不要以为攻讦和谩骂是个人性。我不认为现今时髦的“个人性”是真正的个人性。哈耶克说过：“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应该是一个自愿协作的热心人士——无论何时何地这种联合都不会蜕变为其他人的强制或导致专断。”
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个人化和个人话语”似乎成了文学界一个非常流行的词，不少批评家用它来解释作品，有些作家更用它来自我命名。问题是，在九十年代的文学语境中，“个人化和个人话语”是指什么？如果是指“作家对人生和世界的独特感受”，或者“富于个性的表达方式”，那么，一切优秀的作品都是“个人化”，拥有“个人话语”的，也决不是只到九十年代才出现这样的作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个人化”，在今天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个人化”不是指这个，而是指“只有远离公共性的事物和话题，回到个人生活中，才可能形成、拥有并表达独特的感受”，那就完全不同了，这是一种凸现出鲜明的九十年代中国特色的文学见解，它会引你想起太多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也会逼你再次环顾自己置身的现实世界，重温个人的种种挫败和无力感。它更会激发一系列新的疑问：为什么“个人化”要以回避公共性的事物为前提？为什么九十年代会形成这样的一种特别的“个人化”意识？什么是“个人生活”？它真能提供足够牢靠的屏障，将公共性挡在门外？文学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究竟是怎样的？等等等等。
就我的印象来说，九十年代“个人化和个人话语”的涵义，似乎主要是后面一种。如果这一点大致不错，那它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和深入分析的现象。我甚至觉得，从这一处深掘下去，是极有可能触及在暗中制约着九十年代文学走向的若干重要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的。
为什么一些文学刊物大幅度向思想文化倾斜？您认为艰守文艺批评阵地的《南方文坛》最需要坚守的是什么？
吴义勤：一些文学刊物大幅度向思想文化倾斜，其原因主要仍是出于刊物的生存需要和读者的阅读需要，说穿了仍是一种功利性的行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转型的时代，人的生存观、价值观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与挑战。生存的困惑、思想的困惑、文化的困惑显得如此的直接而迫切，人们已经很难借助虚幻的、隐喻的文学来获得自己精神的满足或解决自己的精神难题，他们需要的是对他们精神困惑的直接应答。这种来自阅读方面的功利性可以说是当前思想文化小品风行和文学刊物生存维艰的一个共同原因。另一方面，从知识界来说，一个世纪即将过去，一个世纪的精神、思想和文化成果需要反思与总结。知识分子需要更多的发言场所直接表达自己的精神思索，这无疑也促动了大量文学刊物向思想文化的倾斜。
在如此背景下，我觉得《南方文坛》艰守文艺批评阵地最要坚守的就是自己对于文学的信心、信念与理想。
王彬彬：首先，这与社会和文化转型期人们的精神状态有关。在转型期中，新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层出不穷，价值观念的冲突也随处可见。有许多思想文化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就作者方面来说，写这类文章，是因为被这些问题所吸引，试图做出自己的解释；就读者方面来说，读这类文章，是因为对这类问题感兴趣，试图找到某种答案。至于刊物用大量版面刊登这类文章，首先是想扩大发行量。如果有更多的读者宁愿读那种鲜活泼辣的思想文化类文章而对那种死样活气的小说诗歌报以冷漠，那其实是合理不过的事。其次，兼容并包，原本就是办刊的正途，当初的《新青年》以及同时或以后的许多名刊，走的都是这条路。以前那种由“皇粮”养着的“纯文学刊物”的办刊路子，本身便是不合理的。不必担心“纯文学刊物”的转向会对文学造成多大损害。由于版面的减少而不能印成铅字的“纯文学”，或许原本就不必变成铅字。
谢冕：当大家都向着某一处“倾斜”时，你依然站立着，你的姿态就是独特的。我希望《南方文坛》以自己的坚持向世人传达一种信息——在躁动的潮流中恒定的东西最可贵。
童庆炳：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人们起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是必然的。我们需要思想，需要对各种问题的真实深刻的解答。所以不少刊物向思想文化倾斜是因为需要。文学需要坚守的是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双重的价值。当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发生矛盾的时候，文学所应坚守的是两者都要，一样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少”。有人说，这不可能，怎么办？我的回答是，那就把这“不可能”的情境写出来，并且坚持说，“一个也不能少”。这样作家就觉得创作很难。好，一旦觉得创作很难，那么好作品也就会涌现出来。
南帆：《南方文坛》正在逐步地展开自己的理论抱负。我希望这份刊物保持三个特征：一、思想的锐气；二、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三、严肃的学术语言。
谢有顺：文学刊物向思想文化倾斜，与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转移，道理也许是一样的，都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已不满足文学窄小的感觉空间，而渴望更真切地关怀自身的精神处境，更急迫地追问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思想在这个时代成为显学是必然的。需要说明的是，思想文化并非文学的天敌，它反而可能是文学的深度和广度的保证。许多的文学大师都是思想大师，如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博尔赫斯、加缪等。许多的中国作家在思想的深度上确实是有很大欠缺的，它直接影响到他对世界的洞察以及表达上的展开能力。当然，那些文学刊物所关注的思想也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有些可能只是知识而已——思想与知识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有生命，而后者没有。文学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自身狭窄的视野，应该说，它所依赖的感觉和心灵需要有深度的思想的守护。
《南方文坛》对文艺批评的艰守令人尊敬，它的纯粹性及其不懈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它已经坚守和需继续坚守的，在我看来，仍旧是这样一些内容：对我们当下精神处境的敏感，对文学作品中每一个微小的心灵细节的敏感——它与假大空、与冷漠的知识相对；批判的勇气，对文坛和作家的缺陷直言的勇气，以及追问存在真相的勇气——它与不着边际的、似是而非的作品说明和友情吹捧相对；对朴素有力、简约明晰且直指事物核心的语言风格的追求——它与故作高深、不知所云、贩卖知识、缠夹不清、中英杂糅、逻辑混乱、废话连篇……的理论语言相对。其中，最后一点最容易被忽略，也最难做到。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一些文学刊物大幅度向思想文化倾斜”的情形，我认为是确实存在的，值得重视。究其原因，至少需要从刊物生存和读者趣味两方面去找。从刊物自身角度看，当“纯文学”路子没有走好或走通，办不出自身特色来，在如此数量众多的纯文学期刊的相互竞争中不仅讨不来便宜，而且相反越办越缺少信心，于是只好降下纯文学大旗而转向思想文化方面，去寻找新的“卖点”。这当然具有一种合理性。而另一方面，从读者趣味或读者市场来看，在当今“世纪之交”或“世纪末”氛围中，思想文化问题论争日益尖锐而复杂，无论是各种“主义”之争还是历史掌故与奇闻逸事的搜寻，都吸引着读者的好奇心，使它们产生出远比纯文学所有的更为强大的诱惑力，因而淡化纯文学而强化文化批评似乎有了充足的理由，这还可以美其名曰“一切为了读者”云云。因此，从这两方面考虑，一些文学刊物向文化领域的转向应当说有其合理性，是可以理解的。人家要求生存，求发展，而读者又愿意买，这是“硬道理”呀！何必指责？
不过，这样做的可能的后果应当被刊物决策者们考虑到。当今文化类期刊和报纸原本就已经很多了，甚至多得有点泛滥了，而新创办的这类期刊又似乎有层出不穷的趋势（笔者本人就常常为了应付这些报刊的约稿而应接不暇），这时再让纯文学期刊加入这场“泛滥”，无疑会使生存竞争变得更加惨烈，前景难测。如果万一失手，遭到文学界的指责是次要的，关键是精力和财力如竹篮打水，生存就会更加困难了；而如果万一操办得好，刊物本身当然可以庆幸生存竞争的胜利，但这已经不属于文学的胜利了，于文学界何幸之有？它是否相反让人看到了一种不想看到的失败呢？
我这样说不是不赞同期刊的转向，而是相反要为这种转向叫好！文学期刊本来就太多，这是80年代注重审美或诗意启蒙的必然结果，而在今天诗意启蒙被文化焦虑取代的情形下，这种“多”就多得不正常了：读者哪里需要这么多纯文学？作家哪能写出这么多高水平的纯文学？所以，一些不打算坚守纯文学阵地的刊物退出纯文学而转向思想文化领域，对刊物本身来说是有风险的（既可能成功也可能惨败），但对整个纯文学市场的“宏观调控”来说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腾挪出文学的生存与发展的新空间。在“岗位”数量不得不减少的情形下有人主动要求“下岗”，不正可以缓解就业的压力么？而那些坚守纯文学阵地的刊物，则可以更积极地探索纯文学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创出新的路子来，在文化评论的风潮中凸显自身的纯文学风采。这时，尽管文化评论难免会一时夺去众多读者的目光，但从长远作用来看，纯文学毕竟仍然会闪烁自身的夺目光芒。而且，文化评论的发展对于纯文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为纯文学提供积极的思想与文化资源，成为一种激活的力量。或许，正由于有了文化评论的陪伴和激活，纯文学才会更显其审美魅力和活力。所以，这种期刊的转向可能正是文学市场的自我调节的结果，是它走向良性循环的一个有力标志。感谢转向！庆幸退出！
例如，面对转向风潮，一向标举纯文学之路的刊物如《大家》和《山花》等初衷不改，新招频出，显示出一种活力。尤其是近年改版后在文艺批评界十分活跃的《南方文坛》，同样坚守着纯文艺阵地，但不断有新变化、新路数出台，以其先锋性、学理性、公正性和包容性等特色赢得肯定、尊重或赞誉，并在全国同类期刊的转载率方面高居前列。这是值得祝贺的。在当前转向风潮中，《南方文坛》怎么办？我个人觉得，它没有必要加入转向的“一窝蜂”行列，而是应当继续顽强地坚守纯文艺批评阵地（这一点想来主编早已成竹在胸，无需我多说）。至于建议，我暂时想到这样两点：一是兼容并包，二是热眼冷观。兼容并包，是说要有包容多种不同见解、学派或“圈子”的学术肚量，不要把刊物变成某一“派”或“圈”的舆论阵地，而是允许多元争鸣、多元共存，让各家各说都有平等说话和对话的机会，真正形成文艺批评的“百家争鸣”局面。如果读者或作者在一年中净看到某一“派”或“圈”在发言，而看不到不同意见的相互争鸣，那他们的反感与拒绝态度会是不言而喻的。好在《南方文坛》是一直注意到这一点的。热眼冷观，是说面对新的风潮，当然要敏锐而及时地作出反应，但宜冷静对待。热眼，是说要敏锐而及时地反应文艺界新变化，以便使刊物始终处在文艺变革的潮头，充满生机与活力，成为期刊市场的“抢眼货”。冷观则体现出对热眼的一种必要的制衡措施：对任何新变化都不应轻信、盲从或“跟风”，而是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冷静地从学理上加以观照，寻求作出理性的判断。如果说，不断追新求奇是当今刊物的不可摆脱的宿命，那么，在追新求奇中坚持学理探索则可以成为它的主动选择。我说的这两点或许是《南方文坛》历来明确追求的，但愿它能长期坚持下去，坚守下去。
邵建：这个问题最好问一问那些编刊物的人。不过我倒想问一问《南方文坛》为什么不向思想文化倾斜？因为我多少听出一丝弦外之音，似乎别的刊物向思想文化倾斜了，而《南方文坛》却在“艰守”文艺批评。也许是我过敏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我指的是《南方文坛》是否艰守文艺批评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刊物是自由的，这主要在于主编的价值取向。我以为，《南方文坛》无论是艰守文艺批评，还是倾斜思想文化，最需要坚守的就是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的座右铭，同样也是每一位知识分子刊物的座右铭，当然《南方文坛》如果认为自己是一份知识分子批评刊物的话。
至于其他刊物向思想文化倾斜之说，我虽然道不出具体缘由，但却对此举表示同情和欣赏。我始终以为，中国历来不缺文学艺术，但缺思想。哪怕是就当下而言，依然缺的不是什么小说，还是思想。并且当下现实生活中的思想问题显然也大于和重于小说问题。小说如果不是像梁启超把它看得那样重的话，那么，我还是乐于认为“坐读经史，卧读小说”，小说毕竟是“小说”，不宜看得那么轻，也不宜看得那么重。这就是我个人目下不读小说读思想的缘由。它固然不足以佐证刊物的所谓转向，但我这样的读者毕竟不是一个，它可能是一种阅读趋向，这样，刊物就不可能不考虑它的销路了。因此，我以为在上述的转向中，未必没有刊物在生存策略上的计较，以为思想文化可能是99年阅读的一个卖点。也许没错。但，用一个小说家的话来说，现在什么都能写。这话仅指小说，似能成立，可是思想文化就不这么简单了。我回这份问卷时，听说某刊物发思想类稿子时就碰到为难之处了。“一阵一阵的”，现在这一阵就是要压稿了。看来《南方文坛》艰守文艺批评，还是比较稳妥的。毕竟它已经走出广西面向全国了。把全国各地的稿子拉到《南方文坛》上，使之成为广西的批评景观，这就不得不让人对广西侧目。
施战军：近年的《南方文坛》已成为全国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文艺批评阵地，对当下文坛发言，涵容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文化趋向及文学艺术走向，已成为她十分鲜明的办刊风格，“今日批评家”、“本期焦点”、“南方百家”、“当代文学关键词”、“理论新视界”、“学人学思”等栏目的成功，已超越了广西这一地域限制，作者和读者已将她作为全国性的文艺评论刊物来看待，希望这种“中国文艺”的视野能够保持并张大开去，永远保持新鲜敏锐。同时，我们看到，《南方文坛》为广西的文艺发展也尽心尽力，这种在全国的至高点上囊括广西文艺的做法是很聪慧而有远见的，客观上，也为广西的文艺创作走向全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刊物自身的繁荣，也正是广西文坛最有标志意义的闪光点。
作为崛起于今日文坛的批评重镇，她已是突飞猛进的广西文学步入辉煌的前沿品牌。
白烨：文学刊物大幅度地向思想文化倾斜，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刊物的主办者、编辑者不再满足于纯文学的圈子，而企图使刊物突破旧有框范，在更大的范围里发挥作用和影响；另一个是纯文学的读者也较过去少了，人们更爱读含量丰沛且切近社会的刊物，向思想文化倾斜可以使刊物走出文学圈子赢得更多的读者。如果这两个原因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我以为这种倾斜，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
《南方文坛》改版两年，看得出来，两年之中既在艰守，也在拓进，可以说目前已成为“立足广西、面向全国”的评坛重镇。我以为，目前最需要坚守的，是适合于这个时代的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有此两点，刊物即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以自己的特色自立于并作用于当下文坛和社会。
贺绍俊：文学刊物向思想文化倾斜，不是单纯的编辑行为，它反映了广泛开发文学资源，寻求叙述语言突破等文学内在的需求，因时还应该放到知识分子独立性觉悟、普遍的思想学术反思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下考察。
作为一位同行，我深知办一份文艺理论和批评刊物是何等的艰辛，怎敢再提出什么苛求。说一句空洞的话作为互勉吧！守住自己的心灵。
雷达：这种倾斜是因为读者需要找到动人的思想。与其读寡淡的小说还不如读一本扎实的纪实文学，但是不能因为倾斜而把一本纯文学刊物弄得面目全非，这恐怕也不是一个好出路。传统毕竟是传统，不可能一个早晨消亡，我们只能追求传统的新生和变奏。
《南方文坛》改版后办得很好。编辑们很艰难，但刊物却办得很有生气。在广西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能如此不断发出新鲜有力的自己的声音，也算是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我衷心希望它能把这生机和势头保持下去，说句实在话，我也一直为它耽着心，毕竟它也离不开当今批评的窘境。
马相武：1、文学刊物大幅度向思想文化的倾斜， 表明文化大趋势使之然。似乎有这样的“暗律”：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在媒体（报刊）身上表现得最为显著，最为直接；2、 文学期刊必须顺乎潮流。一种是改变成文化期刊，一种是虽然仍“艰守”文学，但根据读者因素的变化、市场环境的变化，研发对策。这里仍有个文学期刊适应文化潮流的问题，将顺应潮流视为“媚俗”是不恰当的。文学期刊只有首先认清文化潮流并且适应之，才能有正确的自我定位。文学期刊应当敏感。无论是走大文化路线，还是大文学路线，都有希望走通，关键是在品牌、质量和流通等方面善于经营。所谓“善于”就是认清自己与文化潮流的关系，相应确立自己的文化反应策略和市场机制。只有这样，文学期刊才能最终走在文化潮流的前头，至少它也是个“弄潮儿”；3、我认为有一个微妙之处需要指出， 不见得打出文化旗号的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刊物，而“艰守”文艺批评的理论刊物（包括《南方文坛》）就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刊物。“艰守”文艺批评阵地也不能强求“坚守”所谓“知识分子立场”。立场可以多样化，对于文艺批评来说是这样，对于广义文化来说也同样是这样。不同立场和观点才形成刊物的文化品格，知识分子也只有在真正的充分的学术交流和文化讨论中才能获得自身的提高；4、 《南方文坛》最需要坚守的是健康精神、开放姿态、精品方针、焦点意识和迅捷反应，最需要警惕和预防的是浮躁作风、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5、 我看没必要标榜自己是什么“知识分子刊物”，首先没有统一的“知识分子”。其次，概念内涵和使用极其混乱。中国知识分子是个范围极其广大的包括不同阶层的群体。这同从近现代史直到当代的滥用知识分子概念有关，好像上过中学当着小学教师是个技工的也是知识分子的成分。我倾向于狭义知识分子的概念。从传统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文人的同义词，缺少科学、民主的新鲜血液，旧文人的遗传病没治好，新文人的毛病又有了。在“知识分子”的高帽下，安的是什么大脑，倒是更根本的问题；6、文艺批评在常识上就是一种学术或学术文化， 本身是大文化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文艺批评同文化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坚守批评阵地就是坚守思想文化阵地。《南方文坛》基本上可作如是观。
陈晓明：这说明文学圈可能更成熟些。虚构文学有点哄小孩子的意思。历史终结之后，国家话语的宏大叙事已经差强人意；而罗曼文学与中学生读物没有多大区别。七十年代以后， 美国典型的文学刊物是120页的评论，10页的小说，5页的散文，3页的诗歌。中国文学刊物离此目标尚远。
《南方文坛》是我很喜欢的刊物，她现在这样就很好，轻松应对各种潮流，随机应变而不失持重。如果说要坚守，那就坚守持续探索那些尖锐问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