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科学与价值观统一社会主义观_科学性论文

邓小平的科学与价值观统一社会主义观_科学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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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7)02-0141-04

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所谓科学性,是指人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具体到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是指它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所谓价值性,是指主体对客体的需要以及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也即指客体对主体的功用性和意义性。具体到社会主义的价值性,即指它不仅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亦是人类对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价值性本来是内蕴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中的。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长期漠视人的需要和利益原则,也由于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划界,因此忽视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性的一面。空想社会主义是一种基于对劳动人民同情、对剥削压迫愤恨的感情基础上的价值理想,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完全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铁律认识基础上的科学理论——这种剥离了价值性的科学性,是我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出现失误的原因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全面完整地阐释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原则,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度。

第一,在信念论层面上,社会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体现在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优越性相统一方面。

社会主义必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信念。这个信念鼓舞着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筚路蓝缕、卓绝奋斗。邓小平坚信社会主义信念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他说:“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1] 190。“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 110但是,社会主义信念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科学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价值认识之上的,因而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对于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1] 382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奠定了社会主义具有的历史必然性的科学基础。不仅如此,社会主义信念还来自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深刻认识,邓小平指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2] 231他还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 143“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1] 64由此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有三:一是它为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提供了条件;二是它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三是它可以消灭剥削制度下的种种社会问题。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是历史运动的必然结果,又是优越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因此社会主义信念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第二,在本质论层面上,社会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体现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中。

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根据和根本规定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一方面将社会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构成不同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性。邓小平从科学性、合规律性角度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又从价值性、合目的性角度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其一,邓小平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合规律性和科学性的原则。

按照传统观点,发展生产力是一切制度的共性,生产力只是社会发展程度量的表征,而不是区别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因此,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仅仅从制度层面来界定,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邓小平不仅肯定了从制度层面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而且从生产力层面上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373邓小平所以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因为:

一方面,生产力也具有质的规定性。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并进而决定上层建筑和整个社会形态的性质。因此考察社会性质不能脱离生产力的水平和性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仅表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而且表现在生产力方面,即它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还由于任何私有制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程度都是有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任何私有制最终都会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而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即使是最高级的私有制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但由于私有制本身与社会化大生产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而资本主义最终也将成为它自身发展的桎梏,并被它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所突破。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才是无限的,因为公有制形式与社会化大生产在本质上是适应的,而其不适应的方面可以通过改革,进行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以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体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具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特征。

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没有生产,人类社会一刻也不能存在。生产力还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形态的依次递进,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力突破束缚其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的结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不例外。邓小平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从生产力的高度进一步深刻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进一步昭示了社会主义科学性的原则。

其二,邓小平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了社会主义合目的性和价值性原则。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但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但它并不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发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为了摆脱资本主义压迫,追求美好生活而自觉建立起来的。因此,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得以存在的合理性根据。正是缘于此,邓小平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

任何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会有所提高。因此,简单谈富裕,并不能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当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高度发展,但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这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是大相径庭的,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的富裕。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正如邓小平对美国记者华莱士所说:“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 172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密切相连的,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共同富裕就是纸上谈兵。而共同富裕则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和必然结果。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共同富裕,既符合社会主义的合规律性,也符合社会主义的合目的性,因此,将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社会主义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体现。

第三,在实践论层面上,社会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体现在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人民根本利益相统一方面。

社会主义的实践目标既是合规律的,又是合民意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完美结合。实事求是思想是毛泽东提出并长期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行的。但是,毛泽东没有明确将实事求是规定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而且他晚年背离了自己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一方面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另一方面发展了实事求是思想,将其明确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2] 278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以及一系列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出发制定的。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结果。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1] 95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将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目标定位于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上,它体现着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社会主义实践目标不仅是合规律的,具有科学性,而且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圭臬的,具有合目的性与价值性。邓小平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4] 邓小平提出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 163鉴于忽视群众物质利益的历史教训,邓小平特别强调人民是价值主体,即人民是价值的创造者,同时是自己创造的价值的享用者。他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2] 146因此,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原则和目标体现着社会主义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第四,在认识论层面上,社会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体现在邓小平坚持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相统一方面。

在人类认识和实践中,认识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目标。因此认识就分为真理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判断认识的标准也就有了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具体到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就是党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一方面要遵循客观规律,使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合规律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合目的性和价值性。因此,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就表现为认识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

其一,将真理标准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识的真理性是价值性的基础,认识的真理标准是价值标准的前提。因此,邓小平高度重视真理性标准。“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地位。这场讨论成为中国从“左”的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的起点,对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邓小平热情支持这场讨论,并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二,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最深刻地体现在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思想中。邓小平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 372

一方面,“三个有利于”体现着真理性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以生产力为基础,也即坚持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是遵循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认识论上,就是坚持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的真理性标准。另一方面,“三个有利于”标准落脚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满足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因此,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性标准。

其三,邓小平将人民作为价值评价的主体,这也深刻地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

邓小平不仅将人民的利益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准绳,而且将人民作为价值评价的主体。所谓价值评价,即指主体作出有关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具有怎样的价值(意义)以及价值(意义)大小的判断。邓小平将人民视为价值评价主体的思想又包含两种意思:一是人民是评价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主体;二是我们党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的标准。

一方面,人民是评价我们党的工作、社会生活乃至历史事件的主体。我们党的工作的成败从根本上说不是由党自身判断的,而是由人民来判断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归根结底也要由人民来判断。邓小平在分析各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指出:“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2] 318-319在谈到文艺创作时,邓小平说:“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2] 212这些都充分说明,大到评价历史事件、政治斗争、党的工作,小到评价文艺作品,人民都是真正的评价主体。

另一方面,党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始终以是否对人民有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提出,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改革开放中,他的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价值观日臻完善,最后形成“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总之,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最终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和答应不答应。

因此,邓小平将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相统一正是社会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表现。

综上所述,邓小平从信念论、本质论、实践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全面完整地阐释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原则,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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