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出版与近代政治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科书论文,近代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上任何一项发生重要影响的事业，都是一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出版终究是一种文化现象，必须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和制约”。①近代教科书与政治变革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方面近代政权更迭型塑了近代教科书出版格局（近代教科书出版格局多有学者论述，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做细论）；另一方面不同性质的政权在教科书中塑造各自的强势话语；再一方面民营出版业采取各种应对政治控管的举措，在政治夹缝中寻获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从这三个视角考察近代教科书出版与近代政治变革则更能够揭示二者关系的全貌。
一、思想钳制与教科书的政治话语
近代教科书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政权色彩不容忽视
近代中国政治风云诡谲变幻，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政权都在教科书中塑造各自的强势话语，且随着政治变迁旧的话语立场随即被新的话语取代。晚清之际教科书中君主政治的影子十分浓重：修身教科书中强调“臣民之义务”；历史教科书叙述“大清盛运”、“本朝史”；地理教科书还以“赢寰全志”的眼光看世界，君主色彩无处不在。民国建立后，君主政体的痕迹在教科书中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有关“共和”、“平等”的教育主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使近代教科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比之晚清统治下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中“旧瓶适当换些新酒”的举动，此时教科书的内容已有新气象了。“教科书的发展已经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在一个新执政阶级的光照下选择文化”。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编辑出版的教科书，很重视对“大总统”、“议会”等政体知识的介绍。但随后袁世凯上台则给辛亥革命后的教育改革蒙上一层阴影，并直接影响了教科书的近代化进程。袁世凯政府的教育部立即发出训令，“查各商店旧日编纂之教科书，叙述民国成立，于孙黄颇有奖饰之词。今彼等叛乱行为，已为全国所共见。自应将其肖像及称扬之语，悉行删除，以祛国民之瞀惑。”③不仅如此，教育部还发文要求京内外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孔子之言为指归。在复古主义思潮的政治氛围下，民国甫立时教科书趋新之势旋逆转而为泥古。中华书局的《新编》本的编辑大意就写着：“孔子之道德学术为吾国文化中心，兹择圣经贤传之切于日用浅显易解者，分别采入修身国文二科，以便诵习而资服膺。”商务印书馆也在编辑《实用教科书》中体现尊孔读经的命意。吴研因在《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一文中就指出， “民国四年因为袁世凯要做皇帝，各书店也有所谓‘实用教科书’等出版，避去了民国共和等的字样。”④即便到1920年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广受批评，孙中山在“为创设英文杂志印刷机关致海外同志书”中说：“该馆完全实行垄断，出版作品带有君主政体和保守主义倾向。”⑤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虽各有各的利益追求，但在统治者逼勒下的趋利避害之心则不分轩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推行政治上的一党专政，积极推行与国民党政权息息相关的党化教育。南京国民政府后颁布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宗旨的发布为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定下了基调，并希望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和课程标准加强对教科书的控制。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的暂行条例，规定小学校一、二学年，“由各学校自行采集本党诸先烈革命故事为儿童讲述之”，其后要教授三民主义浅说和民权初步、孙文学说浅释等课程，中学要教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五权宪法等知识。党义课本由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编审颁布，“小学校党义课程注重使儿童得具体观念，中等学校注重使学生正确认识”。⑥几年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又下文规定，将中小学党义课程归并于各科，改称“公民”课。这实际上是要求把党义教育融入各种科目之中。这一时期，各书局推出的教科书中都“充满了许多国民革命跟三民主义等的内容”。1928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新时代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在以前的基础上增添了“党义”教科书和“三民主义”教科书。在1934年版的复兴公民教科书中，有《以党治国》一课，课文指出：“我们中国的唯一政党，是中国国民党；所谓以党治国，就是用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来治中国。”⑦中华书局和新国民图书社都陆续出版了《新中华教科书》，对于三民主义不仅编有教科书、教授书，还有参考书，可见其对三民主义教育的重视程度。世界书局径直取用“新主义”之名，推出《新主义教科书》，包括国语、算术、社会、历史、自然、卫生等科目。总之，“那时的教科书，文字既很草率，内容又未免多了叫口号式的叫嚣”。⑧对于不合乎政局规定的教科书，则会随时受到封杀。上海黎明书店曾出版一本名叫《农村经济与合作》的大学教科书，因“与教育部的提纲唱反调，被教育部批驳得体无完肤”。⑨
抗战时期民营书局的出版人自觉宣传抗战教育。民营书局在其出版的教科书中明显体现出抗战救国的思想，强调“国语教科书皆把民族精神做骨干，注重救国雪耻”。1938年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王云五就曾致函杨荫深，令其编辑《中学补充国文读本》，函中明示“战时编辑，应当与抗战有关”⑩。其他书局也莫不如是，以致日本人认为这是“仇日教育”，“逼着中国政府要求修改小学教科书。”(11)而有政治背景的官办书局在此民族危机之际却完全是另一种面目。茅盾在《为民营出版业呼吁》一文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气，“民营出版业之兢兢业业为民族文化努力者，未占官家供应平价纸之点滴的惠赐，然而分得平价纸占分配量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官办机构，所印的大量书刊却堆积在栈房里大饱其蠹鱼。反法西斯、反封建、进步的民主的著作无法出版。”(12)这固然是其情绪下的怨言，但情绪多来自对现实的不满，因此，这段话中民与官在书业市场中的冲突，使我们清楚地推断出势单力薄的民营出版机构因得不到足够的平价纸张，教科书的出版也会深受其害。
二、政府控管与教科书出版人的应对
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企业发展之路崎岖，疲于应对官僚资本日甚一日的觊觎和挤压。以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为例，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官方资本曾希图值其经营困难之际而进入，正中书局曾积极活动意图入股兼并商务印书馆，均为总经理王云五所婉拒，从而保持了其一贯的民营性质。而偏处西南一隅的贵阳文通书局更是深受军阀官吏敲诈勒索、官办资本倾轧凌辱之苦。总经理华问渠回忆这段艰难的岁月时言辞苦涩：“先父华之鸿于1932年逝世，文通书局之经营管理，即由余继承负责。每每回忆昔日先父创办书局，屡遭反动统治之压迫摧残，屈辱隐忍而无法抗拒，愤懑之情殊难平息。尝以振兴自励，然国事日艰徒呼奈何。”(13)华之鸿盛年则郁郁而逝的个人命运，深刻地反映出近代出版家无以摆脱的群体困境。
民营出版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短短三十年中，连续出版了多套教科书，从一个侧面状写了在近代跌宕起伏的政潮下，民营书局在政治夹缝中求得生存的苦态。更有甚者，政府在教科书出版方面常怀取代民营出版业之心。从30年代起政府加紧对中小学教学用书的控制，1932年设置了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编译馆”，在各出版社自编教材之外出版统编教材，1933年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成立，一直在与商务印书馆争夺教科书的占有权，并很快取得与商务印书馆同等的份额。1935年更成立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教科书渐用“国定本”。1942年教育部长陈立夫兼国立编译馆馆长，规定中小学教科书由“七联处”负责统一发行。贵阳文通书局的负责人华问渠说出了此举的动机，“国民党所办正中书局欲趁国内出版一时停滞之机，独家垄断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但兹事体大未敢轻试，乃约集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文通共同承担。”(14)由于政府拥有对教科书的决定权，这就使得民营出版业发展的空间日渐狭小，不能不思量应对之策。
民营出版业如果没有政府的卵翼则尤为艰难，惟有调整自己和官府的关系以争取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从晚清推行“新政”起，历任政府皆牢牢控制全国各级各类教科书的选用审定。各书局为了顺利通过政府的审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具体表现在应时而变和疏通关系两个方面。晚清政府规定民间书局自编教科书，“须呈学务大臣审定始准通用”。(15)各书局竞相争取得到清学部对其教科书的认可，甚至争取列入部颁暂用书目。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几次暂用书目，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都占有相当比例。“这除了它本身的质量因素之外，还与商务印书馆的积极申报分不开。”(16)每当政府教育当局对教科书有新的规定，商务印书馆总能适时配合推出新的教科书。甚至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上海时，商务印书馆当天就“商定预备用书情形，《共和教科书》勿过多印”(17)。变通之速，由此可见。中华书局更是顺应政体变革，其《中华教科书》也因标榜“民主”、“共和”而走俏市场。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举措相仿，各家出版机构都较注意应时而变，力争符合当局对教科书的要求。吴研因说过，民国二十年以后的教科书，例如世界的《新标准》、开明的《开明》、商务的《复兴》、中华的《新小学》、大东的《新生活》等，目的逐渐正确，同时少了叫嚣的气焰。各科教科书大概都能依照部定的各科课程标准编辑。
比之应时而变的策略，疏通关系的招数也颇“可圈可点”。近代出版人中有经营眼光的人，都心知肚明教科书的经营离不开与学界、政界的交往，以致有出版家认为“本馆营业非有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18)。张元济与王云五作为近代出色的出版家，与政界人士沟通也卓有成效。张元济和“党国元老”蔡元培、教育总长傅增湘、财政总长梁启超、北京政府工商总长张誊等均有良好关系。王云五作为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事业的后继者，与当下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运用政府的力量来“通令采用”自己的出版物尤其是课本，就“要求同教育主管当局的联系和协调。在这方面，商务印书馆经常显得准备充足，游刃有余”(19)。值新课本面世或新学期开学伊始，商务印书馆总会以总经理的名义向各省教育行政首脑报告各书优长，请予以推荐。而沈知方经营的世界书局深谙融通政界之道，比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有过之而无不及。1924年世界书局开始出版小学教科书，但“沈知道教科书向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家包办，要分一杯羹实非易事。于是向教育部走门路，办妥审定注册的手续。”(20)世界书局为了易达审定目的起见，请曾任北大校长的胡仁源为新学制教科书审订人，并获得当时教育界知名人士如马邻翼、黎锦熙等的帮助，所以向北洋教育部送审时得到诸多方便而易于审定。其随后出版的新主义教科书则用监察院长于右任为审订名义，概因沈知方与于右任交谊颇深。后几年出版新课程标准教科书，编者多是南京教育部或国立编译馆的人，得到书局优厚的稿费或版税，因此这些教科书的审定自然心照不宣。藉此之道，世界书局坐上教科书出版的第三把交椅。
近代民营出版机构“在商言商”的价值取向使其尽量不与政府直接冲突，选择了顺应政局走向的态度。但这并不等于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毫无原则，随风飘摇。商务印书馆元老庄俞在《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一文中的结论部分说：“政治变迁，或有一己主张命令全国，甲以为某种材料不可不纳入教科书，乙又如是，丙又如是，不知教科书有相当之程度，成人教材，何可以语儿童？专门教材，何可以入普通读本？我馆并不勉强的。”(21)其中“不知教科书有相当之程度，成人教材，何可以语儿童？专门教材，何可以入普通读本？”写照了出版人因循教育规律编写教科书的原则，俯首听任于政府只是一种发展的策略，体现了其保存实力以服务教育文化理想的苦心。茅盾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八十周年填的一首词颇值深思，诗中有作者的感叹：“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22)“风涛荡激”的岁月、“滩险浪急”的恶境，“顺潮流左右应付”让人品读出的不是出版人趋炎的心态，而是困蹇之中的辛酸与无奈。
注释：
①汪家熔.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A]，商务印书馆九十年[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82.
②(16)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92、125.
③教育杂志（第5卷），1913(12).
④⑧(11)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A]，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C]，北京：中华书局，1957:153.153.154.
⑤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336.
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条例[A]（1928年7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075.
⑦赵瓊、胡钟瑞编著，赵景源校订.复兴公民教学法（第1册）[M]，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版，第1课。
⑨冯和法.回忆黎明书局[A]，宋原放主编，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下）[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215.
⑩杨荫深.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八年[A]，商务印书馆九十年[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98.
(12)茅盾.为民营出版业呼吁[A]，宋原放主编，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70.
(13)(14)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A]，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45、47.
(1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515.
(17)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45.
(18)张树年.张元济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29.
(19)黄警顽.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十年[A]，商务印书馆九十年[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5.
(20)秋翁.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现象[A]，《出版史料》[C]，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3-4.
(21)庄俞.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A]，商务印书馆九十年[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66.
(22)陈原.商务印书馆创业百年随想[A]，商务印书馆一百年[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