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辛苦不寻常——新时期文学研究评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寻常论文,辛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这个金钱万能、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里，时间老人最富“自律”精神。他无私无欲，忠于职守，默默无闻，于不知不觉间将人类送到了21世纪的门前。值此世纪之交，回眸检视一下中国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以来所走过的历程，无疑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这里笔者就个人管见，略作勾勒，不妥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我国新时期的文学研究，是建国以来变化最大，发展最快，也是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自粉碎“四人帮”至1989年，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6年10月至1978年前后，可称为恢复期。此期以全面揭批“四人帮”的政治斗争为社会背景。主要特征是由揭批“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及其阴谋文艺入手，进而为“文革”前十七年中占统治地位的以革命现实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艺理论恢复名义。由于依然处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社会环境和传统的思想路线、思维模式之中，发表的文章尽管带有很尖锐的政治批判色彩，但在理论上却只是向原有认识（甚至连同错误认识）的一种简单回归，尚未进入自觉的反思，也缺少积极的创新。这在当时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阶段：1979年前后至1983年前后，可称为历史反思期。此期的社会背景是，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发端，不断深入发展的伟大的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的重新确立，有力地打破了以对某种权威盲目崇拜为特征的教条主义的僵化的思想束缚。如果说政治的、经济的解放是人们从外部环境上的解放的话，那么思想的解放则是更为深刻、更为内在，因而也是更为根本的解放。思想机器一旦开动，就按照自己的认识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前发展，成为推动现实和理论前进的强大内驱力。可以说，新时期以来我国现实和理论的巨大发展，正是以这一全民族的思想解放为前提条件的。这种思想解放，表现在文学研究上，就是历史反思精神的弘扬，就是研究者们勇敢地面对建国十七年乃至四十年代甚而“五四”以来的许多传统文艺理论观念进行深入的批判性的再思考，并在反思中开阔视野，开拓领域，推进文学研究的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研究，改变了以往以“坚持”、阐释为重点的偏于保守、消极的指导思想，提出“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正确原则。由此引出许多有价值的新探讨，如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新认识和多角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问题的争鸣，对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不同理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的探讨等。[②]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空前活跃，许多重要传统课题重新提出讨论，并获得积极进展，如，关于形象思维问题，关于“文学是人学”、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关于文学的本质特征问题，关于典型问题，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关于真实性问题，关于灵感问题，等等。这一时期，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问题，并开展了讨论。[③]开阔了研究视野，扩展了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如，全面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因体制改革，1994年又同文学研究所合并）；积极注意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广东、福建等地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加强了对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学的研究，上海组织对“孤岛”时期文学的调研，四川成立了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会；打破三十多年来对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分期界限，开始进行前后相连的综合研究；在文学史研究中，按原来“政治标准第一”的观点被排斥被贬抑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受到积极重视，获得重新评价，文学史研究也逐步摆脱狭隘的政治观念，更加注意联系思想史、经济史、艺术史、宗教史、文化史等进行新的探讨；等等。[④]重视文献、资料建设，组织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如，1981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陈云同志的意见，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制订了九年规划；中华书局恢复编辑出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或参与编辑近代、现代、当代三套大型“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每套150——200本不等）；根据巴金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建立，并积极收集有关作家的详尽资料；民间文学方面，著名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搜集整理，被列入国家“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集成”开始“动工”；一些学者还提出建立“资科学”的主张，并进行了理论论述。[⑤]1983年春，举行了“六五”期间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确定了《美学原理》、《文学原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文学通史》（多卷本）、《鲁迅传》、《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中国戏剧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蒙古文学史》，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格萨尔》收集整理等十二项重点项目。这标志着国家对文学研究事业的重视和支持。
通观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虽然“左”的影响进一步得到克服，许多禁区被打开，视野逐步开阔，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如《文学原理》（蔡仪主编）、《文心雕龙创作论》（王元化）、《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刘再复）、《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陈辽）、《文艺心理学论稿》（金开诚）、《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敏泽）、《〈红楼梦〉探源外编》（吴世昌）、《中国现代文学史》（唐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毛星主编）、《民间文学概论》（钟敬文主编）等，但在基本理论、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上，都还看不出明显的突破性的进展。这使学者们意识到，对于传统理论，盲目恢复故不可取，仅仅局部调整和补充也是不够的，必须积极寻求全局性的突破和超越。这正是时代的要求。
第三阶段：1984年前后至1989年前后。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界所全力以赴进行的正是这种寻求全局性突破和超越的工作。这种努力，由于同国家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总方针相一致，因而尽管时有小曲折，但从总体上看，进展还是比较快的。这一阶段，适应社会现实主要是人的深刻变化和文艺创作的迫切需要，加之丰富新鲜的外来文化的强力刺激，文学研究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革新之士。他们敏锐地抓住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或撰写论著，或组织会议，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在三年左右时间内，形成三次大的冲击波：一是关于方法论的大讨论，一是关于主体性问题的热烈争鸣，一是文化热的兴起。这些“冲击”，有力地推动着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认识角度的转换和知识结构的调整。整个学术界创造性思维异常活跃，求新、求异、求变，成为一种时尚，大家都想为理论的进步做出贡献。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上，一些具有全局意义的理论突破，逐渐从那些基础扎实而又善于吸取新知识的开拓型学者笔端流露出来，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建树。这种新的理论建树，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是基础理论研究。其突破表现为两个方向：
其一，在旨定反映论基础的前提下，提出以价值论补充之，并以主体性为中心，全面打破传统框架，重新设计和建构文艺理论的新体系，这就是刘再复的创造性构想。他认为，文学不仅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也是主体自身的创造。文学离不开主体，离不开人，因此科学地认识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运动变化的内在规律，必须以人为思维中心，沿着文学是人学的方向深钻细探，层层开掘，充分揭示文学活动中精神主体的深层秘密，方能奏效。他的专著《性格组合论》和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前者由人物性格的深层结构切入，从微观角度揭示其之所以如此丰富、复杂的奥秘；后者则从创造主体、对象主体和接受主体三个方面，更为宏观地提出和论证了文学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与主体之间的必然联系，提出了文学应该成为“人的心灵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的新论断，并由此进一步勾划出一种文艺理论体系的新架构。尽管学术界对此评价不一，有的甚至提出严厉的政治性批评乃至批判，我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富有创新意义的大胆探索。畅广元循此前进，率研究生费时两年多，写成《主体论文艺学》，提出“文学是主体的特殊活动”即“艺术活动”的主概念，由此把“文学”展开为一个过程，进而对作家、作品、读者、文学社会、文学传统、文学功能等与主体的关系，以及主体论文艺学的价值意义，作了独特的阐释。无论其成熟程度如何，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
其二，继续沿反映论方向深入探讨，广泛吸取相关学科的新成果，对传统基础理论进行积极改造，努力构建开放型的理论体系。这方面的代表，首推钱中文。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着比较深厚的基础，对西方现代诸种文艺思潮相当熟悉，对我国传统理论的弊病也有清醒的认识。如何对传统理论进行有效的改造与发展，是他新时期以来思考的中心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探索，他终于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见解。1986年，他指出在文艺理论研究中，机械反映论必须抛弃，但辩证反映论不可否定，后者作为一种哲学原理。从总体上对文学理论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为了纠正机械反映论的弊病，他将辩证反映论同文学自身的特殊性相结合，提出了“审美反映”说。并以此为中心，对审美反映的内在结构（由心理层面、感性认识层面、语言形式层面和实践功能层面组成的统一体）、审美反映中主观性的创造力（表现为对现实的改造，其过程为：生活现实——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在心理现实中，主客观又时时产生双向转向）、审美反映的动力源（来自主体的审美心理定势，其动态结构形成一触即发的内驱力，不断要求主体去获得实践的满足；审美心理定势不断更新，促使主体不断走向审美反映新岸），以及审美反映的多样性等，作了系统论述。同年，在全国文学观念学术讨论会上，他由审美反映出发，进一步提出文学在最高层次上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新见，并把系统论理论、方法同文学观念本身的逻辑相结合，论证了文学观念的“多层次性、多系统性和多本质性”。1989年，他的代表性论著《文学原理：发展论》问世。该书广泛吸取发生学、思维科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阐释学，以及系统论、主体论、价值论等多种理论和方法，对文学的发生发展进行历史与逻辑，历时与共时，纵向与横向，多角度多方向的综合研究和“整合性”的理论建构，进一步完善地提出了“文学是审美的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并对文学的起源，文学形式的发生，文学观念的形成，文学体裁，文学风格流派，创作精神、原则、方法与艺术假定性，主体意识，文学与文化（审美的非审美的），民族精神与当代意识，以及文学史方法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富有创见的探讨。他的见解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力求积极开放，又注重审慎严谨，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这一论著以它的扎实和创见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
与《发展论》配套的，还有《作品论》、《创作论》、《鉴赏论》和《批评论》。这是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文学原理》系列。《作品论》和《创作论》分别由王春元和杜书瀛撰写，也于1989年同时推出。遗憾的是另外二种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面世。《作品论》把“作品”作为文学的“细胞”，由此出发去探视文学整体的奥秘，提出“四个”世界说，即价值世界、现实世界、虚构世界、表现世界，并强调在“多元”价值中，审美价值是最根本的价值，其它价值只能融解在审美价值之中而不可能独立存在。《创作论》也确认，在文艺多元的观念中，“审美”是一个核心观念，“文艺即是以审美为核心的多元性质的统一”，而以往的文学理论由于庸俗社会学猖獗，机械认识论横行，这一审美性“失落”了。由此提出要建立和发展文艺的“审美社会学”、“审美实践论”和“审美心理学”的理论。三部“文学原理”著作，在继承中有扬弃，在坚持中有发展，共同特点是加强了文学的审美特殊本质的研究。这就使得传统理论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一般走向特殊，由僵化走向生动具体，从而形成一种再生的活力。三部著作被学界誉为“体现了八十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水平和新成果”。沿着这一方向研究的，还有许多有成绩的学者，主要著作为、《文艺美学》（胡经之）、《艺术生产原理》（何国瑞）、《文学创作论》（孙绍振）、《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童庆炳）、《艺术的审美特性》（王向峰）、《文学创作美学》（李传龙）、《审美主客体》（陆贵山）、《艺术本质特征新论》（陈传才）、《艺术创作之谜》（陈望衡）、《文学批评教程》（王先霈、范明华）、《真的感情》（朱立元、王文英）、《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王元骧）、《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钱中文）、《形象与典型》（蒋孔阳）、《论艺术典型》（杜书瀛）、《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李衍柱）、《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陆学明）等。这些论著从多种角度对传统理论有所深化和突破，为文学理论进一步整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其历史价值不可忽视。在基础理论研究中，还值得注意的是栾勋关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他的《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①]一文，潜入思维的深远境地，第一次提出了古人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的思维路线，并由此描绘出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的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思想的总体结构。这一创造性见解，把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引起很大反响，有的著文专题评论，有的写信热情称颂，有的应用这一理论开拓和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目前他又集中精力对古代“混沌论”进行研究，已有部分成果问世。相信他的研究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揭开中国古代文化之谜。
其次，是应用研究，主要指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这一领域的突破表现在：[①]传统的社会——历史模式的调整和深化。一方面，突破狭隘的政治标准的局限，将视野伸向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民族、民俗、宗教、伦理、审美、接受者以及精神心理等广泛的层面，把文学放到真实丰富的社会全景中进行考察；一方面，又进一步突出文学主线，由历史和现实的文学现象中强化文学本体研究，探讨其发生、发展、演化的特殊规律，从而令传统的理论焕发出新的生机。②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的引进和实验，即在改造传统的同时，大胆借鉴和尝试新的理论和方法，如文化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心理学批评，以及接受美学、信息论、系统论等，调动各种“新武器”对文学现象进行多角度的研讨。在四、五年的时间里，无论文学史研究还是文学批评领域，新著不断，新见叠出，成果累累。其特征呈现为六种新趋势，即：由外到内，由一到多，由封闭到开放，由微观到宏观，由静态到动态，由客体到主体。比较有影响的论著有：《论中国文学》、《文学的反思》（刘再复）、《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探索者的踪迹》（何西来）、《文学的绿色革命》（谢冕）、《诗美的积淀与选择》（杨匡汉）、《王蒙论》（曾镇南）、《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季红真）、《沉思的老树的精灵》（黄子平）、《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鲁迅与中国文化》（林非）、《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王富仁）、《艰难的选择》（赵园）、《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郁达夫新论》（许子东）、《中国文学概论》（袁行霈）、《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褚斌杰）、《唐代科举与文学》（傅璇琮）、《杜甫评传》（陈贻焮）、《唐诗学引论》（陈伯海）、《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施议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论文集》（曹道衡）、《两宋文学史》（程千帆等）、《李商隐传》（董乃斌）、《楚辞与神话》（肖兵）等；此外，林兴宅、张德林、黄海澄、鲁枢元、张世君、鲁萌、程文超、南帆、吴亮、吕俊华等人的评论文章也都明显地显示了这种特眨。
其三，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之间，正酝酿和形成一个属于“技术理论”（借用钱学森的理论）层次的新学科群。文学研究同其它学科一样，就其自身理论生态系统而言，包括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和应用理论三个共性互补的层次。基础理论向上，通过美学中介，通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从这里汲取最基本的理论指导；应用理论向下，同各种具体生动的文学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相连，并从这里获得丰富的现实源泉；技术理论居于二者之间，既是基础理论的具体化，又是应用理论研究的科学升华，也是传统理论与各种有关新理论的结合部，因而是酝酿和推动整个学科理论调整、突破和发展的重要环节。这是一个富有内在生命力的完整系统。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对文学研究自身的生命机制缺乏自觉的认识，完全忽视乃至否认了技术理论层次的建设，造成一段空白，破坏了“生命”内在结构的完整性，结果文学理论陷于僵化和停滞。80年代中期以来，正是从积极开辟和加强技术理论层次的研究入手，激活了整个系统的生机活力。其突出表现是众多文艺新学科的建设，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文艺价值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创造学、文艺批评学、文艺风格学、文艺美学、文艺信息学、文艺未来学，以及比较文学、控制论美学、系统论美学、技术美学等等。为了推动新学科建设的发展，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确立《文艺新学科建设工程》为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还专门增设了新学科研究机构。《新学科建设工程》共出版专（译）著28部（专著17，译著11），其中《艺术符号与阐释》（杨春时）、《超越语言》（鲁枢元）、《象征论文艺学》（林兴宅）、《文艺批评学》（潘凯雄等）、《小说叙事学》（徐岱）、《文学价值论》（程麻）、《神话哲学》（叶舒宪）、《诗词意象论》（陈植锷）、《文艺新学科争论》（花健）等专著都获得学界的好评。在新学科建设中，起步最早成绩也最为显著的是文艺心理学。金开诚首开其端，著有《文艺心理学论稿》，后修订为《文艺心理学概论》，鲁枢元紧跟随其后，先后出版《创造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文艺心理学教程》（与钱谷融共同主编）等论著；接着有吕俊华的《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刘烜的《文艺创造心理学》，周宪的《走向创造的境界》，以及由童庆炳主编作为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艺术与人类心理》、《现代心理美学》和“心理美学”丛书（13种）。如果说金著由于起步早还在某种程度上留有一般心理学痕迹的话，那么自鲁枢元起，则在强化艺术过程中独特心理（包括变态心理）研究的同时，又在理论、方法、视野上，有所深入，有所发展，有所开拓。如童庆炳将文艺心理学定位在“心理的美学”上，并力图建立中国的心理学的美学系统，显示着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花健主持的“文学社会学丛书”也就文学社会学问题开展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所有这些新学科建设的成果，把大量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引进文学研究中来，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为进一步深入认识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新的参照，促进了其它层次研究的深刻变化，从而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发展总链条中富有生机的重要一环。
此外，国家科研规划中还设计和确立了一批具有全局意义的重点项目。如：王瑶负责的《近现代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及其经验》，具有科学史研究的性质；陈伯海负责的《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意在超越一般作家作品和历史评价描述的传统写史方法，达到对中国文学总体的理论把握（如它的发生论、本体论、发展论、方法论及其与中外文化的关系等）；朱寨负责的《中国当代文学新潮》，要求对新时期文艺思潮进行史论结合的科学探讨；贾植芳负责的《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将站在文化史的高度，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现象及其历史发展作出整体性探求；严家炎负责的《二十世纪中外小说史》，拟着眼于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来考察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总体特征及其历史规律，樊骏负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心理研究》，则旨在从文化视角考察并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和历史特征；范伯群负责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刘魁立负责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概况丛书》，都具有明显的填补空白的性质。可以预计，这些项目的完成和出版，将把我国文学研究从整体上向前推进一步，体现出新时期的代表性水准。
在回眸过去的时候，我以为更为可贵的，是新时期中初步形成一支老中青协调互补的学术精英队伍，这支队伍最突出的精神特征是，他们都具有崇高、热烈、坚定的民族使命意识，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探索与祖国的复兴、民族的命运乃至人类的前途紧紧结合起来，因之宁可在危机与困境中苦苦挣扎，也要把注视的焦点、思考的重心集中到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集中到学科建设和开拓的前沿阵地。他们是新时期最先觉醒的一批学人。他们从中国文化的反思和世界文化的借鉴中领悟到，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之消极面所造成的痼疾，在于专制统治和泯灭个性。其结果，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失去自身内在的生机与活力，虽有偌大身躯，如同行尸走肉，没有灵魂，不会思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甚至世复一世，只能不断地重复祖先，重复自身，无法突破自我，难以创新发展。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从文化方面来说，最根本最内在的是发扬民主，解放个性，解放思想，解放“人”，还人以灵魂，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吸收前人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自由而积极的思考，进行人格重塑，实现人的现代化。自然，西方那种极端个性主义也不可取，只有把充分的个性主义与充分的人道主义，把个体命运与民族的乃至全人类的命运很好地结合起来，个人才能获得合理健康的发展，民族、人类也才能有美好的未来。有了健康发展的社会和人，自然就会有健康发展的文学、文化。为了民族文化的真正复兴，这些老、中、青文化精英一方面积极追求现代文化意识，现代思维方式和现代知识结构，努力实现研究主体的自我更新，同时积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关注民族和人类的未来，集思想与学术于一身。正因为这样，他们视界开阔，观察敏锐，往往能够从现实与未来的结合上提出重大课题，立论切中时弊，新意迭出，引起学界乃至社会的震动，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正是这批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精英，构成了新时期推动文学发展的深厚动力之源。
自然，新时期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有曲折、失误和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一些人继续坚持“本本主义”，一切以经典著作怎么说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排斥、压制从实际出发有创见（包括有缺点）的理论新风，“大批判”式的棍子还不时在头上摇晃。尽管时代不同了，但是当它真地摇到空中时，还是令人心情不爽的。这是“左”的余毒未尽的征象，需要继续克服。一是一些人认为马列主义和传统理论统统不灵了，也不顾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一味从西方理论家、思想家那里找“药方”，肓目照搬，写一篇文章换一个理论参照，形成一种走马灯式的“无根”理论；有的有意无意地贬低、排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有的完全放弃理性追求和人文关怀，将文学（创作、批评）视同个人手中的“玩意儿”，而落入庸俗之境。上述情况的共同病根在于理论脱离实际，或者竟被实际中“暂时”（可能并不是短暂）的混乱所迷惑甚至于压垮。须知，离开对我国充满生机又隐含危机的曲折复杂得几乎令人难以承受的改革现实的历史性洞察，就无法深刻地认识今天的社会和人生，更难以看清未来的前景，从而必然从思想上失去历史主体性的地位；而一个思想上失去历史主体性地位的人是不可能科学地判断理论是非的（因为他失落了一个最重要最有权威的参照系），这也就决定他不会有真正于社会时代有益的积极的理论建树。一个富于责任感的作家、理论家必须勇敢地面对历史，面对现实，勤于思考，并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与走向中，从社会自身的生命机制中，形成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起强大的同时代和人类的发展相适应的主体意识。这样才能陷困境而不辱其身，处艰难而不降其志，以贞洁之心慎独守中，聚人类之学养，发民族之慧光，致虚极、探真元，克尽天职，并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重塑一代学人光辉的人格形象。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原理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文艺论文; 美学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