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奴论文,绝对真理论文,断想论文,现象论文,方舟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定论并不等于真理。
●任何科学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老老实实地研究和实干出来的。
●科学研究从来是全民的共同事业。
方舟子及其追随者的另一大社会活动，就是宣扬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所谓绝对真理观，就是将一些所谓的国际学术界“共识”的理论或观点，当成不可动摇或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并以此划线，将所有试图质疑和挑战这些理论或观点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斥之为“不懂装懂”、“无知无畏”、“狂妄”、“骗子”、“神创论”、“反科学”、“反人类”……似乎，他们所坚持和维护的不但是绝对真理，而且在中国也唯有他们掌握了绝对真理。
人类的起源
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最早提出了非洲是人类的摇篮的假说。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考古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特别是东非考古人类学的丰硕成果，使这一假说获得越来越多的实证；但另一方面，从它提出伊始，也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和质疑，并相应地出现了欧、亚起源说或多地区起源说。而且，形形色色的挑战和质疑，同样也随着考古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不断更新。中国古人类学学者周国兴就指出：“我国人类化石某些形态特征的相承性，也支持了多地区论。例如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上门齿舌面呈铲形，这一特征在后继的北京人、丁村人直至东亚地区现代人中均有体现……在古文化方面，主要是石器制作技术上承袭了祖先的技术，而看不见来自非洲的因素。这也是对多地区论的支持。”（周文斌：《古人类学家周国兴评柳江人》，新语丝，2002年12月2日）最近，生物学权威杂志《分子生物学和进化》发表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于宁等人的文章也说：他们“通过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62个个体样品，对人类X染色体中的10346个碱基对的非编码区序列做了序列分析和物种系统发育研究，证明人口的扩张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亚洲和欧洲人种并非来自早先科学家们所认为的非洲某个小部落人群”（《科学时报》2002年12月2日）。
也就是说，人类起源的问题始终是个假说，从未形成过什么“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正如中国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家们所指出的：“人类起源与演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化石证据不足的问题，光靠一两个学科、一两种方法是无法弄清的。任何时代取得的科研结论都只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我们是土著还是移民的后代》，《科学世界》2002年第11期）
方舟子却断言：“人类的故乡在哪里？这是一个国际学术界早已解决的问题。”“非洲，特别是东非，是人类的故乡，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分子遗传学的多项研究也与这种看法一致。”并认定中国古人类学家对于这一“共识”的质疑，不过是为了争“面子”、过“嘴瘾”。他还洋奴气十足地揶揄道：“如果想要恢复中国作为人类故乡的地位，就该老老实实地去寻找可以跟南方古猿竞争的早期人类化石，尽管这样的希望十分渺茫。”（方舟子：《人类的远祖起源于中国吗？》，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12日）言下之意，自然是训诫中国的学者不必再去做这等为图虚名而又劳而无功的蠢事。这不仅是对中国的古人类学界和古生物学界的诬蔑与否定；而且，也是对于达尔文的这一假说所有挑战和质疑的全盘否定。因为，迄今为止，的确还未在非洲以外发现过200万年以上的人类化石。然而，正如人类迄今为止从未登上过火星，决不等于人类是否能登上火星的问题早已解决一样；迄今尚未发现足以推翻这一假说的化石，也决不等于这一假说就是绝对真理。
更何况，对于假说的挑战和质疑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都像方舟子似的，将达尔文的假说视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又有多少人还会去致力于艰苦而又枯燥的考古发掘？如果中国的科学界也象方舟子似的，将所谓“国际学术界共识”视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岂不永远摆脱不了被奴役和被压迫的学术殖民地命运？
要之，方舟子关于“人类的故乡在哪里”的所谓“国际学术界共识”，只不过是具有暂时和表面多数的一种假说。随着科学的发展，随时都有可能被修正，随时也都可能被否定。而方舟子却将它视为“国际学术界早已解决的问题”和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并用以蔑视中国的古人类学和古生物学界，充分暴露了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
达尔文进化论
达尔文进化论同样也是只具有相对真理性的假说，因此，自1859年他的《物种起源》问世以来便不断地被修正。一百多年来，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美国遗传学家戈德斯米特的“大进化”观、德国学者德沃夫的“新灾变论”、日本科学家木村资生的“中性学说”、法国数学家托姆的“突变论”、美国科学家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的“间断平衡论”、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的“协同论”等等，他们从不同方面修正了达尔文“自然界没有飞跃”的渐变说和“没有任何激变曾使整个世界变成荒芜”的渐灭说，否定了他的直线式进化是生物进化唯一模式的线性进化模式，提出了比生存竞争说更全面、更准确的协同进化和系统进化说，挑战和质疑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这些修正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一，达尔文进化论确实是假说。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谬的历史。”（《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第485页）
二，进化论学说早已超越了达尔文学说的范畴，成为整个科学界的一种综合理论。其内涵也早已超出生物学或考古学的范畴，成为包含宇宙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生态学、物理学、化学、统计学、数学、哲学……几乎所有学科的综合学问。因此，进化论不但已不再是达尔文的专利，而且已然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学说，而是一个多元的、其说不一、争执不休的、汇聚在“进化”大旗之下的“多兵种集团军”。
也就是说，达尔文进化论早已不是一种具有统一答案的一元学说。所以，为方舟子所称道的著名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散文作家杰·古尔德才说：“事实上，我比较怀疑一种诚实的探讨会找到答案。我们可以明确地解决小问题……可以合理地处理中等程度的问题……大的问题则只能听从自然的丰富多彩摆布——变化可能是定向的或无目的的，逐渐的或剧变的，选择的或中性的。我为自然的多种多样感到欣喜，把确切性的幻想留给政治家和说教者吧。”（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第30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
可见，仅仅入了生物化学的门槛便又退了出来的方舟子，及其连门槛的边儿都没摸着的追随者们，充其量不过是些“政治家和说教者”，有什么资格以进化论的内行自居，“天纵神明”地剥夺其他学科的人的发言权？又凭什么捏造所谓的“国际学术界共识”，并将它当成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口含天宪地将他人的质疑和挑战，统统说成是“伪科学”、“反科学”？
更何况，生物进化学说直接关系到人类的起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未来的命运等终极关怀问题，正像法律和法规并非法律学家的专利，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议论、质疑和挑战它一样，每一个关注人类命运、具有终极关怀意识的人都有资格去议论、质疑和挑战进化论。是谁规定了只有生物化学家才有发言权？对于外行议论，可以解释、教育或批驳，又凭什么以科学主子自居，将他们的议论统统视为“垃圾”，连损带挖苦地封杀，动辄扣上“神创论”、“伪科学”、“反科学”、“反人类”一类的大帽子，企图将他们一棍子打死？这种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的论调，与文革时期只有“红五类”才许革命的血统论又有何区别？
事实上，随着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现有进化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充分证明了1986年美国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进化论者——沃尔森教授具有代表性的讲话：更趋完善的生物进化论需要新一代的达尔文、辛普生、赫胥黎或“生物学方面的爱因斯坦”才能实现（转引自徐钦琦：《生物进化论如何走出困境？》，《化石》2000年第1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舟子们不正是打着捍卫达尔文进化论旗号反对进化论的进化吗？
再说，任何科学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老老实实地研究和实干出来的，而不是“捍卫”出来的，你们挂着“专家”和“内行”的幌子，不老老实实地去搞科研，却热衷于“捍卫”，谁知道你们究竟捍卫的是什么？
有趣的是，为了否定进化理论是假说，以基督教死敌自居，认为耶和华是“杀人魔王”，“基督教从立教时起，就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毒瘤”的方舟子，竟然不惜自贬身价拉教皇作盟友，说什么：“连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也已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个假说’。”（刘华杰：《网上再访方舟子》，《新语丝电子文库》2000年3月1日）如果他能拉上一位（哪怕仅仅是一位）权威学者或科学家，来支持他的“非假说”说，又何至于出此下策？
更有趣的是，在《科学》2002年第6期上刊登的文章《进化论的退却》中，说：2001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占全美人口整整45%的人赞同神创论观点，进化论课程激起了人们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界的忧虑，而反进化论者则利用这点来宣扬神创论观点，以致神创论者正在改变美国州立教育标准。言必称美国的方舟子也明明知道：在20世纪初，美国就“成为了世界反进化论的中心”，“原教旨基督教在美国势力庞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原教旨基督徒），其反进化论的宣传攻势也相当成功，近十年来，调查表明，美国公众接受进化论者从来就没有达到一半”（方舟子：《“起源之战”没有中立者》，《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14日）。相形之下，历来缺乏宗教意识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于进化论似乎根本构不成威胁，按说，捍卫进化论的当务之急应该在美国才是。然而，身居美国的方舟子却偏偏要到中国来大张旗鼓地捍卫进化论，岂不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小题大做、无的放矢？他的那些追随者们，对于进化论和神创论的了解，大约也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高明不到哪里去，却也捕风捉影地跟着鼓噪，岂不是盲从到家了？
探索与实证
方舟子曾说：“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在为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或者有阻碍科学发展的危险。”（方舟子：《什么是科学精神？》，《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暂且不论他的这一定义正确与否，假定它是对的。但我们也不能只“察其言”，还要“观其行”。一观，问题便来了。
例如，他在《植物真的具有感情吗？》（《科学世界》，2002年第6期）中，开头便说：“植物会有像人一样的感情吗？这本是一个傻问题。”方舟子认为，这个问题早在30年前就被康奈尔大学的霍洛威兹等3名生物学家严格的科学实验否定了。所以，他最后宣布：“科学界对此已有定论。对此，若仅仅就揭露“科学普及中混杂的谬误”和“人与地球丛书”的商业炒作现象而言，这篇文章大抵还算不错。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至少有三：
一是定论不等于真理。即或是成为一个时代全体科学家共识的定论，也只是“比较不荒谬”的假说而非真理。例如“以太说”，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没有经过任何“严格科学实验”，全凭思辨所设想的一种弥漫在宇宙间的媒质。若按照方舟子及其主要追随者赵南元教授的标准，自然是不可靠的“胡说”。然而，正是这样一类的“胡说”推动了西方古典科学的发展。到了17世纪，笛卡尔为了解释行星的绕日运动，再次提出“以太说”，认为宇宙空间并非真空，而是充满了以太，整个太阳系处于以太阳为中心的以太大漩涡中，从而形成以太论的第一次高潮，并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是西方科学界的定论或共识。直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断定宇宙是与牛顿力学相适应的绝对真空，笛卡尔的“以太说”才作为一种“胡说”被抛弃，而“真空说”则取代“以太说”成为定论和共识。又过了不到一个世纪，随着光的波动性、特别是电磁场的波动性的发现，新的“以太说”再次兴起，认为以太是一种透明、无重量、无磨擦阻力、而且用化学或物理实验都不能探测的东西，渗透于所有的物质和空间，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又否定了牛顿的绝对真空，形成以太论的第二次高潮。但1881年，专门为探测地球穿过以太的运动而设计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给这种“以太说”以致命一击，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则又进一步完善了牛顿的绝对真空说，使第二次以太论再次沦为“胡说”。但爱因斯坦并未彻底抛弃以太论，而是在广义相对论中重新将其引入，谓之“广义相对论以太”，20世纪60年代各向同性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被某些学者看作是对爱因斯坦新以太说的印证，从而使“广义相对论以太”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再次成为“国际科学界共识”。可是，爱因斯坦的真空论毕竟属于经典真空论，随着量子力学和量子真空论登上物理学舞台，越来越的科学家开始意识到：真空再也不空，其中充满被称之为零点振荡的量子涨落和真空凝聚。从而也就意味着可能会有更新的或更高层次的以太论的产生，并且再次使牛顿的绝对真空成为“胡说”。
这样的事例在科学史上比比皆是。
由此可见，确实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3，第561页）
那么，方舟子辈凭什么将30年前3名生物学家的所谓定论，视为不可逾越的真理，断定“植物也有感情”的猜想或假说就一定是谬误呢？一个多世纪之前，认为动物不会制造工具，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观点，不也曾是那个时代的定论和共识，现在呢？还能说“动物也会制造工具”的说法是谬论吗？不过一个多世纪之前，谁会相信不但没有任何“中枢神经系统”，而且也不具备任何感觉器官的细胞，在其内部以及细胞与细胞之间会有“通讯联络”？而现在的分子生物学已然发现从最微小的细菌到所有有生命的物体，其基因中都隐含了预测密码，那么，又怎见得一个世纪之后，科学家不会用更先进、更严格的科学实验，证明没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植物也会有感情呢？
二是方舟子所谓的“探索、怀疑、实证、理性”，只是12～13世纪才在欧洲兴起的近现代科学的特征或特质，而非全人类共同的科学精神。全人类共同的科学精神应该是：连动物都具有的好奇心和在此基础之上进化出来的、人类所特有的求知欲与想象力。上述最早的以太说，就是古希腊人强烈求知欲与想象力的产物，虽然没有“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推动了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可以说，一切科学的发现或发明，无不都是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产物。所以，学贯古今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埃尔温·薛定谔说：“好奇是激发剂。科学家的首要需求就是好奇。科学家必须具有好奇和渴望发现的能力。”（薛定谔：《自然与古希腊》，第53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爱因斯坦则说：“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更确切地说，正是广大无知无识的民众，出于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所提出的“傻问题”，推动了科学家的探索活动。如果将近现代科学比作一棵已有400多岁的大树，那么，广大民众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傻问题”，便是它的根系。
明乎此，便应该懂得：对于形形色色的“傻问题”只能引导而不能封杀，封杀它们就等于切断了科学的根系，也就等于封杀科学。
事实上，形形色色神秘现象的“傻问题”——诸如植物具有感情吗？血型与人的性格有没有关系？是否存在飞碟？百慕大三角是怎么回事？……包含着大量有待探索的未知现象。而方舟子却以“学术警察”自居，不是积极地加以引导，而是凭着他现有的那点有限的科学知识，打着科普的旗号，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将有关一些不可知现象的议论统统说成是“伪科学的泛滥”，一味地挥动所谓的“奥卡姆剃刀”进行封杀，无论其主观动机是什么，其客观效果都是对科学发展的釜底抽薪。尤其是处于现代科学刚刚起步阶段的中国的民众与青少年，比起他们的那些只懂得修齐治平、一心以天下为己任而对其他事情不甚关心的祖先和前辈们，开始对这些历来被视为怪力乱神的事物产生兴趣，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大进步。当然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加以引导，但更需要保护，而绝不是方舟子式的蔑视、挖苦和封杀。
三是科学研究从来是全民的共同事业，而绝非是只有科学家才有资格进入的贵族俱乐部。因此，无论是科学家的专业探索，还是非本行的科学家的业余探索，抑或民间的外行的或盲目的探索，甚至是某些利欲熏心之徒急功近利的“探索”，全都应该视为科学探索的组成部分。当然需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却万万不可因为“伪”或“粗”便将其统统扼杀。更不能用道德标准去加以否定。例如，15～16世纪始于西欧伊比利亚半岛的“地理大发现”，其领导人——无论是麦哲伦、哥伦布还是达·伽马、科尔特斯——都不是科学家，其成员，不过是一群由僧侣、商人、士兵、水手、无业游民、罪犯、个别的学者或研究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其性质是海外冒险和扩张；其主要动机或目的，是改变异端信仰、寻求贸易通道和寻求黄金；其道德准则，则是非我族类，格杀勿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皆非科学探索。然而，却大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西方文明的骄傲、基础和核心的现代科学，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样的一些冒险和扩张活动的产物。
事实上，许多科学的发现或发明，不仅是源于广大民众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而且还常常源于许多异想天开的、形形色色的“伪科学”探索。例如飞机的发明，就起源于许许多多不具备任何科学知识，没有经过“严格科学训练”，以为绑上两个人造的翅膀便可飞上天的“妄人”或“狂人”。或者说，正是那些因为无知才无畏的“妄人”或“狂人”的“伪科学”探索活动，冲破了或启发了科学家们被形形色色的科学条条框框所框死的定向思维（例如，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已然上了天，竟还有物理学家公然宣称载人飞行是违反物理学定律的），触发了他们的创造灵感。用方舟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偏见的、非纯客观的研究过程未必不能得到客观的结果，正如走了弯路未必不能达到目的地。”（方舟子：《慎勿乱说生物学——评陈蓉霞〈说你说我，说生物学〉》，新语丝，2002年6月2日）
那么，又怎见得被方舟子轻蔑地称之为“原是纽约市的警察”，在“一所野鸡学校获得‘补充医学’（江湖医术的代名词）的‘科学博士’学位”的巴克斯特，所进行的“伪科学”探索，就不会触发其他科学家的创造灵感，去进行有关“植物是否有感情”的科学探索？又根据什么武断地说：“并没有植物学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呢？
若按方舟子的科学精神定义，那这事实上也就是在用实证封杀探索。
任何科学学说或理论都不过是一种假说，将所谓的“国际学术界的共识”视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显然是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一种反科学思潮。看来，动辄判别人以“反科学”罪名的方舟子辈，恐怕才真正是洋奴气十足、打着科学旗号反科学的江湖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