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马克思论中国，属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马克思“发现”中国、马克思论古代中国和论近代中国三个方面，概论性的阐述了马克思论中国的历史过程和基本内容。为读者提供了认识马克思对中国论述的基本观点和材料。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和东方大国，自然引起马克思的特别关注。他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东方社会时，中国便成为他研究的重点之一。马克思对中国的论述，是他的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正确地认识马克思对中国的论述，对于全面理解和正确地把握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一 马克思“发现”中国
马克思一生未曾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发现”是从他的前人和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东方社会的介绍材料中间接了解的。
最早论及东方社会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他在《政治学》中对东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将东方社会勾勒为“专制”和“奴性”的形象。后来，马基雅伟利在《君主论》中比较了两类公国，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对东西方人的社会观进行了比较，说东方人对社会处于“无感觉状态”，而西方人则对社会是“多样感觉性”的。然而，这些西方人在著作中都是泛指东方，并非具体指中国，马克思自然不可能从他们的著作中了解中国。
西方人最早发现中国是始于1240年由于蒙古军队攻占了欧洲，将大批欧洲战俘押回蒙古，这些战俘才知道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个叫契丹的国家。1245年，罗马教皇派遣方济各会士普兰·迦尔宾出使蒙古宫廷，他回国后写了《蒙古的历史》，粗略地介绍了契丹国的宗教、语言等情况。1253年，法兰西国王也派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来到蒙古，他了解到契丹国的一些情况。后来罗克布尔在《鲁布鲁克东游录》中写道，“还有契丹，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丝人……该国领土内有许多省，大部分没有臣服于蒙古。它们和印度之间隔着海洋。契丹人身材矮小，说话发强鼻音和东方人一样长着小眼睛。他们是各种工艺的能工巧匠，他们的医师很熟悉草药的性能，熟练地按脉诊断”〔1〕。 这大概是西方人最早具体论述中国的著作。虽然他们的论述还是十分肤浅和模糊的，但从此契丹国的名称传及了欧洲，并逐渐形成了契丹国即中国的统一认识。
元朝帝国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慕名来到中国。他把中国的北方称为契丹省，把南宋所辖各省称为蛮子省，并具体描述了忽必烈大汗征服蛮子省的经过。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传遍欧洲，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浓烈兴趣和向往。当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开辟后，便出现了西方人“发现”东方的16世纪的新时期，大批西方商人、传教士、旅行家纷纷来到中国。这些西方人来到中国，既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带给了中国，又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用报告、书信、游记等形式介绍给了西方，客观上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形成了第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与此相适应，中国出现了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第一个西学派。利玛窦、汤若望等人成为了“中国通”，J·B·塔弗尼尔，F·贝尔尼埃，P·贝格朗等旅行家，在他们的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中国的材料，都注意到了中国是东方最强大的最有影响的国家；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皇帝与有功朝臣共享权力，朝臣们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中国极为重视农业和水利等公共工程建设；中国也存在过村社，皇帝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等。
18—19世纪初，与进一步开拓世界市场相适应，西方出现了启蒙思想运动的高潮，一批启蒙学家从“欧洲中心论”出发，对东方社会和中国有过许多论述。如理查·琼斯、亚丹·斯密、黑格尔、费尔巴哈、孟德斯鸠等人。他们在论著中涉及东方和中国的观点和材料，较之过去更多了，诸如东方地理环境决定论；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租税合一；村社制度；东方专制主义；东方社会的分散性、孤立性、停滞落后性等。但至此仍缺少对中国阐述的专题性论著。而他们对中国的论述，无疑为马克思“发现”中国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我们也不难看出在马克思的有关东方和中国的论著中，明显地保留了他们提供的观点和材料的印记。
然而，马克思“发现”中国的标志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直接论及了东方和中国。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文明中来了……它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 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3〕。 此后，马克思发表了一系列专题性论述中国的论文，成为了马克思近代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马克思论古代中国
古代中国是古代东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不是孤立地论述中国，而是将它置于古代东方社会的“亚细亚形态”之中进行论述的。
关于生产力问题。马克思指出，由于“气候和土地条件”，古代东方“使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 ”〔4〕农业公社是基本的生产形式。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以及固定的分工而构成了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排除了商品生产或商品生产处于从属的地位，生产力很低。中国在远古时代就进入了以农耕种植业为基础的原始公社阶段，生产力也很低。“在从前的时候，中国旧式犁头……像猪仔或田鼠一样，只掘开泥土，但没有作田沟，且没有将泥土翻转”。“以治园的方法来耕种田地的小农业（例如在巴比伦、中国南方及日本就是如此）……在这种耕种制度下，农业生产率的代价就是厉害耗费人类的劳动力，使这些劳动力不能参加其他的生产部门”。造纸业本来是中国最早发明和制造的强项，然而当西方国家进入手工工场阶段后，“可是中国和印度，在造纸业上至今还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古代亚洲的形式”。“亚洲的农业公社……以及各式各样的小规模的氏族的农业，且不能用来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率”〔5〕， “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6〕。
关于村社问题。马克思指出，由于东方国家人民把“大规模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和居民“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很古的时候起，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分散孤立的独立的组织。“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现象……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来往”〔7〕。 这种村社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似乎永远处于平衡状态之中，它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村社既不关心政治上的变化，也不受其影响，村社很少发生变化，“人口增加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建立一个新公社”〔8〕。即使偶然原因遭到破坏， 它又以“同一个村社名字，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他们的经济生活仍旧没有改变。”〔9 〕使东方社会具有闭塞落后和停滞不前的特殊性。这种村社在印度、俄国和中国都有，“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10〕。
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马克思认为东方国家存在着双重土地所有制。一方面是农村公社的公有制，“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1〕。另方面是国家或国王所有制。“在大多数的亚细亚的基本形态里，那处于一切小公社之上的综合单位，便成为高级所有者，甚至成为唯一的所有者，因而真正的公社反倒只不过是世袭的占有者……由于总体是实际的所有者和公有财产实际的前提，它就成为凌驾于多数个别的真正公社之上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于是在这些公社内部，个人在事实上就没有财产了，或者可以说他的财产……是由那当作多数公社之父而体现着整个社会的专制君主以个别公社为媒介转让给个人的间接财产”。“这所谓整体，一部分指实际上的专制君主。一部分指想象中的部落制度，也就是神。”〔12〕“国家就是最高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在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13〕古代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殷商王朝时期，其王室便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它所掌握的土地叫“我田”，后来发展为王田或皇庄。所以，马克思说，“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但随着生产力提高和村社与外界交往的发展，村社土地所有制也有变化，中国农民“他们大部分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14〕村社土地公有制遭到破坏，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便逐渐向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结果，“村社越是迅速地变为小私有农民的乡村。”〔15〕
关于剥削形式问题。马克思从东方国有土地制出发，指出“象在亚洲那里，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地租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与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16〕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可以采取贡赋的形式，也可以采取集体劳动的形式，其目的是供养集体。”〔17〕直接生产者除耕种自己的土地外，“并在每周的其他几天，无代价地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劳动……在这里，地租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中国农民从皇帝那里得到一小块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18〕统治者将剥削来的财富任意挥霍浪费，“皇帝（中国皇帝）可以任意浪费，不加计较。因为他除了皮币和纸币以外，并不花费，也并不制造什么其他货币……正如孟德维尔所推想的那样，‘他因此可以毫无限制，任意挥霍’。”〔19〕
关于中国专制主义问题。马克思在论述印度时一再指出，因为它们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为基础的村社，过着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使得村社长久稳固不变，社会停滞落后，于是村社成为了东方专制赖以存在的牢固基础，在村社上面建立起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国同印度一样，实行“这种同样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长期处于“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使得专制制度在村社上面建立起来。中国“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中国正是由“这个家长制的权力”〔20〕统治着“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21〕
三 马克思论近代中国
马克思专题性论述中国始于19世纪50年代初。当时中国已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国内外矛盾开始激化，其中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两大事件，直接促使马克思把注意力集中于对中国的研究，仅在1853年至1862年期间，就撰写了19篇论述中国的论文，此后又在《资本论》等论著中经常论及中国，这些论述是他的近代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归纳起来，马克思对近代中国的论述，其基本内容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问题
当西方主要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和开拓世界市场之际，古老的中国社会经济仍然是“依靠着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22〕。农民“他们大部分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农民一方面耕种土地，收取粮食；另方面，“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就去从事他的副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如纺纱织布，“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因此，中国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过着“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的生活。“一般说来是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的”。但“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的生活程度是世界上最低的”。马克思又指出，中国和印度的社会经济基础虽然“同样是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然而两国的经济基础可能发生不同的变化，因为印度的这种经济结构“是以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性质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至高无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强迫部分村社建立起生产鸦片、棉花等去交换英国货的简单农场，而在中国，“英国人现在还没有这种势力，而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23〕。因为中国不像印度那样是英国征服者的猎获物，“中国内部的经济组织，小农业制度等等，而要
除这小农业制，就需要很长的时间。”〔24〕
关于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马克思认为中国实行的是以皇帝专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并有整套完备的国家官僚行政机关。“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正是“这个家长制的权力”和“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统治着当时的中国，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则长期实行闭关自守的排外政策。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外国人有反感，不过“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之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其直接原因，是欧洲人从17世纪末以来为了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剧烈的纠纷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满洲人实行这种排外政策。”〔25〕
然而，当时中国的锁国大门已被打破，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已发生了变化。中国“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由于鸦片大量输入和非生产性鸦片的消费，引起银元外流，“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也使“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营私舞弊和贪污“浸透了整个官僚体系”，“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而外国棉纺织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产受到相当的破坏”。“所有这些破坏性的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从而消除了“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26〕然而，英国等西方列强并未像他们在印度那样在中国建立起西方式的物质基础，正因如此，中国只能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
第二，关于对华贸易问题
19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华进行掠夺性的贸易。他们以炮舰政策开路，采用海盗式的掠夺方式，对华输入大量鸦片和棉纺织工业品，以换取中国的金银和茶、丝等工业原料。这种贸易占英印政府收入的1/6， 也是英国工业发展的资本的重要来源。“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27〕。“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商约。”〔28〕“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扩展的对华贸易”〔29〕。如果“英对华贸易的任何严重停顿”，对英国来说“将是一场很大的灾难”〔30〕。鸦片贸易，一方面对英国工业发展以“新的推动力”，使英国的“各种交易所、证券的价值提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但同时“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31〕因为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必然会降低对工业品的购买水平，“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32〕结果，英国的输出，“1854年只有1843年的十七分之十，”〔33〕这可能会引起英国的商业危机。另方面对中国却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经济上，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本国手工业遭到破坏，“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34〕人民负担加重，生活贫困，严重影响财政收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造成国家行政机关和官吏们的腐化而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中国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均受到严重的摧残。
第三，关于对华战争问题
19世纪中叶，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向东方和中国开拓世界市场，中国的闭关国门虽已被第一次鸦片战争所打破，但不断增加的鸦片贸易和棉纺织品的大量输入，破坏了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家庭结合的经济基础，动摇了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中西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于是清政府拒绝了英法美旨在扩大对华掠夺性贸易和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修改条约的要求。西方列强的外交讹诈失败后，决定用武力达到扩大侵略的目的，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借口，以便主动对华发动战争。
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马克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围绕着西方列强对华战争写了10余篇评论文章，深刻地揭露了西方列强对华战争的原因，性质和后果。马克思指出，“英国人曾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一个海盗式的划艇而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那么现在要想达到一个高潮，只需马上发动一次旨在以公使常驻北京这件麻烦事情来和中国为难的战争就是了。”〔35〕马克思还具体评析了“亚罗号”事件和“白河”事件而得出结论说：“亚罗号”事件在“全部经过中，英国总是错误的一方。”〔36〕英国是“迫在眉睫的第三次英中战争的罪魁。”〔37〕而“白河”事件的“敌对行动完全由我方发动。”〔38〕关于对华战争的性质，对英国来说是“极端不义的战争”〔39〕，是“海盗式的英中战争”〔40〕，是“侵略战争”。战后签订的条约是英国“用海盗式的战争逼迫中国政府接受的条约。”〔41〕马克思还批驳了对华战争的所谓只是炮轰一个城市或进攻一个省的“地方性”战争的观点，指出，“目前的冲突具有‘全帝国的’而非‘地方的’性质”〔42〕，都是“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43〕对中国来说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44〕至于中国人采取的西方人认为是不符合正规战争方法的手段，马克思说“而仔细想一想，我们对待野蛮人所采用的原则是否能和野蛮人对待我们所用的没有什么差别”〔45〕。关于对华战争的后果，马克思指出，“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46〕第一次鸦片战争向中国夺取了420 万英镑赔款，第二次鸦片战争则夺取了133多万英镑赔款。 英国“却强迫中国必须偿付这次战争的费用……天朝的百姓将偿付1500万到2000万英镑。”〔47〕“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48〕
马克思还特地评析了俄中关系，指出俄国利用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和英法对华战争的时机，不花一文钱，不出一兵一卒，却获得比任何参战国更多的好处。
第四，关于太平天国革命问题
19世纪中叶爆发的历时14年和席卷中国18个省的太平天国革命，震撼了中国和世界，也是促使马克思开始研究中国的直接动因，为此，他撰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国事件》、《亚洲与俄国》等文章，对这场革命的原因、性质、特点、意义和前途作了精辟的论述。
关于这场革命的原因。马克思于1850年1 月在《国际概况》上发表的评论中就指出，由于英美等国夺得了五大商埠中的自由贸易权，中国市场上充满了西方机器制造品，使“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遭受到了排挤，“稳固的中国就遇到了社会危机。赋税不复源源而来，国家频于破产，大批民众变为赤贫”，因而中国“已处于社会革新的前夜”。“起义，大批杀戮皇帝底官吏及佛爷底和尚之举动也开始了。”〔49〕当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又于1853年1 月发表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著名论文，指出“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接着，马克思分析了鸦片贸易为中国造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严重后果，揭示了这场革命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当这场革命进入晚期时，马克思于1862年又发表了《中国事件》一文，更直接而具体地指出， 之所以在满清统治300年后才爆发这场旨在推翻这个外族统治朝代的革命运动，“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因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时国家制度之震动、银子外溢，国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性之破坏以及其他等等。”〔50〕
关于这场革命的特点。马克思从东方社会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专论这场革命的《中国事件》中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马克思根据洪秀全把《劝世良言》视为“天书”，创立拜上帝会，奉上帝为古今中外的唯一真神，在“天父天兄”和“天下共享太平”的号召下组织起义，一开始就树起了反封建神权的旗帜等事实，马克思指出，“目前的运动一开始就有宗教色彩，但这是东方各种运动所共有的一个特点。”二是马克思根据东方社会农业和手工业家庭结合的经济基础和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以及相对“停滞的社会”等事实，指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形：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同时将政治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则不断更迭”。中国这场革命也是如此，“在这次中国革命中，中国革命的代表才真是奇特哩。除了换朝以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因此，“太平运动实质上乃是一种完全空洞的运动”。三是马克思根据太平军的一些行为，还指出了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马克思还借用夏福礼先生的话批评说，“十年以来太平军那种喧嚷一时和空洞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马克思认为之所以会是这样，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51〕。
关于这场革命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这是一场“连绵不断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52〕。这是一场反对本国封建势力和反对外国侵略的革命。起义者“大批杀戮皇帝底官吏及佛爷底和尚……国家已处于千钧一发之际。”迫使皇帝把财产转移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时行宫的热河〔53〕。“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侵入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着反感。”〔54〕这是“一切中国人反对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55〕。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人民还在静观皇帝的军队与侵略者作战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则“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56〕“西方各国政府的任何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带有暴力的性质。”〔57〕
关于这场革命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热烈地颂扬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又指出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重要意义。“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南方独立地进行着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也不投降，表明了人民“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了极大的危险”，“末日正在迅速到来”〔58〕。这场革命对欧洲有强烈的影响，“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将会引发“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59〕，“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60〕。这一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理论重要内容。
关于这场革命的前途。马克思不仅认定“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挣扎”，它“终于要在这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61〕。而且，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理想和目的作了预测。马克思说，“在造反的平民中间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又借用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的话说，以至他时隔20年又回到欧洲时，也听人说到社会主义，中国人和欧洲人都在讲社会主义，所以他警喊道“这么说来，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当时欧洲正处于资产阶级改革和民族统一运动时期，封建势力受到严重打击，马克思说，“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大字呢！”〔62〕
第五，关于中国人口过剩和移民问题
马克思认为，“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63〕。人口过剩必然发生强迫移民问题，这是古今中外所共有的现象。人口过剩有两种类型，一是人口压迫生产力，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中国在1851年有4.3亿人口，约占当时世界人口11.2亿的38%，马克思说中国是“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64〕马克思又借用居茨拉夫的话说，“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65〕可见，马克思认为当时中国是人口压迫生产力类型的人口过剩的国家，那么人口过剩的出路在哪里呢？马克思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这种情况在古代曾“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国。”〔66〕强迫移民的根本原因是居民们被剥夺了生产条件而处于赤贫境地。近代中国，由于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到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频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使得过去“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而崩坏。千百万人将无事可做，将不得不移往国外，他们将打开到欧洲去的道路，他们将大批涌入欧洲”。“结果将发生空前的大批的出国侨居的现象，使被人仇恨的中国人充塞欧美亚各洲”〔67〕。这种“移民底巨浪会从中国涌来”〔68〕。
注释：
〔1〕转引自《世界历史》1985年第3期第23页。
〔4〕〔6〕〔7〕〔9〕〔14〕〔18〕〔20〕〔22〕〔23〕〔25〕〔26〕〔27〕〔28〕〔29〕〔30〕〔31〕〔32〕〔33〕〔35〕〔37〕〔38〕〔39〕〔40〕〔41〕〔42〕〔43〕〔44〕〔45〕〔46〕〔47〕〔48〕〔52〕〔54〕〔56〕〔57〕〔58〕〔59〕〔60〕〔61〕〔64〕《马恩选集》卷2第64，72，66—72，66，61，61，2，57，60—62，9，2—3，2，57，9，52，57，24，59，56，46，51，14，41，43，52，28，20， 51，14，31，14，1，9，20，19，7，21，6，1，26，26页。
〔2〕〔3〕《马恩选集》卷1第254—255，252页。
〔5〕〔49〕〔50〕〔53〕〔67〕〔68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解放社1952年第4—7，212—213，171—172，213—215，182— 183 ，202页。
〔8〕《马恩全集》卷23第396页。
〔10〕〔13〕〔16〕《马恩全集》卷25第373，891，891页。
〔11〕〔21〕《马恩全集》卷28第256，16页。
〔12〕〔17〕〔1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 分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91—92，92，83页。
〔15〕《马恩全集》卷14第166页。
〔24〕〔34〕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36〕〔51〕《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 31 ，137—140页。
〔62〕〔65〕《马恩全集》卷7第264—265，264页。
〔63〕《马恩全集》卷46（下册）第104页。
〔66〕《马恩全集》卷8第6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