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中的东方诗话学——第一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学术论文,大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面新的学科旗帜，正在世界的东方学术界飘扬。这面旗帜上写着“东方诗话学”五个大字。
1999年7月9日，晴空万里，气候宜人。为期三天的“第一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正在韩国大田市的国立忠南大学校隆重举行。大会由韩国著名诗话研究专家、东方诗话学会第一任会长赵钟业教授主持，来自中、韩、日三国及东南亚地区的数十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
一、东方诗话学会
这次学术大会由“东方诗话学会”主办，是这个学会成立以后的首届学术年会。
东方诗话学会，是一个以东方诗话（含中国诗话、朝鲜诗话、日本诗话以及越南文论等）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性学术团体。著名诗话研究专家赵钟业、蔡镇楚、船津富彦等经过多年筹备，中、韩、日三国及港台地区其他同仁努力合作，1996年5月26 日在韩国大田市“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
东方诗话学会的成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酝酿过程。1989年10月，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上海年会上，蔡镇楚先生在《诗话呼唤新一代之崛起》一文中，曾提出建立“中国诗话学会”的设想；经过多方联络协商，1990年2月在《中国文学研究》杂志上公布了钱仲联先生等22 名同行专家共同发起的关于《筹建“中国诗话学会”倡议书》。之后，为争取有关政府部门批准立案，钱仲联先生几次写信于民政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年11月，蔡镇楚先生专程去桂林，与广西师大张葆全、周满江教授共商举办首届中国诗话研讨会事宜。然而，鉴于种种原因，北京批复迟迟不下。1993年10月，蔡镇楚先生第二次出访韩国，正式向赵钟业教授提出创建“东方诗话学会”的意见，并立即着手筹备之。当学会诞生之际，学会章程由蔡镇楚起草，赵钟业、任范松协同，经过集体讨论修改定稿。章程规定每两年先后在各个国家与地区召开一次学术年会。学会主办的一个会刊《诗话学》，创刊号已于1998年由韩国汉城太学社出版发行。从筹备到学会成立，从会刊《诗话学》的编辑出版和首届年会胜利召开，赵钟业先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
古往今来，一切有志于诗话之整理与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从元代的方回、清代的纪昀、章学诚、何文焕，到民国时代的丁福保、徐英、郭绍虞、罗根泽、陈一冰，都曾经为之奠基。特别是日本的船津富彦、韩国的赵钟业、中国的蔡镇楚、刘德重、张葆全等教授为开创诗话研究之一代风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东方诗话学会的成立，是中、韩、日三国几代学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是方兴未艾的诗话研究走向国际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主要标志。其社会意义与国际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二、诗话学
这次学术年会的主要议题与突出成就，乃是为“诗话学”立论。大会围绕着“诗话学”这个中心展开讨论，基调发表有蔡镇楚的《诗话与诗话学》，刘德重的《诗话范畴与诗话学》，赵钟业的《诗话学与比较文学》，张寅彭的《诗话发展正义》。
诗话学，是以诗话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或曰“学科”。中外学者认为，从“诗话”到“诗话学”，乃是诗话之整理与研究的历史之必然，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学术发展潮流。其突出表现在于：
其一，“诗话学”之名，出现于20世纪三十年代。1936年徐英先生发表的《诗话学发凡》，旗帜鲜明地标举“诗话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尚属首创，代表着前辈学者对“诗话学”的热情呼唤，为中国诗话研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其二，半个世纪以后，为继承前辈学者的未竟之业，蔡镇楚先生于1990年5月出版了一部名为《诗话学》的专著， 使徐英先生为诗话立“学”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从徐英《诗话学发凡》之文到蔡镇楚《诗话学》之著问世，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诗话研究实现了一大新的飞跃，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此中确实凝结着无数学者的滴滴心血和研究成果，但其开创之功应该归于蔡镇楚教授。
其三，东方诗话学会创办的会刊以《诗话学》命名，与徐英之文、蔡镇楚之著前后呼应。这样以来，“诗话学”之名同时赋予了一种学术杂志的内涵。这既是国际学术界对徐英、蔡镇楚标举“诗话学”的广泛认同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东方诗话学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将徐英、蔡镇楚为“诗话学”张目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际化、集团化的学术行为的一个重大举措。此举所为，应该归功于韩国著名学者车柱环、赵钟业先生和秘书长金周汉教授。
应该指出，关于为“诗话”之立“学”，中国大陆学人中尚有异议。有人主张以“诗学”名之，认为“诗学”大于“诗话学”，提倡从“诗学”方面研究诗话；有人反对诗话与诗话学，把历代诗话贬斥而为“一堆无聊的文字”，以严厉尖刻的言辞质疑于“诗话学”。对此，绝大多数诗话研究者并不以为然。蔡镇楚先生在《诗话与诗话学》中运用历史比较法从正面阐述了为诗话立“学”的几点理性思考和重要依据：其一，“诗学”在西方是广义的概念。中国人没有必要步西方诗学之后尘，勉强建立一门不可与西方诗学同日而语的狭义的“诗学”。其二，“诗学”之名在中国学术文化中包含着多种内涵，如诗经之学、诗格之学、现代意义上的“诗学”等，故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或今日所谓的“诗学”。其三，“诗话学”之名较之于“诗学”，其概念之内涵与外延，更合乎中华民族乃至东方民族谈诗论诗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特性。其四，以中国诗话为代表的东方诗话并非仅仅限于诗论，其内容远比诗论要广泛得多。因此诗话研究的角度与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而不能仅局限于诗学之研究。其五，诗话是中国诗歌理论批评的主要样式，中国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只有通过诗话研究才有可能实现。轻视中国诗话而欲建立所谓“中国诗学”，就只能拾“西方诗学”之牙慧而已。
对于那种贬斥历代诗话之论，刘德重先生在《诗话范畴与诗话学》中逐一给予针锋相对的批驳。他提出界定诗话范畴的三项原则，即主体性原则、约定俗成原则、历史存在原则，认为“诗话学能不能成立，关键不在于诗话范畴的确定，而在于诗话研究的成果积累”。
三、东方诗话学
本来，以“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命名者，1996年5 月曾经在韩国大田市召开过一次，为忠南大学校赵钟业教授退任之贺而举行。东方诗话学会首届年会题名为“第一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其意义之重大深远并不亚于替诗话立“学”。它表明赵钟业先生等国际学术界的朋友对“东方诗话学”的普遍认同和公开承认，说明“东方诗话学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以创建“东方诗话学”为己任，高扬起“东方诗话学”这面学术旗帜，为力争东方诗话应有的国际学术地位，敢于以“东方诗话学”向“西方诗学”进行公开挑战的学术勇气。
“诗话学”之名，创始于徐英先生；“东方诗话学”之名，则出之于蔡镇楚教授。十年以前，蔡镇楚先生在其《中国诗话史·序》中明确提出建立“东方诗话学”的学术主张，把建立“东方诗话学”作为自己撰著《中国诗话史》的目的之一。比较而言，徐英之标举“诗话学”，立足点仅仅在于中国诗话；而蔡镇楚之倡言“东方诗话学”，则着眼于中国诗话、朝鲜诗话、日本诗话及其历史形成的东方诗话圈。
自古以来，东方文化以中国为核心，以儒家文化为纽带，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与地区形成一个儒家文化圈。东方诗话圈，是儒家文化圈的产物；盛极一时的中、韩、日三国诗话等，是古代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交融混一的宁馨儿。由于时代的局限，前辈学者的诗话研究尚停留在中国；而今时空的扩展，学术视野的扩大，开拓出前辈学者未曾有过的思维空间，“东方诗话”与“东方诗话学”这一概念才应运而生。“诗话学”的建立，是对诗话研究本身的学术动向和学科建设来说的；“东方诗话学”的创立，是对人们长期顶礼膜拜的“西方诗学”相对而言的。从“诗话学”到“东方诗话学”，这种历史时空的变换，正是诗话研究者应该具有一种广博的学术胸怀与思想境界，是“东方诗话学会”赋予诗话研究者应该自觉肩负起来的历史使命感，这就是使独具特色的“东方诗话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获得与“西方诗学”平起平坐的学术地位。因此，排斥“诗话学”或“东方诗话学”，显然不是我们应该具备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四、诗话呼唤新一代之崛起
此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是处于世纪之交而召开的一次盛会。既是对千年诗话特别是二十世纪诗话研究的一个全面总结，也是对下一世纪东方诗话研究前景的一种科学性的展望。
大会认为，以中国诗话、朝鲜诗话、日本诗话为代表的东方诗话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是东方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媒介。千年诗话，作家云蒸，卷帙浩繁，经久不衰，理应为之立一专门之学而加以系统研究。
大会认识到，二十世纪的东方诗话之整理与研究，从微观到宏观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应该充分予以肯定。诗话丛书如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郭绍虞《清诗话续编》，杜松柏《清诗话访佚初编》，广文书局《古今诗话丛编》《古今诗话续编》，赵钟业《韩国诗话丛编》《日本诗话丛编》，池田胤《日本诗话丛书》，吴文治等《中国历代诗话全编》，周维德《全明诗话》；专著如郭绍虞《宋诗话考》，蔡镇楚《中国诗话史》《诗话学》《石竹山房诗话论稿》，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张葆全《诗话与词话》，台湾张健《清诗话研究》，韩国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韩国诗话研究》、许世旭《韩中诗话渊源考》，日本船津富彦《中国诗话研究》；诗话研究论文数以千计，代表作如郭绍虞《诗话丛话》、陈一冰《诗话研究》、徐英《诗话学发凡》、徐中玉《诗话的起源及其发达》、钱仲联《漫淡诗话》、蔡镇楚《中国诗话与日本诗话》《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中国诗话与印度梵语诗学》、张伯伟《中国古代诗话的文化考察》等；还有诗话类编、选本，如台静农《百种诗话类编》、李钟殷等《韩国历代诗话类编》、赵永纪《古代诗话精要》、王大鹏等《中国历代诗话选》、程毅中等《宋人诗话外编》；辞典有张葆全等《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曹旭等《中国诗话词典》、蔡镇楚等《东方诗话学大辞典》。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颇具代表意义的丰硕成果，凝结着一代一代中外学者的心血，是诗话研究者奉献给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厚礼。
然而，学术研究总是后来居上的。展望未来世纪的诗话研究，我们寄希望于新一代。这就是所谓“诗话呼唤新一代之崛起”的真正含义。令人欣喜的是，一批优秀的学位论文在不断涌现出来，如台湾连文萍《明代诗话考》、韩国金姬子《韩国品则研究》、中国李清良《略论理学与诗话》、饶毅《中国诗话与唐宋诗之争》、张红《清代朴学与清代诗话》、蔡静平《钟嵘诗品与古代诗话》、欧海龙《论中国诗话的生命意识》、吴果中《象喻：中国文学批评的艺术生命》等，正代表新一代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术眼光和研究水平，拓展了诗话研究的思维空间，是诗话研究的希望之所在。
大会特别强调，对于诗话作诗学研究，是必要的，但并不全面，我们还应提倡对诗话作文化学的研究，或者作美学的研究，文人心态的研究，审美语言学的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民族文化性格的研究，文献学的研究，民俗学的研究，宗教文化的研究，等等。惟有使诗话研究的角度与方法呈现多元化的格局，才有利于诗话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才有益于独具特色的东方诗话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论体系的创建，才有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大家一致认为，“东方诗话学”当以中韩日三国诗话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学术坐标，以儒家文化圈为时空范围，以西方诗学与印度梵语诗学为参照系，运用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地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其学术前景是相当广阔而辉煌的。
与会者看到，“东方诗话学会”创造了一种开放性的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提倡学术自由论争，反对派别攻讦之习，主张在“东方诗话学”这面崭新的学术旗帜之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东方诗话研究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理事会决定，“第2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于2001 年在香港举行，并任命香港浸会大学邝健行教授为秘书长，具体负责筹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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