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劣质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地区论文,民主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7年国民党解除“戒严”以后，台湾政治开始向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台独”分裂势力的操弄下，西方式民主政治中的多党竞争、言论自由、普选制度等民主形式在台湾地区被严重扭曲。统独争议下的族群分裂、“公投自决”导向的民粹主义和长期得不到根治的黑金政治交互作用，将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引上了一条危险的发展道路。
“统独争议”转移台湾政治主题
正常民主国家里，政党竞争和政党的政策纲领皆依循宪法的架构，避免倡导分离意识，造成社会的重大分歧和对立。朝野政党竞争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和施政层面上，有时涉及对外政策，但不可能涉及国家认同之争。就基本的政治学原理来说，国家认同的高度分裂性，必然导致不同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迥异，在高度政治动员下，不可避免地造成族群对立和社会分化的局面，从而严重“侵蚀民主巩固的前提——一个共同认可的政治秩序的疆界”。(注：游盈隆主编.民主巩固或崩溃：台湾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月旦出版，1997：33)
台湾地区，族群分野(主要表现为“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纠葛)被“台独”分裂势力不断“政治化”，族群政治成为台湾政治最为鲜明的特质之一。台湾政治历史的殊异性使得西方式民主政治的“非常态”充分显现了出来。研究表明，台湾社会中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有很高的重叠性，“外省”族群中倾向中国认同的比例非常高，而“台独”的支持者中，“本省人”(包括福佬、客家族群)为绝大多数。因此，台湾地区的国家认同冲突与族群分野密切相关，加剧族群冲突的因素必然会在国家认同上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以民进党为主体的“台独”分裂势力将动员族群情绪、挑起统独论战作为争取本土选票的基本手段。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登辉完全背离中国国民党“政治革新”的初衷，以“本土化”、“民主化”之名，纵容“台独”思潮泛滥，导致民进党等“台独”势力迅速崛起，几乎达到与执政的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地步。“统独争议”遂逐步占据台湾朝野政治论述的中心位置。同一时期，民进党开始推动所谓“路线转型”，以“柔性台独”路线取代“刚性台独”主张，改变其“台独”形象。这也是陈水扁能够在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2000年当选“总统”的主要原因。但民进党执政以后，政治实力明显增强，“路线转型”的动力随之消失。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民进党主席按常理不应该推行分裂国家的政策，而且历史一再证明，“台独”诉求绝不利于民进党争取中间选民、拓展票源。但是，如果陈水扁完全抛弃“台独”“神主牌”，将遭致“台独”阵营中“基本教义派”的强烈反对，甚至导致“台独”群体的分裂，进而损失部分支持民进党的传统“铁票”。在民生议题上不具优势，加之“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巨大压力，陈水扁在竞选连任中不得不通过操弄“统独”议题，激发族群意识，从而转移台湾民众对民生议题的关注，藉“台独”诉求搏选举抢选票。同时，面对“泛蓝”整合后的巨大声势，民进党将“二二八”以来的台湾朝野斗争，简化为代表“外来”势力的国民党当局与代表本土势力的反对力量的对抗与争夺，给国民党贴上“外来政权”的标签，试图形成民进党执政即是台湾人民“出头天”和当家作主，而国民党夺回政权即是“外来政权复辟”、“投靠中共”的假象。
“台独”分裂势力不断挑起“统独争议”，转移台湾政治的主题，加剧了族群冲突，深化了国家认同的分裂。反过来，国家认同的分裂严重侵蚀了保障民主政治健全发展的前提。近几年来，在“台独”意识形态作用下，民进党政府否认国民党执政时与大陆达成的“九二共识”，抛出所谓“一边一国”的主张，从而严重妨碍了台湾朝野就两岸关系进行理性沟通，以设计出体现大多数台湾民众利益的大陆政策。“台独”分裂势力罔顾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操弄“统独”议题，使台湾政治陷入族群严重对立、意识形态激烈对抗、两岸关系高度紧张的危险局面。
民粹政治漠视台湾民意
民粹主义发韧于19世纪的俄国，20世纪30年代在拉美国家盛行一时。其核心思想是，在传统社会瓦解后，政治精英以追求社会平等、民主自由或国家独立等理想，诉诸人民的感情与群众心理，博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其实质是由上而下的精英主义(elitism)。现实政治中，它往往沦为政客们为达到一定目的操纵民意、愚弄人民的政治工具。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操纵的“公投”即为民粹主义的典型表现。
台湾承袭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又长期遭受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一般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虽然表面上支持自由民主，内心却是有根深蒂固的权威人格取向和“清官情节”。因此，有学者认为，推动台湾“民主化”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自由主义，而是族群主义。(注：彭怀恩.台湾政治发展的反思.风云论坛出版社，2000：321～325)加之，政治民主化将被动的属民转化为主动的公民，也直接导致了民粹意识的高涨，民粹政治就成为台湾政客们通向“民主独裁”者的一条捷径。李登辉、陈水扁就是这种“民主独裁者”的典范。为增强台湾主体意识、混淆台湾人民的国家认同，李登辉先后提出过“生在台湾的悲哀”、“新台湾人”、“台湾生命共同体”和“中华民国在台湾”等一系列政治主张。为扫除所谓“民主改革”道路上的障碍，他公开指出，“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那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党。必须把它变成台湾人的国民党”，而国民党的“台湾化”必须通过“民主化”的途径。李登辉的一系列政治论述和政治行为充分反映出，他利用台湾人民痛恨专制政体的情绪和要求“民主化”的意识，强化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从主导“修宪”、违背诺言参加首届“总统”直选到“废省”，李登辉都是通过诉诸“民意”实现的。李登辉依据“存在于心里的人民的声音”确保其权变主义的节节胜利，这恐怕就是他所称的“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真谛之所在。民进党籍学者郭正亮认为，台湾“民主化”发展最引人瞩目的特征之一，就是“民主化”与李登辉的崛起几乎同时发生，“民主化反而造就了新的政治强人。”(注：郭正亮.李登辉现象：民主转型与政治领导.殷海光基金会编，1998：103～142)这就是李登辉“政权”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走向“民粹化”的具体写照。
与李登辉相比，陈水扁的民粹作风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陈水扁曾信誓旦旦要退出民进党的决策系统，当“全民总统”。2002年又违背诺言兼任民进党主席，确立“党政同步”的统治模式。为达到稳固执政权、推动“渐进式台独”的目标，陈水扁一直以“防止(国民党)旧政权复辟”、“台湾人出头天”和抵制“中共打压”等民粹策略作为打击在野政党、抗拒两岸统一的主轴。作为其“神主牌”之一的“公投自决”，早在其诞生之初即被导入台湾政治领域，给台湾政治抹上一层浓浓的民粹色彩。一般而言，寻求公投的政治组织和统治者的动机无非是两种，一是以“公投自决”避免决策风险和政治责任，将民众推向第一线；二是借公投显示的民意推行自己的主张。因此，无论是环境保护、核能发展等民生议题，还是加入联合国、“催生新宪法”以至台湾最终地位安排等重大议题，陈水扁当局都一概交由“公投”决定，其根本目的是透过对“公投”时机的控制和议题的选择，激发民粹意识，将民众的激情和盲从转化为对民进党“台独”分裂政策的支持。民进党政府曾决定在2004年3月“总统”大选前就“加入WHO”、“核四”两项议题举行“咨询性公投”，表示即使“没有法源也要照办”。2003年10月，为了拉抬民进党的选情，陈水扁又提出“公投制宪”主张，即排除“立法院”等“民意机构”，由体制外的“制宪委员会”主持制定一部新“宪法”，然后交付公民投票。同年11月27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公投法”明确排除“统独公投”之后，民进党转而鼓噪所谓针对“大陆武力威胁”的“防御性公投”。陈水扁当局的一系列政治操作，充分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藉公投抢选票的本质。台湾民众对此深表忧心。台湾媒体甚至发出了“禁绝民粹独裁”的声音。(注：[台湾]联合报社论，2003.11.18)
台湾的民粹政治建立于政客们对大众情绪的动员和对民意的操纵之上。它不仅无益于实现公共利益，而且严重侵蚀了民主法制基础。民粹主义奠定了李登辉个人的独裁地位，但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和国家认同的混乱。陈水扁将个人地位凌驾于宪法机制之上，将民主形式凌驾于民主价值之上，绝非所谓“民主进步”，而是“毁宪倡乱”。(注：[台湾]联合报社论，2003.07.03)民粹主义或许有助于民进党获取一时的政治利益，但长远来看，必将造成族群严重对立，统独意识激烈对抗的局面。著名政治评论家南方朔认为，陈水扁操弄民粹政治“如同打开了潘朵拉盒子，只想让他们需要的精灵飞出来，问题在于他们毕竟不是魔法师，更不是上帝；他们在放出对他们有利的精灵时，出乎他们掌握之外的是，那些他们不需要的精灵也都跟着飞了出来。”(注：[台湾]新新闻周报，2003.09.18～24：20)民主政治的巩固有赖于支持民主理想的心理取向，即民主的政治文化，“培养民主法治的文化将决定民主化的成败。”(注：彭怀恩.台湾政治发展的反思.风云论坛，2000：320)从这一意义上说，民粹政治已经成为台湾“民主政治”的一大痼疾。
黑金政治侵蚀“民主政治”根基
台湾社会中的黑金政治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郑氏政权、清朝统治到日据时期，台湾地区的统治者无不以金钱收买地方士绅和黑恶势力厚植统治根基。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曾镇压了一批汉奸和黑恶势力。但“二二八”事件以后，为维持其在台湾的专制独裁统治，国民党借“地方自治”为名，通过提名参选、举荐人才等途径建立自己的地方派系。1987年解除“戒严”以后，黑金政治除了赤裸裸的买票、贿选等形式之外，又衍生出了公开、合法途径。政客与商人勾朋结友，政治团体与企业、财团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形成了金权政治的利益共生结构。各种财团纷纷向政府靠拢，有些资本家甚至亲自参加地方或“中央”级民意机关的选举，进入政府机关，成为政府中资方利益的代言人。由于财团和资方涉入政治过深，导致政府的自主性下降，公权力不能公平行使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普遍认为，国民党的黑金形象是导致其丧失政权的主因，而2000年民进党的“反黑金”诉求则是帮助其夺取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民进党执政初期曾高喊“扫黑金”、“查弊案”的口号。然而，囿于政党实力不足及出于巩固政权的迫切需要，民进党转而采取掏空“国库”的手法，以“私有化”之名向财团和资本家输送大量“国有”财产，意在培养一批地方“金主”。民进党走上了国民党曾经走过的黑金政治的老路，而成为台湾媒体所形容的“金光党”。
经济自由化和都市化的发展导致黑道势力迅速蔓延。黑道并透过政治民主化深深介入地方政治之中。一般认为，黑道帮派介入政治主要是为了借助政府体系以求自保。“立法院”及各级民意机关为制衡政府的对等机关，如果能取得与政府机关旗鼓相当的抗衡地位，对其非法行业必然会有庇荫作用。因此，黑道往往支持那些“友黑”对象参选各级民意代表，有的甚至亲自参选。另外，在参选人数越来越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不少候选人为求胜选不择手段，引进黑道势力吓阻竞争对手，或是为自己巩固票源，当选后再以公共资源与黑道分享，造成政府与黑道共生共荣的关系。
黑道介入政治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涉黑暴力事件频繁发生。前屏东县议长郑太吉率众杀人；高雄议长吴鹤松被杀；前民进党屏东县党部主委徐炳丰贩毒；身为“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召集人的“立委”罗福助连续殴入被判刑等，充分显示黑道势力在台湾政治中涉入之深，气焰之嚣张。尽管近几年来台湾朝野政党都高喊“扫黑”、“查贿”，黑道参选和贿选现象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2002年底选出的高雄市议会中，有40多名议员被查出贿选，议长朱安雄则因贿选被判刑。2003年7月花莲县长补选期间，民进党利用执政优势，疯狂进行“政策买票”。民进党当局甚至动员大批警力到花莲设卡检查，试图将“查贿选”变为打击对手，拉抬自己选票的工具。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进党自己的地方“桩脚”却被检调单位发现贿选。诚如彭怀恩所说的那样，“地方选举已沦为派系透过社会网络进行钞票换选票的市场。”(注：彭怀恩.台湾政治发展的反思.风云论坛，2000：323)可见，黑金对台湾选举政治侵蚀之深。
依附政治加剧两岸对立
“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中心、边缘、半边缘的三类地区与国家，边缘与半边缘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依附的地位。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台湾经济上的依附性决定了其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台湾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是美国从其世界战略出发，为利用台湾的战略价值，通过将国际政治舞台上给予台湾的支持转化为其对内威信的办法，由外部支持台湾当局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法统’来维持的。”(注：若林正丈.台湾——转型期的政治与经济.田烟书店，1989：44)
上世纪70、80年代，“党外”在野势力从“党外运动”之初，即以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人权”为思想武器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发起了猛烈的抗争。相当一部分“党外”人士更是以西方世界为庇护所。同时，美国政府目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日渐不得人心，转而积极扶植岛内的反对力量，迫使国民党当局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改革政治体制，实行所谓的“民主政治”。由此可见，台湾的“民主政治”自孕育那一刻起就带着西方的“基因”，并决定了它注定要被西方国家利用以对抗中国大陆的“宿命”。
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说，依附美国有其历史的必然。民进党的骨干分子早在建党前就与美国的反华势力有密切联系，其“台独”立场决定了它必须在西方亲台反华势力中寻找“盟友”。陈水扁认为，台湾位于美国建立的北至日本、南至澳洲的“吓阻链”的中心关键位置，(注：胡忠信.台湾之子.台湾晨星出版社，2000：116～117)为确保台湾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必然选择依附美国。2000年6月，他在台湾军事情报局的一次讲话中露骨地表示，台湾应该“结合国际‘和平演变’策略”，推行台湾的“民主政治”经验，“促使中共加速走向民主化”。“9·11事件”以后，陈水扁当局极力附和西方国家的论调，多次向美国表态，“坚定支持美国政府的反恐行动，并愿意继续以具体行动参与”。其用意在于凸显“台湾是西方民主世界的一员”。(注：陈水扁在2002年9月8日召开的“三芝会议”上的讲话。)2002年9月8日，陈水扁在“三芝会议”的谈话中，不仅把大陆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还将大陆和台湾的矛盾说成是“民主自由和共产极权”之间的矛盾，宣称“在民主的国家之内，没有中共所谓‘一国两制’，在共产的体制之下，更不可能长久允许‘一国两制’，所以台湾应该坚持站稳立场，走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权之路。”为凸显台湾是符合美国价值的忠实盟邦，陈水扁要求仿效美国定期提出《中国大陆人权报告》，“对中国大陆民主化提供必要的协助。”(注：陈水扁在2002年9月8日召开的“三芝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0月底，为增加竞选连任的筹码，陈水扁又精心策划了所谓“携手同庆、欣荣之旅”。他在题为“人权台湾，民主蜕变”的演说中，大肆鼓吹台湾的“民主人权”，将台湾的价值观与西方人权思潮接轨，凸显台湾是国际人权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陈水扁将岛内政治与美国“立国精神”衔接。他引用美国制宪先贤汉弥尔顿在《联邦论》一书中“当前的联邦体制不足以维护美国”的论述，作为台湾“宪政体制不足性”的重要论据，进而大肆鼓噪所谓“公投制宪”等“台独”主张。(注：陈水扁在2003年10月31日在纽约接受“2003年人权奖”时的演讲。)这充分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假民主、真台独的实质。
台湾依附政治的内在逻辑是，强调台湾是与美国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民主国家”；凸显中国大陆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和冲突；论证台湾在美国对华战略中存在“巨大价值”；博得西方国家对“台独”分裂行径的认同和支持。质言之，台湾当局依附西方，归根结底是为了挟洋自重，抗拒统一，推动“台独”。然而，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调整，中美两国在战略安全上相互需求趋于平衡，“台独”分裂势力依附西方、“假民主、真台独”的战略将难以得逞。2003年11月初，陈水扁过境美国时曾无奈地表示，对美国在国际反恐战中需要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表示理解”。台湾政治依附西方的特质决定了台湾终究摆脱不了充当美国战略棋局中一颗棋子的命运。台湾当局依附美国，竭力显示其在美国“以台制华”战略中的特殊重要性，除加剧两岸关系紧张之外，绝不会有利于其所谓“国际地位”的提升。
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台湾政治历经了极为深刻而复杂的发展历程。无可否认，国民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革新举措，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台湾人民言论结社自由及其他基本权利，西方式民主政治在岛内已经出现。然而，由于西方式民主政治本身存在诸多弊端加上台湾政治体制的诸多问题，民主政治在岛内被简化为“选举政治”。各政党将胜选、获取执政权作为最高目标，民主、安全、尊严、道德等台湾人民渴望实现的价值都不幸地沦为政客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台湾政治从根本上违背了最广大台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所谓民主政治表象的掩盖下，以民进党为主体的“台独”分裂势力将台湾政治导向了一条令人担忧的发展道路，它引导台湾走的不是一条增加人民福利和安全的正路，而是一条撕裂族群，分化人民，进而分裂国家，加剧两岸紧张的邪路，两岸人民对这一趋向要有清醒的认识，并要保持高度警惕。
收稿日期：200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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