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发展与衰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主教论文,世纪论文,在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575(2013)03-0155-06
1543年(天文十二年)，一艘载有葡萄牙商人的中国帆船因遭遇暴风雨袭击，漂流到日本南端的种子岛，这是欧洲人第一次到日本的记录。①之后，种子岛岛主种子岛时尧花重金购得葡萄牙人手中的两枝火绳枪，并让家臣学习它的使用方法和制造方法。以此为契机，葡萄牙人每年都会来到九州各个港口，同日本进行贸易。西班牙人在稍晚的1584年来到肥前的平户同日本人做生意，欧洲同日本的贸易随之兴盛起来。当时日本人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南蛮人，②他们乘坐的商船亦被称为南蛮船，与他们的商业贸易也被称为南蛮贸易。他们以欧洲生产的火枪、火药和中国的生丝与日本交易，以换取白银。葡萄牙人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肥前的松浦、大村、有马氏和丰后的大友氏，以及萨摩的岛津氏。主要贸易港口为松浦领的平户、大村领的长崎、有马领的口之津，还有大友领的府内和岛津领的鹿儿岛等，其他如京都和博多的商人也非常热衷于南蛮贸易。
伴随着商业贸易随之而来的是天主教传教士积极狂热的传教活动。说到天主教传入日本，不得不提到一个起开创性和奠基作用的人物，就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方济各·沙勿略乘坐一艘从中国到马六甲的帆船前往日本，同行的还有两名西班牙传教士托雷斯和费尔南德斯、弥次郎及其弟弟约翰、仆人安东尼奥一共六人。他们于1549年(天文十八年)8月15日抵达萨摩的鹿儿岛，不久沙勿略即会见当地大名岛津贵久，获得了在当地传教的许可。在和日本人的接触中，他认为日本正是他寻求的实现基督教千年王国的理想之地。随后沙勿略一行为能获准在日本全国自由传教而前往京都，希望能通过游说京都的后奈良天皇达到目的，但是没有成功。返回途中沙勿略又谒见了中国地区③的大名大内义隆，递交了果阿的印度总督和主教给他的信函，并献上了钟表、铁炮、绸缎、眼镜、玻璃器皿等礼物，于是得到了在其领地传教的许可，短短的两个月内受洗的信徒就达500人之多。
当时在日本的传教士由葡萄牙语的发音被译成为ハテレン，而修道士被称为イルマン，日本人根据音译，将他们称为“伴天连”和“伊留满”。沙勿略在日本停留一共只有两年三个月，他于1551年1月乘葡萄牙船返回印度果阿，以便为去中国传教做准备。1552年他从果阿到广东上川岛，但由于当时明朝的禁令始终不能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同年病死于岛上。继沙勿略之后，许多传教士来日传教。1552年(天文二十一年)伽戈、阿尔加赛瓦(1523-1585)等来日，1556年(弘治二年)努涅斯、维列拉、弗洛伊斯(1512-1597)等来日。他们先在九州传教，受到大内义隆、大友义镇的保护，并成功地使一些大名也成为教徒，这使传教变得相当顺利。他们设立教堂和神学校等，痴心于传教事业，天主教遂急速发展起来。1582年(天正十年)前后，仅肥前、肥后、一岐等地的教徒人数就多达11.5万人，丰后有1万人，畿内等地达到2.5万人。[1]
当时的九州诸国大名同意天主教传教士在领地内传教的目的各有不同：有的是以允许传教为条件，让南蛮的贸易船只开进自己的领地和港口，开展贸易，从中获益，以便发展本领地的经济；有的是为了引进精良武器如火绳枪，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以便在对外征伐中更有优势。实际上，新式火器的传入和普及也的确改变了冷兵器时代的以骑兵为主的战法，对日本战国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有希望得到上帝的保护，保佑领地国富民强，并与信仰传统的神道教和佛教的敌人对抗等因素。但还有许多战国大名，虽然争相欢迎满载着生丝、火器等商品的葡萄牙船，但对随船来到领地的传教士所提出的传教要求，却持反对态度。
传教士采取自上而下、迎合日本本地风俗习惯的因地制宜传教方针，先使当地大名受洗，然后通过大名的权威一举把领内的人民收为信徒。继大村纯忠之后，先后有丰后的大友宗麟、肥前的有马义贞、有马晴信父子和筑前的黑田孝高，甚至连织田信长部将明智光秀的女儿，也就是细川忠兴的妻子也都皈依了天主教，可见天主教发展之迅猛。这些天主教大名为了取得铁炮、火药、皮制品，欢迎耶稣会传教士前来传教，传教事业发展很快，十年内遍及北九州一带。当时的天主教被称为“切支丹宗”、“天竺宗”或“南蛮宗”。1582年，大友宗麟、有马晴信和大村纯忠三位基督徒大名在耶稣会传教士的劝说下，派遣了4名少年使节前去参见罗马教皇，史称“天正遣欧使节团”，这标志着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达到了鼎盛。信徒逐年增加，1570年尚不足3万人，1582年增加到15万人，1590年达到20至24万人，1600年达30万人。信徒包括大名、武士、商人、农民、渔民等社会各阶层。“全国各地的教堂有200余座，在安土、有马的神学校中就读的贵族子弟50人，在府内神学院中有学生6人……日本全境共有75名耶稣会神父和修士，而各地住院中，还有500名同宿和仆人协助他们传教或是照顾他们的生活”。[2]
继织田信长之后的丰臣秀吉并不喜欢天主教。但丰臣秀吉需要与南蛮人进行商业交易，且天主教传播并没有威胁到其统治，所以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容许天主教传播，然而也为禁教埋下了伏笔。1587年7月24日，丰臣秀吉突然发布了传教士必须在20日之内离开日本的著名的《伴天连追放令》。
丰臣秀吉死后，继承其地位的德川家康完成了统一日本的事业，开启了江户幕府统治时代。由于德川家康奉行的是友好外交政策，西班牙的各戒律修道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等会士又从马尼拉来到日本传教。天主教再次传播高潮的兴起，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第二次交流，即庆长遣欧使节团。
关原合战之后，幕府的统治趋向稳定，天主教的传播对幕府的统治也开始表现出不利的一面，使得德川家康考虑再次实行禁教政策。1612年(庆长十七年)八月，他下达了第一次全国禁教令，命令将各地的教堂毁坏，逮捕教徒并强迫他们改宗。1614年，将大名高山右近等148名天主教徒流放马尼拉，拒绝改宗的教徒被捆在草席里游街，甚至被残酷处死。1614年的大坂冬之阵，德川家康纠集重兵欲一举肃清以丰臣氏为首的反对势力，但因关原合战中遭改易的大量武士前来投奔亲天主教的大阪一方，使德川家康无功而返。天主教势力与大阪丰臣氏的合流，加上天主教大名高山右近对大藩加贺前田氏的巨大影响，使幕府更加深了对天主教的忌惮憎恨。
1616年(元和二年)八月，刚攻灭丰臣氏的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发布“元和二年禁教令”，严禁信仰天主教，凡窝藏传教士的罪犯火刑处死，并没收家产。1619年(元和五年)十月六日，52名信徒在京都被处以火刑。德川秀忠授意金地院崇伝起草《伴天連追放文》，即所谓“庆长禁教令”。散布于日本各地的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乃至高山右近等有势力的日本天主教徒，皆被送往长崎。滞留京都拒绝放弃信仰的天主教徒被流放到奥州。数月后，以高山右近一族为首，总数合计400余人的遭流放天主教徒分乘数艘船只驶往马尼拉和澳门。幕府为了禁止天主教和控制贸易，从1616年起不断发布禁教令，但仅仅是禁教而非锁国。真正的锁国，是由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于1633年(宽永十年)至1639年(宽永十六年)先后五次下达的“宽永锁国令”开始的。这五次锁国令，不但禁止了天主教的信仰和传播，而且连日本人出海和海外日本人回国也要被处以极刑，到后来甚至连通信和赠答礼物也被视作违法行为。紧接着，幕府禁止西班牙、葡萄牙船来日，违反者处以死刑，没收船只。1639年日本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完全断绝往来，锁国体制最终确立，当时的幕府仅仅允许与中国和荷兰船只贸易。为了防止本国人与外国人接触，幕府在长崎设立了唐人町和出岛。荷兰人除出岛以外不得自由活动，不得雇佣外国人，荷兰商馆长每年必须更换，丝割符(由政府发给的准许垄断生丝贸易的证明书)同样适用于荷兰。
在锁国期间，天主教徒受到残酷血腥的镇压，日本天主教徒的数量急剧下降。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偷偷信仰天主教，其中以天主教的根据地九州为主要集中地，之后爆发了以岛原和天草地区天主教徒为主的起义。当时九州岛上的岛原藩的藩主是松仓重政，他奉幕府的指令，对领内的天主教徒实行残酷镇压。1630年松仓重政死去之后，其子松仓胜家继任家督，更加残暴地对待天主教徒，连续数年的天灾使当地人民无以为生。在幕府残暴的宗教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农民，终于发动了江户时代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岛原之乱。
岛原之乱的主要领导人，是在大坂之战中逃出来的浪人和遭改易的失去主人的武士，其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他们在失去主君之后，逃到了天草地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出仕天草家、志岐家的“天草五人众”等豪族。他们招募各地浪人，最终推举天草四郎为总大将。在天草四郎的领导下，起义军迅速占领岛原半岛南部的原城，固守城池与幕府相抗拒。据统计，参加起义的岛原、天草农民共三万七千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为一万三千余人。十二月九日、十二日，幕府先后接到岛原、天草农民起义的消息，急忙派遣板仓重昌为上使，赴九州镇压起义军。板仓到达九州后，对起义军发动两次进攻，但均以失败告终。因此，幕府又派重臣松平信纲前往九州督战。获此消息后，焦躁不安的松仓重昌于宽永十五年(1638年)元旦，在松平信纲到达九州之前，对原城起义军发动了总攻。但在天草四郎领导的原城义军的奋力抵抗下，幕府军队大败，损失三千九百余人，板仓重昌战死。松平信纲到达九州后，以板仓的失败为教训，采用围而不攻、待其弹尽粮绝的战术，“构筑土山高丘，居高对城内进行射击；设置碉楼哨岗，严密监视起义军动向；并围栏扎栅，保卫城池，围而不攻进行兵粮对攻”。[3]最终由于粮食和武器缺乏，义军战斗力下降。宽永十五年(1638年)二月二十八日，幕府十余万军队对义军发起攻击，义军大败，原城陷落，天草四郎及其属下全部壮烈战死，“天草四郎的首级被特别放置在长崎，在大庭广众下暴晒了整整17天”。[4]岛原之乱结束后，松仓胜家被判斩首，天草领的领主寺泽高坚被减封，后来在江户发狂自杀。岛原之乱的失败，是天主教最后一次在日本中世的历史舞台上出现。
从以上16、17世纪天主教传入日本的发展和衰落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开始传播到逐渐被日本人民所接受，用了20余年的时间，而其真正兴旺发展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年，之后的时间里都是在与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度过的。这说明，在当时日本的诸大名互相征伐、混乱不已的社会环境下，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虽然很难被人民立刻接受，但是人民一旦接受了天主教的思想，就能够体会到它的好处，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广泛传播开来，甚至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统治。同时，正是因为这一思想过于激进，它未能适应日本社会，受到排挤和破坏，因此，天主教在日本传播的将近一个世纪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为生存而挣扎。
与织田信长不同，丰臣秀吉不欢迎天主教，德川家康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为了能够获得经济利益，他们可以容忍天主教的传播，而初期的传播也没有对其统治构成负面影响。然而，天主教徒人数的飞速增长和身边天主教将领的增多，使丰臣秀吉坐立不安，也让德川家康很是苦恼。如果照此下去，有朝一日天主教势力到了不可阻止的地步，如果有人打着天主教的名义起兵反叛，全国的天主教徒都会响应，这要比平常的一向宗一揆更加可怕，因为反叛势力很可能获得外国殖民势力的支持，英荷葡西等极力向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都在觊觎日本国内起乱。禁止百姓信仰天主教，让他们信仰容易控制的佛教对统治的稳固显然要好得多，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在完成统一大业，国内战事基本消弭，进入经济发展阶段之后，立刻着手禁止天主教的原因。而且可以看出，秀吉丰臣和德川家康都是把禁止天主教作为当务之急痛下杀手，力图尽快消灭天主教的影响，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出现了如大村纯忠、有马晴信、大友宗麟、高山右近、小西行长和蒲生氏乡等一大批有势力的大名。这些人中，有些人是纯粹地利用天主教的传播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获得利益，如黑田长政、大村纯忠等人，在允许天主教的传播后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贸易中赚取更多的利润，在统治者的压迫下，立刻宣布改宗，随时可以放弃天主教。而有些则是真正虔诚的天主教徒，真诚信仰天主教，如高山右近、小西行长等人，在领地内不遗余力地传播天主教，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放弃领地、甚至放弃生命。
纵观天主教传播的全过程，从初期的与传统封建和宗教势力的对抗冲突，到开始与民众广泛地交流，深入人心地融合到民众中去，虽然最后遭到禁止，但是，天主教的传播毕竟使日本社会获得了明显的改变和进步。锁国之后的日本，由于基本断绝了与外国的联系，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从政治上看，这一时代初期织田信长的支持天主教的政策和其后丰臣秀吉的禁止传教的法令，虽然表现出对宗教截然相反的态度，但其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再从经济上看，即使在禁教令发布以后，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出于对南蛮贸易的需求，仍然对耶稣会士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宽容，及至与荷兰建立贸易关系后，耶稣会士才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而岛原天草起义的最后冲击，终于促使幕府痛下决心禁绝天主教。
天主教能够在日本迅速传播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天主教能够迅速传播开来与统治阶级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耶稣会的传教方式从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式的，他们以贸易利益为诱饵，吸引战国大名信仰天主教。而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大名们急需战略物资和通过贸易获取财富，但当时国内贸易和农业生产由于战乱而遭到破坏，与明朝的勘合贸易因为倭寇的扰乱而断绝，除此之外南蛮贸易是唯一的对外贸易途径，而接受天主教是获得南蛮贸易的先决条件，因此许多大名对天主教表示欢迎甚至强迫领内百姓信教，这充分地助长了天主教传播的速度。
第二，是耶稣会等众多传教士不懈的努力。当时的耶稣会成立不久，成员充满宗教狂热，服从、献身于传教事业。他们绝大部分是道德高尚、学问渊博的人，与墨守成规、贪图安逸的佛教僧侣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努力使自己的传教方式日本本土化，尽量融入日本的社会文化。比如说大部分教堂使用的是原先的寺院，仅仅更换里面的佛像、祭坛等。传教用语也尽量借用佛教，以深入人心，传教士必须先学习日语和日本的思想文化风俗，穿和服，不吃肉，尽量迎合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同时天主教还广泛开办社会慈善事业，如设立医院、孤儿院、赈济灾民等，很好地获取了日本人民的好感和依赖感。
第三，天主教的思想内容迎合了当时日本人民的思想状况。当时的佛教各宗分裂，互相抗争，僧侣为了获得利益而奔波，佛教远离了一般民众要求的“安身立命，救济教化”的宗教宗旨，再加上战乱不已，民不聊生，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对佛教丧失信心。相反，天主教的教理简单，强调博爱平等，适应被压迫民众的心理，他们因而对天主教产生了好感。这一点是天主教被当时日本人接受的最根本的原因。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天主教传入日本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与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殖民扩张紧密相联系的。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以较早完成国内封建统一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为首的西欧国家，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对外殖民狂潮，各国的商人和军队在世界各地疯狂地进行殖民扩张和攫取利润，而被称为“宗教殖民者”的耶稣会士和其他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们也是满怀宗教的狂热，前赴后继地前往所能到达的任何角落去传播基督教，他们与殖民者和商人相互勾结，其传教活动也充满了殖民侵略气息。前往东亚地区包括日本的传教士也不例外。
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给战国时代的日本带来明显的变化，使日本从一个僻处汪洋中的国家变成了世界贸易版图的一部分。天主教所带来的南蛮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在社会思想伦理道德方面，天主教所带来的思想是极具冲击力的。天主教主张教徒都是兄弟姐妹、一夫一妻制，这打破了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秩序。天主教强调个人的人格和家庭的神圣，这与日本的抹杀人格、家庭附属国家的封建准则相对立。日本封建社会的一大重要支柱是主从关系。主君对家臣有绝对权威，家臣绝对服从主君。对反叛的家臣的处罚一般是赐予切腹。但是天主教认为生命是神的恩赐，自杀是对神亵渎的犯罪行为。因此信仰天主教的武士公开拒绝切腹，否定了主从制度，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支柱。
同时，天主教的传播，也带来了哲学、法学、伦理学、法学、神学等欧洲的哲学思想。当初沙勿略来日本传教时就计划在山口城建立学校，但是因为资金的短缺而没有实现。后来托雷斯实现了他的愿望，从1550年起在各地建立了学校，隶属于教会，不久后就成为全日制的初等学校，深受农民的欢迎。学校里除讲授教理外，进行读书识字等教育，有时还编成唱诗班或演出宗教剧。教堂在农村起了托儿所的作用。另外，根据范礼安的建议，还在有马、安土等地设置了神学校，培养日本的神职人员和教育上流阶层的子弟。除学习哲学、神学外，还传授基础课程。有马、安土、山口、长崎等地的神学校，总共培养了200余名日本传教士。府内还设有神学院，其作用是为了培养祭司。在开设期间曾设哲学、神学、自然科学、古典拉丁文学、日本文学、佛法等学科。这是日本史上最早的西方思想和学问的移植，给后来的兰学影响很大。耶稣会为了培养外国的传教士编撰文典、辞典和教科书，为培养日本传教士撰写神学校和神学院的教科书。
天主教给日本文化艺术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绘画、工艺、建筑、音乐等方面。文学，主要是传教士从传道及语言学研究出发的翻译和著作。在沙勿略开始传教到范礼安带来印刷机为止的40年间，出现了许多如神创造天地、耶稣降生、传道和复活等宗教文学，但没有流传下来。后来范礼安带来印刷机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天主教文学，其特点是：对话形式采用口语体，以平假名为主，文章通俗易懂，译语方面创造了日欧混合语，原文用假名拼音，语调佛教化。比较著名的有日译本《伊索寓言》和罗马字本《平家物语》。锁国令发布后，天主教文学进入潜伏期。沙勿略传教时，曾带来圣母画像，因需求量大增，从海外输入已经不可能。1583(天正十一年)意大利人来日传授西洋画，培养了如狩野良庵、土佐道尾等日本最早的西洋画家，油画、壁画、铜版画等技法开始传入日本。由于南蛮趣味的流行，出现了西洋构思的漆器、陶器和金属工艺品。建筑方面主要是教堂，风格是日本式和欧洲风格的融合，有许多建筑使用至今。许多西洋乐器也随之传入日本，据说丰臣秀吉曾经对西洋乐器大感兴趣。当时的神学校中的学生在做完弥撒之后，都要唱祷文和圣母颂，神学学校开展了音乐教育的普及。
南蛮文化对日本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科学技术方面，它从天文历学、医学、造船术等各方面给日本带来崭新的知识。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为了参加宗教的节日活动，必须引进阳历，于是颁布了天主教历。对一般信徒讲解的天体运行和地球论，也使日本人首次接触到了欧洲的天文学。1556年阿尔梅达在府内设立了孤儿院，得到好评，后又将两幢耶稣会的住宅改建为施疗院，分为内科、外科、儿科和麻风病专科，阿尔梅达任主治医师。之后由于教会的大发展，各地都出现了医院，很快形成了有特异传统的南蛮医学，特别是南蛮外科，出现了粟崎道喜、坂本养安等著名的西医。现存最古的南蛮派医书是1619年(元和五年)山本玄仙的《万外集要》。另外，由于天主教传播同时带来的贸易，使得日本在地理学、军事技术、造船航海术、土木建筑术、采矿冶金术、活字印刷术等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大大地推动了日本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对日本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
天主教的传入，给日本的社会文化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经济、军事、政治等方方面面。南蛮贸易是天主教带来的附属品，但却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欧洲先进的武器装备，其代表性物品就是铁炮。铁炮的传入，大大改变了日本传统的作战方式，同时使得拥有铁炮这一先进武器的大名强盛起来。军事的发展，使得许多亲近天主教的大名逐渐掌握了政权，也影响了日本的政治格局。虽然表面上看，这些变化都是来自南蛮贸易，但是天主教在其中的影响是巨大的。“日本人通过对欧洲文化的直接接触，大大地扩大了眼界，也为日本的民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奠定了日本近代文化的基础”。[5]
①欧洲人首次登陆种子岛的时间史学界有分歧，主要是1542和1543年之争。欧洲学者如若昂·罗德里格兹(Joao Rodriguez，1558-1633)的《日本教会史》记述欧洲人初登日本的年代为1542年，萨摩禅僧文之玄昌(1555-1620)的《铁炮记》记载为1543年8月25日。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且不讨论，暂用1543年说法。
②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的西洋人被称为南蛮人，江户初期来日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因为毛发为红色之缘故，获得“红毛人”之称。
③此处所指区别于中国，是指日本本州西部地区，包括山口、冈山、广岛、鸟取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