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论文,生产方式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化与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说,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常常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确实,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传统。因为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事业,所以,做报告、谈问题,总要先看国际形势。但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冷战告终后,这种格式已起变化。做报告已不再从国际形势的分析开篇,国际问题当然非谈不可,但大多限于提出几个概念如和平与发展、全球化、多极化等等,至于过去经常说的形势中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形势中存在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形势中的经济、政治、军事因素的作用又是什么,等等,基本上是“不予深究”。这样一来,剩下的几个概念不但内容单薄,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它们的逻辑联系,都不清不楚,更不用说他们的理论根据了。因此,要说它们是某种理论的新发展,也就令人费解,因为究竟在什么方面、那些论点上发展了某种理论,“讳莫如深”,未加揭示。
显然,用这种方式来谈全球化,就会越谈越糊涂。今天说全球化趋势迅速发展,明天说深入发展,后天又说曲折发展,没有准头。问题是全球是个什么样子,怎样化,化到哪里去,都没有交代,因而各种论断不免有如“瞎子摸象”。本文拟换个方式来谈,也就是面对实际来谈。题目叫“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就是为了点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全球化有多种解释,有时限定为经济全球化,解释也不一致。经济一词,《牛津简明字典》释为“对社会工商业和资源的管理”,我们的传统说法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化”是一种过程,管理和生产关系都是可以向全球“化”的,关键是这种管理和生产关系必须具有“化”的属性,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全球主义”的本质属性。国外有人认为全球化应与全球主义并用,我以为是对的,因为不如此,全球化的社会内涵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全球主义的属性(见《共产党宣言》),此外则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就现阶段而言,谈全球化或经济全球化就不能不同全球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相连,这是我们观察当今世界的出发点。但有些长期形成的观念必须首先廓清,本文拟就此提出几点看法。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力比我们预想的强
苏联作为一个存在了70余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促使许多有识之士深思。我们常说20世纪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结果是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倒是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灭亡了。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en)在该刊创刊50周年时撰写一文,特别有感于全球左派的这一个严重失误,他说左派的教训是没想到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如此之旺盛。其实,恩格斯在他逝世前(1895年)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就说过:历史证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他还说,过了20年之后,巴黎公社的失败同样证明工人阶级的统治还是不可能的。又过了29年,他干脆主张放弃武装斗争,并告诫说,争取普选权,采取合法手段能比采取不合法手段获得多得多的成就。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毕竟是敢于面对实际的。
但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战争风云似乎又使它陷于崩溃的境地。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论断,把世界推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不错,俄国革命成功了。尽管世界资本主义并没有完蛋,很快就“相对稳定”下来,列宁给资本主义算的命却似乎已铁定不移。资本主义已进入垂死阶段,总体而言它在世界上已不能起进步作用,因为它已丧失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能力。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影响了几代人,至今仍然保持着余威。但是,历史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大调整,两次把资本主义经济推到新的高度,促使世界发展。为什么列宁的推断失误,至今无人探讨,而且成了禁区。这怎么能跟上形势发展或“与时俱进”呢?
我认为,要实事求是,应从破析列宁的论断开始。列宁论帝国主义有这样的几个观点:1、帝国主义是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新资本主义,取代了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老资本主义;2、资本家垄断组织的经营变为由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而成的金融资本的金融寡头统治;3、商品输出是旧资本主义的特征,资本输出是新资本主义的特征;4、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瓜分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重新分割的斗争不可避免;5、这一切说明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成熟过度,已经腐朽,因此,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现在距离列宁作这些论述的时间已近90年,世事的变化不难提供修正它们的事实和论据。但是,要说列宁当年立论的根据就不怎么符合实际,也许会引起非议,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科学态度似乎不应该受到怀疑。如果我们换个说法,指出列宁的这一著作是为了抨击第二国际的政治需要而写,因而他的经济论据容或有不到之处,恐怕就不算太过了。
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当年涉及的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是否同列宁的论断吻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是英国,其次要算法国。至于美国、日本、德国还是新兴的工业国,它们才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崭露头角,把英国的工业实力视为“大英帝国”的产物,而且把“大英帝国”看成自己经济扩张的障碍。难道它们都已“成熟过度”了吗?果如此,20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就没法写了。从西欧历史看,民族国家形成的高潮出现在19世纪后期,标志就是德国和意大利分别实现了统一。德国的工业化也是1871年以后才开始的。所以,列宁谈帝国主义争夺的时候,在这些国家起主导作用的是工业资产阶级,并不是金融寡头。列宁的武断,使20世纪寻求进步的人类老是陷于对资本主义估计不足的尴尬境地,主要就是因为把资本主义几个大国的发展阶段误判了。
就现阶段而言,谈全球化或经济全球化就不能不同全球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相连,这是我们观察当今世界的出发点。
其次,难道资本输出真的只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吗?并非如此,它是工业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有的。英国从19世纪20年代起就对外投资,法国比英国晚了30年左右。到1913年英国的国外投资为40亿英镑,法、德、比利时、荷兰、美国总共为55亿英镑。并没有什么年代界线,表明从哪一个年代起就进入了帝国主义新阶段。从数字看,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对外投资的增长率比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段还要高一些,正好同列宁的看法相反。至于说资本输出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成熟过度”、投资场所已经不够,更是根据不足。从19世纪80年代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日、俄、意、葡萄牙、西班牙都是净资本进口国。德国也一样,它根本不是什么“资本过剩”、必须向外找投资出路的国家。而且,英国等先进国家的资本大多输出到欧洲、北美、大洋洲,不是像列宁所说的,到“落后国家”,列宁的统计大概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算作英国殖民地,但它们同欧洲在亚洲、非洲的殖民地显然是有区别的。
再次,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并不是为了投资场所,而是为了贸易。就德、法、英三国而言,1874到1914年,对外贸易比对外投资更重要。其时,资本外流每年在5亿至11亿美元之间,而年贸易额则达60亿至130亿美元之间。要说帝国主义行动是腐朽的、无力在本国消化资本、不得不向外寻求投资场所的资本主义的产物,决难用事实说明,相反的,它倒是同年轻的、精力旺盛的、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要在贸易上向对手挑战的资本主义相连。历史清楚表明,1914年以前的列强争夺主要是出于贸易和战略的考虑,而贸易和战略是密切联系、互相支持的。美、德、英、法、日的行动就充分证明这一点。因此,1874到1914年的转变不是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而是相反,从大英帝国为修筑铁路大搞资本输出到新起的工业国的大搞商品输出。
第四,垄断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腐朽、技术停滞、生活下降、农业凋零、增长乏力,因为国际竞争更加剧烈,刺激资本主义发展。列宁论帝国主义在方法论上存在一个问题,即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到资本输出到世界分割完毕似乎都有划一的时间序列,但发展不平衡又是资本主义不可更改的规律,两者如何协调列宁没有明确解决,因而垄断时期资本主义的“腐朽”、“寄生性”等等就不免说得太绝对、太概括。其实,资本主义民族经济的垄断化是同资本主义竞争的国际化并进的,而发展不平衡不只是资本主义矛盾的表现,也是它发展的动力。正是在列宁所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化的期(1870-1914年或1900-1914年)这些国家的产出、生产率、人均产值都是迅速上升的。列宁说垄断戕害农业,而1913年后农业生产率却出现最快的增长。实际工资水平,1870-1913年德国翻了一番,1897-1913意大利增加了25%。所有先进国家低收入集团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1913年比1870年都显著提高了。而科学技术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电气、化工、内燃机居于前列,工业管理则实现了一次革命。
列宁把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结合上,并且以此来维护苏联的安全。
我想,如果我们对列宁有关资本主义的论断能有一个切合实际的看法,那么,对于两次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难作出比较实际的判断。这里,我们也许有必要谈一谈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因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它似乎证明了列宁论断的正确。30年代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也是最长的一次危机。斯大林说它是生产过剩危机,而垄断加剧了它的严重性,加深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当然都是列宁主义的发挥。危机确实导致战争再起,但并没有引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相反的,却推动资本主义走向社会化:劳工力量得到加强、大商业恶行受到立法制约、社会保险为失业、养老提供了救济、福利方案缓解了穷人的苦难。斯大林治下的第三国际掀不起革命浪潮,而法西斯主义却得了势,终于形成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大搏斗,使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论断失了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加强了,而不是更加垂死。关于帝国主义的战争行动,1921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就认为主要源于社会、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及与之相连的文化尚未深入普及的现象,从法西斯的战争狂和1945年至今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大国间的战争看,不能说这不是对列宁观点的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修正。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一切先进国家或至少多数先进国家的共同行动。列宁则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斯大林更进一步,认为不但可以在一国获胜,而且可以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管这个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种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脱离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论点,直接违背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种违背造成20世纪社会变革的唯意志论的严重泛滥,特别是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本来指望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会起来声援新生的苏联。对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仍持革命前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民族主义应是建立民族国家过程的组成部分,即便资产阶级力量尚弱,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所以农民的解放会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创造社会基础。换言之,他当时还是肯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的。等到革命胜利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迟迟起不来,他归罪于工人运动领袖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并且认定这些领袖是被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榨取来的钱腐蚀了,与此同时,东方民族解放斗争却越来越汹涌。于是,列宁把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结合上,并且以此来维护苏联的安全。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条口号是列宁在1913年提出的,现在对他更具有现实的意义,不过在理论上他还不能不坚持西方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是主要的。1919年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直接涉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性质、任务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用的问题,成为共产国际的主要议题之一。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在东方问题上出现了两个提纲,一个是列宁的,一个是印度代表罗易的。罗易认为在殖民地的利润维持着西方高水平的生活程度的情况下西方无产阶级运动是不可能发展的,因此应把东方民族的反帝斗争置于优先地位。列宁未予认可,但在策略问题上他作了让步。针对罗易不信任资产阶级的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论点,他把原先提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分子联合改为与革命民族主义分子联合。更为重要的是,他同意罗易的看法,即在苏联存在的条件下,东方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这样一来,共产国际就越来越把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模糊了。
列宁死后,1926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它必然带有广泛的社会运动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它的进程发生在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斗争的组成部分。这个革命的国家不会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它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专政国家。它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时期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政权。”到了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终于宣布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经济作用完全是倒退的,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必须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不容否认,共产国际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上述演变是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分不开的。既然资本主义在进入所谓垄断阶段之后进步性给否定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进一步把苏联的存在作为否定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进步性的根据,也就顺理成章。这就造成一种严重的局面,即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抗衡。在做法上当然是用国家的力量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但在效果上必然是扭曲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以意为之,大搞唯意志论,以致永远也超不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政策层面看,苏联的体制把苏联一国的安全和利益作为规划世界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战略策略的准绳,是造成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的根源。
苏联解体不仅意味着某种人为的社会制度的失败,它更表明一个普遍的规律,那就是落后的生产方式要绕过资本主义求发展是办不到的。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史充分表明的一点就是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里已经找不出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途径。构成战后列宁帝国主义论新发展的核心理论一个是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另一个就是新殖民主义论。这两论都曾是中苏大论战的题目,分歧点集中在战后的资本主义是否仍在列宁的论断框架内走向灭亡。尽管中苏对抗激烈,双方的实际做法仍然脱离不了列宁的论断。苏联有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立的社会主义市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苏中的影响下,新起的独立国家不少在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就是说与资本主义世界保持距离,拒资本主义影响于国门之外,或制约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造成一种越来越严密的封闭体制。其结果是,不但要以自己的落后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对抗,而且要保护自己的落后生产方式。战后列宁帝国主义论新发展的实际内涵不过如此。这怎么能促进革命与发展呢?因此,苏联解体不仅意味着某种人为的社会制度的失败,它更表明一个普遍的规律,那就是落后的生产方式要绕过资本主义求发展是办不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三.冷战结束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扩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主义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生动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资料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这么短短的几句话,用了四个“一切”,说明资本主义包揽一切的磅礴气势。这是资本和作为资本化身的资本家本性决定的,因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的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马、恩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同列宁的看法形成鲜明对照。
马、恩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同列宁的看法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列宁说的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问题是,究竟哪一种看法更符合资本主义的实际。马、恩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扬弃资本主义的,但他们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不是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消灭它。列宁则显然过早地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因而受到历史的惩罚。回顾历史,尽管有危机的干扰,资本主义不仅保持着及时调整的灵活性,而且保持着前进的活力。我国著名国际贸易理论家姚曾荫先生在其1987年出版的著作《国际贸易概论》中认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了生产资本国际化时期,标志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它带来战后资本主义持续将近30年的增长。生产资本国际化简称生产国际化,就是指资本主义经营资本的增殖过程已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不再限于一国之内。这就是马、恩描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主义性质的新发展,它同列宁有关垄断资本主义的论断是格格不入的。
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在冷战结束后又前进了一步,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这新的一步就是当前全球化的实质内涵。它的表现形式是,不但是生产的简单转移,而是把统一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分布到世界各地进行,以减少成本、增加利润,同时又跨国界、跨大陆地连成一体。显然,没有高技术的发展,这是不可能的,它靠的就是电脑信息技术。
确实,这一发展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危机”导致的结果。我们知道,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进行了30年代大萧条后的第一次调整,主要是搞凯恩斯主义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也就是上面说的把资本主义社会化。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控制资本的无序流动,以防破坏福利国家的建设。但是70年代出现的危机却暴露了管制过严的弊端,因而要求放宽,让资本和商品同时自由流动,以适应生产国际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英国撒切尔首相的“市场革命”就是要摆脱凯恩斯主义,使之形成一种制度。其时,美国共和党总统里根与之相呼应,而且其它国家也以不同的方式效法。到了80年代后期,在美国政府、国会、跨国公司、智囊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带动下,用市场竞争取代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迅速泛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创造条件,其标志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出现。
“华盛顿共识”是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归纳出来的改革政策要点,共有十条:1、财政纪律;2、公共开支重点领域转向经济收益高、能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保健、教育和基础建设;3、税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收基础);4、利率自由化;5、竞争性的汇率;6、贸易自由化;7、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自由化;8、私有化;9、取消管制(特指取消进和出的壁垒);10、确保产权。这十条的含义是清楚的,只是第4条“利率自由化”,威廉森后来说应改为“金融自由化”,因为利率自由化不同整个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相连很难执行。“华盛顿共识”把撒切尔革命扩大到金融领域,也就是把凯恩斯主义彻底抛弃了。
生产资本的循环是从资本增殖过程开始又回到资本增殖过程,实现扩大再生产,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是它循环的中介,而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都只以一次资本增殖过程为中介。因此,在生产国际化的情况下,资本的运动不但系于货币资本能否及时转变为职能资本、商品资本能否及时实现价值的增殖,而且系于生产资本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再生产。这样,资本的流动和虚拟化就需要向全球扩张,以便集中全球社会资本。生产资本国际化进入了新时期,也就是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初始股上市市场等等)的自由化和全球扩张的时期。
坚持列宁观点的人认为全球化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就世界经济而言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要说全球化,今天的程度还不及1914年以前。换言之,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早在当年列宁的视野之内,没有新鲜东西,自然列宁的论断仍然继续有效。试想列宁论帝国主义时国际长途电话才刚刚开始使用,世界大部分地区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也才起步,难道能同电讯系统经管着跨越国界的生产过程、数十亿美元能够立时转移到世界任何一个首都的今天相比吗?上述的变化可以说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列宁时代所无法预见的。
但是,仅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着眼,还不能说是概括了全球化的全部。“滞胀危机”同时带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陷于危机之中。遭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且不说,苏联也出现了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很难解释的现象”。他说,70年代下半期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国家开始失去前进的速度,最近3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到80年代初已下降到几乎临近经济停顿的程度。”所以,70年代的危机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又一次证明它的坚韧性,而且还摧垮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迫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朝着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的方向调整,从而在冷战结束后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前的全球性扩张。没有这一切,难道还谈得上什么全球化吗?从列宁帝国主义论中当然是找不到这种全球化的根据的。
四.资本增殖运动仍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有效机制
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如此发展呢?因为它有一个资本增殖运动的机制,也就是马、恩所说的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不断革命化的机制。作为全球主义的生产方式,历史上对资本主义的抗拒主要因为它造成社会不公,即社会两极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为了矫正它,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提出了科学的处方。经过20世纪的实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但没有像列宁预期的那样灭亡或者被消灭,而且得到几乎全球的接受,就因为它的资本增殖运动仍然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有效的机制。从苏联的计划机制到不同国家采取的各种所谓非资本主义机制,都达不到预期效果,于是转过来还是靠资本主义。这种转变最简便的自然是采用市场机制。但是,市场只是进行交换的场所,问题在于拿什么去交换。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就是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那是资本增殖运动的基础。资本在市场上增不了值,就是没有效益,也就没有社会发展进步。当然,它同时要破坏“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关系”、“一切固定的东西”,实行所谓“创造性的破坏”,以致造成不公。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在破坏中增殖,会逐步使社会成熟到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过渡。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唯一科学的选择,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它捷径。
70年代的危机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又一次证明它的坚韧性。
现在世界上反对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核心就是反对资本主义扩张。但是,因为全球化或者具体说作为全球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是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而且推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反对者所能得到的最积极成果就是缩小或弥补资本增殖运动的破坏性一面,如果要阻止这种运动本身,那就是阻止社会进步了。所以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求对此警觉,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同样,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受惠者来说,如果不能转移到自觉地应用资本增殖运动的机制,那就会坐失良机,或者被全球化冲倒。当今世界,很难再用列宁的划分法,说谁是帝国主义者,谁是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谁是革命力量,谁是反动派。比较合乎实际的是用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作鉴别标准,具体来说,就是看谁能掌握并应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机制。20世纪一些国家受列宁的影响,超阶段地要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资本主义真的给消灭了,也许这是“伟大的创举”,但实际的结果是它们不是促进,而是促退。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客观来说,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基础已经转移到按能否掌握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有效机制划分国家类别。全球化是在民族国家国际体制内进行的,它还没有发展到能取消国家的界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就是与民族国家同时出现的。它的发展要求民族国家体制与之相适应,还不能如某些激进派所说已同民族国家体制处于完全的矛盾对立状态。这是我们观察全球化形势下国际关系的出发点。秘鲁经济学家赫南杜·德所多(Hernando De Soto)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解决发展问题,必须懂得如何使资产化为资本,并且使资本不断增殖。我觉得,就社会发展而言,这是普遍适用的。如果不能把物质生产资料以及人的劳动力、知识、技能转化为不断增殖的资本,那一个国家也发展不了。所以,国家的分野在于使资产资本化的运行体制、社会结构、人文素质的高低,它表现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国家职能的进化程度两个方面。大致说,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地带、中间地带和边缘地带,和与之相对应有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和前民族国家。西欧、北美、澳洲属核心地带,主要为后民族国家;亚洲、拉美和非洲一部分以及一批所谓体制转轨国家属中间地带,大多为民族国家;非洲的大部分和亚洲、拉美一小部分属边缘地带,基本上尚处于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
客观来说,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基础已经转移到按能否掌握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有效机制划分国家类别。
就国际关系看,核心地带的后民族国家主导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这是不争的事实。它们以美国为首,并靠美国的军事力量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保持一个稳定环境。它们倡导新自由主义,主张消除商品和资本流动的一切障碍。因此,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它们同中间地带的民族国家、边缘地带的前民族国家都不免发生矛盾。目前能与之抗衡的只有中间地带的民族国家,政治军事上它们要防止核心地带民族国家侵犯它们的主权和国家利益,经济上它们要防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破坏性殃及自己。所以,它们不满新自由主义的狂妄恣肆,而以新现实主义的纵横捭阖对之。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全球扩张上,双方是有共同利益的。边缘地带的前民族国家不少处于动乱之中,难有主动作为,而核心地带和中间地带国家对遏制这些国家动乱的蔓延是基本一致的,反恐斗争就是证明。
总的来说,我们已不能再用列宁的观点单纯从矛盾、对立、斗争的角度看待一切。我以为在资本增殖运动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有效的机制上取得共识,这是决定冷战后国际关系状态及其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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