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论文,教育工作论文,试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9)03-0115-05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蓬勃有效的发展，同样，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开始了富有意义的历史转型，正是这种转型，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逐步适应今日中国社会的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等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可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这种社会历史转型的主要属性不是一般的变化、增长或者是规模、工作领域等的扩张，而是一种在无数量变基础上的新的质变，是一种发展，是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种形态转变，尽管这种社会历史转型现在正在进展，但其基本特征已初步具备，因此我们有可能对其进行大致的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这种形态转变包含着内外两大方面的状况，它们主要有环境状况及其特征、指导思想、内容特征、方式方法特征以及组织方式等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字眼，丝毫没有贬低过去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思，仅仅是想用这样一个具有时态含义的字眼来描述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实践活动状态，它侧重于作事实陈述而不是价值判断，正如今天的人们在谈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时并不暗含着贬义价值判断一样。而且我们意指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指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段的状况。今天我们不难看到，传统的东西要完全放置到今天的社会中实施是不可能完全有效的，传统中失去必然性的东西一定会被人们所抛弃，同时，传统中的合理成分也势必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化发展，变成现代的东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如此。因此，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认真梳理一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转型的具体表现，对于认真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改善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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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状况与主要特征。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环境中形成与进行的，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发展，这种必然性也会逐步流失支撑的基础。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有效性，在凝聚社会合力、型塑人们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态度等方面达到一定的效果。但这种效果也隐含着今后人们离斥它的对立因素。本文不主要分析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两重性问题，而仅仅简要描述它的表现样式及其特征，即考察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外两大方面的特征：社会环境特征与思想政治教育本体特征。
1.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处的环境状况与基本特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主要表现为封闭社会、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单一。建国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和我们的闭关锁国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我国在较长一个社会时段中处于封闭状态，国人不知晓外部世界，外部世界也不了解中国的变化，人们所接触到的主要外域文化就是前苏联的东西，其中既有正确的因素，也包含了被苏联前领导人教条化了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受苏联发展模式影响的状况，尽管这一时段的后半程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但苏联模式的影响依然存在，从而形成了计划经济、文化单一等社会特征。当时也十分突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与社会主义跟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以及我国当时国内外各种斗争比较复杂的形势有关。
2.指导思想方面，主要有四方面要素，即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个“决裂”为要旨，与传统文化相对立，以灌输为中心的层层对上负责。不难看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倾向就是高度重视阶级斗争的政治，而对经济建设的政治置若罔闻，并且认为抓生产建设就会迷失政治方向，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政治一突出，就会“纲举目张”。于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抓阶级敌人和进行阶级斗争意识教育，从抓社会基层的“地富反坏右”，乃至随时随地可抓的“现行反革命”，以及抓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各样的阶级斗争，直到最后大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在这种“阶级斗争”统率一切的情况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出现教条主义倾向，在对待历史、对待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对待社会传统等一系列问题上基本奉行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又在怀疑一切、批判一切和打倒一切的过程中奉行“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政治自我中心主义，奉行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对“两个决裂”的言说（即“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进行形而上学地理解。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域文化的问题上，也主张进行完全的对立和绝对的批判，一切都可以在扣上“封资修”名号之后予以全盘否定。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将列宁系统论述的“灌输理论”由方法论简单化为具体方法，奉行“硬灌输”，搞命令主义、行政或权力压服。尽管这种方法在当时封闭社会的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它给人们心理所构成的长期“内伤”是不容忽视的。这种精神性内伤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人格自尊受到压抑；长期缺乏精神平等待遇而导致心理腻烦；由于灌输的作用领域主要在于人们的认知领域，而与情感与意志的发育缺乏直接关联，因而导致对人们的情感世界关怀贫乏，久而久之，人们的情感世界发育变得单调空乏，大量发育出敌视、冷漠、孤僻等病态性情感，缺乏热情、体恤、关爱、同情、感恩等人类社会公共生活所必需的情感品质，更遑论高级情感的发育，如责任感、使命感、义务感，对理想的追求，对信念的忠贞，等等。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经验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无限上纲上线，紧绷阶级斗争的弦，缺乏人情味和同情心。具有这样经验的社会成员，大多会对此类活动产生厌恶甚至反感情绪，并且这种由一定社会经验所引发的社会情绪具有很顽固的社会惯性，这种社会情绪甚至在今天人们的心灵中继续残存着一定的印记，从而多多少少影响着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心理倾向。
3.内容特征。就今天人们的认识状况看，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充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需要，它的内容中一般包括理论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在这些内容中又各自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政治教育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法制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理论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道德教育中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等等。然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是政治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意识形态主流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单一重复，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相背离，与人们的精神发育需求相脱离。那时几乎没有道德教育，更不可能有心理健康教育，那时人们存在的心理问题都可能上纲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来解决，即便有一定内容的理论教育也完全政治化了，全部转化成阶级斗争的理论教育内容，并且习惯于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抽取出来作教条式理解和强力宣传，甚至从主观愿望出发，将一些错误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加以宣扬。
4.方式方法特征。主要表现为“翻烧饼”、非累积的政治社会化，硬灌输，重宣传而不重教育渗透，等等。不难看到，当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织方式特征是行政化特征和唯上特征。而建国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注意将实现党的中心任务与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两者紧密相结合，并且充分运用启发说服的方式，使人做到口服心服。也就是说，由于当时没有掌握什么社会公共权力，我们只能主要诉诸宣传与说服，而不可能用权力去压服。并且在说服教育过程中，大量渗透着身先垂范、言行一致的内容，使老百姓感到可敬、可亲、可信。执政之后，我们的许多党员走上了更高级别的领导岗位，掌握了行政权力。这种行政权力内含着对他人的一种法定的奖励影响力和惩罚影响力。在这种权力行使过程中，有一些党员干部越来越感到运用权力压服的“好使”和“管用”。他们逐渐地不大习惯用说服教育的方式去开展群众工作和实施领导了，更忽视了言传身教。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50年有一次讲话中曾经指出，我们党内有一种人老是拿共产党员的牌子和革命多少年的资格去压别人，硬要党外人士服从自己，说话态度生硬，架子摆得很大，以为这就是“领导”。其实只能令人讨厌，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地步[2]。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反复强调，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反而是有害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3]
与以上特征相连的是唯书唯上倾向。诚然，在行政机器的运作过程中，听从指挥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也存在着统一部署和分工落实的需要，因此也存在着听从上级工作指令的问题。然而为了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一定要善于将上级工作意图与广大群众的思想实际密切联系起来，如果只从上级指令与书本要求出发，唯书唯上，而心中没有群众的需求与可持续支持的话，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尽管表面上可以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但通常是“雨过地皮湿”而没有实际效果。教育工作者对此也心知肚明，知道这种工作的实质就是为了摆样子，是为了对上证明自己在勤勤恳恳地忙活。这种对上负责而不求实际工作效果的状况，曾经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常态，其中存在着许多为广大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相生相克，其中形式主义既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衍生物，又是对官僚主义的一种最佳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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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特征。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指目前正处在转型之中、并且已具备了新的特质，但还需要有大量的量变积累以巩固新质之阶段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将其指称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有其时态的含义，更指质态的意蕴，但这种质态是一种应然与实然的统一物。也就是说，现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正处在历史转型之中，既包含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些合理底色，又显露出改革创新的强劲势头，其中有些状况已成为实然表现出来，而有些则仅仅是初见端倪，需要引起业人的高度重视并大力提倡。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处的环境状况及其特征。主要是开放社会、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多样化等。这些环境特征制约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体运作。改革开放是我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从此以来，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变化大大开拓了国人的视界，使得人们开始用比较的眼光来认识各种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事物和重新审视原来所认识的世界，这种开放社会的一切特征不可避免会使得人们的思想变得多样与复杂，加上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发展尽管较之以往有了不可比拟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毕竟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国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简单将发达国家用了几百年经历所取得的发展状况与我国现今的状况相比，就可能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但不考虑我国的实际国情，一味夜郎自大而不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更没有任何机会。“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5]。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面对和逐步适应的新环境。关于市场经济的属性，邓小平同志曾经做出过精到的论述，更有许多中外专家学者进行多种多样的阐述，如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道德经济，当然也曾有人将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它导致拜金主义、坑蒙拐骗、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等。不容置疑，大家在认识到市场对配置资源所起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市场有失灵的地方。同时也意识到，作为经济手段的市场在发育过程中，无疑需要并有助于人的自主意识、平等观念、自由需求、选择性等品性的发育，这些品性对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无疑会构成挑战，而对于现代思想政治工作则带来了更多创新的机遇，确切地说，会促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转型。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多样性等社会特征也迫使着相应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转型。
2.指导思想的调整与明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与人类优秀文化相传承，已成为现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不难理解，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6]，才使得我国的综合国力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三十余年中有了极大的提高。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目的又是为了促进国家富强、民族繁荣和增进人民的福祉，说到底是以人为本的。而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组织以及教育训练、社会实践等各方面条件的有力保障。从文化保障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以尽可能多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来滋养，而不能搞文化隔离甚至文化剥夺。于是，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文化传承的问题，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7]。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也强调指出：“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8]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又指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9]值得指出的是，从原先的文化隔离到现今的文化传承，这一指导思想确立的意义不可忽视。众所周知，有机体的机能发育需要一定的外部刺激，如有关实验表明，在有机体生命的一个时期，需要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刺激作用，没有这种刺激作用，这个有机体就会缺少本物种应有的行为。这种试验尽管大量是在动物身上进行，采取了“视觉剥夺”、“听觉剥夺”等试验并取得了意想的效果[10]，但这无疑会引起人们对人的发展与相应的经验刺激两者的关系产生联想。可以认为，人的各种素质的发展也可能有一定的关键期，尽管作为个体各种素质发展的关键期可能有一定差异，但人的学习与外部经验刺激两者的紧密关系肯定是普遍存在的。而在这些外部经验刺激的因素中，文化经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就自然会涉及一定的文化剥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该如何对待的问题。对文化单一性与文化多样性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同影响的比较研究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这里不能简单对文化单一性或文化多样化作绝对论的价值判断，它们或许在人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着不同的作用。正如一种文化在形成的初期，为了保证本文化的特质，需要实行一定的文化隔离，舍此就无法形成某种文化特质；而一旦某文化种类得以确立，为了发展与壮大本文化的优势，就需要充分吸取其他文化的合理元素，实行文化交流并做到兼收并蓄，有容乃大。这时如果奉行文化隔离，那对本文化的发展将会是一种自我限制。人的全面发展中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文化隔离和文化交流两者的关系，显然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应忽视的研究课题。在这种过程中，对文化剥夺与文化强化的研究又是一个难点，由于文化剥夺涉及到接受教育程度、享用文化产品、经历多元文化的洗礼等十分丰富的内涵，同时更由于文化剥夺可能存在着社会或他人对某些主体（包括群体或个体）的强制性剥夺和一些主体的自我剥夺（如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自我片面性选择等表现），从而使得文化剥夺本身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文化的开放性至少在扩展人们的见识与视界、丰富人们的阅历、创造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尤其在今天国际化、信息化的社会环境中，奉行文化开放、兼收并蓄与主动选择的策略远比文化隔离、人为画地为牢和被动接受或自发性感染要积极有效得多。应该看到，以上指导思想是一个逻辑整体，不能彼此割裂。
3.教育内容特征。即教育内容确定的科学性、教育内容组织的系统性、教育内容实施的适应性与针对性等。教育内容的确定，是社会要求、教育工作者与受教育者三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单单由上级代表所谓的社会而提出的主观要求，或者仅仅由教育工作者根据自我理解与自我选择所决定，自然也不单由受教育者的主观愿望所决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完全是由上级甚至是由个别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决定的，特别是在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更是如此，因为一切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枢纽展开活动，而领袖往往被人们理解成最能把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领袖的言语就成为一切教育内容的依据。经过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以领袖言论为唯一取向的教育内容确定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到今天，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开始向理性认识复归。其实在这方面，前苏联的一些教育学家曾经达到过较高的认识程度，尽管这种认识程度可能在当时仅仅停留在观念领域，并没有真正体现在实践领域，但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借助这些认识来更清楚地描述教育内容确定的科学性问题。如前苏联教育学家巴班斯基曾经运用系统论方法，将教学过程看做是一个由许多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完整系统，包括教师（及其他教导人员）、学生（及学生集体）、教学条件（物质的、卫生的、心理的）三个子系统。但是光有这些要素与条件还不够，教学过程的完整性还需要借助活动观点来说明，于是他又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活动过程的分析方法进一步说明教学过程的结构。根据马克思将劳动过程看做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的思想，巴班斯基认为可以将引起、调整和控制三种基本的活动要素用现代的术语来表达，即教育过程是一个包含着社会的、心理的和控制的三方面要素的完整统一，全部活动要素和条件要素的交互作用，产生了一系列教育过程的成分，如目的、激发—动机、内容、操作—活动、检查—调整、效果—评价，等等。这些成分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11]。
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社会要求、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三要素的相互作用，引出了社会方面的成分（目的、文本内容），心理方面的成分（动机、意志、情绪、思维等）和控制方面的成分（计划、组织、调整、控制），而以上三方面成分又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途径、方式方法乃至效果。因此，要防止割裂这些要素与成分之间联系的倾向，防止片面强调某些要素或某些成分而同时否定或漠视另一些要素与成分，如片面强调“文件中心”、“教育者中心”或“学生中心”；同时，要把社会、心理、控制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考虑，防止不顾受教育者的心理而片面强调社会方面的成分，或过分突出教育者的控制作用而忽视受教育者的主动性，或不顾社会的要求，放弃教育控制而片面强调受教育者的心理。一句话，教育过程中的任务、内容、方式方法、效果等不是由某一要素或条件单独决定的，而是全部要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教育内容组织的系统性主要表现为内容的丰富性、整体性、关联性和序列性等。现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正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征，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就是这种丰富性的基本表征，这种内容的丰富性又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最基本和主要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们以政治价值观为核心，涵盖了世界观、政治观的丰富内容；第二，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包括人生观、道德观、公民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丰富的内容；第三，科学文化知识，它们虽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却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的“基础”材料，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传承人类优秀文化之上的，因此，阐发它们同时需要借助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从教育内容的整体性看，主要是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类别的完整性，即理论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整体联系（现今还有主张要包括心理健康教育）。这些内容是一个整体，不能片面强调某些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更不能以某一方面的内容教育去替代其他方面的内容。当然，在具体实施教育过程中，又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重点选择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教育，因此，针对性与整体性是统一的，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可以割断这些内容之间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教育内容实施的教育路径有时会有一定的区别，各种内容所产生的作用也有所区别，如通过各种方式所开展的理论教育，通常侧重于培养与发展人们的理论感与世界观，宣传思想工作则有助于确立人们对当前事物的态度，文艺作品所承载的教育内容则更有助于发展人们的道德感和提升审美情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则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格和发展综合素质。因此需要重视各类教育内容的协同影响。这些年来关注整体性的又一重要表现是注意各种教育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这种内在逻辑联系不仅表现在内容表现形式方面的，更表现在内容本身的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如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教育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枢，心理健康教育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补充，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可以看做是这种内容整体性的典型表现，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要求等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内容，更有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的内容。
4.方式方法特征。主要表现在教育说服、平等沟通、平实渗透、以及形式丰富多样等。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看重“硬灌输”不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十分注重平等沟通与说服，这种教育又以充分尊重人格尊严与理解人的发展需求为基础展开，目的是为了培育与发展人的良好个性与综合素质，即便是宣传思想工作，也开始注意培养与发展人们的素质，而不仅仅是“让人们相信并跟着行动”。在教育过程中不仅仅运用说理说服，而且十分注意事实说服，将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在教育内容的处理上，不再一味地拔高基调，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与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特征两者结合的具体情景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平和实在，注重细雨润物式的渗透教育或间接政治社会化。我们不难发现，某种思想理论要征服人心，除了需要外部环境条件支撑外，理论本身的彻底性是关键，这种彻底性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即理论与人们的实际需求相适应，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经验相对位，与人们的社会发展（包括人生发展）预期相观照。这里所指的人是一种泛指，既包括社会上层精英，也包括社会中层，更包括社会基层的老百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应该含有与所有这些人的状况相贴近的意蕴，特别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愿望、憧憬相呼应，才能真正取得他们的认同。不仅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还要与人们的社会经验相对位，即群众可以随机地在社会生活中发现大量可以证明某种教育内容或促进深化理解这种教育内容的佐证，这种经验佐证的大量存在与随机发现，大大有助于人们对教育内容的确信与认同。如果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很难找到经验佐证去理解教育内容，相反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与教育内容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经验佐证的话，那么他们对这种宣传教育内容一般是不会接受的。至于教育内容与人们的社会预期相观照，是指某种理论对社会现存的一定超越性，这种超越性的逐步实现，正适应了人民群众的主观发展预期，使得他们产生一种“正中下怀”的感觉。例如党的十二大提出用不到20年时间（即从1982-200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时，当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持怀疑态度的。但事实证明，这一目标居然还提前实现，使得许多当时持怀疑态度的人都不得不对我党的远见卓识感到由衷地钦佩。
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丰富有机，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的联系（同一性）越大，就越具有支配地位，越有可能成为实际指导人们思想与行为的核心价值。以前提远大理想，而没有社会中期目标，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了共同理想，并且这些年来对共同理想的内涵愈加充实，这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越来越贴近民众的演变过程。
在具体教育途径与方式方法的改善方面，这些年来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是积极探索，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咨询等多种途径，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方式方法，取得了明显的教育效果或工作绩效。
当然，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转型应该表现为一种过程。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会带有原先活动形态中失效因素的遗痕，如在宣传教育中的“运动式”思维方式与习惯的影响或多或少在人们的生活中显现，教育过程中只重形式与工作布置，不计落实与实际效果的形式主义倾向依然存在，教育活动组织只重长官意志、轻群众需求的现象继续凸现，等等，需要人们在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历史转型中予以高度重视。
收稿日期：200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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