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文化思想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1287（2000）04—0054—04
自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了自强图存，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试图进行政治变革，寻求一条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然而，多次尝试都败下阵来。于是，他们开始把眼光投向中西文化的比较方面，试图通过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指明一条道路。梁漱溟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达到振兴中华民族的目的，他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创造性地重新解释儒学经典，试图创造一种全新的中国文化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一 梁漱溟的文化难题
梁漱溟晚年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时，曾感慨万千地说道：“我自14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巳：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80余年（指14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1 ]这一段话正是梁漱溟一生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其全部文化思想的焦点就是凝聚在中国的历史出路与人生的价值意义的统一问题上。从中国的出路问题上运思，梁漱溟体认西方文化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企盼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从人生的意义问题上求索，他又眷恋儒家的道德乌托邦，对以人的价值和道德失落为代价的西方现代化提出了批评，试图以宗教式的生命体验重整中国文化对人生的勖勉与慰藉作用。这样，梁漱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现代化与人性两难抉择的困境之中。
自从延续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稳定状态被鸦片战争一举打破而走向无序以来，近代中国逐渐蔓生了一种社会政治秩序危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尽管切实感受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威力，但在骨子里却以恪守儒家传统圣学为要旨，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内心的痛苦，可以说是不可名状的。然而，在经过了心灵的阵痛之后，林则徐、魏源等人“睁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此后，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惨淡经营几十年，结果他们企图实现自强新政的迷梦在甲午海战中竟化成了泡影。至此，中国人昔日那种夜郎自大式的文化心态再一次受到冲击。洋务运动破产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深感中国有亡国亡种的危险，于是掀起了一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变法维新运动。虽然这场运动没有直接触动封建的君主政体和王朝统治，但是这种仅仅希望改良中国政治制度的设想及行动就业已表明，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动摇。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动，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于是中国的政治秩序出现了全面的崩溃，并由此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秩序危机。在这场秩序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更为深刻的精神危机。一方面，以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即“政教合一”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传统结构，在经历了维新变法等运动的惨败以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孔教昔日的魅力渐渐逝去，儒学“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为地只在心底象古玩般地被珍爱着”。[2]另一方面，“当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价值观涌入中国， 打破了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和人生观之时，问题变得更加困扰，各种争执不下的新学说使传统价值取向的象征日益衰落。于是，中国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迷失境地。”[2]面对西方新的价值观的冲击， 中国知识分子痛感儒家伦理精神象征的丧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与幻灭感。
在这种文化历史背景之下，梁漱溟带着一种救世主的姿态，以一种宗教式的超越气度，将自身所遭遇的困惑与不安，投射到中国文化的困境上，并把自己对整个人类的关怀和对中国危机的思考结合起来，试图重建新的价值体系与意义世界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梁漱溟以“中国”和“人生”两大主题为框架的文化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构建的。从梁漱溟终生所关注的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来看，他的文化主张所谋求的出路在于，从中国文化的“本根上发新芽”，以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与道德精神去救人，同时达到自救。这样，现代化与儒家人生之间的紧张就能加以消除而获得同步发展。然而，由于梁漱溟只在历史事实认知的层面上承认西方文化的胜利，而在终极价值意义的选择上始终将对中国文化的维护放在超越一切的地位，因此，他终其一生都处于一种对现代化欲拒还迎的两难困境中，始终无法化解在救国与做人问题上所存在的二元价值取向的深刻紧张，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种种无法解决的矛盾。
其一，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前面部分提出“文化三路向”说时，是以空间为理论坐标的，强调的是这三种文化的独异性，本质上持文化多元论。然而，当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后面部分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将这三种文化简单地纳入一个线性进化公式时，又是以时间为理论坐标的，主张文化一元论，其实质在于说明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优于西方文化。这样就使梁漱溟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文化多元论与文化一元论相冲突的理论矛盾之中。
其二，在“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的划分中，梁漱溟将西方文化称之为第一期文化，将中国文化称之为第二期文化，这就显然模糊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界限，掩盖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时代差异，将儒家文化想当然地提升到了“后现代”世界文化的资格。
其三，梁漱溟建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的一个前提性命题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的，它们“彼此略不相袭”。[3 ]然而他的文化诠释得出的命题却是：世界文化的发展呈西、中、印三方文化“次第相承”而成所谓“三期重现”之势。这里便出现了一个矛盾，即西、中、印三方文化既然“彼此略不相袭”，又何以能够“次第相承”？
其四，按照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中西文化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向，既不共同发端，也不殊途同归，中国文化“无论走多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3]因此， 无法判断谁优谁劣。然而，梁濑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又断言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要早熟，并试图用“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来解释。可是这种将文化形成归因于古圣先贤的伟大洞见的天才决定论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其五，梁濑溟强调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同时又要改过西方态度，重新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拿出来。这样，这种理想化意义上的文化调和方案，既可以使中国的现代化得以实现，又能够保持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促进人性的积极发展，将始终萦绕其心头的两大问题一并解决。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梁漱溟不自觉地暴露出来的这种文化调和主义又是与其文化意向相颉顽的。因为按照梁濑溟的本意，文化是一民族根本精神的整体表现，是一有机的整体，“这一派根本精神和那一派根本精神何从融合起来呢？”[3]因此在这里， 梁漱溟以文化三路向的划分所体现的反文化调和主义与其试图解决中西文化冲突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调和主义又构成了一个无法自解的矛盾。
其六，梁漱溟在阐释“文化三路向”说时，将中国文化和儒家人生态度的经典概括为“调和持中”，并认为这种人生态度与西方“意欲向前要求”的人生态度是不相容的。然而，当他为倡导一种可与“现代化”并存不悖的人生而拿出孔子的人生态度时，后者又被诠释为“奋往向前”的“刚”的精神。[3]那么， 中国文化和儒家人生态度的“真”精神究竟是“调和持中”还是“奋往向前”，梁漱溟对此矛盾的说法未曾作出任何解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梁漱溟对“中国”和“人生”问题的终生关切，旨在探索一条“现代化”与“人性”的统一即“中国富强”与“儒家人生”并存两全的文化道路，这是其文化哲学探索的核心主题。然而，这也使梁漱溟陷入难以自拔的思想困境之中，他所面临的难题在于，中国为获致富强必须象西方那样走现代化的道路，但这又可能食西方人性毁蚀和价值失落的苦果。为了走出这种两难抉择的困境，梁漱溟提出一种貌视两全的办法：全盘承受西方文化，但改正其人生态度，而批评地倡导中国的人生态度。质言之，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必须全盘承受，但其根本的人生态度则须用儒家人生态度来修正。梁漱溟相信，这样既可以维系儒家人生准则而保持人性，又可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然而问题在于，梁漱溟苦心营造的文化理论以及“儒家人生为体，科学民主为用”的新文化模式，并没有走出“中体西用”的文化调和论的路子。他始终难以解决的矛盾在于，以往未能开出“科学”和“民主”的中国儒家人生态度，今天怎样与“科学”、“民主”和“现代化”相协调并存。可见，“儒家人生”与“现代化”的协调问题是困扰梁漱溟终生的文化难题。
然而尽管如此，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仍不失其深邃性。这不在于他为后人提供了多么完美的理想社会模式，而在于他对现代化有一种超越性的反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对西方现代化的一片赞扬声中，梁漱溟以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见，敏锐地觉察到西方现代化对人生和人性的种种限度，敲响了现代化给人造成悲剧的警钟。同时，梁漱溟文化思想的价值还在于，他提出的以儒学传统的人文价值制衡现代化的中西文化相融合的构想，揭示了现代化与人性之冲突的深刻内涵，触及到了现代世界一个普遍性的文化命题，这就使得梁漱溟对人类存在的这一永恒性主题的探索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因为不管现代化如何推进，对人的终极关怀，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梁漱溟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世界大思想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的文化难题透显出了隽永的思想魅力。
二 梁漱溟文化思想的地位与意义
梁漱溟的文化思想理论始创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五四”时期一片推翻传统、倡导西化的浪潮中，以“归宗儒家”、强调“孔子人生”的现代意义而声闻天下，并使梁漱溟因此而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和海内外思想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其文化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他开创了文化比较哲学研究之先河，建立了以“文化三路向”说为理论基石的文化比较模式，而且还在于他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重大主题的深切关注，以及对于人类未来前途和命运的思考。这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梁漱溟归宗儒学的价值体系，不仅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在许多人对民族能否生存缺乏信心时去寻求感情上的满足，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想家要在为道德颓废、感情疏离所搅乱的当代社会里寻求精神上的寄托。”[4]
梁漱溟的文化比较哲学研究，诚如蔡元培在《50年来中国之哲学》中所说，“梁氏所提出的，确是哲学界最大的问题。”同时，他的文化思想对海内外的许多现代新儒家人物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朱谦之在其《文化哲学》专著中，把以往文化发展分为宗教的文化、哲学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和艺术的文化四个阶段，就是借鉴了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唐君毅在其《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序中则深有感慨地说道：“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首先提出中西思想之不同，笔者于此问题之感兴趣，实受其启发为多。”
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产生于“五四”东西文化大论争时期，是近代中国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映照。他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将人生态度的选择问题与中国文化的现实和发展联结起来，肯定近代西方哲学思想中诸如人的个性独立、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价值，批判封建主义人生观和礼教对人性的束缚等思想，对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首先，梁漱溟开创了东西文化比较哲学研究之先河，从哲学的高度为中国文化思想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梁漱溟在文化比较研究领域不仅使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哲学研究的理路，开启了文化比较研究之先河，而且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从整体上看，象中西文化哲学研究对象的异同比较；中西文化哲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道德原则的异同比较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具体内容来看，如中西人生哲学、伦理思想、宗教思想、教育思想等方面，他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的文化比较研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象前人那样仅滞留在技术物质层或制度组织层，而是进入了文化的深层——文化心态部分。这种以全方位的视野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进行如此深入而广泛的考察，在目前哲学界来说，还是少有的。
其次，在“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和处处以西方近代为参照系的背景下，梁漱溟别树一帜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民族性，并赋予其世界文化的形式，从而冲破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禁锢，为中西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谁优谁劣的一片争执声中，梁漱溟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及“文化三路向”说，既批判了全盘西化派的主张，也批判了国粹派的文化本位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一方面，“没有陷入狭隘的中西文化的优劣的争执，……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另一方面，又“巧妙地暗示出东方的人生态度要比西方人生向前争逐的态度要深刻，要完善”。[5 ]在几十年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辛勤探索中，梁漱溟不照搬外国文化的现成模式，坚持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应有自己独特的道路等思想，对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再次，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面前，梁漱溟高扬中国儒家文化的旗帜，主张以传统儒学为根本，吸收西方文化已取得的科学与民主等优秀成果，实现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以达到传统文化开新的目的，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传承作用。梁漱溟倡导的现代新儒学，把民族生命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吸收和改造西方的近代思想，谋求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现实出路。他对西方现代模式的理性批判和对民族文化主体性原则的坚决维护，时至今日仍发人深省，启人心智。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仍然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既要反对一概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全盘肯定传统文化的民族复古主义，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之糟粕，继承和发扬其精华的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综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尽管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乃至谬误之处，但是，作为现代新儒家开山人物的梁漱溟，我们仍然可以从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以及不唯书、不唯上、不唯经、不唯典的求实和独立思考的探索精神中，领会其文化思想的精华。
收稿日期：200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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