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争斗下的台湾长期照顾制度2.0
高和荣1，2，张爱敏2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福建 厦门361005；2.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摘 要： 本世纪初开始，陈水扁当局对长期照顾制度进行了研拟，以便兑现选举承诺，解决长期照顾一直以家庭和外籍护工照顾为主所带来的问题。 2008 年政党轮替后，台湾地区颁布法律探索建立长期照顾制度。 2016 年底，民进党上台后以国民党长照制度1.0 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服务对象范围普及性程度不高、服务供给体系分散和资金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差等问题为由，推翻长照制度1.0 而实行长照制度2.0，覆盖对象不仅涵盖老人而且包括其他失能群体，照顾内容集预防保健与在宅医疗护理为一体。 长照制度2.0 所具有的特性蕴含着深厚的政治因素，体现了民进党当局的选举考量。 当然，长照制度2.0 在执行过程中同样面临国民党钳制、筹资模式选择、长照服务供需难以平衡以及长照制度设立初衷与目标难以实现等诸多挑战。 这意味着长照制度应该避免政治过度干预，坚持满足民众基本需要，顺应两岸融合发展态势，促进两岸社会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 台湾地区；长期照顾制度；政党争斗
长期照顾制度(以下简称“长照制度”)是针对身体或心智失能者提供生活照顾、医疗、护理及康复等服务的制度安排，是多数国家和地区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实施的政策措施，体现了执政党民生政策的“价值倾向”。[1]早在1993 年，台湾地区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即达7.1%，1999 年底更是接近了10%。[2]陈水扁敏锐地抓住人口结构变化将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在参选中承诺要制定长照制度，旋即得到选民的支持并助推其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由此奠定了民进党每次选举必定抛出民生议题的传统。 当然，由于民进党的长照议题基于胜选考量而非基于民生福祉考量，因而上台后并未准备好长照制度的制定与实施。 为了兑现选举承诺，陈水扁用8 年执政时间“研拟”长照制度的制定，并给下一任地区领导人设置了政策障碍，使得2008 年国民党上台后不得不面对民进党的政策遗留而快速推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俗称“长照1.0”)，为符合条件的失能者提供“照顾、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老人营养餐饮、交通接送、长期照顾机构、居家护理、社区及居家复健以及喘息”等八大类服务。 2016 年1 月初台湾地区“大选”期间，国民党的长照制度1.0 又成为蔡英文攻击的靶子。 蔡英文上台后不久即抛弃了国民党的长照制度而立即实施新的长照制度(又称“长照2.0”)。 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是：台湾地区为什么否定长照制度1.0 版本而实施2.0 版本，除了完善制度之外，政治选举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 2.0 版本的实施又面临哪些挑战?
一、长期照顾制度2.0 内容设置的政治考量
长照制度2.0 是民进党兑现其选举承诺的制度安排，更是民进党否定国民党福利政策的逻辑必然，因而长照制度2.0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长照制度1.0 提出的，其政策内容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以及批判的指向性。
从长照服务对象上看，长照制度1.0 采取“满足老化导致之照顾需求，并考量身心障碍及文化差异造成之提早老化”原则，[3]将实施对象规定为“65 岁以上失能老人为主”，而50-65 岁之间的失能群体需要对其居住范围、失能程度进行限定，比如仅仅将55 岁以上的山地少数民族及50 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列为服务对象，至于年轻的失能者则不能享有此项服务；从失能程度来看，多以身体物理性功能丧失为保障对象，未能涉及和覆盖以失智症为代表的心理障碍老年群体的照顾需求。这种以老年身心障碍者作为主要保障对象的制度设置是国民党补缺式福利政策理念的延续，始终遭到一向标榜为所有弱势群体代言、主张实施普遍主义福利的民进党的攻击。 民进党认为长照制度1.0 的服务对象设置过于偏狭，使得低龄身心障碍者和心智失能者被排除在社区化与低廉性的长照服务之外。 因此，民进党上台后为了凸显自身与国民党的政策区隔，自然就会否定长照制度1.0版本所设定的服务对象，扩大长照服务对象，建立起不分年龄、地区、障碍类别的长照服务体系。
对比遥感卫星解译，无人机遥感能获取更加清晰的影像，通过三维建模，避免遥感卫星解译的多解性，并能找到平面图上易忽视的一些小型地灾隐患点，可以满足具体的地灾排查的要求[11](图3)。侯恩科、首召贵等[12](2017)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在采煤地面塌陷开展监测，探索了数据处理方法：对地表裂缝采用计算机模型提取识别，对地表下沉采用无人机遥感的地表高程值拟合校正。
从长照服务申请角度看，长照制度1.0 实行申请审核制，需要服务者通过拨打1966 长照服务专线或经医院转介等方式向所在地区长照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再由长照管理中心派人赴申请者家中进行日常生活功能(ADLs)、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IADLs)以及心智功能评估，以此作为申请者是否需要长照服务以及拟定照顾计划的依据。 显然，这是一种事后照顾模式，申请者只有在出现了身心障碍表现、丧失日常生活功能或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需要他人进行生活照顾情形下才能申请。 这种事后照顾模式虽然可能更经济、更直接，但却遭到民进党的抹黑，被批评为不闻民间疾苦声，缺乏“预防性照顾”，没有从民众的需求出发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长期照顾制度。 民进党上台后实施“预防性照顾”政策，将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事后照顾拓展为事前照顾与事后照顾相统一的制度安排，以凸显民进党的普遍主义福利政策主张。
[ 9] 参见台当局“卫生福利部”：《长期照护规划(含长期照护服务法介绍)》，2015 年10 月7 日。
1375 胰腺癌石蜡包埋组织中微 RNA 原位杂交检测技术的优化 倪晨明，倪灿荣，金 钢，焦莉娟，李连峰，郑建明
综合分析，目前智能楼宇的感知、传输和记忆能力已经相对完善，但若达到建筑运行的自我推理、判断和决策的智能化目标，需要对当前智能楼宇系统的集成模式进行改进。针对上述行业现状，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楼宇综合管理系统架构，为楼宇智能化系统的融合管理与互联互通提供解决方案。
上述情况表明，如果说长照制度1.0 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只是长照制度2.0 出台的前提，那么，政治选举，特别是政党恶斗则是长照制度2.0 产生的必然结果。 台湾福利政策议题的提出、政策内容的讨论以及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受到执政者的政党立场影响较大，执政党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以对立政党福利政策存在的问题为攻击点，迎合选民意愿，争取最大选票支持，设法否定对立政党的政策设计与政策实施，“兜售”体现本党政治倾向的福利政策，这是长照制度不断变化的政治根源。 客观地说，长照制度1.0 是国民党执政期间为应对台湾人口结构变迁、失能人口急增而家庭照顾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出的解决之道，在制度设计上承袭全民健保网络体系并借鉴日本介护保险混合式筹资做法，并对三方主体缴费方式与缴费比例进行测算，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但是，民进党上台后以“老人本身不是问题，政府的照顾政策失灵才是问题”为由，[7]完全否定国民党的长照政策理念与政策主张，打着照顾穷人的旗号，以提高营业税及遗赠税税率、扩充房地合一交易所得税等方式取代劳、资、政三方缴费的保险筹资制，抛售所谓的长照制度2.0 版本。 从这个角度看，长照制度2.0 内容的设置并非1.0 版本陷入了不可救药的境地，而纯粹是政治操弄的产物。
二、长期照顾制度2.0 所蕴含的政治因素
作为民进党当局“五大社会安定计划”之一的长照制度2.0 是为了兑现“找得到、看得到、用得到、付得起”长照服务体系的选举承诺，试图推动长照制度朝着全民性、普遍性方向发展。 但是，民进党的长照制度2.0 是对国民党执政期间福利政策的否定，体现了民进党当局的选举考量与政治意图。
首先，长照制度2.0 试图拓展被照护对象的年龄与失能范围。 马英九执政时期，苏贞昌攻击国民党的长照政策，认为早在陈水扁时期台湾就已经核定长期照顾十年计划，但是政党轮替后却被国民党的长照保险所替代，这就把原计划“全盘打乱”，需要“即刻进行补救与调整”。[8]为此，2016 年民进党上台后将50 岁以上轻度失智症者、未满50 岁失能身心障碍者、65 岁以上衰弱老人以及55-64 岁失能少数民族人口全部纳入长期照顾体系，民众只要有长照需求，经过相关部门评定后理论上都可以获得照顾服务。 这是草根出身的民进党当局贯彻以照顾弱势群体为主轴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实反映，也是其标榜与国民党所主张的“有限受益”“局部公平”的不同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台湾社会的人口变迁现实。 按照台湾学者的测算，到2030 年前后，台湾地区5 岁以上人群失能率将达到5.3%，5-64 岁失能人口35 万人，65 岁以上人口的长照需求率更是高达16.36%。[9]客观地说，民进党的这一政策主张确实抓住了快速增长的失智症者照顾需求的实际，拓展了失能照顾类型，由原来专注于照顾身体失能扩大到心智失能群体，努力做到失能类型的全覆盖。 有数据显示，台湾现有心智失能人口超过30 万，预计2030 年前后将达到46 万。[10]将他们纳入长照范围，增强了长照制度2.0 版的普遍性，“让每一个需要的人都享有基本的照顾服务”。[11]打弱势群体牌是民进党选举时始终得到弱势群体支持的重要因素。
其次，长照制度2.0 是一项全程健康照顾体系。 民进党上台后试图改变1.0 版本的事后干预服务模式，摆脱国民党时期应急式照顾服务项目设置的消极应对方式，从提升长照服务的效率与效益角度出发，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照护团队，将长照制度2.0 变为从预防保健到在宅医疗护理在内的全程闭环式健康照护模式，形成一个从失能前的预防保健到失能后的生活照料与医疗照护的医养结合照顾体系。 在服务内容上，长照制度2.0 向前端扩展了以预防保健为目的的社区预防失能或延缓失能失智服务，涉及“肌力强化运动、生活功能重建训练、膳食营养、口腔保健、认知促进”等方面，对身心障碍者或发生身心障碍风险的群体提早干预、预防及治疗，延缓该群体的失能失智时间。 后端依托长照中心与医院协助病人出院后继续获得专业、完整和持续性的照顾服务。 为此，民进党主张对不便外出但有就医需求的群体，经专业人员评估后给予“一般西医门诊诊疗服务、护理人员、呼吸治疗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访视、药品处方调剂服务、健康管理、24 小时电话咨询服务”等“在宅医疗”和“居家安宁”服务，[12]将长照服务内容从单纯的生活照顾拓展到专业性医疗护理，形成事前预防与事后照顾相结合、医疗照顾与生活照顾相统一的服务体系。
[ 2] [3][4][5][12]参见台当局“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十年计划2.0(2017-2026 年)》(核定本)，2016 年，第1 页，第41 页，第45 页，第159 页，第96 页。
再次，长照制度2.0 是以社区为主的整合性照顾体系。 民进党针对国民党长照政策在社区长期照顾服务整体性与连续性不足等问题，试图建立以社区为基础、集技术支援和服务整合的社区整合型服务中心(A 级)、复合型服务中心(B 级)以及巷弄长照站(C 级)为一体的整体性照顾体系(又被称为“长照ABC 计划”)。 该计划抓住了民众“在地老化”愿望，遵循“培植A、扩充B、广布C”原则，以区域内长照机构量能提升为出发点，发挥各层级服务单位的互助精神，利用巡回接送服务串联各层级服务，将医疗、社工与保健等服务内容结合起来，鼓励机构提供集居家服务与日间照顾服务为一体、社会行政服务与卫生行政服务相结合的多元化、弹性化照顾服务，实现长照服务供给单位间的联结，提升照顾服务输送的整体性。 按照民进党当局的计划，到2020 年底将在全台设置469 间A 单位(每个乡镇至少1 间)、829 间B 单位(每个中学学区至少1 间)和2，529 间C 单位(3 个村里1 间)，[13]力争建成以社区为主的长照服务体系。
其次，长照制度应当坚持满足民众基本需要。 民众需要，特别是基本需求，是长照制度设立的初衷，也是长照制度再出发的动力源泉。 这是长照制度对人民生活需要的积极回应。 在蓝绿争斗的场域下，长照制度沦为台湾地区政党间相互攻击的工具，而枉顾这一制度自身应有的发展规律。这就要站在民众基本需要立场上审视长照制度，将其划分为基本的和非基本的需要两个部分，各党派应当抛弃超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获取选票为目的的非基本长照服务供给的理念及策略，坚守并保证基本的长照服务供给，坚持“在地老化”基本理念，发展小规模、多机能、便利化服务，促进长期照顾服务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1.3.1 消解动态试验。根据厂家推荐，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防止马铃薯环腐病拌种用药量为0.42～0.70 g a.i./kg种薯，播种时拌种使用一次。按照《农药残留试验准则》要求，于2015—2016年在山东省济南市、湖南省长沙市开展试验。
总之，台湾地区长照制度从无到有、从1.0 到2.0 版本不仅是国、民两党社会政策价值选择的结果，更是台湾地区福利需求与独特政治生态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深受“福利政治化”的影响，[18]在连年选举的社会里，候选人为了当选自然会抛出有利于争取选民的政策主张。 为此，国民党从“有限福利”理念出发，提出面向高龄失能者并逐步展开的以长照保险为主要财源的1.0 体系，以争取高龄身心障碍者群体的支持。 而民进党坚持“普遍福利”理念，意在打造一个覆盖全体民众、以税收为主要财源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以最大限度满足弱势群体需求，从而赢得选票，并使社会福利呈现出使用者福利权利最大化趋向，包括享用对象的普遍化、福利项目的全面化、待遇覆盖的全程化等，进而推动整个福利政策的普遍化、全面化与全程化，使得包括长照在内的各项福利制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然而，这样的政治生态将会导致使用者所承担义务的最小化，诸如长照缴费基数、缴费费率难以提高，本该由个人负担的合理费用也被转嫁给当局或其他高收入群体，由此导致整个长照制度按照政党政治的逻辑而非长照制度自身的规律向前演进，从而违背了长照制度的运行本性，长此以往必将不利于它的持续发展。
三、政党争斗下长照制度2.0 面临的挑战
台湾地区长照制度2.0 是民进党当局否定国民党长照政策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是政党恶斗在民生领域内的表现，是政治逻辑与福利建设的碰撞，因此使它必然面临许多挑战。
对于长照制度所需资金，一向是台湾两党斗争的焦点。 国民党采取了以政府税收补助服务使用为主，按家庭收入状况确定服务使用者自付部分的资金筹集模式，意在打造一个平价的、民众可负担的长照服务体系。 但这种做法使得长照基金的稳定性与充足性深受当局预算总额限制的影响。 不仅如此，长照基金作为一般性税收支出还要与当局其他支出竞争。 在全台经济增长放缓而长照服务使用人数持续增长的双重压力下，长照基金支出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数据显示，2008年长照基金支出28.45 亿新台币，到了2016 年则达到53.76 亿新台币，9 年间合计支出323.11 亿新台币。[5]受公务预算金额限制，当局长期照顾补助经费预算走低，2010-2013 年每年仅介于18.04亿-23.19 亿新台币之间，一度造成长照制度“须动用第二预备金及其他相关经费支应”。 长照制度1.0面临的这些问题自然不会被民进党放过，他们大肆展开批判和攻击，直言长照制度1.0“预算编列严重不足”“欠缺足够财源”“不切实际”，使得长照服务“提供不足、不均，难以真正减轻家庭照顾负担”。[6]在民进党看来，否定国民党长照制度1.0 筹资模式等于否定了国民党的福利政策主张，有利于民进党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
第一，政党相互钳制的挑战。 民进党主张的长照供给普遍化与全人化并不是这一制度内在发展的需要，不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必需，而是政党恶斗，特别是民进党非此即彼的执政思路所然。 长照制度2.0 是民进党当局以为身心障碍群体提供长期照顾之名而行否定国民党长照制度1.0 之实的“改革”。 民进党善于操弄民意，凭借立法机构席次较多，使得长照制度2.0 很容易被“合法化”。当然，作为反制，国民党势必也会放大2.0 版本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对民进党的福利政策进行钳制。 例如，韩国瑜在2020“大选”党内初选时指出，民进党当局推出的长照制度2.0 实行至今，普及率还不到四成，但已出现了“服务不足、分配不均、申请繁琐及财政不稳”等四大缺失。[19]政党斗争的结果促使长照制度呈现出“福利政治化”倾向，包括长照在内的各项福利制度设计与政党竞争相互裹挟、嵌入，政党间不仅以社会福利待遇提升为“筹码”获取选票赢得执政地位，而且为了打击对立政党，常以无理否定的方式攻击其他政党的福利主张，使得福利供给范围愈趋扩大、供给水平不断升高。 可以说，长照制度沦为政党政治斗争的工具，政党恶斗已经渗入到长照制度变迁的每个阶段以及全部阶段，渗透到长照制度的各个方面以及一切方面，只要一天不消除政党政治，特别是蓝绿恶斗，长照供给承诺扩大化将永远存在，长照将永远被政治所绑架，而全然不顾筹资能力。
第二，长照资金筹集模式选择的挑战。 台湾地区在选举政治作用下，保险制或税收制作为长照制度两种不同的资金筹集模式已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无论是采取国民党的保险制还是民进党的税收制都不由长照制度运行的内在逻辑所决定，而是政党政治的结果。 长照服务对象与服务项目的扩大化客观上要求长照资金来源多样化，这是所有实施长照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一致做法。 但是，在蓝绿恶斗的政治生态下，采用税收制特别是以赠与税、遗产税及奢侈品税为主的税源，“而不是挖东补西”，[20]更能够得到中低收入群体的认同和支持。 这与打着为底层民众发声的民进党的价值宗旨与选举策略一致。 当然，采取保险制注重当局、雇主及雇员的三方责任共担，可以确保该制度的持续性，这与国民党的精英政治及治理理念相契合，但这却不容易得到需要付费群体的支持，在选举过程中还容易被攻击。 长照资金来源构成遂由纯粹的经济议题演变为政治议题。 例如，为了不得罪选民，陈水扁执政后用长达8 年的时间“研究”长照制度能否建立以及长照资金如何筹集问题；马英九当选后出台“长期照顾服务法”“长期照顾保险法”和《长期照顾保险制度规划报告》等，采取三方主体缴费方式进行筹资，试图将对选票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蔡英文上台后打着为底层发声的旗号直接否定了国民党的保险制而选择了税收制。 由此可见，无论是陈水扁的长照政策研拟、马英九的长照制度1.0 版本推动以及蔡英文的长照制度2.0 版本实施，更多是迎合选民偏好，而很少理性地顾及长照制度本身所应采取的筹资模式。 可以预见，伴随着政党轮替，特别是政党恶斗的常态化，台湾地区长照制度究竟采取何种筹资模式还将处于变动中。
第三，长照服务供需难以平衡的挑战。 当福利政策仅仅为了选票及巩固统治，统治者所实施的福利政策就很难做到客观理性。 为了争取中低收入群体的支持，民进党上台后自然就会扩大长照服务供给，将国民党的长照制度1.0 版本中所列的8 大项服务增加到包括失智症照顾服务、小规模多机能服务、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社区预防性照顾、预防失能或延缓失能与失智服务，以及出院准备、在宅医疗安宁照顾等在内的17 项服务，以树立民进党致力于承担身心障碍群体长期照顾责任、减轻家庭照顾负担的政党形象。 但是，长照服务项目的扩大既没有增进民众对长照需求的认知，也没有扩大对民众的长照服务供给，更没有提升民众对长照服务的满意度。 例如，长照制度2.0实施后，台湾民众对“长期照护管理中心”“长照ABC”以及“不动产逆向抵押贷款”三项服务的知晓率仅有31%、22%、12%，[21]长照服务的“普及率还不到四成”。[22]也就是说，仍然有六成的身心障碍者未能使用长期照顾服务。 从长照福利供给的普遍规律来看，城市中心城区居民更容易获得长照服务，而郊区，特别是远离城市的山地居民难以获得长照服务；长照服务供给越多，郊区及山地居民的获得相对就越少；选票越多的地区长照服务投入就会越多，而选票越少的地区长照服务的投入就得不到重视。 长照服务需求的结构性矛盾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第四，长照制度设立初衷与目标实现的挑战。 长照制度本来是台湾地区为解决失能群体照顾资源不足而进行的制度安排，集中表现为通过开展以居家式和社区式照顾为主、机构式照顾为辅的社会照顾模式，发现和开发失能人群的剩余能力，延缓和减少失能时间，提升失能群体自主生活的能力，促进其社会参与及社会融入。 但是，受党派林立相互争斗的社会情境影响，长照制度的建立与改革逐渐偏离了这一制度设立的初衷。 每一个政党都会从本党政治利益出发解构或建构长照制度，能否以及如何降低准入门槛、扩大服务对象、增加服务内容、提高给付标准等措施均体现着本党派的政治诉求，以此换取选民对本党候选人的认可；能否扩大长照对象、能否提高长照待遇甚至被简单化为政党是否为民的评判标准。 这就使得长照制度的建立、运行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注释：
四、台湾长期照顾制度的未来发展
台湾地区长照制度近20 年的演变表明，制度本身不可能完全保持价值中立。 长照制度一旦被政治所操弄，陷入政党争斗，就一定会打上政治的烙印而偏离这一制度的发展初衷，这值得我们警惕。 社会应该建立一种能够回归到满足失能群体基本照顾服务需求这个层面的长照制度。
首先，长照制度应该避免政治过度干预。 长照制度由各执政党制定而成，自然会受到政党的价值观念影响，体现政党的福利政策倾向，这是包括长照制度在内的所有福利制度必然面临的情境。但是，长照制度要想持续发展就应该坚守自身独立性，避免过度的政治干预，防止沦为政党斗争的“筹码”。 这就需要探索一种能够独立于朝野两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主管包括长照在内的整个福利事业，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长照供需能力调查，引入精算方法测算需要长期照顾服务的人口规模、项目种类及资金规模，避免长照政策因选举或政党轮替而不断变更，实现长照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当然，也可以扩大长照制度的决策范围，将主要政党、社会组织以及民意代表等利益相关群体纳入决策主体，充分听取各方代表声音，弱化两党恶斗形成的非此即彼政策走向及政策决策模式。 这就是说，长照制度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抛弃政党争斗，避免政治过度干预，按照长照制度自身应有的规律去运行。
最后，长期照顾2.0 资金来源有利于中低收入群体。 长照制度1.0 以当局税收补助为主，所需经费由当局每年编列公务预算、经立法机构同意后支付。 这意味着长照基金支出属于“预算限制模式”，[14]需要与当局其他支出竞争。 受当局编列预算总额及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放缓所带来的税赋水平总体较低等因素的影响，长照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充足性相对“较为不足”。[15]为此，马英九当局后期拟按照一般保险费1.19%以及补充保险费费率0.48%，[16]政府、雇主和个人分别负担30%、40%与30%的比例分摊原则进行筹资，以保证长照资金来源。 但是，民进党发现按照这个费率征缴容易引致雇主及雇员的反弹而流失选票，于是以“政府帮你顾长辈，请您放心拼事业”的旗号，[17]实行高收入者多承担、低收入者少承担原则，推翻2009 年以来国民党接续规划多年的长照保险计划，每年以“指定税收300 亿+政府公务预算30 亿新台币”规模促使长照2.0 重回以烟捐、增值税等为主要财务来源的税收制老路。
音乐的节律能通过情绪影响和改变生理功能如心率、肌紧张、血压、呼吸来表达行为［23］。轻乐器演奏柔和、缓慢，平静的音乐，能够降低血压，心率，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24］。实际上，音乐使副交感神经优势于交感神经，形成特征性α脑电波，发生放松反应，生理上表现为肌肉放松，有节律的深呼吸，心率下降［25］。相应地，快节奏的音乐则增加心率，每分钟通气量［26］，血压和交感神经活动。
最后，长照制度应该顺应两岸融合发展态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岸交流交往不断深化，人员频繁往来不仅推动了两岸社会融合，而且给他们家中失能人员照顾带来了新的问题。 我们应该正视两岸民众交流交往日益频繁这一社会事实，正视两岸长照制度差异化的政策设计事实，借鉴和吸收各自好的做法，谋划两岸共同认可的长照对象鉴定与准入标准化、长照服务供给与评价量化、长照服务个性化等，实现两岸长照服务硬件与软件的衔接和整合，形成两岸人民共享的长期照顾服务手册与政策，解决好到对方工作生活人员的家庭老人及失能家人的安养与照顾问题，促进两岸民生制度的融合与发展。
相同工艺流程下在接种浓度分别为1×104、1×105、1×106和1×107 cfu/mL条件下20 ℃进行恒温发酵，发酵结束后蒸馏取样，测定苹果白兰地中异丁醇、异戊醇及苯乙醇含量。
[ 1] 李明政：《意识形态与社会政策》，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年版，第3 页。
记者了解到，钢栈桥所在的静兴高速，东起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丰润镇，与晋 S50 平临高速相连；西至山西省吕梁市兴县高家村镇黑峪口，黄河特大桥与陕西省神盘公路相接，全长93.86千米，是山西省“三纵十二横十二环十五条连接线”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的第七条连接线。黄河特大桥钢栈桥的顺利合龙，打通了跨越晋、陕两省黄河两岸的施工便道，为确保黄河特大桥施工总工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记者李涛）
事权、财权不明确，两者存在不相匹配和“错位”，不仅易使国家和各级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甚至产生相互推诿、扯皮等问题，还意味着政府行为无定规，可随意“斟酌”，选择性作为，越位和缺位并存地“乱作为”，权力拥有者和权力部门利益驱动之下过度的自我服务和漠视紧缺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所以，责任政府逻辑之下，事权财政的匹配理所当然，政府尽责的先决条件是有可靠的财政资源。“无钱别点菜”，办事必须有财力保障，要解决事权、财权不相匹配的问题；“买菜的钱不能打酱油”，拿了钱必须办好事，办法定职责内的事，要解决好事权、财权“错位”问题。
[ 6] 蔡英文、陈建仁：《点亮台湾：2016 大选蔡英文长期照顾政策主张》，2015 年9 月1 日，http：/ /iing.tw/posts/80。
[ 7] [11]蔡英文、陈建仁：《点亮台湾：十年长照2.0 计划》，2015 年9 月11 日，http：/ /iing.tw/policies/long-term＿care。
农村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无论是疫苗、防疫设备、工作人员的培养、防疫技术的研发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若经费不足，则农村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效率和效果无法得到有效提升，因此基层动物防疫部门必须做好经费投入的准备，加强防疫部门的建设，从技术研发、技术引入、人员培养、疫苗运储等多个方面全面提高农村基层防疫工作效率和效果。
[ 8] 苏贞昌：《马“外交休兵”矮化台湾》，中评网，2013 年5 月20 日，http：/ /www.crntt.com/doc/1025/4/5/7/102545702.html? coluid＝93＆docid＝102545702＆kindid＝9095。
从长照服务供给主体上看，长照制度1.0 采取社区居家服务为主、机构服务为辅供给方式，政府以购买服务形式由民间机构按长照管理中心拟定的服务项目、服务频率和服务时间等进行服务供给。 长照制度1.0 规定，民众在实际使用长照服务时需要“自行联系不同服务供给单位进行服务供给”。 由于各服务单位之间“无横向联系”，因而无法串联起各项服务，容易造成“不同服务供给单位依据各自需求对同一服务对象进行服务供给的现象”。[4]这个问题受到民众的质疑，民进党更是抓住了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认为长照制度1.0 所形成的服务供给方式无法将家庭、居家、社区到机构各级照顾串联起来，使得以社区照顾为主的在地老化目标实现受阻。 民进党执政后整合各服务供给单位，以此实现与长照制度1.0 的区隔，体现长照制度2.0 版本的“高明之处”。
[10] 参见：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World Report 2018—The state of art of dementia research： New frontiers，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London，2018：4；台当局“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保险制度规划报告》，2016年5 月。
[13] 《“长照ABC”上路周年，外国人都说赞》，中时电子报，2017 年12 月15 日。
[14] 郑清霞、陈正芬：《长照财源确保满足基本需求》，《中国时报论坛》，2015 年5 月24 日。
[15] [16]参见台当局“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保险制度规划报告》，2016 年，第2-4 页，第4-28 页。
[17] 参见《蔡当局怎能忍心看“长照2.0”拖垮两代人?》，中国台湾网，2017 年8 月18 日，http：/ /www.taiwan.cn/m/pl＿54904/hxsp＿54906/201708/t20170818＿11832513.htm。
[18] 高和荣、常娟：《福利政治化：台湾军公教退休金优惠存款政策的源起与实质》，《台湾研究集刊》2018 年第3期。
[19] [22]韩国瑜：《“去中国化”是一场政治骗局》，中国评论新闻网，2019 年6 月29 日，http：/ /www.crntt.com/crnwebapp/search/allDetail.jsp? id＝105469786＆sw＝%E9%95%BF%E7%85%A7。
曹立强表示，普陀区全力推动桃浦地块实现脱胎换骨式的转型升级，着力推进桃浦智创城4.2 km2核心区建设，努力打造中心城区转型升级的示范区、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之一。
[20] 《陈菊又被点名，侯友谊讽：菊姐好忙需求度高》，中国评论新闻网，2018 年5 月18 日，http：/ /www.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 coluid＝7＆docid＝105073768＆kindid＝0。
[21] 《台湾老人对当局长期照护2.0 政策等不熟悉》，中国新闻网，2018 年12 月17 日，http：/ /www.chinanews.com/tw/2018/12-17/8704413.shtml。
Taiwan's Long-term Care System 2.0 in the Contest of Political Parties
Gao Herong，Zhang Aimin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Chen Shui-bian's authorities developed a long-term care system in order to fulfill his election promise and solve the long-term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family and foreign caregivers. After the rot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2008， Taiwan promulgated laws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ng-term care system 1.0. At the end of 2016， after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ook office， it denied the care system 1.0 in the name of the problems it had encountered in it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cluding those of the low degree of popularity of the service target，the dispersion of the service supply system， and the poor ability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unds， and replaced it with the system 2.0 which covers not only the elderly but also other disabled groups with an integrated service model integrating preventive health care and in-house medical care. In fact，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long-term care system 2.0 possesses contain profound political factors， reflecting the DPP authorities' election consideration. Of course，it is also challenged， in the course of implementation，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Kuomintang's restriction， the choice of financing mode， the unbalanced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long-term services， and the difficulty in achieving its original intention and objectives. This means that the system 2.0 should try to avoid excessive political interference，adhere to satisfying the basic needs of the people，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and final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society.
Key Words： Taiwan region， Long-term Care system， political party struggle
中图分类号： D6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5-040-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推进两岸民间交流与社会融合发展研究”(16JJDGAT001)
作者简介： 高和荣，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台湾研究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
张爱敏，女，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唐 桦)
标签：台湾地区论文; 长期照顾制度论文; 政党争斗论文;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论文;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