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美俄关系——从乌克兰大选解读冷战后美俄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乌克兰论文,美俄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地缘政治与国家大战略选择
关于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虽然早已为人们所关切，但其最初却只局限于一国内部，而没有形成现代国际关系学所强调的国际性。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地缘政治”的提法兴起于19世纪末①，后几经发展演变，不断丰富完善，在经历了短时间的低潮② 后，至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复兴，从而形成了今天含义隽永、体系完备的地缘政治学③。
有关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说法不一，根据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的定义，“地缘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环境的关系”④。法国著名政治学家雷蒙·阿隆则认为，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内容乃是“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而引起的对外交态度的解释，从地理的角度加以系统化”⑤。概括地说，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地理环境对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冷战后，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渐让位给传统的地缘思维，地缘政治又成了国家大战略选择的基石。由此，国家，特别是有着全球性利益诉求的大国，在进行其国家大战略构想时，不得不将基于地缘思考的国家利益判断作为其大战略选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大国间利益交织与纠缠的加深，地缘因素的影响也在不断深化，从而致使大国关系变得越发微妙，在其利益发生碰撞的交汇处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美俄两国在乌克兰大选问题上的较量就清楚地表明了双方地缘战略上的矛盾性。
二 美国的地缘战略观与对俄战略
(一)美国的地缘战略观
体现地缘政治在美国安全战略思考中重要作用的经典案例当算华盛顿在“辞职演说”中所鼓吹的“孤立主义”和19世纪的“门罗主义”及其指导下的战略选择。及后，以马汉的海权论为起点，两大地缘政治理论流派——陆权论和海权论都曾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美国的战略思考，但正如美国战略理论家科林·S·格雷所指出的，本质上，美国的战略文化还是大陆型的，尽管其有着典型的基于海权优势的海洋观⑥。而在经历了历史上“大陆心脏学说”与“边缘地带理论”的竞争后，以陆权思想为主导的独具特色的美国地缘战略观最终形成，1997年由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所著的《大棋局》一书正是体现这一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从发展历程来看，美国的地缘战略大体上经历了4个发展时期：即从建国伊始到1898年美西战争前的陆上(美洲)扩张战略时期；1898年到二战前的海上争霸战略时期；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欧亚大陆战略时期；冷战后的全球战略时期。从发展轨迹来看，美国的地缘战略观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扩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依据其实力地位的变化，依托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构成，不断调整对外战略，并在这一进程中扩大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影响力。从其建国伊始到20世纪末，美国先后实现了对美洲大陆的“占领”，海上霸权的主导，以及对欧亚大陆外围的控制，现在美国正在试图实现其第四个地缘战略目标：完成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渗透。
(二)美国对俄战略中的地缘政治思考
一战后，麦金德在警告取得胜利的大英帝国时曾指出：“如果我们足够清醒，并且从长远来看，难道我们不应该设想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大陆上的大部分有朝一日会统一到一个单一的力量之下，然后以此为基础再建立起一支不可战胜的陆上力量吗？”⑦ 麦金德已经看到海上力量为了保持自己对陆上力量的优势地位，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必须阻止“心脏地带”被某个统一的力量中心所控制。
而对于有着与英国相似的地缘政治特征的美国而言，在21世纪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同样最有可能出现在欧亚大陆。早在1988年1月，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就曾在阐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时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的首要历史特征……在于坚信倘若一个敌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将统治欧亚大陆——地球上那个常被称做世界心脏地带的地区，美国最基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将受到威胁”⑧。历史经验已经印证，为了阻止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控制欧亚大陆，美国甚至会不惜动用武力⑨。而冷战时期美苏长期对抗的背后也不难发现这种地缘思维的影响。
基于同样的原因，冷战后美国对原苏联的首要继承国——俄罗斯的政治走向极为关注，力促其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道路。依据美国的地缘战略思考，如果俄罗斯经济迅速恢复、政治团结一致，那么在2015年左右，其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从1994年开始，尽管俄罗斯一再表现反对，且态度日趋强硬，美国仍坚决推进北约东扩，并加强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近邻地区的渗透，以压缩俄的地缘活动空间，扼制其传统的大俄罗斯思想的复兴。
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后，美国的对俄战略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有所强化，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赖斯即曾公开表示对俄担忧：“我打心眼里认为，对西方和我们欧洲盟国来说，俄罗斯仍是一种威胁。面对克里姆林宫的核武库和弹道导弹所构成的威胁，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欧洲盟国都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性”⑩。
在实践上，乔治·W·布什政府更多从地缘战略角度观察欧亚大陆的实力中心的动态变化，同时加大对俄力图恢复大国地位的防范。在东欧和中亚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传统战略空间，以此削弱俄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影响力。
三 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思维与国家安全观
(一)冷战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现实
自16世纪以来，欧亚大陆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莫过于俄罗斯的崛起与扩张。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300多年扩张的成果丧失殆尽，1000多公里的陆地战略纵深不复存在，传统地缘政治“枢纽”的优势地位几乎荡然无存。地缘政治大师麦金德所言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已不再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已经从一个有着世界性影响力的大国退缩成了一个区域性的陆权国家。华约的解散、苏联的解体使传统意义上的加盟共和国与友邦国家成了全新意义上的邻邦，而随着北约的进一步东扩，俄罗斯的地缘环境急剧恶化。1999年波、捷、匈3国正式加入北约拉开了北约新一轮东扩的帷幕，俄罗斯所主张的战略一体化的防御体系开始出现裂痕。其后不久，俄罗斯在冷战后一直在努力维护的独联体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与此同时，由新独立国家所形成的新的战略轴心正在“瓜分”着俄罗斯在东欧和中亚的传统影响。而这一切背后都有美国的因素存在。不仅如此，随着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打响及北约新一轮东扩的成行，俄罗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战略空间已经成了他人的囊中之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已经从北面和东面对俄罗斯构成包围，而一旦其传统盟国乌克兰再成为北约一分子，则俄罗斯将面临更为艰难的处境。
鉴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在苏联解体后大幅下降，军事力量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数量规模均不能与美国相比。以核力量为例，俄罗斯虽然是与美国相当的核大国，但是却不能像美国一样自主动用核力量。苏联解体后，原苏联拥有的核力量分别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4国继承。而对于如何使用原苏联留下的核力量的问题，这4个国家业已达成协议，只有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总统同意的情况下，俄罗斯总统才可以启动核按钮(11)。不仅核武器如此，甚至是俄罗斯境内的导弹也是共同属于以上4国。这种局面造成了俄在安全问题上的困境。在考虑国家安全问题时不得不考虑与其周边邻国的关系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的命运掌握在其邻国的手中，这也正是说明了为什么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一再强调独联体重要性的原因。它希望能通过独联体将邻国团结在其周围，以替代苏联解体后对俄罗斯造成的地缘上的冲击，并借独联体总体的力量阻止美国对原苏联势力范围的蚕食。但事实上，美国的力量不仅已经进入了东欧和中亚地区，并且正在通过影响乌克兰大选向独联体内部渗透。而一旦这种渗透成功，俄罗斯的最后一张王牌将不复存在。
(二)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新思维与国家安全观
作为欧亚大陆上一个长期处于争霸焦点的国家，地缘战略一直是俄罗斯制定国家对外政策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受西方陆权论的影响，冷战后，面临着瞬间出现的地缘“真空”以及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俄罗斯学者积极思考，从俄罗斯的民族特点、地缘特征、独特文化出发，提出了新的地缘战略主张。这些主张主要分为三大类：即大西洋主义、民族主义和新欧亚主义。大西洋主义主张融入西方，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这一战略主张在苏联刚解体时曾一度很有市场，但由于其对国家利益的相对漠视及在实践上受到美国所给予的国际政治中“二等公民”的待遇，很快便随着其政治鼓吹者科济列夫的下台而销声匿迹。随后登上俄罗斯历史舞台的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源于俄罗斯历史上的斯拉夫学派，是以东正教的“第三罗马”说为理论基点的一种理论范式。它反对盲目追随西方，强调俄罗斯是新世界的“救世主”。这种主张无疑是在对西方亲近政策失败后的一种逆反心理，是俄罗斯历史上大俄罗斯主义思潮的一种变相的复生，大国沙文主义的霸权气息浓重。它主张俄罗斯要恢复自己的战略边界与历史上所形成的地缘政治空间，主张收复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恢复与俄罗斯大国地位相符的地缘政治范围。这一理论很快就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关注，并成为了对俄罗斯敌视与推进北约东扩的新借口。正因为如此，这一地缘政治思想也很快被理智的学者所扬弃。而真正在俄罗斯站稳了脚跟，并成为俄对外战略支柱的还要算后来居上的新欧亚主义。它以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地理事实为依据，强调回归历史上的欧亚并重的地缘战略，保持国家观念与大国思想。通过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联盟，发挥俄罗斯在欧亚两大洲的战略性影响，使俄罗斯成为一个联系欧亚两洲的世界性大国，从而恢复其作为世界大国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而冷战后俄罗斯外交的发展脉络也印证了这一点。1996年后，俄罗斯进入了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外交阶段，这是新欧亚主义在政治领域中胜出的标志。
而随着俄罗斯地缘战略的最终形成，其对安全的认识也渐渐清晰，新的国家安全观开始成形(12)。在对俄国家安全状况的基本判断上，俄罗斯认为其国家安全正面临内外双重威胁。其中外部威胁主要表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在外部威胁中，北约东扩是对俄罗斯最严重、最直接的威胁(13)。这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俄罗斯在欧洲的军事压力，与其冷战后寻求经济安全和发展的总目标是不一致的(14)。
为此，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地区目标方面，俄罗斯强调要为国内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包括推进独联体全面一体化，坚决阻止原苏联各共和国加入北约，确保俄罗斯与北约的战略“缓冲区”；阻止伊斯兰极端势力扩张，维护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稳定；建立有俄罗斯全权参加并能反映俄罗斯利益的欧洲安全体系及亚太安全机制；积极参与地区事务，显示欧亚大国地位；逐步与欧亚经济发展中心接轨，力求进入欧、亚两大洲的经济体系(15)。
四 美俄地缘冲突的焦点与缓冲国的命运：乌克兰的政治现实
一国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及其与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决定着它的安全课题(16)。这恰恰道出了乌克兰特殊的地缘环境与艰难的外交处境间的微妙关系。作为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国家，乌克兰在历史上就深受俄罗斯的影响，是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大国间的重要缓冲国。其政策主张与外交倾向不可避免地、同时也是不可抗争地要受到来自俄罗斯的牵引。冷战的结束，特别是苏联的解体给了乌克兰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然而，地理位置的不可变更性决定了乌克兰的特殊命运：一方面，它从俄罗斯得到了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与帮助，但另一方面，它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俄罗斯的影响对其国家主权的侵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那种近乎偏执的不安全感使其不仅对西方大国的行为存在怀疑，即使对于也是独联体国家的乌克兰亦同样如此。这种怀疑发展到极致必然会引起对周边国家的某种敌视和不信任感。因此当俄罗斯给予乌克兰帮助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了安全上的恐惧及在政治上独立性的缺失，这一点直接激发了冷战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勃兴，有主见的政治家们开始寻求借助外部力量制衡俄罗斯。
可以说，乌克兰与西方接近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来说，这却恰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作为当今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同样面临着一种安全困境，当然这种困境不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是一种基于地缘的长期判断，是体系主导国对于未来挑战国的一种隐忧。任何一个体系主导国都会对其地位的巩固存在一种担忧，从而寻找并扼杀可能的敌手，以避免自己的噩运降临，历史上这一类例子并不少见。而美国的战略家已经看到了在未来15年内，可能对美国提出挑战的只能是俄罗斯和中国。而俄罗斯以其雄厚的核潜力及国家发展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更有可能成为威胁美国战略利益的国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急于填补在中亚和东欧出现的力量真空。并借这一过程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将俄罗斯全然置于美国的监控之下。
美俄两国间这种相互冲突的地缘战略决定了它们在对待乌克兰大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美俄双方都希望在乌克兰培植自己的力量，而双方力量的加入导致了乌克兰大选的复杂性与艰难性。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一针见血地指出乌克兰大选举步维艰的深层原因：今天在乌克兰争斗的并不是两个政治家亚努科维奇与尤先科，而是东西方两种文明……西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俄罗斯从乌克兰排挤出去。美国有影响的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明确写道：让乌克兰离开俄罗斯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17)。
五 乌克兰事件的连锁反应与美俄关系的前景
随着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当选总统，乌克兰最终走上了亲西方的道路，但地理位置的不可变更性决定了它仍要重视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毕竟俄、乌双方在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渊源，使乌克兰和俄罗斯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这种联系不是一两场政治风波所能轻易斩断的(18)。尤先科上台后，其外交政策会向西方倾斜，但俄罗斯仍将是乌克兰的外交重点。尤先科2004年12月26日当选总统、2005年1月24日出访俄罗斯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也应看到，尽管摆脱不了对俄罗斯的依赖，但此次乌克兰选举风波所体现的“去俄罗斯化”趋势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先科曾明确表示，乌克兰的发展目标是向西边的欧洲进军。他在独立广场对支持者们说：“我们的未来之路是要一个统一的欧洲，我们和欧洲人民都属于一个文明体，我们有相似的价值观。”……对于乌克兰地处中东欧交界地带，敏感的地理位置，尤先科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指出，乌克兰将不会听从任何人的指令，“乌克兰将不是任何国家的缓冲地带或者试验场所。我们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但是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19)。
乌克兰大选是美俄相互妥协的产物，俄罗斯的让步相当大，其战略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而更为严重的是乌克兰风波的示范作用，它将对独联体国家将来的政局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国内有学者所指出的，最近两年，一些独联体国家将进行议会和总统选举，“这些国家很可能会受到乌克兰选举风波的影响”(20)。从而使得俄罗斯的独联体战略防线逐渐土崩瓦解。
总之，随着美国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的全面展开，俄罗斯的地缘处境将会更加艰难。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变数。乌克兰大选已经表明了美俄关系中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妥协。而俄罗斯国家定位明晰后的战略调整，特别是一旦俄罗斯融入欧洲大家庭后，将有可能给美俄关系带来新的转机。当然这一切都得依据俄罗斯的战略调整及其调整的最终结果而定。
注释：
①瑞典人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最先制造了“地缘政治”(Geopolitik)这一术语，参见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徐小杰、张荣忠译《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2页；而强调研究对象的国际性，正是区分19世纪兴起的地缘政治学与早已存在的政治地理学的关键。
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豪斯霍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提出的“生存空间”理论及关于国家对外扩张的自然性与合理性的理论，为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导致地缘政治学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学术界的排斥，地缘政治研究也走入了低谷。
③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变，多极化的趋势开始显现，地缘政治学也获得了新的生机。
④Saul Bernard Cohen,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Divided World,London:Methuen,1964,pp.23.转引自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580页。
⑤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ker Fox,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6,pp.191.转引自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580页。
⑥科林·S·格雷：《核时代的美国战略(1945～1991年)》，载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5月中文版，第624页。
⑦Halford John 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London:Constable,1919,pp.70.
⑧科林·S·格雷：《核时代的美国战略(1945～1991年)》，载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5月中文版，第629页。
⑨美国两次参与世界大战的背后都有消除欧亚大陆霸权国的政治考虑。
⑩方永刚、唐复全：《大国逐鹿——新地缘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3页。
(11)参见海运、李静杰总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军事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1页。
(12)以1997年12月叶利钦正式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为其国家安全战略成形的标志。
(13)俄罗斯认为，北约东扩“直接动摇了作为欧洲大陆安全与稳定的基石——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基础与运作机制”。参见俄通社—塔斯社1999年3月12日莫斯科电。
(14)《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提出了国家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明确指出国家安全首先是经济安全，国家的经济利益高于一切。参见海运、李静杰总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军事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38页。
(15)海运、李静杰总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军事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40页。
(16)肯尼思·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中文版，第107页。
(17)《世界报摘：乌克兰争斗双方是东西方两种文明》，“新华网北京12月1日电世界主要报纸1日言论摘要”，载“新华网”，2004年12月2日。
(18)单就经济而言，俄罗斯是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能源供应国，乌克兰90％的石油来自俄罗斯，80％的天然气靠从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进口，而从土库曼斯坦到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也要经过俄罗斯。如果在能源方面失去俄罗斯的支持，乌克兰经济将陷入瘫痪。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其向欧洲出口的80％的天然气要经过乌克兰。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方面，乌克兰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19)《乌克兰新任总统首访俄罗斯称发展目标趋向欧洲》，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24日《中国日报》网站。
(20)刘婉媛：《“橘色革命”：一个去俄罗斯的信号》，载《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