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过番”
——近代粤东客家人播迁马来亚考
冷剑波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广东 梅州，514010）
[摘要] “过番”南洋是近代粤东客家地区十分普遍的一种人口流动现象，马来亚是客家人过番的主要目的地。长久以来，客家人过番马来亚被误认为是被动式的“卖猪仔”，给人留下的完全是一幅充满悲情的历史画面。然而，通过粤东客家地区流传的山歌、俗谚等民间文学作品以及马来亚殖民地时期的政府档案，可以看到“卖猪仔”并非客家人过番马来亚的全貌，事实上过番反而是近代粤东地区客家人一种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策略。
[关键词] 客家；过番；马来亚；生活方式
“下南洋”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大迁徙之一，在粤、闽客家地区俗称为“过番”，马来半岛中北部由于自19世纪上半叶以来锡矿的大规模发掘，吸引了一批批客家人前赴后继地播迁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长久以来，客家人过番南洋被误以为就是“卖猪仔”，即通过“苦力贸易”（Coolie Trade）的形式被欺骗和劫掠到西方殖民地从事强制性劳动，① 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中）》，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年，第69页。 因而给人留下的完全是一幅充满悲情的历史画面。②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7-119页；谭元亨：《客家圣典：一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04-306页。 虽然学界已有文章试图加以澄清，③ 魏明枢：《近现代客家人“过番”的历史文化背景》，《嘉应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夏远鸣：《近代梅州客家人“过番”的社会保障机制》，《八桂侨刊》2013年第1期。 但这一观念仍可谓根深蒂固，成为我们关于海外客家先辈的集体“想象”。笔者认为，将客家人过番南洋视为一种完全被动的人口流动，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迁入地域在播迁形式上的差异性，也无法解释太平、怡保、吉隆坡等一系列马来西亚市镇因客家人的开拓而形成的历史事实。通过粤东客家地区流传的大量民间文学作品以及英属马来亚时期的殖民政府档案，可以看到“卖猪仔”并非客家人过番马来亚的全貌，事实上过番反而是近代粤东地区客家人一种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策略。
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过番
一般认为，近代客家人过番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清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人地矛盾尖锐，自然灾害的侵蚀和战乱频仍造成民不聊生，抗清斗争失败后的政治迫害，再加上封建政府胥吏、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导致民众陷入赤贫，以及南洋西方殖民者的大力招徕、人口贩子的坑蒙拐骗等等。④ [澳]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粟明鲜、陆宇生等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1-5页；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4-206页；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族群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8-77页。 我国早期著名的社会学家陈达，于20世纪30年代在广东和福建的主要侨乡地区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通过访问905户华侨家庭，统计了民众下南洋的主要原因（参见表1）：
表1 华人下南洋原因统计表
以上的统计数据虽然主要来自潮汕地区的访问，但对于客家人过番原因的分析同样具有参考价值。“经济压迫”毫无意外地成为民众下南洋的主要因素，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南洋的关系”一项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这印证了闽粤侨乡地区民众长久以来具有播迁海外的历史传统。正如孔飞力所说，对于闽粤人民而言，“海岸线并非边界，而是纽带”，原乡民众与海外同乡的跨国联系，成为一种重要的“生计”和“通道”。① [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38页。
周建新在分析了客家群体频繁迁徙的历史后，提出了“在路上”是客家主要族群意象的观点。② 周建新：《在路上：客家人的族群意象和文化建构——一个过程论的观点》，见罗勇主编：《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 自罗香林提出客家形成的“五次大迁徙”开始，迁徙就一直伴随客家的族群形象而存在，过番不仅是客家“迁徙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融入到了粤东客家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晚清著名客籍文人温仲和，在光绪《嘉应州志》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客家人过番生活场景的生动画面：
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自海禁大开，民之趋南洋者如鹜，始至为人雇佣，迟之又久囊橐。稍有余积，始能自为经纪。其近者或三四年、五七年始一归家，其远者或十余年、二十余年始一归家。甚有童年而往，皓首而归者。其当出门之始，或上有衰亲，下有弱子，田园庐墓，概责妇人为之经理。或妻为童养媳，未及成婚，迫于饥寒，避出谋生者，往往有之。然而妇人在家，出则任田园樵苏之役，入则任中馈缝纫之事。古乐府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不啻为吾州言之也。其或番银常来（俗谓往南洋者为番客，故信曰番信，银曰番银），则为之立产业、营新居、谋婚嫁、延师课子，莫不井井有条。其或久赋远游，杳无音信，亦多食贫攻苦以俟其归，不萌他志。凡州人之所以能远游谋生，亲故相因，依近年益倚南洋为外府，而出门不作惘惘之状者，皆赖有妇人炎之内助也。向使吾州妇女亦如他处缠足，则寸步难行，诸事倚任婢媪，而男子转多内顾之忧，必不能怀远志矣。③ （清）温仲和：《光绪嘉应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51-152页。
这段文字出自光绪《嘉应州志》卷八“礼俗”，“趋南洋者如鹜”、“番客”、“番信”和“番银常来”显示了嘉应州地区过番的普遍；丈夫出洋之后妇人在家“立产业、营新居、谋婚嫁、延师课子”这些井井有条的生活，则显示了过番不仅没有影响原本的生活，反而极大地改善了家乡的生计；过番者“倚南洋为外府、出门不作惘惘之状”则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对于过番的习以为常。这段文字虽主要是颂扬客家妇女的勤劳与能干，却也直观地展现了一幅过番的日常生活长卷。此外，温仲和还在另一段文字中写到：
综上所述，产时综合护理干预联合中医穴位按摩可以有效提高初产妇的分娩质量，改善产妇妊娠结局和新生儿情况，提高分娩护理满意度。
至清朝休养生息，丁口繁衍，故在国初之时已有人多田少之患，况更二百余年，以至于今物力之不支，民生之日困……州士之喜读书自宋已然。然当时实恃以为生，今日则谋生愈艰。所幸海禁已开，倚南洋为外府，而风俗亦遂渐侈靡，非若昔日之质实勤俭矣。① （清）温仲和：《光绪嘉应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25页。
温仲和认为过番已经取代读书成为嘉应州人重要的谋生手段，并且随着民众过番的普遍，当地的风俗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原来的“质实勤俭”变成了“遂渐侈靡”，显示过番对于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
晚清著名外交家何如璋，曾有感而发地描绘了粤东客家人的过番现象：
三十年以来，谋生海外者，其数即愈百万。其始多不肖奸民，脱逃转徙，以外国糊口较易，稍稍艰衣缩食，便能梱载而归；后遂有正经商人，携本觅利者。如璋稽考每年归客之数，比之出门者居十之三四，则知得利不为少矣。小民赖此一途，柔弱者不至于饿莩，暴戾者不至为盗贼，岂非天之留此尾闾以惠粤民哉。② （清）何如璋：《复粤赞张振轩制军书》，见（清）温廷敬编：《茶阳三家文钞》，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07页。
何如璋为大埔客家人，曾于光绪三年出使日本，这段文字是他回复有关人士因“贩卖猪仔之事”，而提议“杜绝出洋”而作。在文章中，何如璋严厉驳斥了杜绝出洋的提议，认为这是“因噎废食”。何如璋认为谋生海外是粤东“小民”，不管是“柔弱者”还是“暴戾者”的重要生活途径，并发出了过番“岂非天之留此尾闾以惠粤民哉”的感叹。此外，何如璋也考察了过番的基本情况，人数已“愈百万”，而每年返家的“归客”达到过番者的“十之三四”，这再次显示了客家人过番是民众具有自发性的普遍性行为，人们视为平常之事，已经完全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
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在其著名的《番客篇》一诗中也有“近来出洋众，更如水赴壑，南洋数十岛，到处便插脚”的诗句。③ （清）黄遵宪：《番客篇》，见曹旭编：《黄遵宪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1页。 在其《乙亥杂诗》中，写到“海国能医山国贫，万夫荷锸转金轮。”④ （清）黄遵宪：《黄遵宪集（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 在这句诗的自注中，黄遵宪特别说明：“（嘉应）州为山国，土瘠产薄，海道既通，趋南洋谋生者，凡岁以万计，多业采锡，遇窖藏则暴富。”⑤ （清）黄遵宪：《黄遵宪集（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 这些诗词均反映了嘉应州客家人过番的普遍现象。在粤东客家地区还流传有不少关于过番生活的俗谚，如“梅县番客，断家不断屋”、“番邦赚钱唐山使”等。⑥ 张维耿、潘小洛：《华客文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2页。 此外，在客家山歌、五句板、汉乐等客家地区的民俗曲艺形式中，也有大量关于过番的内容，甚至产生了一种专门的山歌形式“过番歌”，如：
阿哥过番就离家，丢开妻子一枝花；
灯草跌落涌水角，这条心事放不下。
阿哥出门去过番，妹子感到晒谷滩；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武志锋，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脱贫路上党员是先锋。”面对东柳院村52户人家132口人，耕种着307亩土地的现状，他从2014年上任时就认真摸底核查，划定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19户52人。怎么办？他从党建入手,增强核心凝聚力。2015年，筹资5万元，建起了120平方米的党员活动室、村民议事中心、红白理事会、文化活动室等，制作了《习语》《村庄之变》等图版。创新实行了村干部“轮值制”，彻底改变了“有事干、没事散”的旧习惯，将村书记、村主任、第一书记、村委副主任、村务监督、驻村工作队员、村委，进行轮值坐班，处理日常事务。3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5名，发展党员1名。
总之，清廷移民政策的放开和英属马来亚劳工政策的吸引，使得客家人过番获得了重要的外在条件，而恰逢其时航运技术的进步则进一步保证了客家人大规模过番马来亚得以可能，同时也使得过番的客家人能更加便利地返回原乡，从而有助于实现南洋与原乡的频繁互动。
阿哥出门去过番，妹子赶到汕头拦；
番邦赚钱番邦使，去就容易转就难。⑧ 刘晓春、胡希张、温萍：《客家山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29页。
还有男女对唱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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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哥爱过番讲分离，番隔唐山千万里；：
漂洋过海多辛苦，实在唔当老住居。
男：无食无着甚艰难，想来想去想过番；：
贤妻唔使多挂虑，赚到银钱转唐山。
男：三圳行下鱼子湖，妹也唔使再三留；：
2．1 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及心理韧性得分的比较 农村留守儿童较非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的学习适应、自我意识、社会交往适应、家庭环境适应等维度得分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校内人际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农村留守儿童较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的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家庭支持及人际协助等因子得分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积极认知的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个人力和支持力上得分亦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去到南洋也辛苦，样得三年新客满？
在发展建设校园新媒体问题上，和其他发达地区著名高校相比，难免存在意识、观念、方法等方面的差距。要克服这些局限，应该让新媒体师生走出去，到一些校园新媒体建设情况较好的高校考察交流，了解高校新媒体建设最新最前沿的情况，学习其他高校好的经验做法，和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助力校园新媒体建设。
女：时时刻刻想过番，去到番邦又样般？① “样般”，客家方言，意思“又怎样”。 ：
本次研究中,将中医综合治疗应用于失眠伴焦虑抑郁状态患者的治疗中。所采用的加味逍遥散,方中的柴胡属于调节情志和气机的重药,可顺肝性而疏肝气,为方中之君药;当归与白芍合用,一燥一寒,借助柴胡之效,可养血柔肝,属于方中之臣药;历来酸枣和夜交藤均属于临床用于治疗失眠的要药,可补血养心安神;珍珠母以及煅磁石安神之效显著,可减少惊醒和早醒情况;方中合欢皮以及郁金具有疏肝解郁、行气安神之效,在柴胡的效果辅助下,可通肾气,属于安定心神的上品[1]。方中诸药合用,共奏解郁疏肝、交通心肾以及安养心神之效,可改善睡眠情况,将睡眠时间延长。所使用的心理干预疗法,属于中医中的特色,效果可观[2]。
依据罗香林的观点，客家人从华夏中原到遍布世界，主要经历了5次大迁徙，而迁居海外则始于第3次，即南宋灭亡后，所遗臣民逃往南洋，其中就有不少客家人。⑤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影印本，1989年，第37页。 但是，罗香林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史料证据，可以说主要还是一种合理的推测。虽然温仲和在光绪《嘉应州志》中有宋亡卓谋勤王失败而过番的记载，卓谋因此被普遍认为是客家过番“第一人”，但温仲和在写给黄遵宪的书信中也曾明确说明，“松口卓姓勤王之事，亦是父老流传”，⑥ 郭真义：《晚清粤东客籍诗人群体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176页。 即仅仅是一种传说。
舍也十分舍不得，无奈家中口难糊。② 刘晓春、胡希张、温萍：《客家山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这两首过番歌生动地描写了妻子对于丈夫过番的依依不舍，但无奈“无食无着”、“家中口难糊”，因而值得籍希望“赚到银钱转唐山”。其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亲哥出洋妹践行》《亲哥过番两分离》《过到番邦更加难》《十里望夫早回唐》等。③ 黄火兴：《梅水风光：客家民间文学精选集》，梅州：广东嘉应音像出版社，2005年，第172-183页。 类似抒发过番艰辛、凄苦、思念的作品在梅州地区可谓汗牛充栋，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过番在客家地区作为一种生活传统而存在的事实。正如梅州著名诗人李金发所说：“他们依数百年传统到南洋荷属或英属殖民地去经商，虽不一定成功，但比在货弃于地、无业可失的祖国，游手好闲好些。故青年不求怎样深造，只要识普通的字，会打珠算，就到南洋去碰运气了，故小康之家很多……他们无求于人，这是他们祖先披荆斩棘得来的结果。”④ 李金发：《异国情调·客家风采》，1984年，第167页。
总之，通过史料的记载，文人的评述，流传的山歌、俗谚，我们可以看到过番是粤东地区客家人传承已久的一种生活习俗，是他们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策略。当然，过番马来亚之所以可能，并成为大规模、持续性的人口流动，还有赖其他重要客观条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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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番的其他客观条件
过番的客观条件主要包括政府政策的调整和航运技术的改进两个方面。众所周知，在明代及清朝前中期，政府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即严禁沿海居民出洋。明代虽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开放的仅仅是“朝贡贸易”，长时期内仍实行的是“闭关海禁”政策。⑤ 晁中辰：《论明代的海禁》，《山东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第143页。 满清入关后海禁力度有增无减，如顺治三年（1646）颁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中有“私自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一节，其中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海岛居住耕种者，俱以通贼论处，斩。”⑥ 《兵律关津》，见《大清律例全纂》卷20，“私自出外境及违禁下海”节。
此后，雍正、乾隆时期，清廷也多次颁布出洋禁令。在乾隆年间更发生了影响极其恶劣的“陈怡老事件”。放弃“甲必丹”头衔，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携眷返乡的陈怡老，竟被清政府以“私往番邦，娶番妇、生番子”⑦ 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的罪名，收缴全部财产并被发配边关充军，一时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当然，作为东南沿海长久以来存在的一种传统，海禁历来都无法完全杜绝民众出洋，少数出洋者于是被封建王朝视为“天朝弃民”。这样的政策条件自然会影响绝大部分民众的出洋意愿。
竞技体育职业化带动退役运动员有更宽广的出路和长远的发展，相关部门可以集中力量更好地安置成绩平庸的退役运动员，为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转型提供帮助，提高安置的效率。优秀的退役运动员可以为普通退役运动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比如，李娜在退役后选择了网球项目的推广与宣传，对网球事业的贡献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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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全面爆发，清廷被迫开放国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其中第一条即规定：“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③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教研室，1985年，第1页。 “华英人民”、“各往他国受该国保佑”，实际规定了清政府必须承认民众出洋的权力。随后，闽粤民众成规模的下南洋开始出现。
咸丰十年（1860），清廷再次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其中第五款规定：
戊午年定约互换以后，大清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④ 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选辑》，南京：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1973年，第50页。
该条约签订后，英国正式获得在华招工的权力，而普通民众也首次获得了海外迁移的自由。此后，通过1866年《续定招工章程条约》、1868年《蒲安臣条约》等一系列补充条约的签订，海外移民被彻底放开，而臭名昭著的“契约劳工”制度即“卖猪仔”也随之出现。
在强迫清政府开放劳工外迁的同时，初登马来半岛的英殖政府也积极制定吸纳华工并保障迁入劳工基本权利的政策。1823年，开埠新加坡的莱佛士（Thomas S.B.Raffles）颁布“第一移民法令”，规定“惟工人登岸时，须以自由身份视之为限。又按照各种情形而论，船资之数限定为二十元，同时成年者工役偿付时间，不能超过两年。”⑤ [英]巴素：《马来亚华侨史》，[马]刘前度译，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年，第137页。 1877年，英殖政府首任华人护卫司毕麒麟（W.Pickerillg）制定“第二移民法令”，1880年再颁布“保护移民法令”，进一步完善了移入华工的登记、收容和监督等制度。⑥ [英]巴素：《马来亚华侨史》，[马]刘前度译，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年，第138页。
进入清末，苟延残喘的清政府日益依赖华侨经济。光绪十九年，清政府首次主动颁布移民法令：“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论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其经商出洋亦听之。”⑦ 广东省地方史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华侨志》，广州：广东省科技音像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此后，闽粤民众下南洋日益普遍，而客家人的过番也同样进入历史的高潮。
此外，航运技术的进步同样是移民潮出现的重要客观因素。在19世纪中期蒸汽轮船普及以前，闽粤移民下南洋主要通过“平底、方头、高尾和四角帆”的中国帆船，因其船头两侧一般有两只硕大眼睛的装饰，过番客家人俗称为“大眼鸡”。⑧ [新]李业霖：《中国帆船与早期的新加坡》，见柯木林、吴振强主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第5页。 中国帆船主要依赖季候风行驶，每年冬季西北季风到来，闽粤人民开始下南洋，而要自南洋返家则只能等待每年夏季西南季风出现，单程航行时间一般为20-30天。⑨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112页。 进入19世纪40年代，可逆风行驶的欧式横帆逐渐取代中国帆船，虽然不再受季候风影响，但航行的时间却并没有缩短。⑩ [新]李业霖：《中国帆船与早期的新加坡》，见柯木林、吴振强主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第7页。
1845年，新加坡港口出现第一艘蒸汽轮船。① [英]D.K.巴西特：《英属马来亚的商贸和农业》，[马]廖文辉译，《南洋资料译丛》2013年第3期，第59页。 19世纪50年代，由西方人经营的蒸汽轮船开始大规模投入中国南方与南洋的客运，航行的时间缩短为7天，并且彻底告别了季候风的束缚，汕头、香港、澳门成为客家人过番马来亚的主要码头。据统计，1866年仅进入汕头港的外国轮船就多达525艘。② 张映秋：《近代潮汕人民向外移植及其对潮汕经济开发的影响》，见汕头华侨历史学会编：《汕头侨史论丛（第一辑）》，汕头：汕头华侨历史学会，1986年，第33页。 从梅州的过番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亲哥过番两分离》中唱到：“汕头出海七洲洋，七日七夜水茫茫；行船三日唔食饭，记妹言语当干粮。”③ 《旅伴》编辑部：《客家情歌精选1900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274页。
清末，随着南洋华人经济实力的增长，华商逐渐打破外商对于航运业的垄断，如著名客籍领袖张弼士就分别于1886年、1898年创办“万裕兴轮船公司”、“广昌远洋轮船公司”和“裕昌远洋轮船公司”。④ 韩信夫、杨德昌：《张弼士研究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双手牵紧郎衣角，问哥几时转⑦ “转”，客家方言，意思“回”。 唐山？
三、过番时间和方式再讨论
1、过番的时间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共有耕地1072.8万亩，其中盐碱化耕地484万亩，占内蒙古自治区盐碱化耕地面积的46%。2017年，巴彦淖尔市从自治区争取到了5万亩“改盐增草（饲）兴牧”试验示范项目，项目区位于五原县，改善盐碱地占全县耕地面积的53%，是巴彦淖尔市盐碱地占比最大、类型最全、最具代表性的集中连片盐碱区，是巴彦淖尔市484万亩盐碱地改良的重要示范性工程，具有为全市、全区乃至全国大面积实施盐碱地改良积累经验、做出示范的重大意义。2018年起正式实施，目前改良总投资达1.5亿元。
笔者认为，成书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海录》可能是关于马来半岛客家人的最早记载。《海录》作者谢清高（1765-1821）为嘉应州（今梅州）人，曾游历海外14年，归来后因失明，经其口述，由同乡杨炳南笔录而成书，在“咭兰丹”条目中有如下记载：
中国至此者，岁数百。闽人多居埔头，粤人多居山顶。山顶则淘取金沙，埔头则贩卖货物及种植胡椒。⑦ 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7页。
咭兰丹即今天的马来西亚吉兰丹州（Kelantan），谢清高看到粤人“居山顶”，且“涛取金沙”，这与吉兰丹布赖村（Pulai）客家人世代开采金矿完全吻合。吉兰丹为马来西亚华人最少的州属之一，但却拥有马来半岛东海岸最为著名的客家人聚落——布赖村，美国人类学家柯雪润（Sharon A.Carstens）于20世纪70年代末，曾在此开展长期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并完成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图像》的博士论文，文中柯雪润详细论述了布赖村客家人开采金矿的历史及现实生活情况。⑧ Sharon A.Carstens.Images of Community in a Chinese Malaysian Settlement.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1980. 据马来西亚客家研究者刘崇汉在当地的调查，当地至今通行客家话，居民祖籍大多为梅县、惠阳和兴宁；村中仍保留有三山国王、谭公等客家地区常见的民间神祇，而最老的庙宇为水月宫，据当地村民介绍其历史已经超过400年。⑨ [马]刘崇汉：《从历史深处走来——探寻布赖客家历史文化》，林金树：《中华心客家情：第一届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学研究会，2005年，第137-151页。 柯雪润在调查中，发现当地人传衍已达7代，而谢清高在探访时，当地人在此生活已经“岁数百”。因此，可以推断布赖客家人至迟在17世纪下半叶就已经移居当地。
此外，早期过番最有名的客家人非罗芳伯莫属，据罗香林的考证：
他锁上门后，买了两个包子，边吃边急急地往外走。昨晚，他梦见了橘红，橘红脸上瘦得只剩一张皮，额上的皱纹足有一厘米深，憔悴的面容，补钉加补钉的衣服，好可怜的。怎能不惨？一个女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惨的？今天橘红一定会来，有一种预感，尤其是昨晚那个梦。橘红在梦中对他说，她今天到，要他去接。
当清政府因“闭关锁国”而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时，世界历史已经发生巨大变化。1763年，随着英法“七年战争”的结束，获胜的英国最终奠定头号殖民大国地位。与此同时，随着英国主导的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业生产中对于矿产、橡胶、棉花等原料的需求日益增长，欧洲殖民扩张随即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1786年，英国强租槟榔屿，开始将殖民触角伸向南洋。随着19世纪20年代英国在马来半岛殖民统治的稳固，以及锡矿的大量发掘，英殖民政府急需大量劳动力。然而令英国人失望的是，马来半岛上本土的马来人不仅数量太少，而且“难堪大用”。开埠槟榔屿的莱特（Francis Light）在1788年的日记中写到：“马来人不能任劳苦，仅稍从事于耕种谷物、甘蔗及果树等轻便工作。”① [马]邝国祥：《槟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68年，第180页。 在另一位殖民官员的报告中则更直接地写到，“要马来人奋发，简直是无望的事情……这个地方需要强烈注入华人的精神与技能才行。”② V.Purcell.The Chinese in Malay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99.转引自[马]甘德政：《中英（英中）关系与马来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宗教与侨务为视角》，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91页。 在殖民政府眼中马来人的“懒惰”，再加上1824年《根特条约》正式实施，非洲奴隶贸易遭到禁止，在东方寻找廉价劳动力成为英殖政府最为紧迫的课题。于是，攫取劳工成为英国侵华的主要诉求之一。
清乾隆间，广东嘉应州有罗芳伯者，侨居南洋婆罗洲西部之坤甸，垦辟土地，购众采矿，并助苏丹平定祸乱，一时侨民多归依之。定官制，修军备，辟商场，兴矿冶，抚民庶，建元兰芳，建国号曰兰芳大总制，受推为大唐总长，盖为一有土地、人民与组织及完整主权之共和国焉。① 罗香林：《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第1页。
罗芳伯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过番，在客家的海外播迁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不仅在海外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且吸引和激励了一代代客家人不畏艰难下南洋。关于其传说、故事，在梅州民间至今长盛不衰。罗芳伯在婆罗洲② 婆罗洲即今加里曼丹岛，兰芳公司范围包括今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和马来西亚砂劳越州大部。 创立的“兰芳公司”于19世纪下半叶逐渐覆亡后，大量客家人随即迁居马来亚，成为马来半岛南部客家人的主要来源之一。③ 依据笔者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居銮、哥打丁宜等地的访问。
2016～2017年本院门急诊药房共调配处方351820张，药师调剂前成功干预并记录的不合理处方512张，占处方总数的0.14%。其中不规范处方207张 （占 40.43%）；不适宜处方 294张 （占57.42%）；超常规处方11张（占2.15%）。
依据前文的分析，客家人真正成规模的播迁马来亚等南洋地区始于18世纪末，即英国将殖民触角伸向东方以后。1825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成立，随后马来半岛中北部陆续发现大型锡矿，“过番”开矿的客家人开始不断迁入。④ 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马来西亚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内部印刷，2001:12-18；[马]王琛发：《异乡开埠：客家矿商在马来亚的成与败》，房学嘉等：《客家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4-399页。 19世纪中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政府被迫开放国门，以及几乎同时出现的航海技术的革命，使得客家人过番真正进入历史的高潮。可以从新加坡的人口变化，窥探客家人过番马来亚的基本时间线索：
表2 新加坡人口变化（1821-1941）
新加坡为英属马来亚时期首府，也是下南洋华人主要的首站目的地之一。从上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1850年后抵达的华人出现急剧增长，华人所占比例不断攀高。1942年马来亚被日本完全占领，华人播迁马来亚随即被迫终止。1945年日本投降后，下南洋虽再次出现，但重返马来亚的英国殖民者逐渐改变移民政策，下南洋的华人数量已不可同日而语。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马来土著民族主义”高涨，“反共”浪潮的恐怖阴影笼罩东南亚，再加上我国华侨政策的变化，华人移民南洋基本断绝，⑤ [澳]颜清湟：《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见郑赤琰主编：《客家与东南亚》，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第5页。 客家人成规模过番南洋也正式成为了历史。
2、过番方式的再讨论
如一般学者所认为的，在19世纪中叶以前，因外迁人数较少，海外华人多为“私渡性质的”主动移民；随着清廷门户大开，强迫性的苦力贸易（Coolie Trade）和契约劳工（Contract Laborers）开始大规模出现，而主动性的自由移民也继续存在。⑥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104-109页；[澳]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粟明鲜、陆宇生等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4-8页。 苦力贸易和契约劳工大都为华人所称的“卖猪仔”。
毫无疑问，“卖猪仔”是客家人过番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殖民统治者的疯狂掠夺，再加上部分私会党组织的无情压榨，使得“卖猪仔”成为人类历史上继“黑奴贸易”之后“最为卑鄙无耻的掠贩人口狂潮”。⑦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如曾游历南洋的李钟珏在《新嘉坡风土记》中所说：“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沿海人民或被骗，或被劫，一入番舶，如载豚豕……其惨有不可言状者。”⑧ 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96页。 清同治广东巡抚郭嵩焘曾在奏疏中写到：
缘英、法各国开垦南洋诸岛，募人佣工。奸滑之民，因而贩卖人口渔利。屡经拿案，未一严惩，积久遂至横行。愚民被其胁诱，动辄数十百人，载出海外，与洋人交易，多索买价。被买者语言不通，自以为受雇佣工，一经出洋，永无下落。其掠卖人口，伙党船户，勾通共谋，并无分首从，人口数十，关闭仓底，谓之“卖猪仔”。① 杨坚：《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09页。
清政府曾试图对“卖猪仔”的行为加以管制，无奈国力衰颓，并无多大效果。那么，过番马来亚的客家人是否均为“猪仔”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清咸同年间，广东西路地区曾发生持续时间长达14年的“土客大械斗”，累计死亡人口超过百万，大量客家人被迫过番。② 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同年间土客大械斗研究（1854-1867）》，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页。 这些受土客械斗影响而过番的客家人，对于外海外客家认同意识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文将做进一步讨论。
此外，通过英属马来亚政府的人口统计数据，则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客家人过番马来亚的主要方式。（参见表3）
婚礼简单并且热闹。厨子跳起欢快的舞蹈，花匠将宅院装扮成花的海洋，保安为他们高歌一曲，女佣祝他们白头偕老。
表3 华人抵达马来亚人数及“契约劳工”所占比例统计表
新加坡和槟城（槟榔屿）为英属马来亚的两大主要港口，也是大部分华人抵达马来亚的首站目的地。1877年，英殖政府首次设立华民护卫司（Protector of Chinese）专职管理华人事务，因此从1877年开始出现华人移民人口及迁移方式的全面统计。从以上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契约劳工”方式进入新加坡的华人比例从未超过30%，进入槟城的比例明显更高，这可能与槟城更接近马来半岛锡矿区有关，但其比例也从未超出50%。整体而言，契约劳工的比例是逐渐下降的，“1914年华人移入新加坡者达13万人，其中之契约劳工（苦力）只有2600人，占总数的2%；同年，华人移民去槟城者有37000人，其中苦力只有17人，更只占微不足道的0.05%。故1914年英属殖民地当局即将此契约劳工制正式废止。”①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114页。 正如长期从事海外客家人采访报道的罗英祥所说，“在客家华侨中，大概驾舟漂泊和当‘契约华工’出国的约占总数的20%；‘水客’引带和亲友带出去的，约占华侨华人总数的80%。”② 罗英祥：《漂洋过海的客家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页。 另据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引用源自“香港理船厅档案”的清代广东海关档案，显示自1861年至1872年从香港转口前往新加坡、暹罗、婆罗洲等南洋各地的两万余名华工中，只有前往婆罗洲三宝垄的703人为契约劳工，其余均为自由劳工。③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33-540页。
在粤东客家地区，“水客”长期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这也能够佐证自由迁移属于客家人主要的过番方式。水客是往返于中国与南洋之间，专门替人带信、带人、带财物者，以收取劳务报酬，俗称“走水钱”为生。如过番歌《阿哥出门去过番》中所唱：“妹送亲哥上火船，汽笛一响割心肝；下番系有水客转，搭银搭信报平安。”④ 《旅伴》编辑部：《客家情歌精选1900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273页。 在粤东客家地区，水客不仅收入可观，而且受人尊敬，曾吸引了许多民众从事这一行业，如叶剑英元帅的父亲叶钻祥就曾经是梅县地区的知名水客。⑤ 《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页。 据1940年出版的《梅县要览》记载，丙村地区从事“水客”职业的有50多人，旅居马来亚的丙村华侨70%左右由水客或亲人带出。⑥ 梅县丙村镇志编辑部：《梅县丙村镇志》，梅州：梅县丙村镇志编辑部，1993年，第193页。 水客不仅能够帮忙携带乡人过番，而且还能协助解决旅途中的所有开支，解除过番的后顾之忧，《梅县社会概述》中详细介绍了其运作方式：
有同乡商人之在汕头、香港开设客行，供过番男女及南洋华侨回国之居住膳食之便利，更进一步有职业性之“水客”，由家乡携带青年男女过番，不需筹措旅费，完全由水客负责，而水客是与客行联络，对于所携带新客的房租伙食及船票，可以赊账，水客到达南洋后，所携带新客马上被同乡商店雇用，照付水客所代支由家乡至南洋之一切旅费。水客便将款汇回客行清账，顺便接受华侨汇款，或携带物品和华侨子女回家读书。又有接受华侨委托在家乡携带亲属到南洋谋生，因此循环往复。梅县青年男女便不费分文，而到南洋发财。⑦ 陈直夫：《梅县社会概述》，见丘秀强、丘尚尧主编：《梅州文献汇编02集》，台北：梅州文献社，1976年，第14页。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水客几乎完美地解决了过番者的一切后顾之忧，其运作方式合理而高效。在水客的协助下，“不费分文”即可到“南洋发财”，这对于贫苦时期的粤东地区客家人，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由此，可以确定过番是客家人在特定时期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策略。
四、小 结
梅州松口古镇是历史上粤东客家人过番的主要起点之一，201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导和授权下，“中国（梅州）国际移民纪念广场”在松口建成，在一同开幕的“世界客侨移民展览馆”中，有一幅著名的展现“卖猪仔”历史的照片：一大群衣衫褴褛、留着长辫子的男人挤在狭小的甲板上，露出绝望茫然的眼神。“生离死别”，这是一般人对于客家人过番的基本印象。然而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这并非客家人过番历史的全貌。事实上，过番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粤东地区客家人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策略之一，在任何时期，“自由迁移”始终是粤东客家人过番马来亚的主流。澄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海外客家人，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客家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承与发展。
“Guofan” as “A Way of Life”——A Research on the Migration of Hakka to Malaya in Modern East Guangdong
Leng Jianbo
（Hakka Research Institute of Jiaying University,Meizhou Guangdong,514010）
Abstract: “Guofan” to Nanyang is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of population mobility in Hakka areas in eastern Guangdong in modern times,and Malaya is the main destination.For a long time,Hakka people who migrated to Malaya have been misunderstood as passive “pig”,leaving a completely sad historical picture.However,through the folk literary works such as folk songs and proverbs spread in the Hakka area of eastern Guangdong,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 archives of Malaya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we can see that Coolie Trade is not the whole picture of Hakka people migrated to Malaysia.As a matter of fact,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fe styles and survival strategies of Hakka people in eastern Guangdong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Hakka；Guofan；Malaya；A way of life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354（2019）04-0084-09
作者简介： 冷剑波（1983-），男，湖南益阳人，民俗学博士，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是东南亚客家历史与文化。
（责任编辑：吴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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