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竞技体育改革方向及演进态势分析——基于转型陷阱及自组织理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势论文,新形势下论文,视角论文,陷阱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60(2012)05－0016－04
转型陷阱，是指在改革的进程中，在从一个起点往终点行进的过程中，在中间每一个时空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这是因为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改革就丧失了其原有的动力。利益集团希望把这种过渡型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我国目前的竞技体育的专业体制，毋庸置疑是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体制，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国家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特点建立起来的体育体制。这种体制主要表现在体育资源支配方面，依靠政府体育部门的行政命令，体制将奥运金牌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公众，以此获得国家财政的支持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1]。这种作为专门为奥运金牌战略度身定做的体制，其优点自无须赘言。而其缺点，就在于专业性所带来的排他性。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它既不像其他国家的职业体制那样把运动员早早地推入一个严酷的环境，让运动员在与市场的短兵相接中锤炼出高超的适应能力，也不像业余体制那样为运动员保留一个常态的环境，让运动员于赛场之外能找到退役后的生活出路。如果要给专业体制找一种对应的状态，那就是封闭，而封闭的环境只能“圈养”出单向度的人。基于此，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在北京奥运会前，许多专家和学者认为2008年奥运会将成为体育体制改革的分水岭，我国竞技体育将会和其他国家一样，逐步走社会化、多元化和具有内在进化动力的自组织发展之路。但是，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了4年，目前仍然看不到改革的迹象，传统的专业体制依然还是沿着以前的路径顽强地走下去，并且具有话语权的人士在不同场合大力强调：“举国体制，一要坚持，二要完善。”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似乎遥遥无期。但是，随着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竞技体育体制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体育体制改革必然是社会改革的内容之一。基于此，本文以转型陷阱和自组织理论为视角，对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出现的问题及发展态势进行研究，以期为竞技体育改革提供参考。
1 专业体制所处的困境及改革动力需求
1.1 专业体制面临的困境和弊端
我国的专业体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证明对竞技体育金牌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其弊端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凸显出其本身的不足和缺陷。从宏观方面讲，专业体制的封闭型、控制型的特点，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往往有大量的浪费和牺牲；而从微观管理层面来看，专业体制这种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烙印的运行结构，部门职责、层级关系等模式，其组织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较少，他组织的运行机制，整个体系运行依靠国家和政府政策推动，造成组织僵化[2]。其主要特征为：第一，管理效益不高，由于体育行政事务日益繁杂，特别是目前的赛事日益增多，而体育行政部门职责过多过细，尽管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管理体系，目前我国体育系统专职干部已经达到5000多人，但仍旧对日益增多的具体事务在处理时捉襟见肘[3]；其次，在管理方法上，多使用行政方法，而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欠缺，具体表现在项目管理中心与项目协会在对项目的管理上，其职责和功能方面出现交叉、重合，协会在实际运行中责、权、利不统一[3－4]；第三，竞赛体制滞后，受“集权型”体育管理体制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竞赛管理体制是以国家体育总局管理为主，实行分级比赛、分级管理的结合型管理体制，其弊端是抑制了社会办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同时，由于管理中法制化程度较低，体育竞赛管理制度缺失，导致竞赛市场秩序混乱；第四，由于专业体制的排他性，因此，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化程度低，社会其他体系和力量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因此，基于他组织的建构的这种体育体制，运行机制的线性特征，与外界其他系统和因子输入的非线性形成一对矛盾，必然导致体制封闭和效率和效益低下，尽管在现有时期内，“维稳”是国家的重要方针，许多矛盾都可由政府部门进行调和，处于隐性状态，但缺乏自组织机制和自身动力系统推进的体制，容易导致体系内自身产生更大隐患，从而面临大的挑战[5]，比如现阶段的体育腐败现象、假球、假哨、兴奋剂和年龄问题等。
1.2 竞技体育体制陷入转型陷阱的演进分析
由于我国体制的性质，各个部门的改革均强调渐进式改革的优势。随着改革的深入，渐进式改革会慢慢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很多，既得体系从中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因为改革本身是一个具有结构方面的动态性和时间方面的动态性的过程，改革的主要目的使体系内相关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所以，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其改革困境并不是所谓的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而是被远远地落在其他行业的后面。因此，中国竞技体育2008年奥运会后最现实的问题是改革的停滞，在这种格局中，学校竞技体育和俱乐部体育发展处境艰难，增量改革动力下降。并且利益集团主导下所做的制度设计，并不是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只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本身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但是这些增量改革因素因为并不是体育系统内的主体部分，并且和体育系统越来越多地存在着竞争关系，因此，在保持金牌数量稳定的保护伞下，传统的专业体制越来越得到巩固和发展。如果现在要继续进行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势必阻挠和反对，并且会采取各种方式让改革走样变形。而且由于改革必将触动传统的训练体系，并且会暂时影响到金牌的取得。因此，用维稳的理由(保持金牌的稳定)，逐步将专业体制固定化、体制化，拒绝实质性改革。其借口是全国十三亿人民对金牌的需求，而目前的体制确是保持金牌稳定的重要机器，所以，奥运会结束后，政府体育部门马上着手安排2012年奥运夺金计划，不给改革时间和机会[6]。可以预期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相同的借口还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即为了避免奖牌数量因为体制改革而出现大的滑坡，老百姓不能接受，甚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因此，要继续坚持举国体制不动摇。
1.3 专业体制改革的动力需求
从2012年两会报道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改革处于困难时期，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政府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是今后改革的最主要的改革目标。而对于我国的专业体制来说，从9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确立，对各个行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但由于竞技体育由对外“窗口”的功能以及“为国争光”的特殊性，使这种具有计划经济烙印的体制一直保存到现在。但是，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我国各方面将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因此在新时期全面而深刻的改革背景下，作为社会领域的一部分，竞技体育改革必然是社会改革的内容之一，因此，体育体制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的特点，其改革方向必然是走向多元化、社会化的道路，从而使体育领域中的利益主体出现多元化、多主体的竞争格局。其次，从人类个体发展需求来看，生存、享受和发展是三个层次，而体育则应该属于后两个层次。在特定时期，国家采取一定的竞技体育优先投资、发展的政策。但这种竞技体育优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并不是世界体育发展中的普遍模式，在一定历史阶段，用金牌的数量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符号、是无可厚非的，但不顾经济、社会、卫生、环境综合发展的、单兵独进式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国家发展的明智选择[7]。因此，我国体育之路该走向那方，是继续全力以赴为金牌奋斗不休，还是将主要精力、财力放在增强全民体质上？这是目前改革讨论的主要话题。目前，尽管专业体制已经陷入了改革陷阱的状态，但在改革的大背景下，社会大系统需要它的子系统和其保持一致的运转速度和模式，而体育系统也不能例外。社会总体意识对体育的改革需要将成为改革的强大动力源，它驱动体育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力度，使其向社会满足需要的方向不断地发展。
2 打破“转型陷阱”的自组织发展之路
2.1 正视既得利益格局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竞技体育完全地脱离政府部门的控制并不现实。因为专业体制已经走向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的路子，由于害怕其他组织对其基础发起挑战，就更加强化专业体制的力量，造成其他体系更没发展机会。再者，其他系统多年的尝试，尚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并且产生了许多问题，这样就更进一步弱化了学校系统和俱乐部系统的生存能力，使专业体制就变得更强势，而改革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做出周密安排。体育系统控制了我国最优秀的教练员、运动员，庞大的经费支持，强有力的科研保证，造成资源垄断日益严重、系统日益做大。因此，竞技体育发展改革，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同时要给多元尝试更大空间和更多机会，让其体系在尝试中找到一个边界。这个边界既能够使体育健康的发展，又不足以引起对现体制的根本挑战。
2.2 竞技体育改革的自组织发展及改革路径
2.2.1 培育和扶持不同体系竞争、博弈和协同的制度环境 根据自组织理论，复杂系统本身都具有相互协同的能力，这种协同能力是形成系统有序结构的内部作用力。而协同体制就是充分利用各个系统和部门的优势，整合相互独立的各种组织，各系统之间、不同训练阶层的关系，使各个利益集团主体之间能够建立起差异协同、合理分工的关系，来实现适应新形势下国家和社会的需求[3]。而随着我国改革进程逐渐深入，国家在资源的配置方式也由以前的“累积—集中”方式，向“弥散—辐射”方式转变。这种转变将直接影响社会各行各业治理模式和治理边界，对于竞技体育来说，体育部门公共权力的治理边界方面也同样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比如项目管理中心的出现，项目协会的实体化的发展，传统体系外其他体系的孕育与发展等。但尽管如此，在目前情况下，体制外还难以孕育出成熟的、能够支撑夺取奥运金牌任务的其他培养体系。这些体系或者社会组织，大都“势单力薄”，不管是在培养经验、资源利用方面，以及国家对其制度供给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无法与拥有竞技体育资源垄断权的专业体制进行公平竞争[3]。这种一家独大的模式，造成我国体育体制尽管出现了许多顽疾，但依然还处于无人能及的地位，因此，引入竞争与博弈机制，是我国体育体制打破转型陷阱的必然选择。因为好制度的生成，需要在竞争与博弈的环境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竞争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没有竞争就没有系统的自我完善动力，缺乏自我完善机制就会出现管理的低效率或无效率状态。因此，竞技体育改革首先要培育和扶植更多的体系，鼓励体制外的集团与专业体制进行竞争。打破原有的一个主体和一家独大的格局，多渠道培育不同体系办体育的竞争格局，形成良好的制度化竞争环境，诱发各个体系间的相互博弈，以此为突破，推进我国体育体制的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
2.2.2 政府做好在体育体制改革中的角色定位 打破转型陷阱，政府体育部门需要有决心和勇气，从自身变革出发，改变我国竞技体育政府部门集决策、执行与监督于一身，自定规则、自己执行和自我监督的运作模式。国家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应主要体现在是创造适宜的、支持性的外部环境方面。而体育系统的功能发挥更应相对独立于社会系统，即在较宽松的社会氛围下通过体育要素的良性互动而实现体育功能[8]。将相应的管理权力进行分解，做到体育部门工作人员职责边界清晰，权力与责任对等。其次，系统内外之间的竞争除了严格规范，使多元化利益在目标上趋向一致外，还要科学创设激励机制，促进不同系统之间的合作竞争。强化系统独立利益主体的地位和各独立体系的责任和压力。协调运动员在体系内外的流动机制，使运动员能成为体系内的行为主体。三是要建立竞争利益分享机制。让各个培养体系能够从自己努力中得到更多的回报。
2.2.3 打破转型陷阱的推动模式——远离平衡态 远离平衡态是相对于平衡态和近平衡态而言的。平衡态是指系统各处可测的宏观物理性质均匀的状态。远离平衡态是指系统内可测的物理性质极不均匀的状态，系统走向一个高熵产生的、宏观上有序的状态[9]。如果没有远离平衡态，系统仅仅开放是没有用的，因为系统仅在平衡态附近，变革也仅能产生类似微调的作用，不能使系统整体发生质的变化。因此，改革只有通过“危机”才能使改革取得大的进展。将系统推向远离平衡区，从而走出转型陷阱。因此，处于转型陷阱状态的专业体制，只有在改革中有勇气把系统推离平衡态，才能获得改革的成效。体系中自我变革能力是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系统面对社会内部和外部挑战而进行的改革或创造，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国家改革调适的能力，是国家适应性、自主性与能动性的体现[8]。自我变革意味着体系主体在发展中是否能够否定自我，是否能够从自身改革开始。变革从政府自身开始，自我变革能力是自组织系统改革的重要方式。它表现在国家能自觉输入符合时代的信息、有意识地转变观念为前提。而对于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为体育部门能审时度势、主动进取，通过向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良的公共产品即公共政策，及其执行来引导、推动、促进社会的快速、均衡、稳定、持续的发展[2]。由于我国目前体育管理的主要问题是管得太多，但管不好；统得太死，但常出漏洞。社会、民间办体育的力量和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总体利用率较低，阻塞了社会对体育的支持渠道。因此，为了推动改革速度，在首先保证制度的内核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情况下，可以在改革的特定时刻，对原体制进行大幅度的推离平衡态的改革方略，或重点扶持某个竞争对手的快速成长，从而促进体育体制改革的成效。
2.2.4 竞技体育改革的自组织发展路径——激活涨落因子 体制改革一般有三个可选路径，第一，由上往下的政府推动的改革，既有政府部门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付之于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作推动力量；第二，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第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在这三种方式中，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坚持渐进性改革的模式，即采用前面两种方式进行改革推进，但是，这种政府进行顶层设计的模式，根据有限理性原理，政府不可能设计好尽善尽美的制度[10]，因此，自组织形式的改革往往是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常用的模式。它需要在改革进程中，政府能够抓住时机，敏锐地观察到变革创新因素。分析原有的主流系统和众多其他系统涨落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但是社会实践中，这种基于自身的选择，如果自发地进行，其进程可能曲折缓慢，付出的代价也可能很大。如果政府能够自主地激励，以体育部门政策或制度供给的形式，触发使其涨落形势放大，使局部涨落向整体扩展，使本来处于微观层次的结构放大成宏观层次的结构，非主流的结构转化为主流结构，必将大大加快改革的进程，并可以降低改革的成本。
3 结束语
“转型陷阱”现象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存在，但往往在一个大的震动之后，跳出陷阱，改革就会上新台阶。而对于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来说，其改革的发展需求是社会改革和专业体制结构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的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从封闭到开放、从僵化到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但是也不能为了稳定而拒绝改革。而目前的专业体制几十年保持不变，毋庸置疑是进入了转型陷阱。因此，新形势下，需要顶层设计者正视转型陷阱格局，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把加快扭转转型陷阱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结合起来，界定好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定位，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方式，激活涨落因子，推进我国竞技体育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收稿日期：2012-03-16；修回日期：2012-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