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比较历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稳定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社会稳定历来都是治国兴邦的根本前提，那么，现代化则是当今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因此，现代化与社会稳定之间必然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通过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和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之经验教训的总结，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深入地考察和揭示现代化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于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肇始于18世纪后期，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的过程，它既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技术大革命，也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发生在200 年前的这场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引导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到了崭新的工业文明时代，从而开创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迄今为止，这一进程已经历了三次大推进的浪潮。
现代化的第一次大浪潮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形成的，时间大约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这是发端于英国尔后向西欧扩散的工业化进程。正如一些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所指出的，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经济、技术或生产结构方面的变革，而且还是史无前例的“双元革命”，即经济大革命与政治大革命的结合。这里所说的政治大革命，是指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同时1776年在北美发生的独立革命、1789年在法国发生的大革命、19世纪席卷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革命和19世纪40年代风靡欧洲的革命：这些革命构成了整整一个“大西洋革命”时代。历史上最大的经济革命与最大的政治革命相结合，首先把西欧和北美的部分地区卷入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浪潮中。当然，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差异，各国工业革命的进程和深度并不完全相同。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工业革命，至19世纪30年代末，机器大生产在英国的产业结构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它标志着英国已成为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美国19世纪初也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并于19世纪50年代末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工业化也扩散到了西欧那些疆域不大、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这些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幸运地坐上了现代化的头班车，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先行者”。
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浪潮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出现的，时间大约是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它是一个工业化在西欧和北美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过程。一方面，与以蒸汽机为技术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较，以发电机、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技术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作用更加巨大，它使得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大浪潮中已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的发展水平趋于接近，其从事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进一步迅速降低，形成了世界上的发达工业区。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19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出现了爆炸性的大增长，而20世纪初期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新兴工农业大国的美国在经济实力上一跃而超过英国。另一方面，这次大推进的浪潮还使现代化的中心区域从西欧扩大到了东欧和北美，并波及到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地区。西欧和北美核心地区在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中形成的技术优势、世界市场和经济增长势头，首先扩散到了其周边地区，特别是那些同属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在东欧，俄国走上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现代化新道路，并于二战前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在“新世界”，美国在高效率商品农业基础上的工业化开启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自由移民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这次现代化浪潮还使拉丁美洲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并开始向其他异质文明地区推进。独立革命后，拉美各国开始了艰难的工业化起步。在非基督教文明地区，这次现代化大推进的浪潮和西方列强的向东扩张在埃及、土尔其、中国和日本等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们纷纷试图通过输入工业化的方式来探索防御性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在拉美和其他非西方文明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制度重建成功地实现了军国主义式的工业化，跨进了现代新兴工业国家的行列。在第二次大推进浪潮中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虽然没有现代化的“先行者”那么幸运，但它们毕竟搭上了现代化的第二班车，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后来者”。
现代化的第三次大浪潮是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当代的新技术革命相伴而生的，它涌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一次席卷亚、非、拉广大地区的真正全球性的大变革。在这次现代化浪潮中，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变化，使得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长达20年之久的经济持续增长的空前繁荣局面，它促使那些在20世纪前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相继步入了现代化的高级阶段，并跨入了以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资源浪费、劳力节省、大众消费和福利主义为特征的发达资本主义文明时期。与上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向更高阶段升级遥相辉映的是，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全力投入了追赶型的现代化。在这些地区，战后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洲际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促成了世界历史上继大西洋革命后出现的最大政治风暴——第三世界革命，它把占世界人口大多数并一直处于现代世界发展边缘的为数众多的国家都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几十年来，中国和东欧的一批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努力探索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西亚北非伊斯兰文明区的新兴石油输出国从半农半牧社会走上了经济突发性增长的道路，实现了以石油工业为特征的畸形工业化；拉美各国则积极探寻自主性工业化道路，正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但是，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东亚地区的工业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这里，二战中一败涂地的日本，通过战后重建，迅速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通常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等东亚的一些边缘农业国和地区，以远远超过早期工业化国家相同阶段的发展速度，开创了以发展民用工业和出口导向为特点的新工业化道路；而中国大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从一向被讥为“东亚病夫”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新兴的工农业大国。60年代以来，以日本领头，东亚大陆边缘逐渐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带，成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认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中心区域已转移到东亚地区。尽管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目前正方兴未艾，现阶段正在全力投入追赶型现代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水平上也各不相同，但所有在这次大浪潮中才全面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都只是赶上了现代化的末班车，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的“迟到者”。
上述三次现代化大推进的浪潮，就构成了既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实际上也就是世界上的三大批国家先后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过程。而在这三批国家中，只有第一批国家即先行者的现代化属于地道的内源型现代化，它是西欧社会独特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早在十三世纪，西欧的商业资本主义就已开始萌芽，那里的商业资本就已开始取代土地资本并带动社会发生缓慢的变化。十五世纪以后，西欧社会的变化逐渐从多方面展开：在经济上，表现为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商业资本向海外的扩张和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在政治上，表现为王权的兴起以及随之出现的重商主义和中央集权化；在思想上，则表现为宗教改革、实验科学的兴起和启蒙运动的开展。最后，几个世纪以来积累起来的零星的经济技术创新以及社会制度、结构和思想方面的创新，终于汇集成了突破传统社会的巨大动力，导致了18至19世纪之交的经济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西欧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这一漫长过程是渐进的、自发完成的，它的动力完全来自内部，其现代化的进程一般都没有引起突发性的社会大震荡，更没有遭受过外力造成的边缘化的扭曲，即使是英国的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荷兰起义以及美国的独立战争，也都没有造成与传统的断然决裂和尖锐持久的政治冲突。因此，第一批国家即先行者的现代化是在一种比较协调、有序的稳定社会环境中缓慢启动和实现的。
与上述第一批国家的情形完全不同，第二批国家和第三批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同形式的外源型、强制型和追赶型现代化，就是说，其现代化的动力并非源于内部而是来自外在的压力，因而它们都是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
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第二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与第一批国家已有很大的差别。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已明显拉大了世界上各大文明区的发展差距，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自农业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大分化：世界的一端是新兴的工业国和现代工业文明，那里内源的现代生产力在新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持续增长；另一端则是传统的农业国和古典农业文明，现代化的挑战打断了它们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使其被迫形成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那里的农业或是在原始落后的技术基础上停滞与徘徊，或是在外来现代生产力的压迫下出现扭曲的增长。对于非西方世界特别是非基督教文明国家来说，问题还不止于此。在那里，到处都存在着外源的现代性与自身传统之间的复杂矛盾和深刻冲突。所有这些，使得那些被卷入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国家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被动状态，它们往往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将社会的发展调适到现代化的方向上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无法有效地保持社会的稳定，其现代化即使被启动也一定会出现断裂。关于这一点，第二次浪潮中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和其他一些国家现代化的被延误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它在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过程中有效地维系了社会的稳定，特别是独特而有效地处理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是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启动现代化的拉美、埃及、土尔其和中国等则都由于没有社会的稳定而成了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的落伍者。应该说，拉美地区比所有这些国家都更早受到欧洲变革的冲击。但是，19世纪独立革命后最关键的几十年中，拉美各国却一直没能找到维持起码的社会稳定的办法，特别是社会政治生活长期处于混乱和动荡的状态，因而其工业化的起步异常艰难，那里的现代化至少被延误了大半个世纪。当然，在上述国家中，与日本现代化启动时期的情形最具有可比性的还是中国。当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冲破了中国长期闭锁的国门以后，中国在19世纪后期也曾被迫启动了防御性的现代化。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余年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连不断的军事侵略和武力干涉，一次又一次地冲断了中国原本也只是初步启动的现代化进程，并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同时，及至20世纪初，中国迟迟还没能向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过渡，内部纷争不断、内战频繁，因而也缺乏外源型或强制型现代化所特别需要的强大的国家组织力量和制度保障。长期的内忧外患、战火延绵的社会动乱局面，致使中国痛失了在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起飞的良机。
第三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就更不同于第一批国家，也有别于第二批国家。对于现代化的迟到者来说，现代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问题已变得空前地棘手：没有社会的稳定就难以有效地推进现代化，但只有实现了现代化才会有长远的社会稳定；现代化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前提，但现代化过程又必然滋生出种种不稳定的因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两难处境，其根源乃在于第三批国家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这样一些“迟发效应”：一是错位效应。应该说，第二批和第三批国家的现代化都带有追赶型特点。但是，与第二批国家当初的情形不同，第三批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得很大，因而它们的这种追赶只能是在一种目标错位的情况下进行，即不仅要追赶发达国家早已达到的历史目标，而且还要追赶它们正在迈向的目标。这样一来，现代化迟到者的任务就空前地繁重，社会稳定对它们来说也就至关重要，因为稍有闪失，它们的一切目标都会落空。二是高速效应。由于目标错位，第三批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把过去西方国家一、二百年间所经历的渐进发展过程压缩到几十年中来完成。现代化的高速推进，必然使早期现代化国家中曾经出现过的种种失调和社会危机以更加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激增。三是同步效应。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全球范围内数以百计新独立的国家同步推进现代化。如果说当初早期现代化国家拥有夺取农业世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独占海外殖民地的先发优势，因而它们尚能较容易地解决自身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危机，那么，对于齐头奔向现代化的第三批国家来说，一旦出现类似的矛盾和危机，它们现在不再具有化解矛盾的任何优势，也已无处可以转移危机。四是示范效应。对于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批国家的人们来说，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必然会对他们具有一种示范作用，使他们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一旦期望不能兑现，他们就会萌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此外，还有人口效应、环境效应等，它们同样也都加剧了第三批国家所面临的两难处境。面对这样一种两难处境，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在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的起飞，都不能不把保持社会稳定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努力求得现代化与社会稳定的统一。事实上，东亚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中心区域，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比较成功地应付了上述的两难处境，在全力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基本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上述表明，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现代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无论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哪一个发展阶段上，社会稳定始终都是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对原初的内源型现代化是这样，对外源型、强制型和追赶型现代化特别是当代第三批国家的追赶型现代化就更是如此。
二
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终于突破了早先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出现了另一类完全不同的创新性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它至今已经历了80年的实践。8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既是本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世纪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内容。
第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由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联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开创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涌现以后，在这次浪潮中自发形成的私有制、自由市场和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内部固有的深刻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终于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近30年的发展性危机，它首先表现为1914年至1918年期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中形成的严峻的革命形势给俄国造成了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殊机遇，促使其在上个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积累的一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走上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创新之路。与原生的或“古典”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不同，俄国十月革命后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相结合以及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的统一体。这一模式的创新特点在于，它首先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变革，用政治革命带动经济革命，把国民财富和资源分配的权力转移到国家手中，通过国家调配有计划地发展以国营企业和集体化农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为突出国防现代化而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显然，这是在内部经济自发发展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进行的追赶型现代化。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为苏联的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制定了一条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正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强大推动下，苏联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很快缩小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十月革命以前，苏联的经济还是十分落后的，其工业总产值在欧洲居于第四位、在世界上居于第五位。而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1928年起到1940年止，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以年均增长21%的速度向前发展，迅速超过英、法、德等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跃居欧洲第一位，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强国。而苏联工业化的上述成就，正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3年爆发经济危机以及危机后长期萧条的背景下取得的。这一鲜明的对照，充分显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蓬勃生机和巨大活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7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继续迅速向前推进。苏联的国民经济在战后的恢复速度大大快于西欧各国， 50 —60年代也一直以较高速度发展，70年代后期的发展速度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进入70年代以后，苏联的钢、石油、天然气、焦碳、化肥、拖拉机等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并已成为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并能与之相抗衡的世界一流强国。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战后东欧的一批国家和东亚的中国等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各国都根据苏联原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开展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东欧在历史上一直是欧洲最落后的地区，除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在战前的工业化程度较高以外，其他国家都是落后的农业国。50—70年代，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高速增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与大多数东欧国家相似，战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在相当低的历史起点上开始的。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现代工业屈指可数，其落后程度几乎与古代没有多大区别。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近30年的时间，中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比较完整的大工业体系。从1952年至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6.5%， 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以上，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不过，在这30年中，中国用来扎扎实实搞现代化建设的时间并不多。1958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事实上已经中断。
70年代末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出现了不同的情形，并最终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命运。进入80年代以后，苏联原创的并基本上为东欧各国仿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所特有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其主要表现是：经济结构畸形，重、轻、农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商品供应紧张，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甚至下降。此外，苏联还有其国力越来越难以承受的庞大的国防开支问题，而东欧各国则面临着超出其偿还能力的巨额外债。所有这一切，使得苏联和东欧各国在80年代中期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危机之中。为了克服这种困难和危机，苏联和东欧各国纷纷改革，但这种改革很快就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其结果便是80至90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70年代末以后，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中国很快突破了苏联原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逐渐探索出了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并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苏、东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并发生剧变的1979—1991年期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6%，增速居世界第二位。1992年以后， 中国的经济继续高速发展。1993年至199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6%，并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较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上述三个时期，就构成了近8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历程中，除苏联一开始就进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创新之外，50年代以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基本上都是首先仿效苏联模式，然后才转向新的探索。苏联原创的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形成的历史条件大致包括：第一，传统社会结构老化，但传统的权势集团仍牢固地把持着政权，经历过不成功的或流产的初始现代化尝试；第二，由于社会的贫困化或其他某种特殊的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国内危机；第三，外国资本的渗透，经济不独立，并长期受到“边缘化”的威胁；第四，具有较长的专制或中央集权制（包括统制经济）传统；第五，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现代化的政治组织。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苏联为了集中调配国家资源，从内部主要是农业筹集大量资金，推行公有制、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推行指令性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加强贸易和市场的中央统制，限制甚至在一个时期内割断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联系，这种现代化模式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它在从欠发达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一定阶段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正因为这种模式适应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需要，所以尽管在开创这一模式的时期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面包围之中，其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也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得以高速推进，并在初步工业化特别是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上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从整体上看，在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开创促进了国内社会的稳定，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相对和平的国际局势和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中取得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国内外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影响。如果说当时国际上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所导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中断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使苏联在战后整整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来恢复国民经济，那么，这一时期苏联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失误，如肃反的扩大化、对农业和轻工业的忽视等，则已为后来苏联的演变埋下了祸种。
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历程的第二个时期，也就是苏联原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在本国继续推行并基本上为东欧各国和中国所仿效的时期。应该说，在战后初期，这一模式，无论是对于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还是对于东欧各国和中国医治战争创伤，集中十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立起当时还是空白的重工业，都是很有成效的，它与当时这些国家处于粗放阶段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要求也是相适应的。但是，60年代以后，随着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基础的建立和世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以及新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集约化，这一模式特别是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越来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对此，苏联和东欧各国也曾有所认识。事实上，苏联从50年代中期起就在探索改革问题，60年代更是掀起了改革的高潮，并于1965年全面推行了新经济体制，以后又对新经济体制作了许多改进，但苏联的这些改革并没有真正突破原有模式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曾试图结合自己的国情探索本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并对它们从苏联那里仿效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些国家的改革一直难以向深层推进，没有触及到原有模式的根本问题。在60、7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原有模式的某些弊端，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并因此曾一度出现过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繁荣局面；而在它们的改革中未能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的原有模式的突出弊端，则又日益显现为社会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成为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隐患。在同一时期，如果说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基本上还处于潜伏状态，那么，中国经过短暂而有成效的7、8年时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则不仅面临着与苏、东同样的原有模式的弊端问题，而且其社会生活的失稳已成为严酷的现实。50年代中期以后，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都曾出现过急躁冒进的倾向并实施了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政策，所不同的是，苏、东国家的急躁冒进主要是在对原有模式的改革中表现出来的，而中国虽然也在“大跃进”时期刮过3年之久的“共产风”和“浮夸风”，但却连像苏、 东国家那样哪怕是极其有限的改革也未曾进行过，倒是出现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并最终陷入了“文革”期间长达十年之久的全面内乱，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历程的第三个时期，则是苏联原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陷入危机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逐渐形成的时期。80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各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危机，实质上是苏联原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危机，它是这一模式中长期积存的弊端所招致的恶果。不过，单是这一模式的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后来苏、东国家的剧变，因为80年代中期这一模式的弊端给苏、东国家带来的经济困难和危机，还远没有70年代末中国“文革”结束时的情况那么严峻。苏、东国家的剧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失当及其导致的社会失稳。当经济困难和危机到来以后，苏联在80年代中、后期也曾重提并进行了两年的改革，制定和实施了所谓的“加速战略”，但这种“加速”的重点仍然还是放在重工业上，结果使其本已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使农、轻、重的比例更加失调。当改革未见明显成效后，苏联不是认真地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全力克服原有模式的弊端，而是在所谓的“新思维”的指导下匆忙地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以主张无条件、无保留、无限制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基本方针的“新思维”的泛滥，不仅纵容了各种敌对势力，而且动摇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混乱，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了苏联社会的稳定局面，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空前加剧。正是在“新思维”引发的步步升级的动乱局面中，苏联在短短的二、三年时间内急剧向资本主义演变并完全解体。同时也是在“新思维”的诱导下，80年代中、后期在改革中遇到严重困难的东欧各国也纷纷仿效苏联，把改革变为改向，并在一片社会动乱中发生了向资本主义的剧变。当然，苏、东国家的剧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也有密切的关系。在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出现了一种与苏、东国家截然不同的命运，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从“文革”的十年动乱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在加速和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始终注意保持社会的稳定。事实上，新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曾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也一直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挑战，甚至还曾出现过1989年那样严重的政治局势，但由于中国冷静沉着、应对得当，牢固地保持了社会稳定，因而能够迅速突破苏联原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成功地探索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并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总之，在现代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问题上，8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汇集起来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就根本谈不上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势必导致车毁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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