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与学术资源配置--基于我国100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实证研究_博士论文

行政权力与学术资源配置——基于中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中国论文,证据论文,博士论文论文,行政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一些领域存在的过度行政化现象正制约着人才的发展。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被现存体制裹挟着进入行政层级的上升通道，无论是从待遇，还是话语权来说，都远不如行政领导。在一些行业中，讥诮的流行语“狼多肉少，先给领导”，即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在我国，高校由国家设立，因此运用国家行政体制对高校行政事务进行管理本无可非议；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开始诟病行政体制的权力已经越过行政事务的范畴，并且通过控制学术资源分配而深深影响着本应神圣而自由的学术和科研事务(熊丙奇，2009；顾海良，2010；杨颉，2010；李立国等，2010)。

      熊丙奇(2009)指出，在学校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中，行政力量有着资源配置权，导致权力寻租问题普遍存在，在课题申请、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中，学术道德、学术诚信问题频发，高校科研经费的管理也存在严重的漏洞。以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评选为例，百名获奖教师中，根据统计，其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行政职务为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座”就多达20位，占了两成多。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只占10%①。此次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中“纯”一线教师的稀缺，且与“行政职务”的高度关联，再次提醒我们，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还有待端正，行政化的痼疾还需继续疗治。

      目前关于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配置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新闻报道”，或者是定性的分析，定量分析相当少。顾海兵等(2007)提出“官味度”的名词，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官味度做了三项统计，分别是2003至2006年中国重大文科课题列项的总体官味度，2003至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的总体官味度，以及2003至2007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论文的官味度。研究结论也证明了常识：重大文科课题列项课题中，大部分首席专家都有过较高行政级别；而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评选中，奖项越高，官味度越明显，而且其中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的官味度最浓；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官味度”呈上升趋势。

      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行政权力和学术资源的分配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孰先孰后呢？原因可能如下：其一，如果学术能力强的学者更有机会当上行政权力高的职务，如校长和院长，那么我们就无法据此判定获奖的学术成果是由于高行政权力而非高学术水平获得，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其二，如果遗漏了与权力和获奖都相关的解释变量，那么所有的量化分析都没法克服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尽管从直观上我们会觉得行政权力会影响到学术资源配置，但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据，这也正是学术文章跟一般媒体报道的最大区别。

      在本文中，我们选取了一个有趣的研究样本，通过设置相应的变量，很好地克服了行政权力跟学术资源配置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大样本的研究，实证检验了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配置的影响。我们的做法如下：

      首先，我们选择了2003年至2010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以下简称“百优”)②的评选结果(含提名)作为研究样本。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自1999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并在学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年的获奖者及其导师都能得到相当丰厚的科研资金和崇高的学术荣誉。相比起其他资源配置方式，由于其具有较科学严格的筛选程序，许多人认为此评选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公平性。鉴于百优的获得无论是对导师，还是对学生，乃至对学校都是一个重大的声誉，所以上下无不充满重视，实际上，已经有很多文献研究了这项评选的特征，如姚云和周学军(2007)分析历年教育学学科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产出特征，发现基本都为重点大学、重点学科和知名导师。顾海兵和曹帆(2007)研究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文科论文(含管理学)，发现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的官味度最浓，随着时间推移，“官味度”呈上升趋势。张淑林等(2010)对全国优博论文指导教师的特征(导师年龄、指导博士生经验、学术身份、学历和海外学术经历)进行了描述统计，发现导师的年龄呈现下降趋势；指导博士生的经验基本都是6年左右；导师的学术身份呈现多样化趋势；导师的学历与出国经历都呈现上升趋势。但这些研究更多是描述性与比较性的分析，更多讲述的是一种现象。

      其次，为了控制行政权力对学生资源配置的影响的内生性，我们分别考虑了百优论文获得者(包括提名奖)本身的学术水平，考虑了其导师的学术水平以及行政权力大小，同时控制了其他一些变量，如获奖者学科、所在学校的名次等。我们认为，尽管“名师出高徒”，但实际上，导师的行政权力按道理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学术水平，但有可能会影响到学生靠某种水平去获取资源的能力。我们选择的研究事件及样本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研究设计角度③。

      再次，我们把获奖者跟提名奖获得者配对，考虑其本身的特征跟导师的特征，我们还考虑了获奖者获奖之后跟提名奖获得者的产出，这样使得我们的观察维度更加科学。

      我们的研究发现，导师行政权力和学生学术能力都对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有着很大的作用。随着导师行政职务的提高，其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当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概率也会增加。更有趣的是，随着导师担任的行政职务越高，学生获得百优与学生学术能力的相关度会降低。而通过配对组和按照学科“官味度”高低分组的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与此一致的结论，而且在“官味度”越高的学科中，导师的行政权力对学生评上百优的影响更大。

      本文运用具有统计意义的规范计量方法，在控制了导师和学生的学术能力等其他变量的影响，并进而在考虑了各种内生性可能的前提下识别出了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配置的影响。据笔者所知，这种研究尝试尚属首次。我们的研究结论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

      二、样本选择和模型构建

      (一)样本选择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代表国家学术科研的发展方向。博士生教育资源分配的性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高校教育资源分配的情况。在众多资源分配的途径中，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由于具有严格的筛选程序而被视为是目前最公正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获得此奖项将不仅给博士生和其导师带来巨大的荣誉，而且会带来大笔的科研经费④。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教育界发展的起点或地位会大大提高，获得宝贵的发展机会。因此，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是无数博士研究生梦寐以求的事情，同时设法帮助学生获奖也符合每一位博士生导师的长远利益。

      本研究选取2003⑤年至2010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论文的评选结果(含提名)作为总体样本，重点研究导师行政权力对获奖结果的作用。此总体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除军事学⑥和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⑦)外，共7个学科门类及下属20个一级学科、连续8年共417个评选结果作为总体样本。这7个学科门类分别是经济学、哲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和管理学⑧，所有数据来自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http://www.cdgdc.edu.cn)。

      (二)变量构造与定义

      为了科学地量化关键指标，本文对每一篇获奖或提名论文对应学生的学术能力、导师的学术能力、导师的校内行政权力以及导师的校外行政权力等按照一定规则给予客观的评分，各变量具体标准如下：

      1.因变量：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是否获奖(Award)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是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组织开展的一项工作，旨在加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工作，鼓励创新精神，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的质量。评选工作每年进行一次，每次评选出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不超过100篇。每年文科类最终的获奖论文和提名论文(不含获奖)比例大致为1∶3，本文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Award描述每篇论文的获奖或提名情况，如果最终获奖记为1，否则记为0。

      2.自变量

      (1)学生学术能力(stuabil)。

      国际上衡量博士研究生学术能力指标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关于发表在顶级杂志的论文数量，二是终生引文量，三是毕业后担任教授的情况。而国内在衡量博士研究生学术能力上也有一些尝试。其中，比较权威的有2007年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博士质量调查工作。该调查工作选取了论文质量和学术贡献两个维度作为衡量博士研究生质量的标准。论文质量维度选取国内外博士生论文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而学术贡献则主要根据SCI论文、EI论文、国际顶尖期刊论文、国内人文社科类顶尖期刊论文的发表情况进行文献计量学的分析。

      对于本文的衡量标准，则是参照了国内外已有经验，并综合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而设立的：首先，SCI和EI分别主要涵盖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各个方面的国际顶尖杂志。其次，由于过去10年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与国际接轨程度仍然较低，因此不适合用SCI、EI或SSCI发表论文情况衡量。再次，终生引文量和担任教授情况多为对毕业后学术能力的衡量，因此用于衡量毕业不久的博士研究生学术能力也不太准确。最后，对国际和国内论文质量进行横纵向比较则存在相当大的技术难度，若参考《中国博士质量报告》则只能得到2007年以后的统计数据。综合以上考虑，本文最终选择国内人文社科类顶尖期刊论文的发表情况衡量我国2003-2010年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博士生学术水平。

      对于统计的时间口径，Waldinger(2010)指出博士研究生的一般培养模式：“通常在完成专业课程之后，博士研究生才开始钻研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是说，在4至5年之后。接着他们用约3年的时间研究自己的题目。在提交了学位论文后，他们需要参加答辩。”据此，本文假设学位论文一般是博士研究生在校最后三年内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同时，为了进一步保证统计的时段更加合理，本文在确定时间口径上还考虑了其他因素。首先，根据《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参加评选的学位论文一般为在评选年份的上一学年度获得博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⑨。其次，考虑到在校最后一年末的研究成果，往往由于审稿等原因推迟刊登在下一年的期刊上，因此本文把论文参评年份的前四年(含当年)，作为最终的统计口径。

      本文对博士研究生在国内人文社科类顶尖期刊论文发表情况的统计是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⑩的核心期刊。然而核心期刊的种类繁多，不同期刊之间质量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简单衡量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并不能真实反映学术水平，因此本文参照《2010年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期刊目录》(11)，把核心期刊进一步划分为一、二和三类核心期刊，并参照中山大学对学术成果的奖励办法，对发表在一、二类核心期刊的论文分别给予3分、1分的权重(12)。而由于三类核心期刊学术质量较前两者更低，本文不再赋予记分权重。因此，学生学术能力的指标可以简单描述为：作者在论文获奖(或被提名)的前四年内(含当年)，在一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乘以三，加上在二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乘以一，得到的加权得分作为该学生学术能力得分，用变量stuabil表示，即学生学术能力(stuabil)=一类期刊篇数×3+二类期刊篇数×1。

      (2)导师学术能力(teaabil)。

      本文同时控制导师的学术能力(Carrell and West，2010)，评分标准基本按照学生学术能力建立的评分体系。然而不同的是，考虑到导师的学术能力不局限于某个时段，而是其所有学术成就的总和，因此本文在衡量导师学术能力的时候把统计时间定为导师在对应的论文评选当年以前(含当年)的所有时期。导师学术能力指标简单可以归纳为：导师在论文获奖(或提名)前所有年(含当年)，在一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乘以三，加上在二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乘以一，此加权得分作为该导师学术能力指数(13)，用变量teaabil表示，即导师学术能力(teaabil)=一类期刊篇数×3+二类期刊篇数×1。

      (3)导师行政权力(teaauth)。

      对于衡量导师的行政权力，本文根据导师在职高校的行政级别以及其曾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参照1993年4月颁布2006年6月生效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4)进行评分。比如三十二所副部级高校(15)的校党委书记、校长按照副部级，得7分，为高校评分体系中最高分；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按正厅级，得6分；以此类推。其余高校为正厅级，其中校党委书记、校长按照正厅级，得6分；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按照副厅级，得5分；以此类推，详细标准见表1。导师校内行政权力的评分结果用变量teaauth表示。一般来说，校内行政级别更高的导师，不仅在校内的行政影响能力更强，而且通过校际间和学术圈的交流，其在校外同样可以比行政级别更低的导师有相对更强的间接干预能力，从而有可能会对校外的各类评选产生影响。除了校内职务外，导师还可能担任校外职务。但由于校外的行政机构类型复杂，行政级别难以统一官方标准，而校内的行政级别则有比较明确的官方统一标准，所以我们在主检验中，统一采用校内行政级别来衡量导师行政权力(16)。

      (4)学术能力与行政权力的交互项(stuabil*teaauth)。

      为了研究不同导师行政权力水平下，学生学术能力对获奖贡献的差异，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学生学术能力与导师行政权力的交互项(stuabil*teaauth)。若此变量系数为正，证明导师行政权力越高，学生学术能力对获奖的作用越大，为负则相反。

      

      3.控制变量：985高校(sch985)与学科

      为了控制985高校与非985高校由于可能拥有不同教育资源而导致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差别，本文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sch985，来控制住这个因素。如果该博士研究生毕业高校为教育部985高校则记为1，否则记为0。

      我们考虑了7个学科门类，分别是经济学、哲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和管理学，如果获奖者为以上学科，则为1，否则为0。

      (三)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研究的问题，我们采用Logit模型来估计导师的行政权力和其他解释变量对学生“百优”获奖概率的影响，基本的模型设定如方程(1)所示：

      

      其中，被解释变量Award代表论文获奖与否，如果获奖则取值为1，如果没有获奖则取值为0。stuabil代表该学生学术能力得分。teaauth代表导师校内行政权力，也是本文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stuabil*teaauth表示学生学术能力和导师校内行政权力的交互作用。teaabil代表导师学术能力得分。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学生所在高校是否为985工程高校(用变量sch985表示)，以及学科和年度虚拟变量(分别用subject和year表示)。

      三、描述性统计

      我们先来看本文的样本选择特征，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从7个学科门类的角度看，文学类的比例最大，占了总体样本的25.7%，其次是历史学和经济学，分别占了近15.3%和14.6%，接着是法学、管理学和教育学，分别占15.3%、14.6%和12%，哲学占比例最小，只有8.4%。从年份的角度看，2009年和2010年占了总体的18.2%和16.3%，排在前两位。再来看各年度和各学科门类的获奖情况，如表3与表4所示。

      

      

      从表3可以看到，每年获奖论文(17)的绝对数量基本为17篇左右，不同年份只有轻微差别。然而从比例来看，2006年和2004年获奖比例最大，达到该年所有论文的44.1%和40.9%。而2009年和2010年获奖比例最小，只有21.1%和22.1%，约只有2006年和2004年比例的一半。可见导致各年获奖比例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每年提名论文数量的差异。

      如果按照学科门类分类，如表4所示，则发现获奖论文占该学科所有论文的比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基本为该学科所有论文的1/3(除管理学*外)，只有哲学比例稍微偏小。

      为了更好看到百优获奖者相关的变量特征，我们对重要的变量用图来展示。图1描述的是不同学科之间获奖组跟提名组的学生学术能力比较。

      

      图1 学生学术能力均值概况

      可以看到，学生学术能力在全部的七个学科门类中，获奖组均值和中值的得分都比提名组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获奖者的学术质量还是可靠的。我们对各个学科的两组样本的学生学术能力的分值进行两总体均值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发现：经济学和文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差异，其余五个学科的两组样本的数据均值并没有显著差异。

      图2是各个学科获奖组跟提名组的导师行政权力比较。

      

      图2 导师行政权力均值概况

      如图2所示，所有七个学科门类获奖组的导师校内行政权力的均值都无一例外地高于提名组。同样对两组样本的导师校内行政权力的分值进行两总体均值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发现各学科均不显著，但总体呈显著差异。我们还比较了导师行政权力的各个级别下获奖和提名论文的样本数量，以及各个级别下获奖论文占所有获奖论文的比例，如图3所示。

      可见，对于得分为4和5这两个级别(即副部级高校的副院长和院长的级别)，无论是获奖、提名论文的数量，还是该级别下获奖论文占所有获奖论文的比例，都相比其他行政级别占了绝对的优势。这两个校内行政权力级别的获奖论文数量之和占了所有获奖论文数量的55%。这个现象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担任院长或副院长职务的导师在学术界已有一定积累，既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同时又有相对较高行政权力和社会影响力，因而比其他权力级别的导师更具优势。据此本文初步判断，获奖不仅仅受学生学术能力的影响，而且是学生学术能力和导师行政权力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进一步看变量两两之间的关系，如表5所示。

      

      

      图3 导师行政权力的各级别下获奖和提名的样本数量

      可以发现，获奖与学生学术能力、导师行政权力高度正相关，说明这两个变量对论文评选都有重要影响，再次支持了论文最终获奖是学生学术能力和导师行政权力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这一观点。学生学术能力和导师学术能力高度相关，正所谓“名师出高徒”，但与导师行政权力不相关。而导师学术能力跟行政权力显著正相关，也说明了“学而优则仕”。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获奖概率影响因素的总体分析

      首先，我们利用回归方程(1)的Logit模型来检验导师行政权力和其他变量对“百优”获奖概率的总体影响。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如表6所示，学生学术能力(stuabil)在回归中的系数全部为正，且都高度显著(在1%水平上)，说明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学生学术能力越高，那么其论文越有可能从其他提名论文中脱颖而出，获得百优殊荣。这说明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委会在评选得奖论文的时候，真实地考虑了学生学术能力的水平，具有一定的客观的学术评审标准。

      

      导师行政权力(teaauth)在其所在的回归中的系数全部为正，并且都有较高显著性(在1%水平上)，说明导师行政权力的大小对学生论文的获奖与否也有直接影响。导师校内的行政级别越高，学生的论文越有可能战胜其他提名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这个结果显示，尽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评选办法》规定，评审遵循“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原则，并没有提到“导师行政级别较高者优先”，但实际上，如果候选人的导师在高校行政体系里担任较高级别行政职务，那么对候选人得奖是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的。证明了博士生导师能凭借他们的行政权力和社会地位，在较高程度上影响着学术资源分配的结果，以便他们从这些学术资源中受益。

      更重要的是，学生学术能力和导师校内行政权力的交互作用(stuabil*teaauth)。在回归方程中，这个交互作用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在同一学生学术能力水平下，随着导师校内行政权力逐渐提高，学生学术能力对论文获奖的作用逐渐减弱，因而获奖的影响因素也从原来的学术能力，转而更多地依靠导师的行政职务级别(18)。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如果导师在严密的国家行政系统里担任越高级别的职务，比如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职位，那么其拥有由行政权力带来的资源分配的权力、声望和人脉都会更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整个学术资源分配的过程中，他们的议价能力也得到提高。因此，相比起依靠提高自身学术能力，以权力寻租的方式获得学术资源就显得相对容易。所以，对于一些学生，如果导师的行政职位高、行政权力大，那么他们的学生更愿意选择依靠他们导师的权力和影响力，而非自身学术能力，来谋求得到学术资源。

      另外还可以看到，导师学术能力及985高校的变量系数为正但不具有显著性。

      (二)基于配对样本的进一步分析

      总体样本中，提名组数量大约是获奖组的3倍。而不同学科，以及同一学科不同提名学生的学术能力本身可能存在差别。为了更好地控制学科和学生学术能力的影响，本文的第一个稳健性检验用配对组的方法对原来模型进行重新估计。配对原则是，为每一篇获奖论文，在相同的年份、相同一级学科下，配对一篇学生学术能力最高的提名论文(19)。理由是，在其他条件保持与获奖者一样的情况(尤其是控制由一级学科不同带来的学生学术能力的差异)下，本文在提名组中找到一位学术能力与获奖者最接近的提名者与之一一对应。最后将获奖组和配对组一起作为新的样本(下称为“配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一对一匹配后的检验中，学生学术能力的系数不再显著。另一方面，导师校内行政权力的系数则依然通过置信水平为95%的显著性测试，说明在保持学科和学生学术能力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导师的行政权力确实对“百优”获奖有显著的帮助作用。

      

      (三)根据学科“官味度”分组的回归分析

      顾海兵等(2007)研究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各学科的“官味度”，结论是教育学、法学和经济学的“官味度”以远高出其他学科的水平排在前三位，接着依次是管理学、哲学、文学和历史学。因此，本文的第二个稳健性检验尝试将总体样本按照“官味度”高低分成两组重新进行回归检验，观察两组样本的特征是否有显著差别。其结果如表8所示。

      

      如表8所示，两组样本的四个检验中，学生学术能力、导师行政权力均保持高度显著。在系数大小方面，官味度较高组的两项系数都比官味度较低组大。这说明官味度较高组不仅学生学术能力对获奖的贡献度较高，而且导师行政权力的贡献度也更高。在官味度较高组中，学术能力和导师行政权力的交叉项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导师行政级别的提高，学生获奖对其学术水平的依赖程度降低，而导师行政权力发挥的作用越大。而官味度较低组的交互项并不显著，说明该组学科学生获奖概率与学术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并没有因为导师行政权力提高而降低，但导师行政权力本身同样对获奖起着显著的正面作用，这些现象都与主检验结论基本一致。总的来说，在官味度越高的组别中，导师的行政职位对获奖概率的影响更大。

      五、稳健性检验

      (一)对内生性问题的考虑

      以上分析还没有充分考虑到一种可能：会否是学术能力和学术潜力更强的学生本身偏向于选择行政权力大的导师呢？如果是这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结果。为此，我们跟踪了获奖者及被提名者在获奖前的学术成果以及获奖之后的学术成果，看这两组学生在学术能力(以获奖前学术论文成果来衡量)和学术潜力(以获奖后学术论文成果来衡量)上的差异，并根据收集的数据进一步检验，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导师的行政权力是否与学生学术能力和学术潜力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在提名者中，我们选择了其中学术成果最优的一个，然后以获奖者的学术成果与提名者的学术成果的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做回归，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表9中(1)和(2)的回归结果表明，获得百优奖和获得提名的申请人在获奖前的学术成果和获奖后的学术成果都与导师的行政权力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回归系数反而是负的，这说明并不是更有学术能力和潜力的学生选择了更高行政级别的导师。(3)和(4)只针对获得百优的申请人样本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说明，获百优者与最优提名者之间的学术成果差距无论在获奖前还是获奖后与导师的行政级别也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相关系数也是负的。这说明，与导师行政级别较低的获百优奖者相比，导师行政级别更高的获百优者其学术能力和学术潜力不但没有显著更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弱一些。

      上述回归结果说明我们之前担心的内生性问题并不存在，所以之前发现的导师行政权力有助于学生获奖的结论是可靠的。从表9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尝试各种可能后，并没有发现学生学术能力与导师行政权力显著正相关的证据。

      (二)学术能力和导师行政权力的替代指标

      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还可能存在的一种质疑是针对学术能力指标和导师行政权力指标的衡量。

      首先，前文对申请人学术能力的衡量主要考虑的是在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但目前国内对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级科研项目的重视程度较高。能够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社会科学学科来说，主要针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的经济管理类课题)的资助，本身也是一种学术能力的重要体现。为此，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将申请人的课题主持情况也纳入到学术能力的衡量中。这里我们并不考虑申请人的所有课题，而只考虑相对来说最具代表性、最能代表学术水平的国家级课题，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主持情况。参照国内高校的一般评价规则，在计算学术能力指标时，我们把主持一个国家级课题一般项目等同于发表一篇A刊，计3分，重点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优秀青年基金)等同于发表两篇A刊，计6分。主持国家课题重大项目等同于发表4篇A刊，计12分(事实上样本中没有)。如果主持多个国家课题，则按照项目数与项目得分相乘来计算总分。我们把申请人获得百优或者百优提名前四年内(包括获得百优当年)发表的论文成果得分和科研项目得分加总作为衡量申请人学术能力的替代指标(记为stuabil2)做了稳健性检验。

      其次，前文在衡量导师的行政级别时，主要采用的是导师的校内行政级别，但样本中的许多导师在校外的一些学术机构也担任行政职务。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将导师校外行政职务纳入到导师行政权力的衡量中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然而，校外的学术机构类型复杂，对应职务的行政级别认定也没有统一的官方标准，我们很难准确地衡量出导师的校外行政级别，只能自行按照如下相对合理的标准来对校外行政职务评分：全国性重要学术组织(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职负责人评分为8(等同正部级)，副职评分为7(等同于副部级高校校长级别)；全国性重要学术组织委员或分组织负责人(如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评分为6(等同于一般本科高校校长级别)，全国性重要学术组织分组织委员(如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评分为5(等同于一般本科高校副校长级别)；全国性一般学术组织(如各科学学会组织)的正职负责人评分为6，副职为5，委员为4；各省级学术组织的评分比全国性一般学术组织的评分统一低2分(即正职负责人评分为4，副职为3，一般委员为2)。在此基础上，我们选取导师校内行政评级和校外行政评级的最高得分作为该导师的行政级别得分(记为teaauth2)，重新估计了结果。

      上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10所示。从表10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使用学生学术能力的替代指标还是使用导师行政权力的替代指标，回归的结果都与原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即导师的行政权力与获得百优博士论文的概率显著正相关，且导师的行政权力会降低获奖概率对学术能力的依赖度。同时，在“官味度”较高的学科中，导师的行政权力对百优博士论文获奖的概率影响更大。由此可见，本文的回归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六、结论与讨论

      中国高校的行政化由来已久，马健生和孙珂(2011)运用美国学者菲佛的资源依赖理论，对高校行政化的资源依赖病理展开客观有力的分析。他们认为，高校行政化是一种教育病，包括外部行政化疾病和内部行政化疾病两个方面。前者的病因在于高校对教育行政部门的资源依赖，使高校成了政府机构的下属组织，丧失了应有的办学自主权和大学精神。后者的病因在于校内学术人员对行政人员的资源依赖，使学术事务由行政人员以行政方式主导，偏离了自身应有的发展轨道。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提出，高校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20)，实际指出了高校去行政化的发展方向，并将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作为实现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途径。

      我们通过对2003年至2010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含提名)结果的深入分析，发现导师担任高校行政职务对学术资源的分配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在百优评选中，尽管学生学术能力对获奖有明显作用，但导师行政权力对获奖也有明显作用。而且导师的行政权力影响到了评选机制中对学生学术能力的权衡。也就是说，导师的行政权力越大，其学生靠学术能力获得百优论文的评价标准会越低，这在“官味度”强的学科表现更明显。这说明学术资源的分配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变成权力较量的竞技场。

      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分配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公认较公平公正的科研评选平台。那么可以想象，在其他领域或其他平台上，缺乏约束的行政权力在学术资源分配中发挥的作用只会更为突出。

      在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学术资源分配，必将严重影响神圣的学术自由，扭曲学术人员对真理的追求，也会滋生学术腐败问题。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将高校学术资源分配独立在行政体系以外。政府只担当出资者的角色，而裁判员的角色由纯学术机构和社会机构担当。各级行政部门以及具有行政职务的学者不参与或减少参与学术科研项目的审批和资金的后续监管。项目审批工作由学界具有声望的学术人员组成的各级学术委员会进行，但其中担任行政职务者应控制在一定比例。而资金使用的监管工作交给经政府批准授权成立的专业机构或企业，以确保资金运作的清晰、透明和合理。而行政机构应给学术审批机构和社会监管机构充分的尊重。这样，把学术资源的出资者、审批权和监管权分离，让出资者、专家和企业各司其职，才能保证学术资源最有效的运用。而由此制度产生的学术成果，必将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推动社会长足进步。诚如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在论及国家与大学的关系时所言：国家绝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

      ①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09/11/content_12032603.htm.

      ②根据《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入选名单经过推荐、初选和复评后产生。参评论文由学位授予单位向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学位委员会推荐；省级学位委员会对推荐学位论文进行初选。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组织对初选出的论文进行复评，复评工作包括同行专家通讯评议和专家审定会审定。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受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承担同行专家通讯评议工作。我们的样本之所以只选择从2003年开始的样本，是因为在2003年以前的百优评选只公布了获奖名单，但没有公布提名名单，从而缺乏参照组。查询百优博士论文评选结果的具体网址如下：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zlpj/yblwpm/257695.shtml。

      ③很多时候，我们或许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事件，但围绕这个事件并不能完整收集到所要的数据。

      ④根据《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为鼓励、支持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在高等学校不断做出创造性成果，教育部设立了“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对在中国内地高等学校工作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给予5年的研究资金资助。

      ⑤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从1999年开始，每年评选一次。由于1999年至2002年只有获奖论文，提名论文数据不可得，因此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0年所有获奖和提名论文的数据作为总体样本。

      ⑥军事学属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八个学科门类之一。但由于军事学类人员的信息保密，其发表论文和任职情况等相关信息缺失较多，因此本文剔除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军事学类样本。

      ⑦管理学下的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与理工科交叉较多，且该学科学者绝大部分的论文发表在理工类著名杂志，如《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控制与决策》、《系统工程》等，仅用人文与社会科学类核心杂志的标准控制该学者学术能力明显偏颇，为了更加客观，本文剔除此一级学科共14个样本。

      ⑧此处及下文用“管理学*”表示“管理学(除管理科学与工程)”。

      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第七条“参加评选的学位论文一般为在评选年份的上一学年度获得博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

      ⑩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期刊为主，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核心期刊收录率96%。

      (11)《2011年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期刊目录》，2012，中山大学社会科学处。虽然每个高校对重要期刊的认定不完全一致，但大体都是差不多的。中山大学在制定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期刊目录时充分考虑到了期刊在CSSCI的影响因子、主办机构的权威性以及期刊学术声誉等因素，因此对期刊级别的认定是比较合理的。我们也与国内多个985知名高校的学术同行进行了交流，大家普遍认为中山大学的重要期刊目录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与其他985知名高校对国内重要期刊的认定是基本一致的。

      (12)根据国内学者发表学术论文和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主要贡献认定的一般性规则，我们只计算作者排名第一，或者导师排名第一、学生排名第二的学术论文。其他排名在第二或者以后的论文都没有计算在论文发表数量里。因此，本文衡量的论文发表数量基本可以反映作者做出主要贡献的学术成果。

      (13)我们在统计导师的论文成果时，只统计导师是第一作者的论文成果。

      (14)1993年4月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三章第十条——国家公务员的级别分为十五级。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是“……(三)部级正职，省级正职：三至四级；(四)部级副职，省级副职：四至五级；(五)司级正职，厅级正职，巡视员：五至七级；(六)司级副职，厅级副职，助理巡视员：六至八级；(七)处级正职，县级正职，调研员：七至十级；(八)处级副职，县级副职，助理调研员：八至十一级；(九)科级正职，乡级正职，主任科员：……”。

      (15)副部级高校(32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

      (16)事实上我们也搜集了校外的行政任职数据，通过统计数据发现，多数校外有行政职务的导师，在校内一般也有同等级别的职务。出于结果可靠性的考虑，我们在后文的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参照一个较为合理的分级标准，对导师的校外行政职务也进行了行政级别认定，并按照校外行政级别和校内行政级别的最大值衡量导师的行政权力。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主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17)每年的获奖论文需从提名论文中产生，但为使表述更加清晰，本文用获奖组(或获奖论文)指代被提名且最终获奖的样本，用提名组(或提名论文)指代被提名但最终没有获奖的样本。

      (18)单纯从回归结果看，导师行政权力的作用也随着学生学术能力的提高而减小。然而本文认为，现实中这种因果关系并不存在，或基本很少存在。因此，方程更大程度上显示了随导师行政权力提高，而学生学术能力的系数变小的情况。

      (19)如果某年该一级学科只有获奖论文，或者没有足够数量符合条件的提名论文与获奖论文配对时，则剔除这部分获奖论文样本。最后配对成功的获奖论文共有123篇，加上配对组的123篇提名论文，因此配对样本共有246个样本。

      (20)详见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201008/937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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