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方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方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8)05-0003-08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标志、内容、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本文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界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方位进行探讨。
一、为探寻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指针
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进程，是世界文明史上最为复杂的进程。它不仅要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机械化、社会化大生产代替分散落后的、以手工劳动为主体的农业生产，而且必然要求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乃至国际关系等方面发生变革。纵观近代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之所以率先在西欧开启，是由于西欧存在“独特的历史规定性”、“独有的现代机遇”和“独有的现代必要条件”，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洗练演变和聚合碰撞，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定向发展趋势，并导致了由长期积聚起来的零星的技术创新汇集成大的生产力革命（工业革命）和零星的制度和结构创新汇集成大的政治革命（美、法革命）。[1](P47)[2](P136)可见，现代化进程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地域性和封闭性，使民族的、地域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锁国的孤立状态被普遍联系的、开放竞争的统一的世界市场所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3](P114)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把现代化作为发展的目标取向，然而只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而且都是以资本主义的道路和方式实现了现代化。
进入19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问题却日趋突出：贫富悬殊、环境污染、道德沦丧、对外掠夺，由此，一些志士仁人开始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并设计规划一些追求公平、和谐的新社会的图景，这些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由于未能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设计的蓝图注定要成为“乌托邦”。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所创造的现代化，是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的，认为这些都可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与此同时，他们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种种社会弊端，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暂时性，以及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资本主义与现代化似乎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然而，世界上是不是可以避开资本主义而实现现代化，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追求，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未能具体地论述和规划。俄国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探索，这无疑是它的伟大意义之一。
在革命胜利初期内外环境十分艰难的岁月里，列宁就开始考虑俄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他提出“全俄电气化”计划①以及“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共产主义”的著名公式，都反映了列宁希冀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实现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设想。然而，列宁的早逝使他未能亲自将这些设想付诸实施。
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当斯大林在1926年前后制订国家工业化计划的时候，他头脑中一直回旋着这个信念。这一信念有其积极的因素，但过于强调这一点，必然会忽视实现现代化必须遵循的某些普遍性的规律。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往往导致自我封闭和僵化，拒绝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经验，排斥现代化进程中规律性的导向和做法。苏联工业化进程中除了把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排除在外，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也表现这一特征。因此，世人普遍承认苏联建立起了一个工业强国，但很少有人承认它是个现代化的国家，因为它的现代化是残缺的、不完整的、不可持续发展的。
新中国建立后，同样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庄严任务。如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这一任务，这是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性课题。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定的物质基础，但由于指导方针上的失误，现代化的步伐缓慢，积聚的问题突出，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同时，他反复强调必须实现四个现代化，把这一目标作为凝聚人心、奋发图强的方针和口号。改革开放30年来，实现现代化已成为全国13亿人民的共同心愿，已经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现代化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它不但需要在确定目标、规划步骤、建立体制、组织动员等方面有中国特色，而且在许多重大战略决策上也要有中国特色。这里的“中国特色”，有三个要素，一是要适合中国国情，二是必须坚持非资本主义的方向，三是要遵循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这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里，拟以一个事例说明三个要素间的内在联系。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突出弊端，是对劳动者的剥夺和忽视社会公平，特别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农民破产、血汗工厂、奴隶买卖、殖民掠夺，等等，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P266)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越过这个阶段？或者说，有没有避免或减少这些弊端的途径和良策？
上世纪20年代苏联工业化刚启动时，苏共党内曾经出现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问题的争论。著名的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也需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这是绕不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靠发动战争、侵略他国、借外债等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只能着眼于国内，即把农民看作“殖民地”，用剥夺农民的方法为工业化积累资金。[5](P46-47)斯大林、布哈林批判了这个理论，认为它是危及工农联盟的错误理论，但在实际中并没有解决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问题，因此当工业化开展起来，资金紧迫之时，斯大林又捡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稍加修饰，提出了所谓“贡税论”，即农民要为工业化缴纳“贡税”，以此来解决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因此，“挖农民太苦”，成了长期困扰苏联经济发展的难题。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之争在现今条件下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有意义的是，如何探寻一条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初始阶段资金来源问题的出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此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时候，基本上搬用了苏联的办法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当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真正付诸实施的时候，我国大体上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解决这个问题。其一，通过改革推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改革又推动了国有企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始终坚持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是积累现代化建设资金的根本途径。其二，摆脱姓“社”姓“资”的思想羁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途径。资源的合理配置、科技的广泛应用，以及合理有序的运行体制机制，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肯定成果”，可以借鉴和利用，尤其是金融业的转制和发展，资本市场的建立和成长发育，为现代化资金积累提供重要的渠道。其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普遍贫穷决不能实现现代化。针对中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城乡居民普遍贫穷的状况，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方针，牵动着各方面人群的利益关系，调动了不少人发展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经济生活趋于活跃，投入再生产的资金空前增加。其四，引进外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要提供比较完备的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条件，就可为现代化提供一个有利的资金来源契机。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现代化的资金来源问题，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坚持社会公平的原则和共同富裕的方向，尽管在发展进程中也遇到新的矛盾、新的不平衡，需要不断加以调整和探索，但我们避免了发生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那种使大批农民破产、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30年来城乡经济迅速发展，贫困人口显著减少，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也为探寻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寻现代化道路的自觉行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而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推动，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显著特点。
二、为经典社会主义联结现实社会主义架起理论之桥
所谓经典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构想的一些论述，这些论述主要分散在《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科学社会主义原本没有经典与非经典之分，鉴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时空落差，所以我们姑且把前者称之为“经典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他们未能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的科学预见，既不同于宗教神学对未来“千年王国”那种神秘莫测的说教，也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纯粹出于对道德、正义的追求而设计的“理性世界”的方案。然而，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任何一种认识，即使是科学的理论和预见，也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理论一旦付诸实践，通常会出现许多差距，暴露原有设想的种种不足乃至误区，需要通过实践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正因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缺乏经验事实的根据，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的重大特征、分期及发展进程进行构想的时候，采取十分严谨的态度，他们只提供大体轮廓的描绘，而不去设想未来社会的细枝末节，在他们看来，对未来社会的方案“愈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6](P409)
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是一种科学的预见，而不是束缚后人手脚、禁锢后人头脑的教条；相反，它给后人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和行动的指南，留下了广阔的实践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已有一百多年，在此期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巨变，最突出表现是，社会主义从一种理论形态实现了向现实社会制度的飞跃。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他们预言的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却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起来。这些国家原先一般都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或资本主义初始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科技文化教育落后，当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主要任务是什么，怎样实现这些任务，需要经过哪些发展阶段，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回答，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回答这些问题，自然也不能从他们的本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但是，只有当现实社会主义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以后，才能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建立在坚实的基地上。
20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从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经过二次大战后的发展，东欧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相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可是，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走过曲折的道路。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未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本国的基本国情，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教条式地从经典社会主义著述中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径，在发展阶段上普遍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导致方针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革命胜利后，列宁最早觉察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列宁意识到俄国必须采取一系列过渡性措施，才能使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可是，严酷的国内战争迫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全面实现了国有化，取消了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于是，有人就认为苏俄可以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设想，实现“无货币的过渡”，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最早认识到，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实行直接过渡，只能间接过渡。列宁说：“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7](P50)这些特殊办法就是，必须摒弃对经典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不是立即去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急于变革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而是要善于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使俄国早日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可以看出，通过新经济政策，列宁正在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可是，列宁的早逝，使他没有完成自己的探索。在列宁的一系列论述中，他把新经济政策始终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况且，这个政策也没有取得全党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列宁去世后，人们对新经济政策就会有各自的理解，也容易使之变更和被抛弃。
斯大林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以后，他未能认真领会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真谛，未能深入研究本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片面地教条式地理解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划分，加紧消灭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建立起单一的国有制（苏联集体农庄实际上是国有制的变形），限制和消灭商品生产和市场流通，建立严格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这一切基本实现以后，斯大林于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中，一个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似乎无需解决大力发展生产力水平的问题，也无需实行间接过渡，只要依靠政治运动和行政手段，完成生产关系的变革，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超越阶段、直接过渡”的思想和做法，是苏联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在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上也出现过不少曲折，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而来，举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建成社会主义指日可待、向共产主义过渡近在咫尺的气氛。不难看出，这种气氛同领导人理论上不清醒有着密切的联系。如薄一波所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人们更浮想联翩，许多从前办不到的事被认为能办到了。在这种条件和形势下，毛主席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理想和他早年曾一度设想过的‘新村’有可能通过人民公社的形式，在今日的中国农村加以实现，这也是符合逻辑的。”[8](P774-775)
在共产党执政的另外一些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出现过“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错误，像柬埔寨那样极为落后的亚洲小国，柬共在70年代中期刚上台执政，就大搞所谓消灭城乡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规模运动，并进行极为残酷的人身迫害，使柬共很快就失去民心，丧失执政地位。
这些历史经验都说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本国国情，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急于求成，超越阶段，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认识上的盲区会导致实践中的误区，会极大地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展。其实，现实社会主义出现的种种偏误，恰恰是背离经典社会主义的原则而发生的。
为什么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常常会出现那种“急于过渡、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关键在于对本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加上革命党人希冀尽快尽早地带领群众摆脱困苦，到达理想境界，所以易犯急性病。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和外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的提出，对认清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对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对揭示经典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一理论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得到确认，成为全党的共识。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9](P252)这一论断，一是明确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可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历史时期；二是明确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所说的过渡时期，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三是明确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要根据这一最大的实际来制订路线和政策。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将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使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变得具体可行了。
马克思晚年曾经设想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像俄国那样的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设想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也给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指出一条可供选择的方向和前景。根据已有的历史经验，这条道路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由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政权，创立建设社会主义必要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二步，从落后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大力发展生产力，全面开展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走完了第二步，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步入世界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才算真正实现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列宁和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就是领导各自的国家成功地走完了第一步，并对第二步作了可贵的探索。可是他们没有找到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
邓小平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深邃的思考，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创造性、基础性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即发展生产力和逐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落实任务。所有这些，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在经典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中国这样一个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经过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进入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三、彰显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运用它。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然而，一种理论如能紧密结合现实生活，能不断回答和解决现实中重大问题，这种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之树也能常青，也能始终保持其生机和活力。理论在一个社会的实现程度，在于这个社会对这种理论的需要程度。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发源于西方，它之所以能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广为传播，并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归根结底，是由于它能正确地揭示和回答不同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政党，也是一个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的政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革命、建设和改革进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是否扎根于实践的土壤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否与不同国家的国情和不同时代的世情相结合，从中找到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争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正如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西方通常称为‘毛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则比较谦虚地称为‘毛泽东思想’。它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它的普遍原则用之于中国的特定情况。……除了外国名词的中国化问题外，中国人生活的经济基础在农村，也必然赋予中国革命一种不同于苏联的农村性质。农民必定是主要的革命者。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意味着中国不能当别人的尾巴。实际上，中国人只能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0](P299-301)中共党内王明等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明显地表现出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思想特征。崇尚书本，鄙视实践，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话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把俄国革命的经验视为不可变易的规则到处生搬硬套，而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却不作调查，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更不作研究。王明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差一点葬送我们的党，断送中国革命的前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条思想路线，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新时期，我们党遇到同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曾禁锢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其实质是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才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得以通过，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历程。改革开放30年来，每当一些新事物出现，或者形势变化的关键时刻，从“包产到户”为开端的农村改革、经济特区的开辟、乡镇企业的突起、非公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改制、直至证券交易、资本市场的开通，人们经常能听到姓“社”姓“资”的诘难。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升华。
江泽民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11]理论创新的源泉在于实践。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东方大国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从未有过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需要执政的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新的实践为理论发展提供土壤，新的实践也迫切需要新的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解决全新的历史性课题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但没有终止，因为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来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与之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也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成为新时期的思想路线。经过三年拨乱反正，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从此时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的进展形成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也成为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旗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这一时期（大体上为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建树，主要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理论问题展开的。邓小平明确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2](P312)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相继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对外开放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两个文明建设、“一国两制”的理论等等，由这些理论构成的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贡献，就是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理论创新能力、执政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如何，以及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如何，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执政党如何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党的自身建设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尤其是苏共的败亡和苏联的解体，令世界感到震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在改革开放尤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新的考验，这一切，都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执政党，不同于革命党。革命党的主要任务是“打天下”，“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要“治国理政”，“建设一个新世界”；革命党要组织阶级队伍，分清敌我，打击敌人，夺取政权，执政党则要面对全体人民，谋求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政权巩固，长期执政；在党的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等方面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执政之基，这个“基”就是要基于当今时代的中国国情，执政的共产党要成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引领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我们党永葆青春的根本条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关于执政党建设极为重要的理论创新。
第三，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进入新世纪，我们党又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考验。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总体上仍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间，失衡、失范、无序的现象时有发生，持久的高速发展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凸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着重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由这些内容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同时也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总是以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为中心，为解决革命和建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到马克思主义哪里去寻找思想理论武器，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我们党不断前进的动力和标志。
收稿日期：2008-08-18
注释：
①在20世纪初叶，电气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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