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内生”的扭曲和“外生”的抑制——兼与林毅夫等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抑制论文,内生论文,林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发展道路的弊病，人们常将其很大一部分归咎于所谓“重工业优先”的战略，认为是由于偏重发展重工业导致中国劳动力占优势的资源禀赋无法得到发挥，从而产生的低收入和低积累导致长期增长速度的不可维持。对此，林毅夫、蔡昉、李周等三位先生所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以下简称《奇迹》）一书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足以成为这方面观点的代表。整体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外生”的“重工业优先”的战略是决定性因素，它“内生”出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独立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作者形象地将之称为“三位一体”。
与此相一致的是，当论述到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的经济成就时，《奇迹》一书明确指出，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改革方向主要是针对僵化的微观经济机制，由此引发的微观改革和宏观滞后的矛盾导致了所谓的“治乱”循环，但同时也实现了对资源配置制度和价格扭曲的政策环境的逐渐纠正，这二者共同维持了中国的长期增长。但是从总体上说，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并没有完全抛弃，因而改革深入推动需要根本改变发展战略。
笔者认为，《奇迹》一书对于这个问题的阐述是正确的，只是对于资源配置的扭曲、资源利用的被压抑和中国的长期增长内在联系的若干细节有必要进一步给予澄清。“扭曲”和“抑制”的不同根源于“外生”和“内生”的区别。只有在这个问题上不引起理解上的偏差，才能真正认清改革的方向。
一、“扭曲”和“抑制”的区别
在这里借用国际经济学中的概念来展开讨论。在典型的国际贸易模型里，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国家面临的是国际市场的价格约束；如果实行限制性的贸易政策，则面临由国际贸易条件和本国保护性政策二者相叠加而成的国内价格线。不论哪种情况，经济主体（包括厂商和消费者）都是价格水平的接受者。由政府制定的某种制成品价格标准从一定角度而言与上述外生的价格条件产生的效应可以看成是大致等同的。但到此为止，自由市场的原则并没有被完全破坏，要素的配置权如果仍由个体掌握，虽然不能完全甚至完全不能（退化到封闭经济状态）发挥出其比较优势，但也就只是仅此而已。
萨缪尔森—斯托尔珀定理（S—S定理）用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对所谓“资源配置扭曲”问题作了较具代表性的分析，大致内容如下：假定在生产中只按照新古典的传统分析方法采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对于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比如中国）而言，按照国际通行价格（在国际经济学中称为贸易条件）进行生产，自然应该是倾向于利用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轻工业品），同时在这些部门进行出口并藉以交换资本密集型商品。这样一般可以确保其在生产可能性边界（PPF ）上进行生产（这表明生产能力被充分利用）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可是如果政府决定干预经济以贯彻其某种特定的战略，它可以或是对H商品（轻工业品）的进口征收关税， 或是直接对H、M商品（重工业品）的国内价格比进行管制，那么厂商必然会按照个体最大化的原则一方面把生产逐渐转移至资本密集型部门，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会调整各自的消费结构。最终的结果是国内价格体系逐渐偏离国际比价线。这时，国内生产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转移，说明政府一方面已成功地提高了配置到重工业部门的要素数量，另一方面由于并没有脱离生产可能性边界，几乎不会产生严重的失业现象，帕雷托最优仍可以达到，当然这时的社会福利水平是有所下降的，这也可以看作是工业化进程的代价。由此可见，在S—S定理中所论述的关于“配置扭曲”的概念，几乎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得出的。当然，这里的自由市场并不充分，“自由”以国界为限，国内的经济主体（主要指厂商）仍遵循个体最大化的原理，而在国际交换中由政府在国际和国内价格之间制造障碍，以实现与国家的资源禀赋相悖的发展战略，而这正是人们用资源禀赋来分析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支撑点。到此为止的完全基于外生的特定发展战略的政策，笔者认为是《奇迹》所称的真正“内生”的扭曲。
可如果政府的作用没有到此为止，那么情况就会发生重要变化。因为，上述的调整固然可以使轻重工业的比例发生一定变化，却导致了资本要素的愈加稀缺和资本价格的上升，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0年初，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业贷款利率最高达年利144 %（转引自林毅夫等， 1994），这必将阻碍生产要素的进一步向资本密集型部门转移。为了消除这种效应，政府容易想到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以资本价格为中心的要素价格直接管制，即提高工资水平而降低利率。由于资本要素的数量是过剩的，是资源配置中的“短边”，因而必然产生劳动力资源的大量过剩，在轻重工业的比例发生不符合要素禀赋的转变的同时，资源的充分利用也不能实现，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化，生产点到了PPF内部， 造成资源的浪费。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上述的“扭曲”在先和“抑制”在后同时存在，但是属于不同的问题。后者的要素价格管制和前者的“赶超”战略并无必然联系，“赶超”通过制成品的价格管制就可以部分实现，而要素价格的进一步管制则保证了其不受限制地推行。正是后一种本身也是“外生”的对于要素价格的直接管制，才导致了同自由经济原则的彻底分裂，价格水平完全丧失了反映经济供求的意义。
二、中国的增长不是比较优势的实现
如何看待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经常有人认为在改革的进程中，两种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生产能力的释放，二是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型。其实也就是上文所论述的“扭曲”和“抑制”得到了纠正。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上述说法的逻辑大致上是这样的，由于改革以来乡镇企业的崛起、乡镇企业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而轻工业产品则天然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因而中国在二十年的改革之后其轻重工业的相对比例必然已发生重大变化，变得比较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才可以通过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贸易中获益。当然事实似乎也确实如此，改革以来增长得最快的一直是东南沿海的传统上劳动力剩余现象最严重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确通过大量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取得了飞速增长。但是，笔者在通过对中国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内部结构的数据仔细观察后发现，数据的变化似乎并不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
表1
中国工业企业轻重工业总产值比例变化（若干年份）：（单位：%）
年份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轻工业
43.1
43.7
47.2
51.5
50.2
重工业
56.9
56.3
52.8
48.5
49.8
年份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轻工业
48.2
49.3
48.9
49.4
48.9
重工业
51.8
50.7
51.1
50.6
51.1
年份1983
1984
1985
1986
轻工业
48.5
47.4
47.4
47.6
重工业
51.5
52.6
52.6
52.4
年份1992
1995
1996
1997
轻工业
47.2
47.3
48.1
49.1
重工业
52.8
52.7
51.9
50.9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7年版》）
如表1所示的比较可以看出， 实际中国近二十年来的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主要反映在轻重工业比例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按照有的学者（江小涓，1996）对中国产业结构状况的分析，我国的产业结构定义一直有独特的标准。为了同国际上对于制造业结构的划分标准相一致，我们还必须对统计的口径进行调整。按我国的一贯算法，消费类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金属制品习惯上被计入轻工业，而它们按国际口径应被计入重工业。因此，构成我国80年代“轻型工业”发展方式中很重要一部分（在一些分析中，这部分工业的迅速增长被看作是工业发展“轻型化”的主要表现），实际上应归为重化工业的增长。因而完全可以想象这必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结论，即按照这一原则调整后的轻工业比重还将下降。
因此笔者认为，简单地把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增长归结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发挥出体现资源禀赋的贸易比较优势并不合适。中国的增长，也许并没有经历了如《奇迹》所描述的那样的发展，而是几乎完全由劳动力要素的解放本身造成了总量的增长，二元结构下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国有企业中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口的存在则保证了其实现，至于产业结构尤其是制造业内部结构的调整这一因素的效果则并不明显。
三、以乡镇企业实现技术替代——转换的途径
不可否认的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的存在的确解决了一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部分地缓解了中国严重的二元经济状况。那么根据上面的数据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在改革的进程中，重工业或是资本密集型部门本身也获得了非常大的投入和增长，这一增长与轻工业部门的增长几乎不相上下。可见，必须认识到，与乡镇企业在轻工业部门的崛起相伴生的是国有企业在重工业部门的增长。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国有经济从轻工业部门的退出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国有成分在这些部门的经营由于无法同低成本的乡镇企业竞争而日趋萎缩。可以认为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完成了一种轻工业部门中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于国有成分的替代，而替代的实质是由（相对）资本密集型向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替代。
2.从轻工业部门中得以节约而退出的国有资本加上由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形成的高储蓄率，当然还有改革以来延续至今源源不断的外资流入保证了国有企业可以在重工业部门继续维持其资本密集型扩张的能力，至于为什么国有企业仍然宁愿牺牲廉价劳动力优势而仍然进行着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生产原因相当复杂，但主要原因在于要素市场改革的不彻底性，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改革严重滞后，无论是国有还是乡镇部门都无法面对真正的市场出清的资本价格，国有企业仍然可以在国有商业银行里或是证券市场上很容易地低成本融资，即使从理性的角度也完全有理由继续保持较高的资本—劳动比率。
总之，实际上改革至今，我国的制造业从整体上来说已被划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在轻工业部门中采用符合国家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技术的非国有经济，另一个是重工业部门中保持一定高资本密集度的国有经济。在我国改革进程中，外生的“抑制”的问题得到了部分的缓解，它构成了增长的主要动因；而“扭曲”还远未解决。
四、结论
1.中国的改革尚远未达到体现本国比较优势的程度，国有企业依然在重工业领域持续扩张。也就是说，均衡点并未如所预料的那样同时实现了生产能力的释放和要素错误配置的纠正，而仅仅是部分地发展了就业劳动力水平，缓解了“抑制”的问题，至于“扭曲”则依然存在。与《奇迹》一书的观点略有不同的是，笔者不认为这是旧的发展战略的影响造成的，而是由于：A ）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导致要素价格并未真正形成；B ）改革政策的制订者对于禀赋优势原理和诸如提高产品档次以参与国际竞争、产品升级换代、增加产品科技含量等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仍存在较模糊的认识，不能明确目前的总目标，总是在几种政策取向之间反复。
2.中国在轻工业部门中完成技术替代的方式在于乡镇企业对于国有企业的替代。由于两种成分面临的要素市场尚不统一（“双轨制”的残余），我们甚至可以把国有成分在重工业部门的经营和乡镇、民营成分在轻工业部门视作是进行贸易的两方。这样划分是有理由的，因为述及国际贸易理论的原因时就必须提出要素禀赋的概念，禀赋是形成贸易的重要原因。可见，要素的不可流动是可以作为划分不同的经济区域的依据的。这样，独特的要素市场造成了独特的替代方式。
3.总量的扩张是改革以来增长的主因。总量的增长掩盖了在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的继续存在，造成一定的假象。“扭曲”得以维持至今的关键在于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不健全。改革以来，劳动力市场虽然还不完善，但是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渐淡出和观念的转变，已不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资本市场的管制已成为突出矛盾。大力发展真正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实现资本价格的市场化，这是走出“赶超”战略阴影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