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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布鲁诺在4月17至19日北京召开的“中国经济与商务国际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中国已按照一条新的自己的道路实行改革，也研究了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对于资源高效的应用，对于政策良好的贯彻实施，才是改革的真正实质。因此，中国在第二轮改革中，有些政策的实施要困难些，这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本次会议是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及麦格劳——希尔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与会的四百多位中国政府官员、中国企业界领导人和国际著名经济、企业界人士共同就中国经济前景、合作经验进行了交流探讨。会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邀请布鲁诺教授到北大作了题为“中国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及对其它国家的借鉴”的演讲，本报记者随即进行跟踪采访，对麦克·布鲁诺博士的两次演进进行了综述性报道。
中国是世界经济改革与发展相对成功的国家之一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内容的宏观调控，达到了预期目标。布鲁诺博士在评价中国改革成就时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改革发展相对成功的国家之一。
布鲁诺说：世界上还未有任何其他的经济体，能够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7年的短暂时间里获得如此巨大而惊人的增长。在17年里，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三倍，或者说中国的人均收入每过10年即可翻一番。即便对于工业发达的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也要比中国长得多。美国达到同样的增长率用了50年，日本用了35年。而中国在短暂的时间里取得了如此大的经济增长，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事实确实如此，如果回顾中国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难发现：17年前，以经济的相对规模，中国是世界第34大贸易国，而现在，中国已名列第10位。从教育、医疗等社会指数来看，中国也是成功的。中国在此方面的巨大成功，表明了进一步开放的过程。
当然，布鲁诺博士也指出有一些指数可能不太尽如人意。包括社会差异的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环保指标日趋恶化等。但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对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国家，在不同的阶段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中、东欧一些国家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世界银行在去年出版的“国际经济发展报告”中选择的内容即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讨论了过渡经济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中、东欧国家，也介绍了中国和越南的情况。
他说：虽然中东欧与中国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许多方面仍有相对不同。中东欧在经济体制的过渡中，生产率出现不断下降，造成通涨上升，达到极高水平；而中国在这方面则不同。一份1989年至1994年中东欧及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的调查表明，匈、波、捷克在此段时间，人均劳动生产率都出现下降趋势。波兰、1994年有所回升，1995年有进一步好转，到今年波兰已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经济增长率。但其他一些国家则没有实现同样的转变，如俄罗斯，直到今天人均劳动生产率仍处于下降趋势。而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来，中国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则一直处在上升阶段。经济保持了持续的发展。这是中国与中东欧一些国家在经济体过渡期中所表现的最大不同。其中原因很多，如改革先从农业开始等那些极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方针，都使中国能避免过渡和改革给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同时，中国经济的相对增长率也好于中东欧，因为中东欧在此之后都经历了一段稳定经济的过程，而中国的通涨率却没有他们那样严重。
对于如中国、韩国一类发展中国家在很短时间里取得的飞速发展。布鲁诺认为其中重要的原因并不是自然资源，也不是其它类似于资源的环境因素。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一个良好的改革政策，这种政策能够在成功的国家中得到系统的执行，改革能被务实地具体实施。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突出特点正是以务实为主。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导人的务实态度解决了中国在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利用有效的投资，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途径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快速增长且进一步发展潜力巨大的时期。进入90年代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加强。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已放开，其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
布鲁诺博士在总结改革成功的关节点时认为，不同国家改革成功有两个相同因素：
其一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即不允许通涨超出政府的控制。
中国、拉丁美洲国家、以色列等改革成功的国家都具备这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这是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
其二是结构性调整，包括三个方面：
①价格逐渐放开。
②经济越来越依靠市场给予的激励。
以中国为例，1978年，以市场决定的零售业占10%，以计划决定的零售业则占90%；而到了1994年，以市场供求决定的零售业则上升为80%，而计划价格引导的零售业则只占20%。
③劳动生产总量增长，意味着有新的成份加入。
即市场上不断有新的公司、企业成立。新的实体并不由国家控制，他们包括非国有经济，包括国外企业及中国独特的立业形式，即乡镇企业。虽然乡镇企业在成立之初都有当地政府参与的成份，但其中一部分在个人经营的努力下，使企业逐渐变为市场经济下正常的私营公司。
布鲁诺博士在华期间参观了浙江一家私营企业。这是70年代由七个农民创办，今天已是雇佣1.3万名职工的企业集团，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海外还有许多分支机构，可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有竞争性的企业，已完全建立了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创造更完好的业绩。
他认为，新的企业建立，以及依靠市场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
布鲁诺说，目前，中国及其他改革成功的国家都在不断地向国际开放、与世界贸易进行合作和交流，乃至引入外资并带来稳定的技术来源，增加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关系同时带来新的资本，开创新的业务。也正是这种开放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增长及整个生产的提高。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便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是存款大国，存款占GDP的40%，是世界最高的。存款率高投资率也会高，但高存款率是否永远意味着高投资率呢？恐怕不尽然。因为可以利用一部分国外的资本作为对国内的投资。一些国家之所以不能取得很快的经济增长，其中原因之一便是没有利用有效的投资。
布鲁诺在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时指出，据统计，1988—1994年，中国GDP始终是增长的。但这更多是生产要素投入造成的，还是由于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所带来的呢？他说，生产要素指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源及其他的食物投入，最终我们发现，对此用中国术语评判是最恰当的。即对生产要素粗放型使用是造成GDP增长的2／3原因；另1／3原因则是对生产要素投入的集约型利用。
总之，造成生产率积极增长的原因即为：市场开放；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机制；不断开放国际贸易，吸引外来资金。
要享有世界范围的技术变革成果，必须建立与国际社会更为广泛的贸易关系
当今历史条件下，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中国经济的发展无疑将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和合作提供更多的机遇；中国广阔而潜力巨大的市场也为其自身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然而，贸易双方如何利用开放的市场，遵循怎样的游戏规则才是最有成效的。
布鲁诺认为，要享有世界范围内技术变革的成果，就需建立起与世界更为广泛的贸易关系，中国在过去10多年里此方面作得很成功。近几年全球贸易一体化已被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管理的旗下。要想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就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只有在此前提下，市场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缔结的条约、合同才能得到具体的执行，否则要实现同样目标要付出更高代价。中国正在努力加入WTO，一个没有中国参加的WTO对世界其他成员也没有什么意义。
目前，一些国家有一种担忧。提出所谓“中国威胁论”。不敢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担心中国人会把市场吞没，会在中国境外造成很大的失业。
布鲁诺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国际贸易常识，他说：所谓零游戏，即非输即赢，而国际贸易却是一种真正的游戏，即交易双方都能获利，这是国际贸易的最基本原则。同时“共享”也是这一国际政治基本原则。前提是要适当地正确地进行贸易，即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的进口也会不断增加，中国的贸易伙伴也会从中国贸易中获利，美国波音总裁早些时候曾说他对中国之出口为美国解决了20万个就业机会。
事实上，中国的外汇外贸已经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一系列涉外法律制度。并按照与国际规范靠拢的要求，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另外，中国关税税率已有所下降，最终会降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给对外经济交流和合作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
当然，保护知识产权似乎是现在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布鲁诺认为，中国在零售业方面做的很有成效，但一些生产商仍未遵守有关法律。为此他说，在世界贸易中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或法律程序，这也将对国内贸易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中国如要实现与其他国家经济一体化，必然要在此过程中对其国内经济产生一定的制度要求。同时这种制度性要求与中国自身的改革政策是一致的。诸如：建立统一的一贯的法律框架，建立使人们遵守法律的体制。这意味着使国内的生产商与消费者随时有机会利用进口产品，建立起有效率的基础设施保证经济有良好的运行状态。
同时尽可能减少繁枝缛节，尽可能减少行政给予企业的特别待遇；同时不断地增加给予投资人和其他国内公司政策上的透明度，以便使在中国从业的公司或对中国进行投资的商人有良好的约束。
国有企业和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对中国今后改革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随着近年财政、金融等体制的改革，中国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正在不断完善。同时，中国经济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难关有待解决。近期中国积极推进国企改革，加快金融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以继续改革和加强宏观调控。布鲁诺博士也在三个领域对中国改革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布鲁诺说：财政改革涉及预算、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这三个领域对于中国目前改革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1.财政改革是经济成功改革不可缺少的中心内容，能够改善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增强国家结构调整的实力。
预算并不仅意味中央政府的各种税收所得以及支出，实际是一个大的帐户，包括中央、省以及地方政府的收支情况，国营企业的损失情况。因为现在国企亏损是中国预算赤字相当大的组成部分。另外还包括对利息率的补贴；利率补贴意味着向储户提供利率高于实际市场上的利率，这高于的部分当然要从中央财政中得到了弥补。另外，还有其他称为临时性责任，即突发性债务，如有的企业借贷后再不归还政府和中央银行。把这些项目组合一起，可发现世界范围内预算赤字所作的两个最宽泛的概念，中央政府在日常要发出各种资金作为支出，包括医疗、教育、社会服务、国防，这些支出的财政来源即为税收的收入，中央银行在整个GDP总量中所占比例。过去央行的税收高达30%。即使是10年前也有20%。但去年却只有12%，今年预计降到10%。由此可看到央行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已存相当大的下降。
中国则还需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削减贫困。所以，在今后的几年里，需增加公共支出，以支付各种基础服务，因为这些服务并不是非国营设施或机构能提供的，这意味着增加税收，意味其他部门对中央预算的投入。但这并不是增加新的税务负担，相反是进一步贯彻已有的税收准则。包括继续实行中国两年前开始的税收改革。如减少政府给予特殊税收的减免政策，避免逃税、漏税的情况等，这样可保证人口为整个国家交出更多税收。政府能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那些重要的服务设施。
2.亏损的国企是造成财政预算赤字的原因，这意味着政府将不断投资，也许这将超过政府实际能够投资的力量。那么，弥补这部分预算赤字的资金从何而来？如果直接用现金弥补，将导致高通胀率，即如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情况也可解释为中国时常通胀率急聚增长达到20%。但中国通膨一直未超过20%的底限，在此情况下达成赤字的原因则是政府借贷。
中国相当一段时间货币供给大于国内生产总值速度，也高于国内总产值。单是货币供应的增息本身并不会造成通胀的压力，原因之一是人们愿意持有更多存款。当然，如果在不断的金融改革中，人们更多的使用现金，会造成一部分影响。但货币供给本身并不会造成通涨的压力。
也许通过相当程度依靠对外或对内的借贷，弥补相当大的预算赤字，这对于一些国家保持一定的借贷是非常正常的。但如果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此种借贷的比率，却不太好。因为随着借贷比率增长，政府将不得不提高利息率，即政府要以高利率，以债券的方式筹集到公共资金，这必然对生产制度产生影响。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借贷超过经济增长的承受力，这样即使通胀率能得到抑制，经济发展也不是健康的。
目前中国政府已把高水平的通胀率降到一定程度，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胀率一直是呈现的变化，每一次对公共行业的投资过快时，价格即上涨，政府即会控制信贷，要求银行设信贷的上限，以此来控制通涨。但是，未来这种政府政策的实行将面临较多的困难。因为这种情况开始出现人们会愿意持现金，如果持续，人们将有所改变。因为这种过多货币扩张，会迅速导致通货膨涨。
3.从货币政策看，中央银行也做出了一些调整，成为金融改革的一部分。其实就财政预算、财政赤字问题及赤字的规模并不是最为主要；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各级省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该密切关注这一形势的发展。
造成这一财政赤字的原因是亏损的国企。所以要进一步进行国企的改革，并使之与金融体制改革保持同步。如成立商业银行，使之按市场原则向大中型国企提供现金贷款，而不再是以那些受国家补贴的利率使用公共基金。这是非常重要，也是其他国家在类似情况下所采用的方法。
布鲁诺博士最后总结说：中国已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改革道路，同时也汲取了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一些资源型因素，如资本、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对于资源高效的应用，对于政策良好的贯彻实施才是改革的真正实质。在第二轮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
他说，中国改革面临的挑战，并非轻而易举即能克服，但游泳者游到湖心不应后退，而应继续直到彼岸。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在改革初期比后期更容易些，因此，在第二轮改革中，有些政策的实施恐怕要困难些，这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