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伦理突破——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马克思论文,视域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特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6-0032-08
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1]。“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贡献给人类的伟大的认识工具。”[2]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艺术整体”，其伦理思想则是这个“艺术整体”的重要内容。要理解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特质及其在伦理思想史上所产生的变革意义，就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进行反思和关照。
一、马克思伦理思想的转折意义：理论动态的回顾
对于我国学界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一个曾经广为探讨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伦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伦理道德问题成为新时期我国伦理学起步阶段的一大亮点，许多教科书都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来命名，许多论著都立足于人类伦理思想发展演变的逻辑进程，对马克思伦理思想进行了定位，认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产生是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一些重要的论著中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
“在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两次大的变革，一次是道德观念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的行为准则由神的支配变为由人自己支配。这就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封建阶级的宗教的‘天启论’和禁欲主义的道德观的大变革。但是，这次大的变革终因时代的限制，没有使伦理学成为科学，仍然局限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范围内，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仍然建立在各种假说和臆测的基础上。另一次大的变革就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出现，由于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运用，道德的科学实质才被揭示出来。这就是使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由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抽象‘人性论’变为科学的历史唯物论。由此伦理学便由各种假说或臆测所连缀成的道德哲学变为真正的道德科学，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这次变革为伦理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真正的科学基础。”[3](P11)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思想家们，从来不曾对道德作出科学的解释，尽管在哲学上很早就有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两军对战，但是在道德观方面，无论是过去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却统统不能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陷阱。……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后，什么是道德的问题，才得到了科学的解释。”[4](P4)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立，是人类伦理思想史上的一次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吸收和改造了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道德遗产，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体系结构。”[5](P4)
“在人类伦理思想发展中，曾经有过两次大变革，一次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对封建宗教伦理思想的斗争。”但是，“这次大变革，并没有使伦理学变成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产生，是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大变革，正是这一次大变革才使伦理学变为真正的科学的道德理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变革意义主要体现在：“它根本地改变了伦理学研究的哲学世界观基础，第一次把伦理学奠定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它根本地改变了伦理学阶级性质和服务方向，把伦理学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根本地改变了伦理学和实践的关系，使伦理学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6](P19-23)
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论著也表达了与上述观点相同或相似的理论立场。
上述这些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主要是指：这些观点代表了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我国伦理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表明了在新时期我国伦理学的发展是在自觉地坚持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起步的，从而为我国伦理学的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关于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历史定位及其重大意义的判断也是正确的，是经得起检验和推敲的。但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特别是从长期坚持、准确阐释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要求来看，我们需要在上述这些观点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作出进一步的追问和探索，而这种追问和探索的焦点就是：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革命性变革究竟体现在那些方面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特质究竟是什么?
毫无疑问，上述改革开放之初乃至30年来的理论探索，我国伦理学界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也给出了一些基本的解释，但是在很多方面并没有作出较为翔实的论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致是：第一，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不够，一些结论缺乏论证，显得唐突、笼统；第二，理论视野不够开阔，没有在充分比较的基础上凸现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特质，而是简单地套用了一些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说明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第三，模仿和移植前苏联教科书的一些观点的痕迹比较明显。
基于这种状况，我们认为需要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革命性变革这一重大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从以上引述中可以发现，对于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变革或革命意义，学术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由于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使得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实现了伟大的变革。应当说，这一基本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对这一结论的证明并不充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明。如，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伦理思想变革的重要意义究竟如何体现?有人认为，变革主要体现在形式方面，而所谓形式方面主要是指，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解释伦理道德问题的方法或原则，按照这种新的解释方法和原则，伦理道德不再与抽象的人性问题相纠缠，而是与现实的经济关系或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紧密相连，正是这种新的解释方法和原则使得马克思在思考道德的起源、功能以及发展演变规律等问题上体现出了独特的理论视野。也有人认为，变革主要体现在实质内涵方面，所谓实质上的变革则是指，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革命性意义并不是仅仅通过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而提供了一套解释伦理道德问题的方法，根本在于其伦理道德的价值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即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指明了奋斗目标，而这就与一切资产阶级伦理学家划清了界限。
我们认为，关于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变革或革命意义，拘泥于所谓形式或实质上的层面来谈问题都失之于偏颇，要全面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或精髓有确当的把握，而我们可以通过对如下几个问题的梳理来通达这一目标。
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指向
学术界普遍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式创立。“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即历史唯物主义。”[7](P3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就表明过自己的观点。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说到过他们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提出了它的理论体系。”[8]“众所周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左派哲学等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以及流行于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通过共同表达他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意识形态见解的对立，首次正面、系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9]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什么?
马克思曾说过：“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10](P196)而“马克思的这一说法，就是从他的历史观的理论体系与运用角度来说的”[11](P53)。所以，要把握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机或目的，就要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捕捉。
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那里汲取思想精华是马克思思想形成的起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明显地体现出近代启蒙思想对他的影响。“马克思的思想造型，是那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叙事’或‘主流叙事’，启蒙思想是它的动因之一，而对‘启蒙’的各种描述归结起来——很概括地说，但并非不准确——就是以‘人’为中心，从‘人’出发的观念，亦即一种从‘人的本质’(等于一种绝对)，因而也就是从所谓的‘大写的人’开始的观念。”[12](P1)他在中学时期所撰写的宗教作文中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宗教教义来论证上帝存在的必要性，而是从人的需要出发，弘扬人的道德选择能力；在德语作文中，他提出青年人要按照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来选择职业，在拉丁语作文中，马克思则主张要用道德的标准来判断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在博士论文中，他从自然的角度来阐明个人的意志自由、个性和独立性，他反对宗教对个人的压制，要求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在撰写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抨击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对理性主义的背离，对人类精神自由的否定，用官方的色彩对事物本质的否定，对斯宾诺沙、康德、费希特这样一些思想领域中的巨人的排斥，他借用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的基本观点抨击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对人类理性和自由的钳制。当然，马克思早期思想虽然明显地带有近代启蒙思想的印记，但是从一开始马克思就体现出独特的思想气质，他并没有沿袭一些启蒙思想家只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来论证社会制度和人的存在状态的合理性，而是非常重视对人生活的客观环境和现实因素的分析。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一个求知青年采取了与他年龄不相当的极其现实主义的态度和他对周围现实所做的总的评价”[13](P29)。而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成为马克思不断实现思想超越的根据。
从1842年初到1843年4月，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工作经历，为其思想的发展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他所接触到的大量问题都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个案，诸如社会不同阶级对新闻出版自由及其对待物质利益的态度、贫苦劳动者日趋恶化的生活条件、对现实婚姻的立场、国家日益沦为有产者的工具、报刊如何真诚地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等等这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一走进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就发现，现实世界并不是按照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自由和理性的秩序来安排的，启蒙主义的价值理念与现实世界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普遍理性法则在现实世界中并无发挥作用的舞台。由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产生了怀疑，并阐发出了许多独特的并在以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进一步论证的思想观点。首先，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行为并不是自觉皈依理性的法则，却往往都有着各自的利益的动机，因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从根本上说是人们利益问题上的对立。其次，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应以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没有寻找到造成国家和法的缺陷的真正原因，但是马克思明确指出，国家和法的正当性并不能通过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理念来判定，而应当看它是否适应历史要求、代表人民的利益，即国家“应该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14](P306)。再次，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应该服从超伦理和超自然的权威，而应当依照事物本身来安排生活。
1844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明确地阐明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的根源以及克服这种矛盾的根本途径，由此找到了理解社会历史的钥匙。马克思通过历史考察发现，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政治权力有很强的统摄力，市民社会完全淹没在政治国家之中，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统一的，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所确立的新的生产和交往形态愈益要求打破政府的家长制管理，摆脱政治的束缚而获得私人生活独立性。商品经济发展的这种内在要求最终通过资产阶级发动的政治革命得以实现。近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没有政治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也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毫无疑问，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使得个人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解放，也具有了监督国家政治事务的权利，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并不完全是福音，因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在本质上说意味着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即人的完整存在被分裂、被异化，人不得不生活在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两个分裂的领域中，承受着自身被“撕裂”的痛苦，“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当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15](P172-173)。这样就造成了“真正的人是抽象的人，现实的人却是利己的人”的状态。而且，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虽然使得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价值得以提升，但是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因为宗教的权威虽然遭到了颠覆，但是市民社会又塑成了世俗生活的偶像，对神的崇拜消除了，对物的崇拜又产生了，因为市民社会“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作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作无需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作自己的自然基础”[15](P188)。可见，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并没有彻底完成人的解放的任务，它只是释放了有产者牟取私利的激情，掏空了社会普遍利益的基础。而“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5](P189)。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要彻底消除人的生存二重化就不能诉诸于由资产阶级发动的政治革命，而必须诉诸于更高层次的“彻底的革命”、“人民革命”。
然而，谁能够成为这种革命的承担者呢?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通过谁才能够实现呢?马克思认为，能够扮演这个角色的阶级必须“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15](P210-211)而从当时社会现状来看，只有通过工业运动而形成的无产阶级才能够承担起人类解放的使命。
至此，马克思不再停留在《莱茵报》时期对下层民众的利益表示关注、同情，解释在道德动机背后的利益根源的层次上，而是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价值立场——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从争取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出发。这就注定了马克思必然同那些强调从普遍的理性出发、从不变的人性出发、从情感出发、从普遍的“爱”出发等等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分道扬镳。然而，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承担起人类解放的重任?马克思接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道出了这一“秘密”。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阶级处于全面的“异化”状态，他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的革命态度。发生在工人身上的全面的异化首先表现为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这意味着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是与一个异己对象的关系，“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5](P269)。其次，工人同劳动过程相异化：“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而且，工人的整个劳动过程只是服从于动物的技能，即只是为了满足吃、喝、生殖、居住以及与此相关的需要。劳动的丰富性、对人的充分的满足和肯定，在工人的劳动过程中都得不到体现。再次，工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应该体现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活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表现为把人自身和自然界都当作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因而使人在本质上体现为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人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物质上的满足，自然界既是人“精神的无机界”，又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在同自身打交道的过程中，人可以全面地把握自己的生命活动，可以在超越动物生命活动的意义上，即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的前提下自由地进行生产，按照美的尺度来进行创造。然而，异化劳动剥夺了人的本质，把自然界和人本身都降低为维持人的肉体需要的工具，人不仅与自然界相对立，而且与自身相对立。人的丰富的生命活动都被异化劳动所吞噬。另外，还有人同人相异化。这是前三种异化的必然结果，它意味着，异化劳动导致了人的普遍的异化，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和敌视，都把他人当成工具。“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在异化劳动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15](P274、275)
因此，私有制条件下工人所遭遇的空前的非人处境决定了他们必然与迥然不同于任何阶级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来承担解放自身并解放人类的使命。“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5](P278)人从异化状态下解放出来，对个体而言意味着人的自由本质的实现，对社会和历史而言则意味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5](P296)。尽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阐发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色彩，也带有理论预设的痕迹，但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这是一座特别醒目的里程碑，是马克思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发源地，是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座重要桥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绝非是单纯理论积累和嬗变的过程，而始终有着现实关切的视角，即通过对资本主义摧残人、奴役人的批判和揭露来探询人类历史的发展路向和目标，而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则又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动因。
近代工业革命催生了无产阶级，到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但是当时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形成一定影响的却是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社会主义以及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些理论派别都试图回应时代所提出的“历史向何处去”这一根本性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丑恶，也提出了批判甚至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但是他们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出发，而是从观念出发来虚构历史，来寻找解脱苦难的道路，因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充满了道德救赎和道德说教的意味。
鲍威尔等人提出了所谓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绝对的社会主义”的构想，认为工人要摆脱现实的苦难只需要从思想上铲除资本这个范畴就可以消除真正的资本盘剥了，于是工人解放的前景主要就是诉诸于精神上的救赎和自我陶醉，即求助于思想的批判和大脑的活动。施蒂纳则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利己主义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仍然是在用观念虚构历史、用思想支配生活、用精神统治世界，与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构造历史并无本质的差别。他试图要超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但是他所进行的所有斗争并没有真正地指向思辨哲学本身，更没有指向作为思辨哲学根基的现实关系，而只是在精神的领域与他自己制造出来的怪影展开斗争。他自以为自己彻底克服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对立，事实上他的“唯一者”只是新的纯粹思想上的存在，所以施蒂纳玩弄的也仅仅是一套纯粹的概念游戏，他企图通过这套戏法，用德国小资产者关于利己主义的幻想去代替现实的利己主义。巴贝夫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虽然也提出了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和否定，但是这种共产主义观却仅仅从物质财富占有的角度来理解私有财产，把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仅仅理解为以原始的平均主义的方式对私有财产重新占有，而且这种共产主义的“粗陋性”试图把原始的平均主义贯穿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婚姻关系领域。而卡贝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则提出了以人类共同体的方式来重新占有社会财富，但是这种共产主义的肤浅之处仍然在于只看到物的因素，仍然“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忽视了共产主义社会对人的充分肯定的价值维度。以赫斯、泽米希、马特伊、格律恩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仍然秉承德国思辨哲学的传统，提出只有人道主义世界观才可能开辟通向人类未来生活的道路，“不是把社会主义了解为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的现实运动，而是把它看做纯思想的运动”[16](P257)，因而在工人队伍中大肆宣扬“爱和人道的宗教”。
上述情况说明，无产阶级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他们对于如何彻底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以及自身所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等问题并没有正确的认识，相反，一些错误的思潮却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无产阶级。这种状况就使得马克思认识到，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无产阶级，使他们从“英国的地下室和法国的阁楼里”走出来，从对德国思辨哲学的迷恋中走出来，从对宗教的爱的呓语和道德救赎的说辞中的沉溺中走出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才是使用实践力量创造活生生的历史的人，这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而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从理论上标志着马克思与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从实践上则标志与无产阶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而后者更体现了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目的所在，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价值指向，体现了马克思毕生理论创造和革命实践的价值立场，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艺术整体“的内在根据。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探询人类解放的道路、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青年马克思思想演进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的毕生追求，无论是马克思把思考的重点转向欧洲革命，还是转向经济问题的研究抑或是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这一主题从未离开过马克思的视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社会主义，并指出这是社会主义与一切旧制度的根本区别所在。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把前商品经济的社会称为最初的社会形态，它是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基础上；把商品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形态称之为第二种社会形态，它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而以产品经济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第三种社会形态，它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在《资本论》中，对个人全面发展的关注渗透在字里行间，马克思以悲愤的笔触揭露资本主义对人的奴役，“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所以，资本主义这个外壳就是要被炸毁。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一定要被剥夺。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在恩格斯晚年时(1894年1月)请求他为《新纪元》题词，希望他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社会主义精神，以区别于但丁对旧时代的概括——“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恩格斯的回答是：“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惟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7](P189)
总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回答了历史的规律问题、社会形态的演进问题，也回答了人的发展问题，而且这三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而这就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特质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参照背景。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维度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西方思想舞台上活跃着许多伦理学派别。今天人们把这些派别划归为不同的理论阵营，如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进化论和非理性主义，等等，这些派别尽管切入伦理道德问题的视角有很大的差异，致思理路和价值目标指向上也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在基本的逻辑起点上却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即大都在遮蔽和抽离人的现实性的基础上，从抽象或虚构的人性出发来构造一定的伦理谱系或道德体系。马克思通过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拓展出了自己的伦理视域，表现出了鲜明的思想特质。
(一)历史生成视野中的人的全面发展。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探讨历史发展演进的规律性，那么“历史”必然就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关照的对象。从上述关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进路和目标指向的分析来看，马克思对历史的关注决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把历史仅仅看成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堆积，不仅将人与历史相割裂，而且也将历史与自然相对立；马克思对历史的关注也决不像唯心主义那样，历史被看成只是思辨的虚构或抽象的演绎，不仅将历史与生活对立起来，而且将历史与人的实际存在对立起来。马克思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8](P19)很显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在于要确立一种解释历史的视角或原则，而是着力于探询改造现实世界的途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赋予了历史以全新的内涵，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新世界观，也包含着丰富的人生观意义。
马克思指出：“人的存在是有机体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19](P545)。人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结果印证了历史是人的存在方式，而历史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又明确了人对待自身所应坚执的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
历史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不是通过理论预设和观念虚构所确立的，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所确立的。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实践就是人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过程，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和人与人的交往，正是通过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交往，历史图景才开始逐渐展现并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使得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在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的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18](P20)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一时代的人都负载着一定的历史使命，而且也应该通过对自身历史使命的承诺和履行展示出自己的人生价值，历史生成的过程也就是人承诺和完成自身使命的过程。
历史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明确了历史的生成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性的内在统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创造历史，推动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变革，但是这种前进和变革始终透显着人自身发展完善的主题——从人的依赖关系的原始丰富性发展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意味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最终要通过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历史运动的成果最终还是要回到每个人身上，并通过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使人们能够和谐相处，共同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因此，历史所追求的目的决不是要铸造一种凌驾于每个人的幸福、安康之上的虚幻的乌托邦。另一方面，人是通过实践来创造历史、追求自身的完善的，而实践又是一个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往的过程，在这种双重交往过程中，自然的、社会的、个人的以及物质的、精神的等众多因素都进入到历史过程之中，也进入到人实现自身发展完成的过程之中，这样，历史的发展和人的完善就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说人的发展和完善就必然取决于人周遭的各种因素的合理化转变，取决于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等多种关系的和谐，而这也正是人的本质的真正体现和完满实现。
总之，历史的生成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或者说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历史变化演进的过程中来揭示或透显，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根本价值立场，也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特质表现的内在根据。任何伦理学都要回答人的价值和意义实现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然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置于历史的过程性和全面性的背景下来考察，这就必然同那些从人的肉体生存或心理存在或理性本体抑或是从个体本位出发的伦理流派划清了界限，这也就是决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归之为德性论或是功利论或是情感主义等等的根本原因，而必须把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放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来考察理解才能把握其真谛。
(二)现实的人与生活化的道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看成是历史的起点和结果，这里所说的人都是指现实的人。对于现实的人的规定性，马克思有“否定意义上”的说明，如现实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即由观念所虚构的人；现实的人不是处于离群索居或固定不变状态的人；现实的人也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血液、胡子等等都不能代表现实的人的本质，等等。而“肯定意义上”的表述则更加丰富，如“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生活资料。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8](P11)“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8](P12)“这里所谈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个人，而决不是随便什么样的偶然的个人。”[18](P100)现实的个人是“有血有肉的人”[18](P17)，等等。
现实的个人是考察历史的起点，也是考察道德的起点。因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像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上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想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他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在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这里并不是否定道德和其他意识形式没有独立的外观或表现方式、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是旨在强调，这些意识形态如果一旦离开了现实的人，即离开了现实生活，就成为无根的存在物，就只能沦为观念的虚构了。而脱离了有血有肉的人或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最终必然成为束缚人的枷锁或遮蔽真实生活的工具。
马克思曾强调哲学要非常懂得生活，思想的闪电要射入人民的园地，现实生活正是思辨终止的地方，这实际上也都是在强调道德的生活化或道德应当具有生活化的品格。道德的生活化就是强调道德是扎根于人们的现实世界中的，是渗透在各种现实关系之中的，要把现实生活当成是道德生长的实实在在的土壤。离开了现实生活的道德只是“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的无稽之谈”，也只能成为装点历史的花环，是无法从根本上帮助人们获得解放的，因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18](P19)。
(三)道德的作用及其限度。道德是历史的产物，归根结底是人的现实生活的产物，而来自现实生活的道德也对历史发展和人的现实生活的变迁起到一定的能动作用，表现出思想意识或人的精神生产的独特功能。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交往而获得动力的，而人的交往范畴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缘于现实利益方面的交往，同时还包括思想或精神方面的交往，道德就是人的交往的一种体现和表征。所以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和人争取解放的道路上，道德也是重要的动力因素之一。但是由于道德产生和发挥作用方式的特殊性，道德的作用也必然是有限度的。
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以道德观念形态(利己主义)的演变来虚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时强调，“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于‘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15](P42-43)。所以不能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历史的生成与发展，而只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产生和消除。施蒂纳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利己主义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很显然他是在用观念虚构历史、用思想支配生活、用精神统治世界，这与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构造历史并无本质的差别。他试图要超越思辨哲学，但是他还是在思辨哲学之中兜圈子。针对施蒂纳对共产主义者的污蔑，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资源，随着物质资源的消灭，这种对立自然而然的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15](P275)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道德说教实际上就是指那种片面地夸大道德的地位和作用，把整个历史的发展变化看成是道德观念嬗变的过程，用道德绝对主义来对待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把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解放归结为道德的救赎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否认道德作用的限度，也最终抹杀了人的现实生活需要、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客观基础。
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伦理道德思想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研究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主旨所在。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的完善、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这三者实现了视域融合，这是马克思伦理道德观念展示的宏阔背景或根本内涵。而当前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立场就应该着力体现如下方面：
第一，道德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是符合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所谓在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要为人的全面发展作出强有力的道德辩护和价值引导，要谴责社会生活中一切蔑视人、践踏人的思想行为，要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使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成果真正为全社会的人们所共同分享和占有，这应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本任务。
第二，道德建设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是符合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所谓道德建设从我国国情出发就是从人们现实生活出发，而今天我们生活的现实性要素与我国的国情要素是重合的，所以让道德建设与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客观要求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立足于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直面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的实质或灵魂能够为人们所熟悉、所掌握，并真正成为指导人们正确地处理各种人生问题的重要思想武器。注意从生活中提炼和整合出优良的思想道德理论，充分利用丰富的道德资源，充分重视先进人物的榜样示范作用和激励作用。我们反对把道德与现实生活相割裂，并不是反对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归纳出先进道德的丰富内涵和基本特征，前者完全是抽象化和形式化地来对待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后者则是秉承“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生活中来再回到生活中去”、“从人民群众中来再到人民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使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与现实生活实现良性互动。
第三，道德建设要克服教条化的模式是符合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说教不能代替现实，思想不能消融现实矛盾。道德建设是需要群众基础的。在今天，道德和伦理都已经被结构庞大、内容丰富的专门学科所涵盖了，与此相适应的就是学院式的研究和传授模式发展迅速，这种状况对于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走向科学化的轨道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当道德只是以知识形态的方式在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中间进行交流和传播的时候，它实际上也就潜藏着远离生活、失去实践基础的危险。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要具有实践性，不仅在内容上要反映现实生活，而且在形式上也要能够为人们所熟悉、所理解、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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