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系统作为过程来对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35(2004)05-0045-06
从理论上说，系统思维是一个庞大而精深的概念体系[1]。作者要讨论的过程思维就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一 一个重要而易被忽视的系统观点
观察系统有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共时性角度，把系统作为给定的、既成的事物，不涉及时间因素；二是历时性角度，把系统放在时间流逝中，看成一种过程。从前一视角看到的是非过程系统，从后一视角看到的是过程系统。
哲学地看，一切系统都在时间维中产生、存续和消亡，都有自己的始点和终点，过程是系统在时间维中从始点到终点的推移和展开。观察任何系统S，只要时间尺度足够大，总可以看到S在变化，呈现出不可忽视的过程性，属于过程系统。故可以说一切系统都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世界上不存在在任何时间尺度下都看不到变化的系统，这是系统作为过程的绝对性；相反，观察任何系统S，只要时间尺度足够小，就看不到它的变化，或者变化微不足道，显示不出过程性，S属于非过程系统。这是系统作为过程的相对性。
元生命系统以自己的存在记录时间的印迹和创造性，生命系统则可以在自身寿命范围内感受和记录时间的创造性。系统的生命，即系统从发生（始点）、发展到消亡（终点）的时间段，就是它能够记录或感受的最大时间尺度。一般生命系统不能超越自己的寿命去感受时间，故有“夏虫不可语冰，蟪蛄不知春秋”之说。只有建立起时间概念的人类，才可能拥有一般的过程观点，思考和把握比自身寿命长得多的时间尺度，如回溯地球的起源，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等等。
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第一批系统理论并非完全没有过程观点，但关注的主要是静态系统，过程观点薄弱，运筹学和博弈论的表现尤其突出。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提出以微分方程作为系统的数学模型，讨论过某些动力学问题，而动力学是建立在过程观点上的。但总的说来，他侧重于把系统作为既成事物来考察，只是象征性地引进动力学方法，并未作出多少有实质意义的结果。从现在的观点容易理解，一般系统论的概念框架适宜从共时性角度考察系统，基本属于构成论的系统观。尽管贝塔朗菲提出“功能是过程的秩序”[2]的命题，但从未展开阐述，近乎一句思辨的空话。他的另一句名言“结构是部分的秩序”（同上），很容易被引向“结构与过程无关”的观点，造成某些误解。詹奇批评的“静态结构导向思维”[3]，就与此有关。至于一般系统论的其他代表保丁、萨道夫斯基等，他们的著作更加缺乏过程观点，基本上把整体、部分、结构、功能等当成与时间无关的、非过程性的东西，更多地反映出一般系统论概念框架的局限性。
从学科发展规律看，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只有先把系统看成给定的、既成的，弄清它的存在方式、条件、特点等，然后才能把系统作为过程，考察它如何生成、演化、发展。正因为如此，在系统科学诞生的初期曾经产生一种误解，以为系统思维排斥过程观点，片面强调整体性，给那些试图应用系统理论的学科（如组织理论、政策科学等）造成某些负面影响。例如，政策科学在从系统理论中吸取整体观点、结构观点、环境观点、功能观点、有序观点的同时，也把整体、结构、环境、功能、秩序等当成既定不变的东西，产生了片面性。著名政策科学家德罗尔由此而批评系统论“过于注重‘系统’的概念，排除‘过程’思想，这不利于解决问题”[4]。德罗尔指出，政策科学研究和应用中存在一种偏向，就是把正常环境视为政策科学追求的稳定平衡点，把逆境视为打破平衡的外部因素，并据此断言“系统论者是难于摆脱‘系统’概念所固有的这些观念的”（同上）。为强调过程观点对于政策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他的大作《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专列一章讨论这个问题，批评系统论将相互作用“凝固化”，不懂得把政策制定和执行看成过程。
德罗尔的批评击中了早期系统理论和系统思维的一个重大缺陷，他提出“过程系统”概念是对系统科学的一个贡献。应当承认，把系统作为过程来认识，是一个重要而容易被忽视的系统观点。但是，把没有过程观点当成系统理论和系统思维“固有的”缺陷，以为系统观点与过程观点互不相容，似乎系统论内在地排斥过程观点，乃是对系统概念和系统思维的严重误解。过程观点是完整的系统观点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排除了过程观点的系统观点是残缺不全的、僵化的，不考虑对象的过程性是非系统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事实上，后来系统科学的发展在不断地克服这种缺点。运筹学提出动态规划，博弈论提出动态（微分）博弈，都是对过程性的承认。控制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动态理论，尤其重视研究控制系统的过渡过程。特别是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非线性动力学等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这一缺陷，证明系统论可以并且已经摆脱了早期的片面性，不断揭示出过程观点更多更深的内涵，只是从哲学上对这些进展进行总结提炼还很不够。
二 要对系统作过程分析
系统方法是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的统一。所谓系统分析，除了要素分析、结构分析、环境分析，还包括过程分析。一定的过程就是从一定的始点到达一定的终点所经过的程式，原则上都是可分析的。给定一个过程系统，它从怎样的始点起步，经历了怎样的过渡程式，到达怎样的终点，其结构、特性、环境、功能、行为模式等在时间推移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方面保持不变，不变性与可变性如何统一起来，等等，构成过程分析的基本内容。
需要对过程系统作环境分析。其一，任何系统都是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作为过程而展开的，空间环境是过程得以展开的依托，既给它提供资源和条件，又对它施加约束限制，甚至危害。通过分析弄清环境为该过程提供了哪些资源和条件，使它受到哪些制约以至危害，系统如何行动才能趋利避害。其二，现实世界是由多种多样的过程组成的，每个过程都有它的前行过程和后续过程，以及种种同时发生的其它过程，各种过程系统相互交织、穿插，甚至相互缠绕，形成网络式的复杂关联，这是在时间维中看到的环境。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根据19世纪科学的一系列伟大成就，提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命题，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5]；今天看来，应代之以“世界是过程的网络体”的命题（注：在恩格斯的时代，集合论刚刚问世，集合是描述群体事物的唯一数学概念。在系统科学诞生之后，由拓朴学发展起来的网络理论提供了更好的数学工具，对于描述群体事物，网络远比集合有效。）。系统分析首先要从这种网络体中把作为对象的过程系统准确划分出来，但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困难主要来自过程的相对性，每个过程都是从更大过程中相对地划分出来的），而只有走好这一步，才能进而对事物进行上述过程分析。
在时间维中分析系统，我们最关心的是系统作为过程的结构，即过程结构。最简单的过程是由起点、过渡点（或点集合）和终点三个环节组成的。较大的过程都包含不同的阶段或子过程，显示出阶段性。复杂过程具有不同层次的阶段性，一级子过程又划分为若干二级子过程，二级子过程还可能存在三级子过程，等等。等级划分应当适可而止，过程系统的最小组成单元称为活动，活动不是子过程，不再作进一步的划分，过程划分到活动为止。假设某个多等级过程系统包含k个不同等级的子过程，若干不同活动构成一个k级子过程，若干不同k级子过程构成一个k-1级子过程，若干k-1级子过程构成一个k-2级子过程，如此层层整合，一直到由所有一级子过程构成整个过程系统。在同一等级上的子过程中，有些是前后承续关系，有些是同时并行展开关系，有些子过程允许停顿一段再继续进行，有些子过程可以穿插进行，等等，“在进程和顺序上，渗透往返，盘旋曲折”[6]，导致过程内部形成某种复杂的网络式关联。过程分析要求制定适当的网络分析方法，明确整个过程的等级层次划分，理清每个等级层次上不同子过程如何关联（或前后衔接，或并行展开，或交叉穿插），不同子过程之间如何互动互应，不同层次如何关联，形成何种过程网络，等等。
过程系统大体分为两类：一类过程的特性在某些关节点上发生某种不连续变化，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易于识别，称为清晰过程；另一类过程的特性始终连续变化，相邻阶段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不存在关节点，难于识别，称为模糊过程。对于后一类过程系统，既要承认阶段划分的客观性，又要承认不同阶段之间界限的模糊性（阶段划分相对性的一种表现），特别注意两个相邻阶段之间的那个模糊的衔接、转换时期。
就一个具体过程正确给出其阶段划分的成功实例不计其数，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就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给出一个著名的范例。能否撇开过程的具体内容揭示过程系统的某种一般结构模式呢？系统工程的霍尔结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系统工程从二战中为解决军事运筹问题而诞生以来，到20世纪50年代推广于民用事业，取得很大成功。系统工程的每项具体应用都是一个工程事理过程，但不同的具体应用有不同的阶段划分，至于能否给出过程系统划分阶段的一般模式问题，一直无人问津。霍尔第一个发现，只要放在时间维中考察，不论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多么不同，系统工程方法的成功应用都需要顺序：经过规划、拟定方案、研制、生产、安装、运行和更新等七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为摆明问题、指标设计、系统综合、系统分析、最优化、决策和实施计划等七个步骤。今天看起来如此划分简单自然，顺理成章，但第一个认识到它的，却颇需过程分析的洞察力。
霍尔结构给出的是工程实践层次的事理过程结构，比较直观。在技术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层次上研究过程系统，需要依据一些更深刻的系统性质来分析系统的过程性。自组织理论、非线性动力学等系统理论揭示出各种深层次的系统性质，据之划分过程的类别，如线性过程与非线性过程，平稳过程与非平稳过程，连续过程与不连续过程，定态过程与暂态过程，可回归过程与不可回归过程，趋向吸引子的过程和走出排斥子的过程，平衡过程与非平衡过程，近平衡过程与远平衡过程，可逆过程与不可逆过程，等等。对这些过程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形成各种系统演化理论中过程分析的基本内容。
过程系统与非过程系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一个演化着的多层次系统，特别是那些新陈代谢显著的系统，如果定格在某个时刻观察它，看到的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或水平的各种子系统，形成一种特殊的分布。从人体某部位取出的切片上，可以看到从刚刚新生到即将死亡之间各种发育阶段的细胞，形成某种特殊的细胞生态分布。每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出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另一种生态分布。在任一时刻观察宇宙，看到的是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星体，也是一种“生态”分布。分布一般属于空间结构，生态分布则是一种时空混合结构。这类分布都是时间因素空间化的结果，提供了观察系统过程结构的一个独特视角。空间因素也可以时间化。一块成熟了的麦田有它的空间分布，你一刀刀地收割，就把它时间化为一定的过程，不同人一般采取不同的时间化方案，形成不同的过程结构。一切工程活动，乃至一切实践活动，都是把一定的空间结构时间化的结果。基于这个思想，运筹学把静态规划转化为动态规划来解决。所有人工系统都具有时空混合结构，定格在某一时刻看，它是空间结构系统；从它的研制和运行过程看，则是时间结构系统。一篇文章是一个用文字组成的系统，它的文本是作者写作过程的时间结构空间化的结果，阅读文章则需要把文本的空间结构重新时间化，转化为一个过程系统。
三 重在把握过程整体性
系统思维的首要原则，是强调从整体上认识问题，称为整体性观点。表现在过程系统中，就是过程整体性观点。把握过程整体性，用得着“全过程”概念[7]。中国革命过程特殊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对辩证法的精深研究，使毛泽东对系统思维的过程观点有过人的理解。大系统作为过程的绝对性，具体过程的相对性；旧过程的完结，新过程的发生；过程的推移；过程的阶段性；大阶段与小阶段；不同阶段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关注不同阶段的衔接和转换；等等，他的著作对这些概念有独到的论述，并在《矛盾论》中从哲学上作出深刻的理论说明。把毛泽东用哲学的和经验的语言给出的有关论述翻译成系统科学的语言，结合系统科学的相关论述，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全过程是由所有阶段构成的，系统思维要求通过过程分析找出构成一个完整过程所必经的一切阶段和步骤；阶段划分务求完备，缺少任何一个都不成其为过程，就无法从过程的始点到达其终点。不要试图跳过某些必要阶段，或毕全过程之功于某一阶段。切忌把某个或某些阶段当成整个过程，特别应防止把开始阶段当成全过程。
其二，过程不是各阶段的简单顺序排列，而是它们的有机衔接、过渡和转换，事物的矛盾、困难和挑战，大多发生在不同阶段的转折关头，系统思维要求在把握不同阶段的相互联结上下工夫。欲认识全过程的规律，就要经历全过程的所有阶段，特别是经历不同阶段之间如何衔接、过渡和转换；在新阶段进入平稳运行后再参与其间，或经历了不同阶段之间如何衔接、过渡和转换而进入平稳运行，两者对过程的认识是大不一样的。
其三，孤立地考察各个阶段，分别关注每一次前后阶段的衔接和过渡，都不是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强调的是把每个阶段都放在整个过程中考察，从总体上把握各阶段及其相互联系。只要有不同阶段的划分，就存在从全过程出发协调、照顾各阶段的问题，凡属带有协调、照顾各阶段性质的，都是过程的全局。如毛泽东所说，事情的成败“主要和首要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7]。
从实践角度看，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都是一定的事理过程，把握事理过程“固有的顺序特性”至关重要。如钱学森所说：“如果我们掌握了这种阶段演变的顺序特征，就可以按照过程演变的客观规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按部就班，顺序推进，可望取得顺水行舟，势如破竹的良好效果”[6]，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
系统思维的核心是把握系统的整体涌现性。所谓整体涌现性原理，从空间维看，就是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从时间维看，就是过程不等于阶段之和，全过程必定涌现出各阶段及其简单相加（总和）所没有的性质、规律、难题等。一个过程是一定系统的建构程序，全部程序尚未走完，意味着系统整体尚未建成，不可能获得过程的整体涌现性。如果把解决一个过程系统的问题看作行走一百里，是否可以说，走了90里就能得到90%的收获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全过程大于阶段之和。成语“行百里者半九十”，说的就是行90里的收获必定小于全过程收获的90%。这种现象在实际生活中比比皆是。你到某风景区旅游，前面景点上的某些好东西常常视而不见，有待在后面景点上看到另一些东西，并联系对照起来才能领悟；如果你中途放弃观览，这种领悟便不会出现。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暗设了许多伏线，只有读到后面，甚至读完全书，并且联系起来思考，才能发现；如果你读到半途中止，读过的那部分必定没有全懂，至少未看出其中的伏线。更有甚者，有些过程只差一步没有走，结果将前功尽弃，不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而是等于寸步未行，即收获为零。举个例子，假定你攻读在职博士学位已历数年，所有课程均已修完，论文也基本就绪，就差参加答辩一步，却因一场大病而不得不放弃，你的学位便同报考之时完全一样，仅亏一篑而前功尽弃，令你抱憾终生。一句话，过程的整体涌现性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得到。
现阶段的起点、条件、问题等是在上一阶段准备就绪的，联系过去来认识现阶段比较容易做到，联系下一阶段来认识现阶段则易被忽视。为什么人们常说，当代人说不清当代事，盖棺未必就能定论？经验告诉人们，在一个由多阶段组成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些事情需要联系前后其他阶段，有些则要待走完全过程后，才能看清楚；一些问题甚至要在该过程结束以后足够远的未来（放在更大的过程中）才能完全看清楚。大变动时期尤其如此，常常对前一阶段否定过头，还自以为绝对正确，要靠后继者来发现和改正其错误；或者在现阶段认为重要的东西，后来发现并非如此，现阶段不被看好的东西，后来却显现出重大价值。这些都是过程系统的整体涌现性使然。
这样理解还不够，非线性动力学的分岔理论（注：动力学系统的控制空间存在所谓分岔点，系统一旦演化到这种点，原来的行为模式便失去稳定性，出现新的稳定的可能模式，放弃原模式，在几种可能新模式中进行选择，就叫做分岔。）能够提供另一种理解。以
记系统的现在，
记系统未来的分岔点，A、B记系统在分岔点上两种可能的选择，且它们都是在时开始孕育萌发的，系统演化到Tk时二者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必须选择一个，淘汰一个。人们在时刻对A、B不可能有清晰深刻的认识，有时甚至完全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到时刻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二者的较量竞争早已引起人们的思考，追溯它们的孕育和发展，必定改变着对时刻系统的认识，而分岔的最终实现将更显著地改变这种认识。原苏联在1991年出现重大分岔突变，历史选择了叶利钦，淘汰了苏联共产党，使人们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社会的看法发生显著变化。一极化与多极化是当前国际政治系统中相互竞争、又近乎势均力敌的两种趋势，美国打赢伊拉克战争只是一极化趋势的一个小胜，远未动摇这种均势，今天的人们无法盖棺定论，只有当系统将来到达分岔点后（作者相信，在对称破缺选择中胜出的必定是多极化趋势），才能全面准确地评价这场战争。观察社会事件有点像猜谜，当前事件的谜底要到社会系统演化到分岔点才能完全揭开。
现在的分岔理论认为，在分岔点上A与B被选择的可能性相同，对称性破缺依靠纯粹的偶然性或外在诱导因素来实现，前者是自发破缺，后者是诱导破缺。实际上，在较为复杂的过程中A、B并非真正对称，在时选择A或B不可能完全由偶然性来决定，或多或少跟它们各自的特性有关，只是在时看不出来，时的对称破缺选择把它们的差别暴露了出来。特别是在诱导对称破缺的情形下，外在诱导因素的作用是客观存在；如果诱导破缺选择了A，那就表明A比B更适应客观条件。不论那种情形，系统一旦在时选择了A或B，人们将通过追溯历史而发现时的A和B的差别，进而对时的系统状态、特性、功能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评价。所以，时的有些事情在当时认识不清，要到时甚至更远的未来才能看清楚。这种差别同样是过程系统的整体涌现性使然。
过程整体涌现原理要求人们辩证地理解现在和未来的关系。系统的现状是大量可能前途、模式在已经发生的对称破缺选择中被淘汰的结果，现状规定了系统走向未来的起点（动力学称为初始条件），限制了系统走向未来的可能道路，这比较容易理解。未来对现在是否也有某种影响甚至规定作用呢？辩证法的回答是肯定的。贝塔朗菲对此有明确认识，提出了果决性概念。“果决性也可以说成是取决于将来的意思。”[2]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对未来的预测会影响他对现在的认识和心态，现在干什么和怎么干都因对未来的设想和追求不同而不同，这就是未来对现在的规定作用。但这种影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存在种种变数，迫使系统在趋向目标的过程中不断重新认识现在，反复进行调整、修正；这些认识和调整究竟有几分正确，要到过程结束时才能下断语。有时还可能在过程进行了一段之后被迫放弃原定目标，中断原进程，启动趋向新目标的新过程，但已发生的一切都会带入新开张的过程，使过程更趋复杂。正因为如此，现阶段不能完全认识清楚现阶段。
四 培养过程思维的自觉性
自觉地用过程观点看事物，把过程整体涌现原理作为过程系统来识物想事，这种思维方式叫做过程思维。而过程思维是系统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懂得用过程观点看事物则是非系统思维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人的过程思维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有意识地培育。前三节的讨论都涉及过程思维，这里再做点补充。
欲把握系统的过程性，选择适当的时间尺度很重要。不同系统足以显示其过程性的时间尺度或大或小，从微观尺度经过各种中间尺度到宏观尺度，差别极大。白居易诗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说的就是不同事物有不同的时间尺度，尺度不当，或者过大，或者过小，都不能正确认识事物。不过在一般情形下，人们最缺乏的是用大时间尺度看问题的思维能力。
承认并善于识别过程的阶段性，是过程思维能力强的基本表现之一；正确划分阶段，是过程分析的基本要求之一。习惯于线性思维的人总觉得路是一步步走过来的，还需一步步走下去，现在是过去变化的自然延伸，未来是现在变化的自然延伸，因而看不到过程的阶段性，已经走到不同阶段的转折时期却毫无转变方向、策略、计划的思想准备，这是非系统思维的一种常见病，应通过学习和修炼非线性思维来克服之[8]。对于具有模糊性的过程系统，尤其需要培养这种能力和方法。过多地思考未来而降低对当前任务的努力，或一门心思考虑当前阶段而不看下一阶段，都是过程思维所反对的。
复杂过程的阶段性难以把握原有客观原因。毛泽东在说明抗日战争初期种种错误认识的来源时曾指出：“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7]一切复杂过程无不如此。非线性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未来的不可预料性，在其存续演化的漫长过程中究竟会呈现出哪些阶段，在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转折，人们在过程开始阶段常常难以预料，要在过程进行中逐步识别。
成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讲的是过程思维的一条原理。远与近是时间尺度，虑与忧是主体思维系统的两种状态，“有远虑”为主动状态，“有近忧”为被动状态。一个实践过程在某个时期出现的困境甚至灾祸，在这之前相当长时间已经有了胚芽，由于人们在当时只用小时间尺度看问题，眼睛只盯着当时的中心任务而“无远虑”，它们便不会被发现，客观上作为隐患潜藏着。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微不足道的因素不断积累放大，积微成著，到某个时候隐患就会转化为“显患”，主体被迫陷入“近忧”状态。相反，如果主体有过程思维的自觉性，在过程的每个时刻都能够自觉地运用大时间尺度看问题，思虑足够远的未来，就容易及时发现隐患，采取必要措施，使它们不会积累放大成为后来某时刻的“近忧”。当然，自觉的过程思维不能保证所有隐患都不会转化为显患，却可能大大降低这种转化的概率。所以，这条原理可以对偶地表述为：“人有远虑，鲜有近忧”。能够并且善于“虑远”，就可以把“近忧”的出现从必然事件转变为非必然事件，降低为小概率事件。这也反映出未来对现在的影响。
社会生活领域，如军事、政治、外交、商业等，充满形形色色的竞争过程。各种体育、文艺比赛更是为了通过实力和策略的较量分出输赢胜负而组织起来的，称为博弈过程。对于参与博弈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博弈指挥者，掌握全过程概念和过程系统的整体涌现原理至关重要。由于博弈各方的种种主客观差异，博弈过程一般都呈现出强弱、顺逆、优劣的不对称性。全过程观点告诫人们，由于过程的整体涌现性要在走完全过程后才能形成，阶段性的优劣胜败必定不等于全过程的优劣胜败，优势不等于胜势，胜势不等于胜利；同样，劣势不等于败势，败势不等于失败。所以，无论强方还是弱方，均不可轻言“大局已定”。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方在过程开始阶段占据优势，或者经过博弈在某个阶段占据优势，不可自恃地称胜卷在握；即使在过程的大部分时期占据优势，但在过程临近完结之前出现重大失误，也会将优势迅即转化为劣势，最终沦为败方。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例就是刘项之争。古语云：“凡事未成可破，将成可夺。”只要过程尚未结束，你的优势或劣势就只是阶段性的，全过程的整体涌现性并未形成，事情还有发生逆转的可能性，少数未落定的尘埃就可能导致局势翻盘。有志于博弈者应将注意力集中于努力把劣势变为优势，把优势变为胜势，把胜势导向胜利，坚持走完全过程，只有到一切尘埃均已落定，才会破之不成，夺之不能。那时候的你才是笑到最后、笑得最好者。
最后还需指出，强调过程思维并非否定非过程系统。设定某个时间尺度T去观察世界，必定会看到某些对象是过程系统，而另一些是非过程系统。一项研究或实践的目标确定后，对于那些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不会呈现出过程性的系统，硬把它当成过程系统，反而显得牵强附会，倒不如务实地把它看成非过程系统，更能体现科学态度。
收稿日期：2004-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