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道德教育思想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道德教育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从三个方面对孔子道德教育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发掘和较全面的探讨：（一）孔子之重视道德教育，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的教育目的决定的，是其提出的德治论所要求的，是以人性论为理论根据的；（二）孔子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和要求，主要是仁礼、忠恕、孝悌、信义、智勇等的教育；（三）孔子进行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是立志乐道、学思结合、言行一致、自省自克、因材施教、以身作则。本文认为，对孔子道德教育思想批判继承，去粗取精，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进道德教育工作。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伦理学说的奠基人和道德教育的开创者而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不仅对于我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的发展关系很大，而且对于东方甚至世界各国的文化道德教育也影响深远。过去我们对孔子教学思想探讨较多，对其道德教育思想注意不够，认识上是有失偏颇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研究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发掘其合理成分，阐释其深刻内涵，剔除其糟粕因素，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进道德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道德教育是生活于现实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有道德知识和道德经验的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要求，对其他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系统影响的一种活动，是道德要求转化为人们道德品质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没有或缺乏道德教育，任何一种道德都不可能或难以深入人们内心，掌握社会生活，发挥应有作用。正因为这样，道德教育历来被摆在各种教育理论体系的突出位置上，历来为一切关心道德进步和人格完善的有见识的思想家所重视和强调。在中国古代，教育的中心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差不多都是以研究道德教育为主，这种情形在孔子身上表现更为明显，也可以说是由他开其先河的。孔子进行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道德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忠、信属于道德内容，那么行是什么呢？ 看孔子本人的回答：“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很显然，孔子把孝悌、谨信、爱众、 亲仁看作是“行”，这些“行”其实也属于道德内容。至于文，则是指诗、书、礼、乐等，其中也有不少道德内容，孔子之所以把教育主要归结为道德教育并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和根据。
其一，是由孔子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教育目的所决定的。一切教育，总以培养和造就人才为指归，这在古今中外是一致的。问题在于要培养和造就什么样的人才，这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人们就有着很不一致的看法。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孔子则是奴隶主贵族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化的思想家，从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出发，孔子在其教育理想中所欲培养和造就的人才，是那些“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3]， 能施行仁政的“士”和“君子”，即所谓治术人才，他希望这种人将来能成为替统治者服务的人才以实现他的理想政治。孔子说仲弓“可使南面”[5]，又说“政事：冉有、 季路。”[4]季康子问子路、子贡、冉求可以“从政”吗？ 孔子回答都可以“从政”[5]。“学而优则仕”这句话虽是出于子夏之口[15]， 但确实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与不学而仕这种世袭制的特征相比较，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在孔子看来，培养治术人才，读书学习，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进行道德教育，学习知识也是为了更好地提高道德修养的水平。他要求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6]学生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不但冷淡地予以拒绝，还在背后骂樊迟是“小人”，并由此说了一通“焉用稼”的所谓道理：“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7] 这就是说，在上者只要对庶民施以“礼”、“义”、“信”，则他们就不敢不“敬”、不“服”、不“用情”，用不着自己去从事生产劳动。可见，孔子强调学习礼、义、信，提倡道德，就是为了让民敬、服。这种观点，暴露了上好礼义的虚伪性，正表现孔子的阶级立场和思想落后的一面，这可以说是孔子之重视道德教育的阶级根源。
其二，是孔子提出的德治论所要求的。孔子认为，治国安民要有三个基本条件，即人口众多、经济富足、教育发达，叫做“庶”、“富”、“教”[7]。经济在先教育在后，富而后教， 这表明他似乎看到了教育对物质条件的依赖关系，但他又主张“去食存信”。孔子强调，一个国家在“足兵”、“足食”、“民信”三者之中，“民信”最为重要，在不得已时宁可“去兵”、“去食”，但“民信”不可失，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8]怎样才能取得民信呢？孔子总结夏、商、 周以来的统治经验与教训，认定“尚力”者不得善终，“尚德”者终有天下，因而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这是他把政治与道德结合起来的治国方案。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 他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 在孔子看来，用“政法”和“刑罚”的办法对待人民，人民虽多方趋避，只是暂时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而用“德化”和“礼治”的办法对待人民，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甚至能像群星围绕北斗星那样地拥戴统治者。这种观点强调道德在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方面的作用，不无道理，但它排斥法治的作用，有明显的道德决定论倾向。孔子认为，要实现“德治”，除了统治者应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外，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具备相应的道德品质，而这就有赖于道德教育。通过道德教育，培养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行，形成整个社会遵守道德的风尚，可以为政治上实行“德治”创造条件。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8] 一旦社会遵守道德的风气形成，势必风吹草偃，产生巨大的安定社会的力量。可见，孔子强调道德教育，是以德治论为其政治基础的，是想通过道德教育，加强人们的道德修养，以此对政治发生影响。
其三，是以人性论的观点为其理论根据的。孔子很少讲人“性”，但孔子却是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理论的思想家。他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0]这个关于人性问题的重要命题，开创了人对自身研究的先河，具有发端的意义。一般认为，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性”，是指人的先天遗传性或天生的素质；所说的“习”则是指后天的习染（包括环境主要是教育的影响）。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人的先天遗传性或天生的素质大体是“相近”的，并不因贫富、贵贱而有何差别，不过由于后天的环境主要是教育的不同，各人学习的不同，于是就“习相远”了，就出现了千差万别，悬若天地：有人或者为善而成为“君子”，有人或者为恶而成为“小人”。孔子由此形成了自己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根据。正因为人性是可以改变、可以塑造的，人能学习、需要学习，所以道德教育就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靠后天的道德教育，才能形成道德品质；后天的学习，才是掌握道德的主要途径。这种观点是具有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的。尽管孔子也说过“生而知之者”[11]这样的话，也曾自吹过“天生德于予”[1]， 那是受到阶级偏见以及旧的传统影响所致，是先验论的观点，但是，他的教育实践本身却否定那种观点；那种观点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应当说也并不占重要的地位。他自己就不以“生而知之”自命，而承认“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 从其关于人性的思想出发，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12]的主张，以为教育应该为大多数人服务，每一个愿意进德修业的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权利，不应该受到贫富、贵贱、年龄和地区的限制，所以他招收弟子都是根据这一原则的，一般人只要完成入学束修的礼节即送十条干肉，他无有不教之理。这种主张是顺应春秋末期学术从官学转向私学“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3]的历史潮流的，是包含一定的民主因素而有进步意义的。不过，也应看到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中所包含的扩大教育对象的要求毕竟还是有限度的，如果把它理解为完全打破了阶级的界限，连奴隶都包括在其教育对象之内，那也是不正确的。
二
孔子从其阶级教育目的、德治论和人性论出发，不仅非常重视道德教育，而且明确规定了道德教育的内容和要求，其范围广泛，也复杂多变，诚如《庄子》所说：“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14]。但最主要、最核心的是以下几点。
其一，仁礼的教育。孔子对仁作过多种解释，大都是在回答学生问题时，因人因事而作的具体说明，有时不免强调某一方面。孔子把他认为的人类美德和有价值的道德规范，都包括在“仁”之内，仁成为“全德之称”，成为最高的伦理道德规范，当然也就成为孔子道德教育的重要的内容和要求。他说：“君子学以致其道。”[15]这个“道”就是“仁”，所以叫做“道”，就是说如像“道路”一样，人人所必由的意思。在他看来，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仁的教育，才能使“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6]，逐步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仁”的基本精神和简要概括是“爱人”，这并不是孔子的创造，春秋以来，皆以“爱人”释仁，如“爱人能仁”[17]，“仁所以保民也”[18]，孔子不过是更明确地把仁解释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8]这个思想后来被孟子概括为“仁者爱人”。就是说， 对别人要有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 ， “泛爱众，而亲仁”[2]。“为仁”必须从事亲开始，再扩大到爱一般的人，因而爱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表现在爱父母方面，就是孝，表现在爱兄弟方面，就是悌；表现在爱朋友方面，就是信，表现在爱民族、国家方面，就是忠，等等。不管孝、悌、忠、信等各种品德的表现形式如何，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源于对别人的爱，都是爱人的不同表现。可以说，爱人是仁的教育的核心，进行仁的教育，实质上就是进行爱人的教育，离开爱人的教育，就不存在仁的道德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在孔子的思想中，一个完全的道德品质，是“仁”和“礼”的统一，一个完全的人格，是这个统一的体现。所以，关于“仁”的道德教育，必须同时也是关于“礼”的道德教育，他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是很自觉地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礼，原是原始社会中积累起来的风俗习惯，具有调整民族内部关系的作用；殷周继承了这种风俗习惯，加以发展，使之成为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典章制度。孔子承认历史是变动的，主张对周礼有所“因革”和“损益”。礼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提出的礼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其核心是“正名”。“正名”的具体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8]，就是说，做君的要像个君，做臣的要像个臣， 做父亲的要像个父亲，做儿子的要像个儿子，大家各守其道，各处其位，才符合礼，才能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由此出发，孔子强调进行礼的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不学礼，无以立。”[11]又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6]那么， 怎样进行礼的教育呢？孔子认为，首先应该注意在礼的形式之中注入仁的新精神，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9]在他看来，“礼”、“乐”的实质是“仁”，做了个人，却不仁不义，怎么能正确对待“礼”、“乐”呢？这表明孔子虽然把仁和礼并称，但还是认为仁是比较根本的。正因为这样，他反对不注重“礼”的内容，只讲究“礼”的形式的倾向，认为应重精神实质而轻繁文缛节，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19]繁文缛节，不过是道德的文饰，如过分强调它，反而会掩盖道德的本质，其次要看到经过“损益”的礼对仁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没有礼的节制的仁，严格地说，不成其为“仁”。颜渊问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8] “复礼”是使自己的思想、言行符合于礼的规定，做到这一点才成为有仁德的人。这就是说，爱人不能违背礼的规范，要按礼的规定去爱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8] 再次必须贯彻“和”的精神。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2]这个和字有宽和、协和、中和之意。 它体现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要求各方都不要过分，不要为所欲为，而应彼此相顾，上下克制。“执中”、“用和”是他提倡的立身、行事的原则。孔子是不是主张折中调和呢？看来并不如此，他明白地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7]“乡原，德之贼也。”[10]“和”就是恰如其分， “同”则是不分是非；“乡原”者，不讲原则之谓也。孔子是反对无原则的盲从和迁就的，这个原则就是礼和义。
总之，孔子认为仁和礼本来就是一回事的两个方面，仁是内心的德性，是内容；礼是外在的规定，是形式。仁和礼的结合表现了道德情操和道德规范的统一，反映着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成熟与完善，因而是道德教育中最主要的内容。
其二，忠恕的教育。从仁者“爱人”的总原则出发，孔子提出了所谓“忠恕之道”。他认为这是“为仁之方”，是进行仁的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孔子对他的学生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但并没有说明“一”是什么，其他学生问曾子：“何谓也？”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6]孔子之所以把“忠恕之道”作为“一以贯之”的思想，是因为“忠”和“恕”两个方面的内容，正是仁者“爱人”总原则的引伸和发展。所谓“忠”，就是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 “忠”者，有诚恳为人之心也。这是“爱人”的积极方面的意义。所谓“恕”，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者，无丝毫害人之意也。这是“爱人”的消极方面的意义。忠恕的基本精神，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推爱己之心以爱人。这就是“能近取譬”[5]。 既然“爱人”是仁的核心，作为“爱人”的积极方面的忠和消极方面的恕，就应当“一以贯之”于仁的教育之中；既然“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按其基本精神去处理社会关系，就应当表现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贞、君敬臣忠、朋友有信等伦理道德。他认为，只有进行道德教育，才能掌握“为仁之方”；只有实行“忠恕之道”，才能真正做到“爱人”。
其三，孝悌的教育。孝悌，是孔子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他将之与宗法政治联系起来，因而很重视孝悌的教育。孝指父子之间的爱，是维系宗族的“纵”的关系；悌指兄弟之间的爱，是维系宗族的“横”的关系。孔子强调“孝悌”要建立在“敬心”的基础上。他认为，孝顺父母要真心实意，如只有物质奉养而无精神慰藉，那与牲畜无异。“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9] 孔子讲孝，并不像后来儒家说的那种“惟命是从”。他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16]这是说，对于父母的错误，可以轻微婉转地劝告，要是听不进去，仍然对他们恭恭敬敬，不冒犯，无怨言。在孔子看来，能孝于亲，就能忠于君；能悌于兄，就能顺于长。孝悌是仁的根本，是爱人的基础。故他的弟子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 孔子要求弟子“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20]他认为统治者做到“慎终，追远”，就会“民德归厚矣”[2]。人们做到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了。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2]从骨肉之情引向社会政治统治， 这是孔子仁的道德教育以孝悌为根本的目的所在，也是孔子从齐家到治国的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道德教育的特征所在。
其四，信义的教育。孔子认为，信是仁的体现，因而将其看作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一个“信”字在《论语》里出现了38次，虽然不同的句子里有不同意思，但出现次数最多的，还是指人与人之间诚实无欺之意。孔子明确地把信作为朋友相交的道德准则，提出“朋友信之”[21]，“与朋友交言而有信”[2]，对那些弄虚作假，出尔反尔， 玩弄感情游戏的人很讨厌，他曾明确地表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21]他感叹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9]所以，他告诫弟子“敬事而信”，“谨而信”[2]。 办事认真，谨慎而讲信用，才能取信于人，“信则人任焉。”[10]“信以成之。”[12]孔子认为不仅在交友上要信实无欺，而且在治理国家方面也应如此。他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15]“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7] 这表明他讲的信包括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内容。孔子还把信与恭、宽、敏、惠相联系，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10]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虽提倡“言而有信”，但他对这个“信”作了限定，他认为“信近于义，言可复也。”[2]这就是说， 讲信用要合乎义，合乎义的信，才坚决去实行。只讲“言必信，行必果”[7]， 不看信是否合乎义，那只能算是浅薄固执的小人之行。那么，义又是什么呢？《中庸》解释说：“义者，宜也。”[22]指的是应该的、合理的、正当的事情。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16]意思是，君子对于世上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做，也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做，而是怎样合于义就怎样做。这里既说明凡做人做事不可固执不变，又强调把义作为行为原则和评价标准，所以，他非常重视义的教育。他认为“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0]义既能遏止人们误入歧途，又能引导人们趋向正路。然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3] 所以，义是君子之德。 孔子要求君子首先应“喻于义”[16]， 理解义的意义；进而“义以为上”[10]，以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再进而“义以为质”[12]，把义化为自己的血肉，使自己的思想起本质的变化。他认为，做到了这些，就能“见利思义”[3]，“见得思义”[15]，“义然后取”[3]。他自我表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 他勉励弟子并自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11]
其五，智勇的教育。孔子把智、勇与仁相联系，作为三种重要道德品性，称为“君子道者三”[3]，所以，他同样非常重视智勇的教育。 他认为“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3]就是说， 仁德的人不忧虑，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惧怕。孔子要求弟子首先应认识智、勇与仁的关系，即仁在三德中处于中心地位，智和勇服务于仁、从属于仁。他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16]又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3] 其次应懂得智是作为仁人、勇士的一个前提条件。在孔子看来，“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5]不学、无知而愚蠢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仁人、勇士的。再次应把勇作为实现其道德理想的手段。孔子把“仁义”与“勇为”联系起来，用仁、义、礼、智制约勇。在这个前提下，他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2]的精神，批评“见义不为，无勇也”[9]。 他认为，行为“好义”，心地必然“质直”。他要求弟子刚强、果断，“直道而行”。他说：“刚、毅、木、讷近仁。”[7]
综上所述，孔子提出的以仁和礼为核心，包括忠恕、孝悌、信义、智勇等在内的道德教育的内容，是有阶级性的，主要是为调节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推行“德治”服务的。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关系去理解其意义。但是，也要看到，孔子提出的这些道德教育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他对社会治理的宏观眼光和道德调节的深刻洞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给以其批判地改造，赋予其新的涵义，对我们今天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调节应该说是有益处的。
三
孔子一生长达四十余年时间从事讲学和道德教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根据这些经验概括而成的关于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立志乐道。孔子认为，一个人为学、修德，首先要立志乐道。这个“志”和“道”，就是远大的理想，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6]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16]他现身说法地教育学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9] 这表明他一生进行道德修养的整个过程是从立志开始的。因此，他充分肯定立志的重要意义，强调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应重视教育学生立志乐道。立志乐道的关键是正确处理义利、生死等问题。孔子经常教育学生眼前利益应当服从远大理想和目标。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12]，“见小利，则大事不成。”[7]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 不应迷恋和陶醉于眼前的物质享受，更不能为了追求一时享乐而贪图不义之财，从而葬送终生的前途。在孔子看来，要立志乐道，就必须具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缁”[10]的顽强精神；必须具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20]的坚贞意志，必须具有“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12]的思想情感。他要求学生既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10]， 也不能患得患失。他说：“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10]“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6]毫无疑问，在阶级社会里，立志乐道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有其阶级内容的。但是，作为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强调立志乐道的重要性，要求正确处理义利、生死等问题，是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其二，学思结合。孔子认为，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教育学生立志乐道后，就进一步教育学生学思结合。一切道德和知识都是从“学”得到的，“学”是培养品德、求得知识的重要条件。在他看来，只有好学、乐学、博学，只有对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道德和不道德有明确的认识，才能在行动上作出合乎道德的选择而不致迷惑，才能把遵守道德规范视为自己内心精神上的需要而感到快乐。用孔子自己的话说，这叫做“知者不惑”[3]、“知者乐”[5]。为此，他要求学生“学而不厌”[1]，“笃信好学，守死善道”[6]，“博学于文，约之以礼。”[5] 他曾自信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21]对孔子的学习态度，其弟子也作过比较概括的阐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0]就是说，孔子不以意揣想，不主观武断，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证诸孔子的言行，这个论断大致是可信的。孔子认为，如果没有学习，没有正确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标准，就不会产生正确的行为，更不会形成好的品德。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0]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不但强调“学”，而且重视“思”，他要求学生做到学思结合。“思”什么呢？孔子提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1]显然，“思”的内容大都属于道德规范，思就是用这些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以便符合于道德要求。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9] 就是说，如果只是学习，不加思考，就会对所学的东西迷惑不解，甚至受到欺骗；但如果只是思考，而不去学习，那便是空想，将没有任何益处。孔子既反对把学习停留在感性认识方面，也反对脱离感性认识的冥思苦想。他认为，既学又思才可以培养起德性来。然而，在学与思这两者当中，比较起来孔子更强调学，他认为学思的结合应以学为基础，以学为主。他总结自己的体会和经验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2]后来《荀子·劝学》中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就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孔子强调学思结合，认为学习是一个人掌握道德知识，进行道德修养的条件和基础，在学习过程中要有积极的思维活动，这个观点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其三，言行一致。孔子认为，道德教育不能停留在口头的空洞说教上，道德修养的水平主要通过行为来体现和检验。因此，他提倡言行一致，并强调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应重视教育学生把道德认识、道德信念转化为道德行为。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 “力行近乎仁，”[22]仁德的要求或标准无疑是很高的，但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下决心努力，将道德认识真正付诸实践，就能够达到至少可以接近仁德的要求或标准，关键是要笃实躬行。为此，孔子要求学生言行一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7]；或者少说多做，“讷于言而敏于行”[16]，“敏于事而慎于言”[2]； 或者先做后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9]；如果暂时做不到，就不要马上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16]孔子讨厌那种言行脱节、表里不一、大言不惭的现象，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3]“色取仁而行违。”[8]“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3] 孔子衡量一个人的品德好坏，也是依据其言行进行全面考察的，“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21]言行一致的“躬行君子”才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孔子传下来的教风就是：“罕言心性，谨之以言行，约之以笃实。”[23]孔子所谓的“行”，主要限于他那套伦理道德范围以内，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实践有本质的区别，但他强调言行一致，学行一致，这是很可宝贵的，是成为一个内惠而外美的道德高尚的人的经验之谈。
其四，自省自克。孔子认为，一个人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必须不断增强自我省察、自我克制的能力，及时发现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提高自己遵守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自觉性。因此，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应注意教育学生自省自克。怎样才能做到自省自克呢？在孔子看来，一是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16]看见贤人就应该想到要向他看齐，学习人家；看见不贤的人便应反省自己是否也有这不贤的人那样的缺点毛病，自加警戒。二是要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 三是要有分析地对待各方面的意见：凡是合理的意见，不但要接受，而且要“改之为贵”[20]。凡是顺从自己的意见，不能盲目高兴，而是要“绎之为贵”[20]。四是要善于自我克制，当与别人发生矛盾或争执时，要“求诸己”[12]，“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2]，“躬自厚而薄责于人”[12]。 五是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8]经过内心反省，如果言行都是对的， 就应坚持、发扬。六是要“见其过而内自讼”[21]，勇于改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15]闻过则喜，“过，则勿惮改。”[2] 这才是对的。反之，“过而不改，是谓过矣”[12]，并将可能铸成大错。孔子称赞颜渊知道什么是“善”的，就身体力行，坚持不渝；有过错，立刻就能自己察觉，而一经察觉，就永不再犯。颜渊未必真能做到如此，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教人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孔子说他自己经常忧虑的就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1]孔子在道德教育中强调自省自克， 有夸大内心自我修养的倾向，但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人的正确的认识过程，符合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规律，因而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他所提出的“见贤思齐”、“择善从之”、“学无常师”等主张，不愧是道德教育思想中的一种创见。
其五，因材施教。孔子认为，人们之间是存在个性差异的，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应重视因材施教，即对不同学生，用不同方法来进行教育。他本人在进行道德教育时，就注意因材施教，而且做得比较好。朱熹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24]在孔子看来，因材施教的具体要求是，首先，要通过观察、谈话和有意识的考验来了解学生。“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9]，“退而省其私”[9]，等等，就是孔子平时观察学生的方法。因此，他对学生的个性与才能，都能分析得非常清楚。例如，他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4] 其次，要根据学生的志趣、才能和专长，有区别地着重加以培养。他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4] 第三，要在回答学生问题时，从实际出发，针对其各自的性格特征和不足之处，因势利导。孔子这方面的事例很多。譬如，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问怎么才算孝，孔子说，首先要关心父母的健康情况，这是针对这位贵族阔少爷不关心父母的冷暖疾病而说的；子游问孝，孔子认为子游对父母的一般生活还注意照顾，就提出要加强对父母的恭敬；子夏问孝，孔子说，困难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要和悦亲切，光知道代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给父母吃，还算不得孝。在阶级社会里，培养人材无疑是有阶级内容的，但孔子在道德教育中注重学生个性而因材施教，这反映了学生成长的要求和教育工作的规律，可谓道德教育和其他教育上成功的要诀，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礼记·学记》中提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种“救失长善”的说法，就是从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方法加以阐发的。
其六，以身作则。孔子认为，教师是学生的榜样，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应重视以身作则，通过教师本人的示范作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8] 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7]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7]这几句话虽不是专对教师说的，但在孔子看来， 教师的职责是为国家培养人材，从事教育就等于从事政治，教育工作就是一种正人的工作，因此，这几句话对教师同样是适用的，或者说，其中也包含着作教师的人应有的范式。孔子不仅这样说，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弟子进行道德教育时，重“言教”，尤重“身教”。例如，孔子是尊重老师的典范，又随时给学生进行尊师的示范，《卫灵公》篇中有这样生动的记载：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孔子自己很有学问，但对师冕仍如此礼貌和敬重，这就是以身作则。又例如，孔子回答陈司败问昭公是否知礼，自己说错了话，立刻在弟子面前坦白承认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1] 这就是他平常对弟子所说“知过必改”和“过，则勿惮改”等话的躬行实践，这也是以身作则，荀子颂扬孔子“早正以待”[25]。千百年来，学者不仅把孔子奉为“经师”，更把他尊为“人师”，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孔子提倡的以身作则，在当时是出于推行“德治”的需要，但它不是思辩的产物，而是他几十年道德教育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符合道德教育规律的。作为一种教育方法和优良传统，对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仍有其重大影响和借鉴意义，是我们应当学习和取法的。无数事实证明，教育者做到了以身作则，具有人格的力量，受教育者才会真正敬仰教育者，以教育者为榜样，在实践中把自己塑造成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注释：
[1]《论语·述而第七》；本文所引《论语》原文， 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从书《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以下凡引《论语》均只注篇名。
[2]《学而第一》。
[3]《宪问第十四》。
[4]《先进第十一》。
[5]《雍也第六》。
[6]《泰伯第八》。
[7]《子路第十三》。
[8]《颜渊第十二》。
[9]《为政第二》。
[10]《阳货第十七》。
[11]《季氏第十六》。
[12]《卫灵公第十五》。
[13]《左传·昭公十七年》。
[14]《庄子·寓言》。
[15]《子张第十九》。
[16]《里仁第四》。
[17]《国语·周语下》。
[18]《国语·周语中》。
[19]《八佾第三》。
[20]《子罕第九》。
[21]《公冶长第五》。
[22]《中庸·第二十章》。
[23]唐甄《潜书·取善》。
[24]《四书集注》。
[25]《荀子·儒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