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研究中的几种辩证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方言论文,辩证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5-0090-07
汉语是一种存在着严重方言分歧的语言。汉语方言中蕴藏着大量的语言资源。汉语方言的研究，可以为全面认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构建汉语历史、充实普通语言学的理论等多方面提供鲜活的语料。本文是笔者继拙作《汉语方言学方法论初探》之后，在汉语方言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对当前方言研究中某些问题的继续思考。
一、方言与共同语
共同语与方言相依相存。方言的差异使不同方言区人民之间、各级政府之间的相互交际受到影响，更不便于中央政权机构实行集中施政。一种语言如果有方言的差异，相应地也就有共同语的存在，共同语是人民群众和政府部门的共同的需要。共同语是因方言的存在而存在的，如果不存在方言的差别，那也就无需也无所谓共同语了。共同语跟方言一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最早的方言专著西汉扬雄《方言》中所说的“通语”、“凡语”、“总语”等等，都是指当时的共同语。我国历代政府多有“书同文”一类的统一语言的措施，明清以来的“官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旧称，指官府使用的、公共通用的话。“官”有政府的、公共的意义，如“官办”、“官大路”等。
共同语以一种方言为基础。作为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其通行地区一般是本种语言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个中心密切相关、互为因果，但其中首要的还是政治中心。以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方言作为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很自然的，这也是中央政府进行集中施政的需要。我国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虽然由于政治中心的不同而有所变更，但都没有离开分布于广大北方和西南地区的官话方言，因为这个方言区的中心地带是我国古老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长期的政治中心。北京话是当代官话方言的代表。元、明、清以来，北京是我国较为固定的京都，北京话作为“官话”、“国语”，成了各级官府、各方言区人们通用的交际工具，对其他方言都有极大影响。
通常所说的共同语，是指整个民族语言的。实际上也还存在不同层次的区域共同语。同一政区的人们交往比较频繁，不同管辖范围的政府所在地的方言对其所辖地的方言有规范、统一的作用。不同层次的区域共同语，在古代如《方言》中所提到的“楚通语也”、“赵魏之间通语也”、“齐赵之总语也”等等。现代汉语方言中，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往往在本地区中具有区域共同语的地位，像广州方言之于粤方言、上海方言之于吴方言，等等。
方言跟共同语的关系是一般方言跟基础方言的关系，所以实质上也是方言跟方言的关系。赵元任先生说：“在学术上讲，标准语也是方言，普通所谓的方言也是方言，标准语也是方言的一种，[1](P101)但是，共同语要舍弃基础方言中比较土、比较粗俗的不健康的成分，同时也要旁收博采非基础方言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共同语跟书面语比较一致，是一种语言统一的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基础，这种形式还可以经过人为的加工而更完美。从这一点来说，共同语是超越于方言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语言系统而客观存在的方言，其语音、词汇、语法是约定俗成的，它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而不以什么人的意志为转移。共同语的标准则可以由人们制定，不同历史时期的基础方言并不相同，人们对标准的认识和掌握也存在许多差别。例如：在现代共同语普通话的推广中，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都有不同要求；不同方言区的人说的普通话，也会因为受到母方言的影响而带有地方性的标志。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共同语的性质、作用及影响并不相等。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大大地超越于以往的共同语。首先，普通话有明确的标准，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标准是在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过程及汉语方言特点作了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长期的汉语规范化运动的实践经验之后才确定的，是广大语文工作者对汉语发展的客观规律自觉运用的成果，因而也就具有了高度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第二，普通话推广声势之浩大、范围之宽广、影响之深远，也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共同语不能相比的。第三，作为交际工具，普通话的推广，对我国的政治统一及经济、文化建设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二、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
广义的方言包含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个方面。我国传统所说的方言是指地域方言，是指因为分布地区的不同而使语言在彼此之间存有差异的地方话。
社会方言是指由于社会的原因而产生了变异的语言。语言与社会共变，作为社会现象，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受社会的影响是必然的，也是显而易见的。人的不同职业、文化水平、社会地位、信仰、修养、性别、年龄、心理、生理等等，都会影响到语言的使用，使他们的个人言语带有一定的社会色彩。所谓社会习惯语、行业语（行话）、隐语、黑话、秘密语、忌讳语等等，都是属于社会方言。研究社会方言的学科在我国发展很快，已经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称为社会语言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例如：《叫卖语言初探》[2]、《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的研究报告》[3]、《语气词运用的性别差异》[4]、《北京城区两代人对上一辈非亲属使用亲属称谓的变化》[5]、《苏州方言三项新起音变的五百人调查》[6]、《试析精神病患者的书面语特征》[7]、《澳门博彩语研究》[8]、等，都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方言进行研究的成果。
地域方言跟社会方言可以作以下比较：
首先，地域方言具有地方性，方言的区分按不同分布地域的语言特点从地区划定；社会方言的不同则是缘于社会因素，并不绝对受地域的限制。以行业语来说，一种行业并非集中在同一地域，一个地方也不限于一种行业。
第二，就服务对象看，地域方言具有全民性，服务于该分布区内的全体成员；社会方言则决定于不同社会成员的特殊需要，只服务于本社群的成员。
第三，就语言特点看，地域方言有自己的语音系统、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社会方言则只是牵涉到语言要素的一部分，只涉及特定范围内的语音、词汇、语法的一些特定结构，例如改变常规的读音、一些特殊的用词、特定的措辞法等等。
但是，在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之间的绝对的鸿沟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总体来看，地域方言的产生和发展也都离不开社会的原因，地域方言也是跟社会密切相关的。从语言的角度说，社会方言没有自己的语音系统、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社会方言在不同地区是借地域方言的形式而存在的。例如：过去山东即墨一带的切语，俗称“瞎子语”（当地人解释是
说的话）。“瞎子语”的特征是利用音节拼合的规则，在每一个字音前面都加上一个音节，使之由单音节变为双音节，所加的音节与后面那个音节双声、同调，韵母按后面音节的四呼为
。类似即墨“瞎子语”的，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湖北、河南等地也有存在，各地叫名不同，有反语、切语、黑话、暗语、背语、贼话、盲公语等等，都是属于隐语，都是按原来的语音结构，有规则地用增音、减音、换音等方式改变原来语音的常规形式，以达到外人不能听懂的目的。各地音变的规则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以本地音为基础是没有例外的。又如：山西理发社群的行话，其特点是有一批特有的词语，如
。据侯精一的研究报告，山西境内理发社群行话的用词在各地是基本相同的，但是由于说话的人用的是自己的方音，所以听起来仍然有明显的方音差异。澳门博彩语的基础方言是澳门粤语。再如：叫卖语言的运用历来为话剧、电影、电视等文艺表演所青睐，北京的叫卖语言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模仿北京的叫卖语言的表演，确实能够烘托一个地道的北京地方风土民情的场景。由此可见，社会方言是借助于地域方言而存在的。
三、尖音与团音
尖音与团音是汉语方言学研究中经常要遇到的一对概念，指中古的精组和见晓组声母字在今韵母细音（齐齿呼和撮口呼）前面同音不同音。不同音的叫分尖团，同音的叫不分尖团。中古精组和见晓组的声母分化在汉语方言中往往是以今韵母的洪细为条件的，下面以北京为例：
但是，方言中有尖团音区别的，其读音未必一定是石家庄式的尖音读舌尖前音而团音读舌面前音，例如山东一百多个县市的方言有将近一半是分尖团的，山东方言尖团的读音有八种情况（见下页表）。
表中八类，只有第四类跟石家庄相同，如果用《辞海》关于尖团音的解释就难以概括山东尖团音分别的其他七种情况。《辞海》的解释失之于用音值代替了音类，中古精组和见晓组两类声母、今细音韵母，都是指这些字的具体属类（音类），在不同的方言中不论读音相同或不相同，都有一定的具体读音（音值），用一种方言的音值来说明某一种音类，就难免以偏概全。
四、规律与例外
方言研究中的规律，主要指方言与方言之间、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现代方言与历史上某一时期的语言之间、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上述各种对应关系决定于语言系统的有规则发展，也就是规律性。语言有规律演变的理论基础是语言的系统性。
19世纪新语法学派强调“语音演变规律无例外”，就是基于对语言系统性的认识。“语音演变无例外”的理论在我国语言学界影响很大，所谓“类同变化同，条件同变化同，没有例外。有例外必有解释”，“没有分化”等等。但是，方言调查的无数事实都足已证明：类同变化同固然是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但也并不绝对。事实上语音演变既有合并，也有分化；除了符合规律的发展以外，也存在例外。[9]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任何一般都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10](P690)规律与例外实质上也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规律是一般，例外属于个别。个别并非全部符合一般，例外是超规律的。
方言调查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寻求方言发展的规律。不同方言的不同历史演变规律是一种方言的重要特证之一。在当前汉语方言研究中，对于方言语音特点的说明，一个重要的对照项，或者说“语音坐标”是《切韵》音系。将方言语音系统跟《切韵》音系进行对照，可以求出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例如，丁声树、李荣在《汉语音韵讲义》中说：“古代的开合口、摄、等和今音的开齐合撮四呼大致都有相当整齐的对应关系。但是错综的情况也要注意。”[11](P18)将《切韵》音系的四等二呼跟今北京音的开齐合撮四呼对照，大体上有以下关系：
古一等 古二等 古三等 古四等
古开口
今开口呼
今齐齿呼
古合口
今合口呼今撮口呼
但是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上表今开齐合撮四呼的古来源几乎没有一项没有例外，这就是丁、李两位先生所说的“错综的情况”。通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可以将古四等二呼跟今四呼对应关系的例外分为两类（以下统计的反切数字按照陈汉清、邓希敏《〈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的计算机处理》）[12]：
一类是有条件的系统分化。例如：①古开口二等今北京读开口呼，在《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的381个古开口二等的反切中，今读开口呼的是248个，占65.1%。另有108个反切读齐齿呼，占古开口二等字的28.3%，从开口呼中分化出来的条件是见系声母。②古合口一等今读合口呼，《古今字音对照手册》415个古合口一等的反切，今读合口呼的是326个，占78.4%。另有88个反切读开口呼，占21.2%，分化条件是唇音声母。③古开口一等今读开口呼，在《古今字音对照手册》459个古开口一等的反切中，今读开口呼的是427个，占93%。另有32个读合口呼，占32%，分化条件是果摄字。
另一类是个别字的读音特殊。例如：①《古今字音对照手册》247个古开口四等的反切，今读齐齿呼的有243个，占98.4%，规律比较整齐。另有“
”读开口呼、“婿”读撮口呼。②古合口二等有69个反切，读合口呼的是65个，占94.2,另有“
”读开口呼。③古合口一等一般读合口呼、唇音读开口呼已见上文，此外，“坯”读齐齿呼、“逊”读撮口呼。
上述有条件的分化还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个别字的读音则基本没有什么规律。但从本质上说，两者都是属于分化。语音演变分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发音顺口的要求，如见系开口二等分化为齐齿呼、唇音合口为开口呼。此外还有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
关于例外，赵元任《语言问题》也说过：“例外字是件讨厌的事情，我常常说一百个字有九十五个都是规则的，你用几条规则就可以记下去。可是有五个不规则的，你为这五个不规则的字上就得花百分之五十的工夫上去，比规则的还麻烦。不过没有办法，因为事实如此，因为中国是一个国，不是交通完全隔绝的，方言之间是有借来借去的情形的。”[1](P107)
可见例外是客观存在的，需要花大力气去研究的。
五、顺势发展与逆行演变
语言都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演变规律。汉语方言虽然千差万别，却存在内部的一致性和大体相同的发展方向。这种大体一致的顺势发展是汉语方言演变的主导方面，我们对每一种方言的调查研究，掌握这种方言的基本走势是不在话下的，但也不能无视与此相背的逆行演变的存在。
不同地域方言的借用使方言之间的特点互相渗透，是方言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方言之间相互的渗透力是不等同的，大体来说，是政府所在地影响其所管辖的区域、经济发达地区影响不发达的地区。在我国，推广普通话是国家基本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普通话测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加上广播、电视的作用，全国各地方言向普通话靠拢，这种向心力的趋势十分明显，是方言发展的主流。
但是，也不可忽略离心力的存在。离心力，是跟向心力相背的发展，具体说是背离普通话标准的演变。以北京话为例，最明显如“女国音”。所谓“女国音”，是指北京年轻的女性将舌面前音
发得比较靠前，成为舌尖前音z、c、s(ts、ts‘、s)或接近舌尖前音。这种发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还影响到北京以外的济南等许多地方。山东方言也有许多这种逆向发展的例子，像“资此丝”读为齿间音tθ、tθ‘、θ的现象，过去只分布于青岛、潍坊等地，现在在济南市郊、淄博地区已有发现，而且还有扩展之势（参见拙文《汉语方言调查中的几个问题——从山东方言调查所想到的》[13](P152)）。
从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语声调演变中入声消失的地域范围分布很广，约占汉语分布区的三分之二。例如北京没有入声，古入声字在北京分化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类。入声消失的前提是塞音韵尾（入声韵尾）的失落，所以，凡是入声消失的方言一概没有塞音尾。有的方言已经消失了塞音韵尾，但是入声还是一个独立的调类，例如大多数湘语及官话方言的四川、山东等地。入声调转变为舒声，是汉语语音发展的总趋势。跟这个总趋势相反的是舒声促化，指一些古音系属于舒声的字，现代方言中读成了入声，这在汉语有入声的方言中还相当普遍。例如山西的大同、太原等地。将
（古平声）读为入声。山东的高青、邹平、桓台、章丘、滨州、利津等地，入声只有清声母字在老派中保留，而且已经没有了塞音韵尾，最后消失是必然的，但是这些地方也有一些舒声字读成了入声，例如利津有
等近40个古舒声字读为入声。
韵母简化也是汉语方言发展的走势，简化的内容之一是鼻辅尾（阳声韵尾）的合并、弱化乃至消失，合并的，例如北京将古代m、n两个韵尾合并为一个n韵尾，而山西的霍州则将古代的三个韵尾m、n、
全都合并为只有一个韵尾。弱化的，例如青海的西宁，凡古鼻辅音韵尾全部读为鼻化元音。消失的，例如苏州，古咸山两摄的字读为纯口元音（阴声韵）。从读音看，以上演化读音的轨迹是：鼻辅尾→鼻化元音→阴声韵。汉语方言中合并最早、合并范围最广的是m韵尾，现代方言中只有粤、客、闽等少数地区还保留，但是现在山东的平邑和平度西部的一些地方，却从古尾中分出了一个m尾，来源于古代通摄唇音声母以外的舒声，如“东宗虫公翁胸”等字的韵尾都是m。m韵尾在山西的祁县也存在，来自臻曾梗通四摄的合口，如
等字的韵尾读为m。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方言还存在古阴声韵读为阳声韵类的情况。例如：西南官话的成都、昆明等地将部分流摄的明母字“亩、谋、贸”等字读为带鼻辅音韵尾的阳声韵；宁夏的中卫，把蟹、止两摄
[14]；山东平邑话将鼻音声母后的ei韵母读为
（妹＝闷、内＝嫩），等等。
以上逆行演变的现象，说明语言发展的多元化因素。全面认识这些因素，对汉语发展史的研究，晋通话的推广，乃至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都是很有必要的。
六、“说有容易说无难”
“说有容易说无难”，这话出于赵元任，“言有易，言无难”[12](P857)（注：本出处蒙冯春田教授告知，谨致谢忱。），原是赵先生给王力先生研究生论文的批语。以后在学术界广为流传，对于方言研究者来说，几乎是人所共知的。
说无真的很难。1985年，朱德熙先生《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6]，经过对现代方言和历史文献的详细考察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可VP’和‘VP不VP’两种反复问句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始终互相排斥，不在同一种方言里共存。”朱先生很谨慎，在这个结论前加了个附加语“似乎可以”，结论后又添了一句：“当然，这个结论是否真能站住，还有待于更多的方言调查资料的验证。”同年，王世华《扬州话里两种反复问句共存》说：“扬州话里，不论说者或听者，都把‘可VP’和‘VP不VP’同样理解，是‘让人在X和非X挑选一项作为回答”。王文举例：可吃饭？＝吃饭不吃饭？（＝吃不吃饭？）；可漂亮？＝漂亮不漂亮？（＝漂不漂亮？）。”[17]朱先生的谨慎，说明朱先生深知：说无实在是太难了。
可是，也有人说“画鬼容易画人难”。鬼是虚无的，艺术作品可以随意想象，无需事实验证；画人则是画“有”，是要用客观的存在来检验的。学术研究绝大多数做的是“有”的文章，而且所有的研究不可能是“一字文”、只要简单地说一个“有”字就可以完成的，那岂不是抹煞了各种事物的差别。“有”就是存在，存在是无限的，人们对存在的认识也是没有穷尽的。科学家孜孜以求的就是对于存在的认识，方言研究也不例外。方言之所以成其为方言，都有自己的特征区别于其他方言或共同语。方言特征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方言研究要在纷繁复杂的自然语料中归纳出有条不紊的语言系统，明白无误地揭示方言的特点；要从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材料的比较中总结出语言演变的客观规律。这些，都是对于未知的“有”的追求。说有，其实也真是很难的。
赵元任1928年出版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标志着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开始。赵先生在书中两处说到吴语的特征：一处在“调查说明”中说：“现在暂定的‘工作的假设’就是暂以有帮滂併，端透定，见溪群三级分法为吴语的特征。”[18](P1)另一处在“吴语的定义”中说：“现在暂定吴语为江苏浙江当中併定群等母带音，或不带音而有带音气流的语言。”[18](P88)赵先生关于吴语的定义，是通过对33个点的调查，对吴语的的特征有了科学的认识以后才作出来的，直到今天也还是划分吴语区域的首要条件。但是赵先生没有把话说绝，在“工作的假设”前面有一句话：“这吴语观念的定义或这观念的能否成立是要等详细研究过后才能知道”，在“吴语的定义”后面又说：“定义本来无所谓对不对，只有好不好。将来这一带的语言调查得更清楚了以后，大概还有更好的定义，因而把吴语观念的范围也改变了也未可知的。”从赵先生的严谨我们可以领悟到：随着汉语方言调查的日益广泛深入，人们原先对于方言的某些认识自然会有所改变、有所修正，应该坦然面对。
笔者20世纪50年代开始调查山东方言。当初丁声树师就提醒要注意“潍坊有两套
”。后来李荣老师更直接地说：“你把山东方言的知庄章三组声母搞清楚了，我就算你山东方言研究好了。”丁、李两位先生说的，都是要求搞清楚古知庄章三组声母跟今山东方言的对应关系及其具体读音。古知庄章三组声母今北京除少量庄组字读ts、ts‘、s以外，其余读，但在山东方言中的情况十分复杂。古知庄章声母山东许多地方分为两类，如
，也有一些地方将合口字读为pf、pf、f声母，如“猪出书”。知庄章在山东分两类的方言中，不仅音类分合上要涉及古音的韵摄和等呼，还跟古精组、见组有不同程度的交叉关系。在具体读音上，同样的音类又有音值的不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例外字。我们从一个点一个点的调查入手。因为有差别的两组音太相近了，开始时甚至连记音都常常出错；记音错误，分类自然也不对。古今对应关系并不那么整齐，例如章组字一般归乙类，但是止摄字归甲类；同一类的字在不同区域归类也不相同，例如山臻摄合口三等古知章组胶莱河以北的烟台等地（威海除外）归甲类，而在胶莱河以南和威海归乙类。我们将山东方言知庄章声母作为山东方言研究重点中的重点，在《山东方言研究》[19]等著作及多篇论文中都描写了山东各地方言的知庄章声母问题，这份“有”的答卷，一直做了几十年，至今还有一些情况需要继续调查和研究。
对于方言中存在的一些特点的描写，我们常常犯以偏概全的错误。方言普查时期发现山东的邹平、桓台有入声，后来发现利津、章丘也有。山东的入声没有塞音韵尾，全部来源于古清入字，而且只有老派保留。山东方言入声区究竟有多大，各地情况如何？不深入调查，这个“有”也真难以说得全面透彻。
七、创新与继承
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系统理论。科学的方法论要求我们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分析事物和认识事物。方法论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事物的系统认识和见解，二是实践中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两方面互相补充。汉语方言学的方法论，是关于认识汉语方言和进行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理论。研究方法决定于对研究对象性质的认识，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也就是说，认识决定实践。在对一个方言的具体调查中，对于调查内容的确定、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表格的制定等等，无不跟调查人对方言的认识密切相关。认识语音演变“类同变化同”并非绝对，就决不会用类推的方法去进行记音；了解语言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就会用动态的角度去调查研究任何一种方言；如果承认客观存在的方言事实是检验方言学真理的标准，那么也不能否认方言实地调查是方言研究的生命之源泉，方言工作者只有植根于调查实践，才能真正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当然，在不断的调查研究实践中会有许多新的语言资料，使我们原先的认识有所改变和提高。这样循环往复，达到更为接近真理。
历史比较方言学在描写方言学的基础上建立，方言研究的动静结合将汉语方言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当代方言学在从现时的异读现象及地域比较中探讨方言历史发展的轨迹方面，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同一地点所存在的文白和新老异读，往往反映这种方言发展的不同历史过程；现时的不同方言的地域差异常常折射出纵向的历史演变脉络，等等。但是，这并不是说，方言研究的共时描写已经过时，正如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所说：“在任何情况下，历史语言学决不可能使描写语言学成为多余，因为历史语言学应当一直是建立在对我们可以直接了解到的语言发展的各个阶段所作的描写之上的。”[20](P23)新的历史时期使汉语方言经历着急剧的发展变化，“抢救方言”尤为迫切。我们提倡方言工作者多做些踏踏实实的田野调查，并在调查方法上能够与时俱进，不断以更新的理论来指导调查实践。
历史总是前进的，创新对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永恒的主题，是每一个学者向往的目标。但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说创新就能创新的。先进文化要有传统文化作为基石，我国传统语言学有许多值得继承发扬的东西，不能一概摒弃，例如扬雄所开创的古典方言学的求实精神、明代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的时空观，至今仍不能说已经过时。开拓前进必须有丰厚的积累，继往才能开来。不继承而想创新，这正如鲁迅所说，“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21](P440)。
收稿日期：200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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