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根据地货币政策研究
孙舒悦，刘 帅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面临日伪残酷的军事清剿与经济掠夺，因此要与日伪进行金融战线的斗争。各根据地的货币政策包括建立银行，发行抗币并促其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本位币，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基础。华中抗日根据地货币政策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对当今货币政策服务经济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华中根据地；货币政策；抗日战争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制定货币政策的背景
货币是一个政权独立的象征，同时一个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离不开符合实际的货币政策，因此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是每个政权首先考虑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中抗日根据地货币政策与当时华中的环境密不可分。首先从地域上看，华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我国中部地区，西邻汉水流域，东濒黄海东海，南至浙赣线，北至陇海铁路。它覆盖范围包括江苏省大部、安徽省湖北省大部、河南省浙江省一小部。区域内工商业繁荣，农作物商品化程度高，又毗邻大中城市，经济活跃程度高，货币政策显得尤为关键。其次，华中地区是侵华日军与汪伪政府控制的中心区域，日伪为了“以华治华”贯彻“与战养战”的策略，在经济上“利用其占有中国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便利条件，在金融货币上，无不是以野蛮的原始的掠夺与独占政策，摧毁民族经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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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抗战爆发以来，重庆国民政府为了弥补战争不足，大肆发行法币，造成“法币购买力严重下降。”［2］华中抗日根据地毗邻大后方，货币流通以法币为主，根据地经济“与法币联系较密切，其购买力可能受法币跌价之影响而随之下降，物价亦仍上涨。”［3］面对日益残酷的斗争环境，华中根据地开始建立银行或者银号发行抗币，进行金融战线上的货币斗争。同时独立自主制定与执行根据地的货币政策，建立自己的货币——抗币，以便从经济战线上达到抗战建国的目的，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奠定基础。
吾师所撰诗志，自足千古，序之者不一人，岂假弟一言以为重哉？……倘可附之编末，藏诸名山，则藉师不朽，幸孰甚焉。[3]139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发行
华中根据地制定货币政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随着斗争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它与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军事情况紧密相连，不能割裂来看待，必须从整体把握并且全面研究货币政策。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伪对华中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破坏农村经济。同时敌伪发行伪钞，企图通过伪币来扰乱大后方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秩序，华中抗日根据地货币发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草创阶段、中期普遍建立阶段和后期完善阶段。华东局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明确提出建立统一独立的金融制度，所以货币的发行成为建立根据地金融体系的重中之重。华中抗日根据地货币经历了初期草创阶段和中期普遍建立阶段。第一阶段草创阶段：华中抗日根据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在鄂豫边区拉开发行货币的序幕。1940年9月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处成立，针对市场零钱流通较少不便，“角票和一元的法币，已经破乱得不堪使用”［4］导致物价高涨的现象。鄂豫联合处以边区合作金库名义发行流通券数千元。流通券发行后，方便了人民的生活生产活动，流通范围日益扩大，大受人民欢迎。鄂豫抗日根据地的其他地区纷纷要求大量发行流通券，缓解市场流通需求。流通券的发行为以后根据地建立正式的金融机构奠定了基础。鄂豫抗日根据地为巩固边区金融基础，提高稳定法币信用，采取以下具体措施：总共筹措资本一百万。资本筹集方式为：1.五十万元的救国建设公债，一共十年偿清。2.“招募民服二十万元；政府于税收拨发三十万元；各县二十五万元，边区五十万元。3.营业特权及种类：1.发行法币兑换券一百万；2.代存各县的金库收支事项；3.贷放各种生产事业上必需的资金；4.贷放对各种有利于人民抗战事业的资金；5.办理边区汇兑；6.代理边区行政公署救国建设公债的发行及其还本付息事项。”［5］华中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建立银行或银号，发行流通券，起到了稳定社会繁荣经济的作用。1941年中共路东特别委员会发行实业货币券，缓解了财政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苏中根据地在1942年正式成立盐阜银行，发行盐阜劵，从此培养自己的货币。鄂豫、江淮淮北、苏北等成立银行、地方银号，发行一元票一种、五元十元票两种。这一时期抗币不仅仅解决了当时辅币短缺的问题而且缓解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困难，为以后建立金融堡垒打下基础。各根据地的各具特色的货币政策拉开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银行发行货币的序幕，标志着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始系统地制定货币政策，逐步完成抗战建国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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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华中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和发行抗币，坚决抵制伪币，有限度地保护法币，拉开了华中根据地制定货币政策的序幕。1943年日伪在沦陷区废止法币推行伪币，强迫人民把法币兑换为伪币，肆意将大量法币输入抗日根据地，掠夺人民财产与物资。华中抗日根据地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对内禁止使用伪币，限制法币内流，确定以实物为基础的边币的价格，脱离法币继续跌价的影响。对外确立贸易管理制度，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限制法币大量进入根据地掠夺物资，维护根据地的经济秩序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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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确立抗币为华中抗日根据地本位货币。面对残酷的斗争形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加快发行根据地货币的速度，与敌伪进行货币斗争，纷纷成立了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南银行、淮北地方银行、苏浙银行和大江银行。发行抗币，他们发行了一元、五元、十几种票面的本位币，以及一角、贰角、五角等几种辅币劵来弥补根据地辅币不足的问题，分别在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苏浙、皖江军区流通。华中抗日根据地这一时期发行抗币的目的不是为了弥补财政不足，而是为了活跃经济，推动农业、工商业有序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特别注意抗币的流通兑换：“创造出一些筹码，作为生产投资，贷款给工农群众经营生产事业，使根据地的经济富裕起来，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16］与此同时华中抗日根据地抗币的发行方式主要是兑换，所以抗币发的越多就越占优势，库存中的法币也会一天天多起来。所以“必须机动地将它运用到根据地外换回物资。换言之，即是减少库存法币至最低限度，为以后做好准备。”［17］抗币在沦陷区是没有支付能力的，为了使抗币对沦陷区具有流通价值，并且可以不受伪币通过法币对抗币的威胁和操纵，促使抗币能一天天地变为强有力的独立货币，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明确提出：“日寇必败，伪币无前途，法币有前途，沦陷区的同胞应继续信仰法币。”［1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进入到艰难时期，加之经验不足，创建银行与发行货币的专业人才匮乏，所以从当时历史条件下，华中根据地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分析当时敌我斗争仍然是敌强我弱，日伪占据大中城市及交通沿线，清乡围剿日益严重，华中根据地建设并不巩固，因此专门制定了对策。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对策：1.发行抗币作为根据地本位货币，发行至足够数时，停止法币使用准许人民自由保存法币，而且我们使用抗币停用法币后，使沦陷区法币排挤不出来，正是保护了法币。2.各根据地运用各种方法向沦陷区人民宣传伪币的危害性。3.严禁伪币的行使。设立贸易局，管理贸易控制出口货，奖励进口货。4.与沦陷区举行以货易货。5.发展生产建设实行自给自足。针对日伪伪造抗币，扰乱根据地经济秩序与社会稳定，华中抗日根据地推行新法规，严厉打击敌伪阴谋，严厉打击假币活动，针对不法之徒利用假币扰乱根据地金融，一经查实，对主犯严刑制裁，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对于普通群众或客商无意携带少量伪币，经查明情况属实后，采取批评教育没收伪币的措施。
但是各根据地发行抗币数量较少，“今日华中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发行抗币的还很少（仅淮海与路西有少数发行），”［6］对社会经济影响较小，加之敌伪扫荡严重，抗币无法真正流通起来；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是当时公认的货币，具有较强的流通性，所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抗币还毫无基础，抗币不应立即取法币而代之。”［7］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是建立抗币，保护法币。所以抗币仍是对法币的补充，是一种辅助货币。
这一时期必须要正确对待日益贬值的法币。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环境是复杂的，需要处理的不仅仅是发行抗币，还要处理与法币的关系。抗战以来，重庆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国家的主要收入比如关税大为减少，财政上入不敷出，人民生活窘迫。国民政府迫于军事经济的双重压力，只好滥发钞票。日伪对法币采取的方法是先吸进去再派出去。其中吸进去是手段，排出去是目的，企图用中储劵来换取在抗日根据地乃至大后方仍然具有流通价值的法币，用沦陷区的法币来掠夺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物资。为了维护根据地的经济秩序与人民财富，华中抗日根据地对于法币态度是有限度的支持。一方面通过管制贸易避免日伪运用伪钞兑换法币，设立贸易局，有计划地统治出入口，以及必需品，减少对敌的经济依赖性。另一方面，华中根据地组织人民利用法币黑市的存在向沦陷区购买必需品补充抗战经济实力，避免法币彻底退出上海南京一带的沦陷区，打破日伪的货币围攻。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了彻底粉碎敌伪的阴谋，完成“即不让法币被它驱逐出来，并将我之物资掠夺过去，不让伪钞取我法币地位而代之”［10］这一目标。完成目标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内发行并流通货币，“逐渐使之成为根据地内独占的流通工具（停止法币的流通），日寇根本无法驱逐法币到我根据地来。”［11］华中抗日根据地这一办法表面上是反对和拒用法币，但事实上是保卫法币，通过发行抗币可以抗拒日伪将法币从上海、无锡等地区驱逐到华中抗日根据地。针对法币破钞杂钞这一现象：比如“中、中、交、农”（作者注：中、中、交、农指的是当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家银行所发行的法币，在华中敌后各根据地内因为无处兑换的关系，破烂的很多，特别是一元的、五角二角的也有。”如果坚持原则，把这些破烂票兑换抗币，我们所受的损失将是很大的。［12］但是对于法币的轻微破损，比如有些五元、十元的破损（如角上略有损坏或破了一个小洞），这些轻微破损的法币到根据地外仍有用出的可能，华中抗日根据地应该酌量承兑，以支持法币信用。华中抗日根据地还面临着钞票来源复杂这一难题，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民党省银行发票子（如安徽地方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可称顽票），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等种类。”［13］对这类杂钞华中抗日根据地一律不承兑换抗币，而且要尽一切尽可能将它们排斥到根据地外去，公开号召亦可。因为这些省钞在国民党区域内，隔省也是不能通用的。另一种杂钞是“根据地内的商会、商号或垦殖公司发行的，以五角、二角、一角为最多（有毛竹制的），并且大部分都是近一、二年来因市面辅币奇缺，找零不便，为调剂市面而发行的。”［14］对于这一类杂钞，逐渐请原发行人收回。“只要他们自己同意收回，我们可签协定，以抗币代替他们收回（即允许承兑抗币）。这一工作，我们必须做到，但不可操之过急，激起商人反感，我们要多做说服工作。”［15］法币政策是华中抗日根据地货币政策的重中之重。华中抗日根据地对法货币政策是细致的，从实际出发，有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维护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利益与百姓幸福。
华中抗日根据地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要根据上述的内外环境来决定，是动态变化的，华中抗日根据地首先对伪币没有直接斗争，而是采取间接斗争的办法。主要内容为：一是管理根据地大宗的进出口贸易，避免日伪“通过法币来压低抗币的对外比值。”［8］二是在沦陷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借用法币和拒用法币。首先有计划的散布和传播不利于伪币的消息，引起伪币在市场上的波动不安，并用各种方式来教育和组织群众，坚决与伪币斗争。其次在与伪币斗争中提高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威信，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但是观念仍存在偏差，发生了一些过左或右的错误。党内许多同志要求采取积极严峻的办法，“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将伪币一举肃清”［9］。
首先各级党委应该很好地研究和了解货币斗争的实质，避免观念上和执行上的左右倾向。规定没收伪币的办法是分期进行，并且每期之限额亦有不同，乃是一方面既不放弃查禁伪币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估计了斗争形势，联想到了群众关系和社会政治的影响，使斗争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进行而收到应有的效果。本条例施行后携带伪币进口者依下款处断：第一期满万元者没收之，第二期满五千元者没收之，第三期满一千元者没收之（不满以上各该数目者应补行登记），第四期不论数量多少没收之。华中抗日根据地采取有力积极的措施强力打击伪币泛滥，粉碎了敌伪在经济上蚕食根据地的阴谋，为取得金融战线上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不可分割孤立起来看，其最终目的是要排斥伪币，保护法币，确定抗币主导地位。货币政策以体系完备、内容丰富而著称，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推动农业、手工业、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强有力地维护了根据地人民的利益，为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金融基础。
三、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同时开展了根据地金融货币建设，在坚持和贯彻党中央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通过全民抗战理论下指导的金融货币实践，创造并积累了自身金融建设和对敌伪货币斗争的经验，有力地支持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并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在新时代下，对我国新时代的经济建设产生了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B］.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12.
［2］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B］.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27.
［3］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B］.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28.
［4］鄂豫边区财政史编委会、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财政厅［B］.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125.
［5］鄂豫边区财政史编委会、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财政厅［B］.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169.
［6］［11］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B］.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62.
［7］［16］［17］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B］.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63.
［8］［10］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B］.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册）：61.
［9］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B］.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2卷）：96.
［12］［13］［14］［15］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B］.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67.
［18］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B］.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281.
On Monetary Policies of Central China Base Areas
SUN Shuyue，LIU Shuai
（Institute of Marxism,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12,China）
Abstract: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central China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faced brutal military suppression and economic plunder under Japanese puppet regime,which caused depressed economy and difficult life.Therefore,they established practical monetary policies to fight with Japanese puppet regime on the financial front.Monetary policies of the base areas included establishing banks,issuing anti-Japanese currency and facilitating it to be the only currency of Anti-Japanese base areas,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The preciou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monetary policies of central China base areas has foremos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t realistic values for monetary policies to participate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nowadays.
Key words: Central China Base Areas；monetary policies；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doi: 10.16083/j.cnki.1671-1580.2019.05.041
中图分类号： F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580（2019）05—0170—04
收稿日期： 2019—02—28
作者简介：
孙舒悦（1994—），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东北史。
刘 帅（1980—），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市教育局教研室，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德育。
［责任编辑：盛暑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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