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文化革命”思想的现代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1)11-0018-06
如何从文明滞后的国情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新课题。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是以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和参照物,这种人类理想社会是在充分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这种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不存在如何去克服文明滞后这一难题的。然而,现实社会主义却是在那些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而且受东方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里诞生。在这样的国度里如何科学地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基础的反差,如何立足于基本国情,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囿于教条,切切实实地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留给他们的后继者们的历史性难题。列宁十分重视俄国的文化问题。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初步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并非就文化来谈文化问题,而是从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高度来研究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规律。因此,研究列宁晚年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研究。
一、文化滞后:俄国现代化的新困境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俄国首先爆发。这是基于俄国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论断。俄国历史上曾经就是一个具有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17世纪后期,当封建制在西欧基本瓦解时,俄国依然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贵族地主是支配一切的统治阶级。18世纪彼得一世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推行了一系列的欧化改革,比如废除“贵族杜马”、设立“参政院”,改革中央和地方行政管机构,废除总教主、把教会完全隶置于国家管辖之下,从而空前加强沙皇专制制度,使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日臻完善;实行义务兵役制,效法西欧改组陆军,建立海军,设立军校,使俄国建成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把大批贵族青年派往意、法、英、荷等国去学习军事,并以重金聘请外国人在俄国军队中担任要职;全俄各县普遍建立小学,派遣留学生到西欧各国学习,学习西欧先进科技,把西欧近代科学著作翻译介绍到俄国来。彼得一世改革使落后的封建的俄国逐渐打开了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的西欧文化交流的大门,西方文化对俄国展开了一轮轮的有力冲击。彼得一世改革对俄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俄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就认为彼得一世改革“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1](P620)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更为形象地给彼得一世改革以高度评价,说它“让俄罗斯腾空而起”。彼得一世改革推动了俄国逐渐向近代化国家的道路上迈进,正如列宁指出,俄国的欧化“甚至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进行了”。[2](P393)
正当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带来令人惊诧的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野蛮的掠夺所带来的日益膨胀的物欲追求及令人触目惊心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理想对落后的东方的俄国无数先进知识分子产生无穷的诱惑。他们既为自己祖国的落后而痛心疾首,也为曾被视为楷模的西欧国家的种种丑恶现象而深感失望。使俄国人民免受资本主义的苦难,一步跨入社会主义,成为越来越多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和深入思考的一个时代赋予的新课题。从19世纪民粹派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对这一难题提出不尽相同的答案。比如,民粹派把农民理想化,认为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生的革命者”,他们憎恶、批判和拒绝资本主义文明,相信俄国村社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列宁在认真研究以电气化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为俄国带来新的运作背景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以特殊形式跃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构想,即无产阶级利用千载难逢的革命时机,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文明前提”(即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开始走向社会主义”。虽然俄国以这种特殊形式实现社会跳跃,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灾难,但她却不能绕过或跨越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电气化和现代化这一条真正的“卡夫丁峡谷”而得到充分发展。因此,俄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起步时不得不面临着特殊的困境,即俄国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起点和夺取政权后所面临的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落后之间的矛盾既不同于西欧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俄国现代化独特、复杂之处正在于早发内生型国家所不曾遇到的由社会跳跃带来的文化滞后问题,即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的发展落在了政治变革的后面。
由社会跳跃所引起的文化困扰其根源在于俄国独特的国情。20世纪初的俄国既是一个“半文明国家”,又是一个“半亚洲国家”。俄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同起源于16世纪、17世纪英法等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相比,大工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商品经济不发达,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遗迹严重的典型的落后的小农大国,“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3](P509)因此,在这样一个既不同于发达西欧又不同于落后东方的国度里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开始走向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早发内生型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在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正因为如此,俄国现代化所遇到的各种难以预计的和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及所要完成的各项历史任务,比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更为艰巨、更为长期、更为复杂。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列宁,恰恰对“俄国是个半亚细亚国家”所带来的现代化的独特困难认识不够充分,忽视了文化滞后所带来的特殊历史难题,主观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是可以直接应用于俄国的。“原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的国家里按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结果却导致了1921年3月国内严重的现代化危机。严酷的现实给列宁以深刻的启迪,即必须搞清楚俄国现代化面临的独特的历史土壤和文化滞后所造成的各种前所未有的、难以预计的困难。列宁通过分析俄国国情的特殊性和丰富性,认识到,要“把半亚洲式的国家变成文明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并非易事。
社会跳跃引起的文化困惑,使俄国漫长而艰辛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由文化滞后所造成的技术上的滞后,即传统经济在现代化起步阶段改造的艰巨性;二是人的滞后,即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素质对现代化制约的问题。严格说来,人的滞后是更为重要的、更为深层次的难题。正是这两大难题,使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之路具有更多的复杂性、艰巨性。所以,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具体设想,而必须从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这一基本国情出发。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挫折,列宁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指出:“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和德国都要先进,但在……文明程度方面,在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4](P285)尤其是在他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挫折后,开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纠正原来想直接向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过度的做法。他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该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3](P687)列宁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不仅包含“纯粹文化方面”,即狭义的“文化”,而且还包括文化的“物质层面”,即成为文明国家所必需的相当的物质基础,如生产力水平、经济的发展、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等等。
二、形形色色的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后起国工业化艰巨的改造任务
政治变革与社会落后的矛盾包括十分广泛的内容,其中最基本的是物质生产的落后。这种落后在后发现代化国家首先表现为前资本主义经济(原始经济、奴隶经济、封建经济)在农村中保持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并占据充分优势,成为现代化最艰难的改造任务。正如列宁所指出,在俄国农村中占优势的并不是社会化大工业,而恰恰是大量的传统经济,无论是从土地占有制上看,还是从经营方式上看,俄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大量存在着众多分散的小生产者。如何把这些传统经济改造成适应现代化的大工业从而使俄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这是一个难题。
1、实行以电气化为基础的工业化,创造社会主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改变文化滞后状况的迫切需要
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首先遇到的是经济力量与政治制度不相适应的问题,“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3](P498)这种落后主要表现在国民经济的发展尚未能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之上,而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的消极作用使旧社会经济制度的复辟极具可能性。列宁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记住”:“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维持的,要铲除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我国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3](P364)因此,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彻底改造传统经济,就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列宁从当时(本世纪2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着眼,指出:“这种新的基础就是电气化计划。”[5](P176)只有发展以电气化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把俄国的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才能成为推动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力量,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代替小生产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
不仅如此,列宁提出的发展以电气化为基础的大工业,绝不是在旧技术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而是把它“移到另一种比先前更高的另一种技术基础上”[6](P30),也不是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前进,而是要迎头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当时的苏维埃俄国处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国外敌对势力的武装干涉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内社会条件。仅仅在政治制度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够的,还必须在经济上超过他们,如果在经济上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后面,是会挨打的。因此,如果不实行以电气化为基础的工业化,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落后的俄国就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这对后起工业化国家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也是列宁晚年反复思考的理论问题。他说:“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3](P364)
2、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加快实现电气化
后发工业化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起步时期,首先表现为它们与先进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分属于两个时代般的差距,即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相对滞后性。俄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主要表现在所谓的“嵌入性”,即是外部环境所致。虽然工业化后起国工业化起步时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它们同时也拥有由后起国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并且这些益处既不是先进国家所同样能够拥有的,也不是后起国家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不仅资产阶级经济史学家认识到这种“后发性优势”或“落后的优势”,列宁早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俄国工业化问题就已敏锐地洞悉到,后起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有别于先进国家的方式或途径达到先进国家所显示的那种工业化水平或状态,即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技术,包括学习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后起国家可以缩短甚至跳跃式地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以在更高的起点上发动和推进工业化。对俄国文化滞后所带来的后发优势,列宁是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并大胆利用这种优势为俄国现代化服务。
一方面,他认为苏维埃俄国应该大量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设备、人才和资金。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经济技术极其落后的俄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初始阶段面临着工业化起点低、大量陈旧落后的机器设备、技术极端低下、资金人才缺乏的困难。列宁十分重视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吸收大量的外资,“没有外国的装备和技术援助,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就无法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7](P17),“没有外国的资本和生产资料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很快执行这个计划”[3](P327)。另一方面,列宁在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时特别注意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中商品货币将不复存在。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一段时间内基本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把商品经济、货币关系、价值规律等等统统视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容的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然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而是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市场发育不成熟的问题。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理论模式照搬于落后的小农国家,必然导致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悲剧。他说:“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3](P763)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3](P796)。在一个农民占人口80%的小农国家中仍然不可避免商品经济,必须充分利用“市场”、“商业”适应小农经济、小商品生产者发展的电气化。
三、人的滞后:俄国现代化的一个极容易被忽视的难题
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顺序和独特道路造成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矛盾,即“‘当前的关键’(链条的环节)=提出的任务之大不仅与物质贫困,而且与文化贫困之间的脱节”[8](P404)。这种“文化贫困”除了表现为文盲众多外,更尖锐地表现为俄国历史上影响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并未受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彻底荡涤,以致在十月革命风暴后,种种历史陈迹并没有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大量的、分散的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等,作为广阔的土壤,仍在不断地滋生着封建思想意识,愚忠愚勇、个人集权等盖有封建主义纹章印记的封建主义陈年老货。以及平均主义、分散主义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习气不断侵蚀社会主义肌体,长期污染社会主义河道。致力于现代化的俄国,正是在经历了文化滞后所带来的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之后,才逐渐意识到人的滞后所造成的现代化的趑趄不前。
1、文盲众多、文化水平太低是导致官僚主义和阻碍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文化根源
探寻新型民主在小农国家发展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规律,是俄国政治民主化的中心课题,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按照世界范围内民主化的一般进程,应当是从中世纪封建专制,经过近代资产阶级发达民主,再上升到新型民主。然而俄国在沙皇专制的长期统治下,封建专制的历史遗迹相当严重,民主传统相当薄弱。十月革命却使拥有政治上的优势一举越过了资本主义民主,落后的生产力和封建专制文化造就不出人数众多且受资本主义民主熏陶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劳动群众。在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全国居民中识字者只占1/3,学龄儿童只有1/4能够入学,而广大农村就更加愚昧和落后。同时,文盲必然导致观念上的落后,在文盲众多的国家里缺乏先进的科学和思想文化,群众的思想观念还是相当闭塞、落后。这种状况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障碍。正是俄国经济政治的落后与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独特矛盾使列宁痛感文化滞后给俄国民主化问题带来重重矛盾,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他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9](P766)。“小生产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以及“工农业之间缺乏周转、缺乏联系和帮助”塑造了广大小农冷漠一切、妄自尊大、轻视科学的心理。同时,文化水平的落后,文化设施的贫乏,培植出人数众多的文盲,而“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3](P590)。缺少文化的普通工农群众缺少资本主义民主训练。他们由于贫困,为了生计而疲于奔波,既不珍视也不懂得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以及对国家政权实施有效监督。因而归根到底,还是文化滞后构成了俄国官僚主义特有的深厚土壤。因此,列宁晚年忍受着病魔的折磨,思考着关注着提高工农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如果……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就不能使人民群众摆脱落后、愚昧的状态,克服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3](P770)
2、人的滞后必然阻碍通过合作化改造小农经济从而引导千千万万个小农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不发达国家汪洋大海般的前现代经济形态——小农经济,是一种小生产经济、自发经济和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如何才能在俄国找到私人利益、私人买卖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从而吸引小农走上社会主义,使整个国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既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也是列宁晚年现代化构思的新颖独特之处。他经过苦苦寻求和反复推求、比较,找到了合作社这种使广大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从前资本主义落后的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中间环节,但是,怎样才能在广大农村甚至在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土壤里结出社会主义的果实呢?显然,依靠急躁情绪和行政命令,施以暴力或用政治运动开路等超经济强制手段把农民赶上合作社,这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无异于政治自杀。列宁认为,关键不在别处,而在文化。小农经济直接影响到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使国民心理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此,列宁把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作为面临的“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认为“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在愚昧丛生的土地上培育文明的合作社制度,就必须通过文化革命彻底改换文化土壤,如果“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3](P773)列宁把其晚年所从事的现代化运动归结于“文化主义”。他说:“说实在的,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3](P769)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可是这种文明经商的合作社制度却不可能从不文明的土壤里生长出来。要在愚昧丛生的土地上培育文明的合作社制度,就必须通过文化革命彻底改换文化土壤、文化传统。
列宁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就把文化革命问题摆在这么突出的重要位置,其目的在于通过文化革命,抛掉前资本主义的贫穷、愚昧、落后的野蛮状态,抛掉官僚的、农奴制的封建主义文化,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精神条件。列宁的这一思想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就中国而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脱胎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俄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只有尽快的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文明基础,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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