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方法论变革的案例剖析——重新审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地理学论文,之争论文,重新审视论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方法论是任何学科都要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方法论创新是学科发展最为关键的途径。是否提出新的方法论，往往也是一种理论是否为“新”的主要标志。纵观地理学发展历史，地理学理论的任何重大突破或“革命”都离不开方法论的支持。很多地理学家之所以对地理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是因其在方法论上的贡献。比如，著名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Alfred Hettner）终生倾力于地理学方法论的研究，并着重指出，“比划清科学任务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关于科学的方法论研究”[1]。著名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则坚称他“对地理学最根本的观点是方法论与哲学二者必须兼顾”[2]。
研究方法论一般可以纵向追溯学科思想史，也可以选取某个横断面进行剖析比较。对后者的研究可以采用案例研究法，这种案例可以是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论演进过程中的某个重要事件、某个人物、某篇经典文献、某个重要的学术活动等等。其“重要性”视对地理学发展历史的影响程度而判定。
《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3]（简称《例外论》，本文内引此文，只注页码）是一篇经典的地理学文献。我们选取它为案例，既是因为它的历史地位和重大影响：引起了地理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方法论大论战，引发“计量革命”，揭开了二战后地理学理论革命的序幕；也是因为该文当时提出的问题和争论与中国地理学界当下面临的问题有颇多相似之处，很值得我们借鉴。因此，虽然该文的发表距离现在已经50多年，部分内容也经由一些学者做了较为细致的介绍而众所周知[4]，却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时过境迁，重要性消失”[5]。实际上，该文的一些结论、争论和论证过程及其映射的相关问题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为此，本文主要从方法论研究的角度介绍这场方法论大争论的背景；透析和延展该文对地理学方法论的概念主张，重新审视其对地理学方法论发展的贡献和意义；归纳方法论发展的不同途径，并对如何透视方法论提出建议。在当前国内地理学方法论研究欠缺的状况下，以我们的视角分析西方案例，从中反观中国地理学的特点和差距，或许能为未来中国地理学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2 《例外论》发表的背景和引起的争论
2.1 舍费尔其人与《例外论》的哲学立场
《例外论》的作者弗雷德·舍费尔（Fred Schaefer,1904-1953）是德国地理学家，1904年出生于柏林，曾修习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舍费尔生平及《例外论》发表前后事件经过的介绍详见参考文献[19]）。但是纳粹上台后，他作为活跃的社会民主党人被投进集中营，后来逃脱并流亡欧洲其他国家。1938年到纽约，1939年初到衣阿华州，战时曾在军队参与一些培训计划。1946年，衣阿华州立大学成立地理系，他获得一个教职，至1953年逝世前，他一直在该系任教，主要教授地理学思想史、政治地理学以及欧洲和苏联地理。就后一研究领域而言，他除了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年会上做过苏联地理规划内容的报告之外，再没有更多的学术活动记录。舍费尔非常推崇古典区位论和数学、统计方法。他与同为德国流亡来的衣阿华州立大学哲学系的伯格曼（Gustav Bergmann）教授结为好友，深受其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实际上，《例外论》就持这种哲学立场。在准备写作专著《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章“地理学的性质”时，通过与伯格曼等友人的交流，他愈发感觉和确信地理学方法论问题的重要性，并认为写一篇独立的论文比只是作为专著中的一章更有意义。于是，地理学史上最具争议的论文就此诞生。
2.2 《例外论》引发的剧烈争议
在发表《例外论》之前，舍费尔一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者和教师，所以对其生平事迹关注者甚少；在该文正式发表之前，他又因心脏病复发去世，甚至论文的校订也是《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后文简称《年刊》）的主编亨利·肯德尔（Henry Kendall）委托伯格曼教授代为完成。该文矛头直指当时地理学界如日中天的、以赫特纳—哈特向（Hettner-Hartshorne）为代表的区域学派，批判他们关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区域差异，地理学不同于其它科学的主张是“例外论”（第231页）。因而论文在审稿和编辑部讨论时就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亨利·肯德尔最终顶着压力和风险，力排众议，决议刊发该文。
这篇论文发表之后，果然引发地理学界的“大地震”，哈特向的反应最为强烈[6]。他致函编辑部和一些著名地理学家，猛烈驳斥和批判舍费尔的观点，甚至在给编辑的一封信中认为编辑部刊发舍费尔对他和赫特纳以及康德等地理学家的“错误评述”是“史无前例的犯罪”（“the annals has committed a crime unparalleled in its history”），并力图澄清自己和赫特纳等并非“例外论者”。其后，哈特向在《年刊》上发表了“地理学中例外论的再检视”（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Re-examined,1955）一文，引注达百余条，几乎是对舍费尔文章的逐行逐条回应和批驳[7]；1958年在《年刊》上又撰文详细考证从康德、洪堡到赫特纳对地理学概念和性质的阐述[8]；1959年出版《地理学性质的透视》（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of Geography），对舍费尔的主张又一次进行驳斥[9]。哈特向凭借其深厚的地理学思想史功底和地理学界的权威地位，获得了许多地理学家的支持。然而，虽然他在当时的争论中占了上风，但是舍费尔挑战权威的勇气和犀利的论证方式，尤其是他提出的完整一贯的方法论纲领，既顺应了当时科学发展趋向实证主义的大势，又瞄准了地理学界急需新的理论和方法论营养的内部需求，所以他的论文被年轻一代地理学者所遵奉，成为二战后地理学理论革命的先导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学史上也有人（如马丁）把这场方法论大争论称为“舍费尔—哈特向之争”（Schaefer-Hartshorne Debate），其实并不严格。因为这种提法把方法论立场的分歧和争论归于个人，虽然较为简便和吸引人，但是一则违背了舍费尔此文的立场，即舍费尔真正（想要）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康德、赫特纳或哈特向个人，而是“例外论”（主义）；二则在于它强调和强化了个人和学派的冲突，而容易使人忽视争论的实质性内容及其对于学科发展的意义。也许是预见到他的方法论有被误解的可能性，舍费尔在文中强调：“方法论的讨论基本上是辩证的，对各自主张的相互批判更能澄清事实；它不是残酷的，也不是初次相见那样热衷争论”（第243页）。应该说，这种对方法论讨论和争论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依循。
3 从《例外论》看地理学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涉一门学科性质和发展走向的关键问题，也是难点问题。不同学者因其理论基础和哲学立场不一，所采用的方法论也存在差别，因此很难达成共识。困难还在于，人们往往容易混淆方法论和方法，并产生困惑。因此，在方法论问题上，首先必须辨明方法论与方法的区别和联系，其次是明确学科方法论的性质。
3.1 舍费尔对学科方法论性质的阐述
对于方法论的定义，舍费尔开门见山地表明他的主张：“一门学科的方法论不是一个专门技术的工具包。在地理学中，这种技术如制图、教学方法或者学科发展的史实等常被误认为方法论……方法论就是要明确一门学科在整体科学系统中的地位和范围以及学科概念的特征和本质。”（第226页）。
这个论断一方面指出方法论不是方法，也不是方法集；另一方面指出学科方法论具有论证清楚学科地位和核心概念的任务。
3.2 方法论与方法的联系与区别
方法论与方法有着必然的渊源和紧密联系。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方法论（Methodology）源自方法（Method）。这样，广义的方法概念就自然包含方法论的内容。应该注意，Method除了方法之意，还有条理、秩序的含义，实际上就是逻辑。Methodology中，-logy这个后缀意为（方法或逻辑的）科学化或学科化。可见，方法论涉及对“科学”概念的确切认识。
舍费尔对哈特向方法论进行批判的一个依据就是哈特向将德语中科学的概念直接套用在英语中，因而误解了赫特纳的意思：赫特纳所用的科学一词，在德语中为wissenschaft，比英语中的科学一词涵义更宽泛，具有任何被组织的知识的意思；舍费尔认为这导致哈特向对“科学”认识不清，进而使他对地理“科学”的性质产生错误认识。而哈特向则有力地反驳道：“把科学法则形成看做科学的终极目的，是混淆了手段和目的”[10]。但是在关于什么是“科学”的认识上，他们两人都很看重的德国大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哈特向对他推崇备至，舍费尔则归谬于他）曾有过经典的论述（这段论述却被他们都忽视了）：
“任何一种学说，如果它可以成为一个系统，即成为一个按照原则而整理好的知识整体的话，就叫做科学。……只有那些其确定性是无可置辩的科学才能成为本义上的科学，仅仅只是具有经验的确定性的知识只能在非本义上称之为学问（wissen）。那种成系统的知识总体正因为成系统，就已经可以叫做科学了，但如果把知识联结在这一系统中的是某种因果关系，那么它甚至可以称为理智的科学”[11]。
康德对科学的定义至今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对科学的共同理解”[12]。更重要的是，康德指出了知识—学问—科学—理性科学划分的界限。简单地说，学问是经验确定性的知识，科学是有原则性和整体性的学问，理性科学重在解释因果关系。依此来看，康德非常重视科学的法则性以及科学解释的重要性，而并非如舍费尔所指责“康德只停留在分类，洪堡则追求法则”（第233页）。
方法论既然是方法的科学化，那么将康德的科学定义应用于方法与方法论就可以明显看出二者的区别。方法就是确定的、具体的、可以依循的解决问题的途径、程序或某种逻辑，方法论就是有原则性和整体性的方法，还应该力求解释或论证科学或学科的内在逻辑。这个方法论推演定义与舍费尔对地理学方法论的规定“法则性和解释性”的精神是一致的。由此出发，我们可以细分其区别。
首先，方法论不是方法集，不是技术，也不是前人思想的堆积或片段思维灵感，方法论的整体性意味着方法相互关联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其次，方法侧重操作性和技术性（如何？），方法论的原则性意味着考虑准则或原理（为何？凭何？）。
第三，方法是研究中具体的实现程序，方法论是贯穿学科或研究过程始终的哲学立场和逻辑线索，是论证和解释学科或研究的合理性必不可少的。
最后，作为一种特定知识，方法的范围比较宽泛；方法论则属于哲学层面，受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制约。其中，本体论主要指研究对象，认识论指地理学家的认识如何形成？有何意义？而方法论就是如何实现并确证对本体的认识的一套规则和程序[13]。
3.3 方法论的动态演替性
方法论的一个基本性质是动态演替性，也就是舍费尔所说的“方法论寻求变化和演进”（第226页）。方法论争论乃至批判是促使它演进的必然途径。因此，舍费尔提出“（在新兴学科中）方法论争论是学科健康发展的标志”（第226页）。这是因为，科学和学科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不断需要并追求新的概念、法则和假设或者理论。方法论必须适应和反映这个变化过程，并指出它的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科学总是在争议中发展。舍费尔写作该文的一个强烈感觉就是，相比其它自然和社会科学热烈地讨论方法论并取得很大进展的状况，当时地理学的方法论讨论却非常沉寂。地理学家对方法论讨论漠不关心，并坚持认为地理学和历史学是“综合性学科”，完全不同于其它学科。舍费尔认为这导致地理学很难出现抽象的理论和新的认识，结果是地理学发展甚至滞后于一些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在舍费尔看来，地理学方法论发展滞后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当是，截至他这篇论文发表时，哈特向在1939年发表的《地理学的性质》（The Nature of Geography）是西方地理学界的权威方法论著作，14年未遇到挑战（第226页）。如果再上溯到前赫特纳时期就已奠定的传统，这种着重区域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论基调长期主导地理学，对学科发展非常不利。
方法论的动态演替性使现代地理学，尤其是二战以后的地理学方法论交叉化的倾向尤为突出。二战以后，地理学开始频繁地借鉴并融汇其它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使这50多年来方法论的变革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从而大大促进了地理学理论的发展。这种变革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地理学从其它学科（如哲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吸取、接受并改造、转化，最后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除了舍费尔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引入地理学方法论讨论之外，还可以列举一些重要实例，如哈维从实证主义地理学家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转变[14]，段义孚将心理学、哲学的方法引入地理学而提出人文主义地理学[15]，“制度和文化转向”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借鉴理论等等[16,17]。现代地理学频繁更替的主要原因，固然受整体科学交叉化发展趋势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地理学本身的综合性特征以及作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人地关系中关于“人”的认识不断深化与拓展。这是需要深入探究的另一论题。
就方法论的实质而言，舍费尔并未局限于自己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立场，而是颇有前瞻性地指出方法论依附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之上，而且并无“定法”。舍费尔认为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论之所以发展滞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独特的综合性学科体系下，地理学不清晰的思想和所谓“独特性”方法论引致不现实的抱负，实际上就是在本体论上的误区与目的论上的自大；二是地理学家甚至对事后诸葛亮似的夸大言辞不抱歉意，实际上是指地理学家缺乏哲学思考和自我批判精神。针对这些，他认为“一门科学的出现毕竟主要是劳动分工的产物，需要‘无方法论’的公正性”（第227页）。这并不是主张取消方法论，而是进一步强调地理学方法论应该求新求变的必然趋势。所谓“无方法论的公正性”，实际上类似于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费耶阿本德认为最成功的科学研究从来不是按照理性方法进行的，不应要求科学家遵从一种方法论从事科学活动，而应以知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取代理性主义。费耶阿本德是实证主义和唯理主义科学方法论的主要批判者[18]，而舍费尔的方法论立场虽然是逻辑实证主义，但是其具体观点并不能完全用这个“主义”去套。“主义”的阵营和立场划分往往容易消弭个人性格、意识和观点的复杂、多变的实际，这是我们在分析方法论论争中必须注意的。
4 对《例外论》的重新审视
在地理学思想史上，就一篇论文所引发的争议和影响程度来看，无出《例外论》一文之右者。西方地理学家曾经长期地讨论“舍费尔—哈特向之争”，立场不一，褒贬各异，态度差别非常之大。《例外论》一文所要讨论问题的复杂性与该文内容的复杂性交织在一起，使得讨论清楚它也成为不亚于讨论方法论本身的一个难题。但是，著名地理学思想史家马丁的下述观点，可作为对这场方法论大争论的一个较好透视：“在不了解争论者的动机、心理、性情和抱负等条件的情况下，透视争论是一件错综复杂的麻烦事。分享知识的过程也是传递谬误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于热情、逻辑和非逻辑，却不会带来一个确切结论。地理学家通过他们自己的性情喜好从争论中获益。有人认为舍费尔的论文只是一种学术骗术，有人从中择取所需并以它为源头和方向，还有人将舍费尔对哈特向和他人著作的不准确论述置之一旁，想要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是，这场争论已经变得陈旧。我希望它只是作为《地理学的性质》发表50周年的一个插曲”[19]。
马丁对这场大争论的分析及其效应的表述是比较准确的，但是，他最后表达的价值偏向和结论却是维护正统的，因而也就丧失了公正。在地理学史上，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无疑是地理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然而正由于此，它同时也意味着地理学以区域为核心研究对象的范式的终结。我们不能想象地理学成为一种只遵守既定范式和方法的，一劳永逸的、没有理论突破的“实用”学科。地理学实际的发展历史也不是这样。科学需要不断地发展认识并形成理论。任何学科都以理论创建为最高使命和最终任务。批判是理论和方法论重构的必经之路。但是，对经典理论和方法论的批判并不是也不会灭失经典的价值，而是以当下的新认识指出历史时期某个伟大的个人或群体必然存在的局限性，由此使后来者能不断完善和替代他们。然而要打破一个既定的思维框架、原理与工作模式是非常困难的，再进行重新构建则尤其困难；从这个角度看，舍费尔的批判性重构与哈特向的承继式发扬两种途径和方式都很重要。从历史来看，任何新思想都会陈旧黯淡，但是追求并实现突破的勇气和精神将永放光芒，并激励着后来者继续奋斗和进取。
《例外论》一文不但是计量革命的先导之作，而且开二战以来地理学重理论探索和变革传统的先河。在地理学思想史中，敢于并胜任对传统地理学哲学和方法论进行如此彻底批判的学者寥寥无几。舍费尔遇到了有眼光和魄力的主编肯德尔，则说明了机遇对科学革命的作用。马润潮先生也指出，舍费尔和他的这篇论文引发的计量革命“最主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将计量方法带进了地理学，而在于它是一场大型、猛烈及影响深远的思想革命”[20]。现在来看，虽然该文的部分内容和观点已经过时，但其在地理学思想史上“开风气之先”的重要意义则愈发彰显。
这样一个艰巨的、史无前例的批判和建构工作，却在一篇论文中进行，这注定了舍费尔的观点和内容难免偏颇，疏漏乃至错误之处也甚多；其批判可谓彻底，建构则显不足。对此，哈特向和其他学者有详细的考证和论述。哈特向对舍费尔引征地理学思想和人物观点时失误之处的揭示，言语虽然过激，却有据而严谨。舍费尔的观点和论证因涉及历史、哲学和地理学思想史等诸多重大问题，所以仍有必要进一步辨析、澄清、拓展和深究。哲学、地理学思想史以及地理学本身三者的结合，是每个意图在地理学方法论研究上作出贡献的学者的必要条件。方法论的探寻永无止境。
5 《例外论》之争的启示
5.1 发展方法论的不同途径
如果我们抛开这场方法论大争论中一些过于偏激和“钻牛角尖”的分歧以及个人情绪，那么可以看到在哈特向和舍费尔之间的共同性大于差异性。比如，他们都将地理学视为一种空间科学，都非常重视康德对地理学性质和理论的奠基作用，都非常重视地理学思想史对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性，都将方法论视为论证地理学基本性质和核心概念逻辑的工作；甚至使他们对立的“例外论”与“普适性”两种主张，现在看来实际上也只是对区域与系统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不是根本立场上的分歧。受舍费尔论文或多或少的影响，哈特向虽仍然坚持己见，但在其后的著作中也进一步强调了追求法则的重要性。今天的人们已经熟知并谴责这种地理学中贻害已久的“二元论”观点[21]。那么，为什么两人（派）却在当时产生了势同水火，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呢？也许，可能的原因是研究者的差异甚至比研究对象的差异还大，地理学家的差异比区域的差异还大。从近现代主要地理学家的方法论旨趣、偏好和推进方法论的方式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类型的地理学方法论发展途径。
第一种，传承型。强调对以往地理学家工作的充分和正确了解，有扎实的地理学思想史功底和哲学头脑，方法论上力图整合前人，本体论上大都强调区域差异是地理学的主要特征（甚至是核心）；其代表人物是赫特纳、哈特向等。
第二种，革新型。能充分了解以往地理学家的工作，具有批判精神，寻求拓展地理学的外延，即强调向其它学科的借鉴和学习，方法论上批判前人并寻求开创，本体论上并无确定指向；其代表人物是舍费尔、段义孚等。
第三种，调适型。在对待地理学家以及地理学与其它学科的态度上介于前两种类型之间，故而其方法论立场也多变，并易受本体论和认识论变化影响而发生转化；代表人物如哈维。
这种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刻板和粗略，并不能反映地理学家群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之所以划分这三种类型，并不是要分出孰优孰劣，而是想说明三种类型的地理学家对于地理学都不可或缺，同等重要。因为就方法论立场而言，无论是发扬地理学的传统优势，还是批判地理学的弱点而力图改进，还是跟随时代变迁而调整适应，在地理学史上都不乏先例，并都对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哈特向对舍费尔和编辑部的过激批评，以及众多地理学家在舍费尔文章发表后的呼应寥寥，都使本来应该出现的地理学方法论变革推迟了10年。这警醒我们，开放的平台和平等、多元化的讨论在地理学（和任何学科）中是何其重要！
5.2 方法论是辩证的
舍费尔对“例外论”的批判，是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建立的前奏，是地理学思想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地理学界认识到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缺少社会内涵”，无法应对和解释很多社会问题；同时，正如广义实证主义社会理论所受到的批判一样，试图排除“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其抵抗这种不可能性而把自身置于科学的应有之义外。对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反思导致结构主义地理学的出现，被视为“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另一次革命”，其要义是“关注社会正义”。另一派的反思则针对实证主义关于“社会和人的模式”以及“市场经济中的人是有理性的经济人”这两种简单假设。远不能反映实际生存经验的复杂性。人类不是机器，社会也不是。“由此产生了一个地理学的新研究取向，即将焦点集中在人对空间和大地的经验”，这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到198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地理学者意识到地理学中现存的理论和研究定位之不足”，而空间和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代社会的中心议题。于是，随着“自启蒙时代以来主宰思想的历史哲学之终结”，随着对现代化的反思以及“科学代表进步吗？”的质疑，地理学开始“强调后现代世界的空间观点”，“从理论及通则性撤退”，增加对人与地方复杂性的敏感度，更加关注知识的条件、论述的角色及社会情况的文化面向，导致“区域研究兴趣的再兴”[22]。地理学方法论似乎又回到了哈特向所强调的“区域差异”，但已不可同日而语。地理学思想和方法论就这样不断经历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方法论是学科列车前进的驱动轮。关于《例外论》的这场方法论大论战还提醒我们，在方法论争论中，一定警惕不能陷入个人意气和学术之外的争论。因此，似乎特别需要强调舍费尔真正（想要）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哈特向个人或区域学派，而是“例外论”（主义）。而对于什么是方法论争论中应持的态度，我们还是再度温习舍费尔观点以为警示：
“方法论的讨论基本上是辩证的，对各自主张的相互批判更能澄清事实；它不是残酷的，也不是初次相见那样热衷争论”（第243页）。
当我们回顾并重新评价这场50多年前发生在大洋彼岸的地理学方法论大争论时，崇敬、感叹、遗憾等多种情绪交织。崇敬——舍费尔的批判精神和坚持己见的勇气，主编肯德尔的慧眼识珠和科学精神，以及哈特向终生孜孜于地理学方法论研究的热情和认真严谨的态度；感叹——舍费尔的方法论主张在地理学界经历了一个漠视—冷视—重视—仰视—忽视—漠视的过程，这也许是大多数“异端”学说的命运；遗憾——作为当时地理学方法论旗手的哈特向并没有立刻接受舍费尔批判中合理的成分，导致方法论变革的迟滞。总而言之，这场方法论大论战充满了必然和巧合，幸运和不幸。然而，我们更关注它对地理学方法论的意义，思考它对推进现今中国地理学方法论发展的启示。
6 结语
反观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史，看不到类似《例外论》的方法论争论。中国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论发展滞后，学术地理学（academic geography）远未建立，这已是学界同仁的共识。究其原因，恐怕正如当年舍费尔批评的美国地理学界：缺乏哲学思考和自我批判，缺乏方法论争论这种“学科健康发展的标志”。中国地理学不一定因循西方地理学的发展道路，但是绝对应该从中借鉴经验和吸取教训，重要的一步就是鲁迅先生说的“首先得拿来”。但是就方法论这一层面而言，迄今我们对西方地理学的“拿来”远远不够。我们从“例外论”及其争议中能借鉴的最重要启示就是：打破当下方法论研究的“沉寂”局面并促进方法论创新，这不仅需要地理学家个人对方法论研究的热情、勇气、坚持、穷究和创新精神，也需要期刊、出版社、基金会等为他们的创新尝试提供机遇和支持，更需要地理学家群体的共同努力和积极行动。
收稿日期：2009-06-01；修订日期：2009-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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