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的竞争性调控机制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性论文,产业结构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9952（2002）09－0061－08
本世纪初，各国产业结构的全球竞争趋势逐渐趋于明朗化，带动结构升级的新技术的快速涌现，以及不断细分的产品市场等等，迫使各国的产业结构调控层必须通过新的调控技巧及其组合方式创造新的结构性财富。回首上个世纪，我们会经常性地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产业结构调控层的短期竞争动力往往会压倒变革的动力，它源于短期的竞争力量要求产业结构必须以最佳的开发方式挖掘产业结构现有的潜能。同时，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即：在主观上忽视了产业结构内部、外部环境的各类资源的变动趋势，以及调控层内部的核心调控技巧对产业结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它们会导致在调控总量增加和产业结构升级时的不平衡性隐患的加剧趋势。
一般而言，总量或产业结构调控的不平衡性是指在制定和实施调控战略时，因受到包括自然资源、农林牧业资源、海洋资源和人力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内的供给和需求量的不确定性影响，而引发经济总量增长和结构升级的不稳定性、不合理性和不充分性等综合经济特性。从上世纪中叶至本世纪初期的产业结构调控史来看，自凯恩斯的政府干涉思想提出以来，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建立旨在弥补市场自发性调节缺陷的宏观调控体系，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产业结构的非平衡性调控因素和核心调控技能的研究，最大程度地调低由于技术革命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时的波动幅度。尽管人们已经达到了“产业结构的稳定性升级是全球经济良性发展的制约瓶颈”这一共识，但是二战以来的调控经验表明，平衡性调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却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那末，产业结构调控层如何在变革力量和稳定力量之间的冲突中寻求平衡呢？产业结构调控层如何在应对结构性反应来迅速加强自身的核心调控能力和获得结构性竞争优势呢？下面我们将通过对产业结构的非平衡性因素、制定竞争性调控战略的复杂性的分析，尝试性地在若干调控机制方面给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一、产业结构内部和外部的非平衡性因素分析
我们知道，在国民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国民生产总量的增长是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相互伴随、互为因果的。从经济发展的反馈效应来看，它们都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当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平衡或基本平衡，而某些关键性产品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时，社会将处于经济停滞状态；当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之间平衡或基本平衡，而某些关键性产品的供给不足和需求过大时，社会则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当我们探讨结构性失衡和总量失衡的并发现象时，会有如下发现：由结构性因素和总量因素引发的或经济停滞或通货膨胀现象，或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发现象。前一现象较简单，它是两种失衡的单一的表现。后一现象是较复杂的并发现象，即：如果通货膨胀现象是由结构性因素引发的，即某些关键性产品的总供给小于总需求，那么，经济停滞的原因是由总量供需矛盾引发的，即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反之，如果经济停滞是由结构性矛盾引发的，即某些关键性产品供给过剩，那么，通货膨胀现象则归于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总量原因。
因此，研究产业结构调控时，需要以制约总量增长的诸多不确定非平衡性因素为参照系，尽量消除总量调控或结构调控的时滞问题，并有效地调控好总量的增长率，这对实现产业结构调控效应的最大化及其优化升级是十分有益的。凯恩斯认为：“需求不足反映了实际GNP 低于潜在GNP，从而造成资源闲置，”这是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的一个现象， 另外也反映了产业结构调控的非平衡性矛盾。总起来说，造成总量或产业结构的非平衡性因素可大致划分为宏观、中观（由下面的第一、二条合述）和微观（由第三条论述）三大范围。
其一，外部非平衡因素。随着产业结构调控活动的进行，各类资源的供给和需求情况也在不断地变动着。例如，自然资源的逐渐匮乏、人口数量的增减、机械厂房的质量升级和数量增加的速度、土地耕种的机械化程度、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新兴生产工艺流程的运用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引发实际GNP与潜在GNP之间的偏离，它源于调控者对这些不确定因素的把握能力，经济界将这种现象称作经济扰动（Disturbance）或经济冲击（Shock），本文称之为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现象。例如，1978年之前，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是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中国当时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矛盾，从而抑制了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现。
其二，内部非平衡性因素。在产业结构持续调控的同时，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系统自身内在的机制的不协调性将逐渐暴露出来，它主要体现在资源不能够得到合理、充分的开发和运用。这里所说的“合理”，是指各生产要素的使用程度的适中性，既不应过度使用，也不应闲置不用，否则它们都可以造成生产效率的降低；这里所说的“充分”，不是建立在单纯的时间意义上的，而是建立在现实的经济意义上的。从时间意义上来看，这种充分的一般性标准是用“每个劳动者工作16小时／每天、机械设备运作24小时／每天”的尺度来衡量的；而从经济意义上来看，这种“充分”是指有工作意向的人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找到相应的工作，并且这一工作可以使其能够充分合理地发挥技术潜能。
其三，从微观层面看，这两种现象是由微观经济单位（公司或个人）通过公司存货的调整、资金的筹集和运用、个人消费品的存量调整、个人现金持有额调整等五个方面，对部门和产品结构变动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五种因素调整的结果将导致市场上某些关键性产品的存货量增加，形成超常的市场存货，进而使这些产品滞销的公司缩减产量。又由于这些产品是国民经济中的关键性产品，产量的缩减将直接或间接地引起那些生产相关产品的公司缩减产量，于是社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使社会处于经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如果发生了与上述情况的反向变化，就会因关键性产品的供给不足和货物量过多而引起通货膨胀，其结果是在非限制性市场上，这些关键性产品的价格将上涨；而在限制性市场上，这些关键性产品将供应紧张或脱销。这一趋势促使公司或个人加紧购买预期价格继续上涨的商品或预期供给量短期内减少或不可能有较大增加的商品，这会导致公司或个人持有较多的现金伺机而动。这样一来，流通领域的货币量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因持币待购心理而增加。
以上诸现象说明，由于结构性原因而发生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由于社会总需求过小或过大而发生的经济停滞或通货膨胀一样，都表现为货币流通量没有满足或超过了流通领域中的需要量。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出发，这些现象也说明了宏、中、微之间的关系是不协调的或是严重不协调的，这些后果也必将导致经济停滞或通货膨胀成为现实。
在面对突发性经济停滞或通货膨胀时，微观调控者集成（市场的自发调节）将发挥一定作用。但当面对并发情况时，微观调控者在调节供给和需求平衡时的局限性将会表现得很突出，因为微观调控者不可能在促进某一产品需求的同时又抑制该产品的需求，这一现象说明了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不可能在促进总需求的同时又抑制总需求。微观调控的局限性无疑说明和强调了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来自宏观和中观层面的调控是不可或缺的。综上所述，我们对三种制约范畴取得了较深入的认识，那就是：这一非平衡现象并不是仅仅由外部因素引发，它还体现了发达国家经济体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深层次矛盾；中国经常出现的经济过热或通货膨胀的现象也说明了某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同产业结构调控战略的非协同性。
二、制定产业结构的竞争性调控战略的复杂性分析
产业结构的竞争性调控战略，是指为提升国家产业结构的国际竞争力而制定的调控战略。虽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它将结构性平衡问题国际化，并通过产业结构内部的核心调控机制的研究，使其成为制定竞争性调控战略和进而解决结构性平衡问题的有效工具之一。国外的许多宏观经济学者，如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泰勒（J.Taylor）、高顿（R.Gordon）、豪（R.Hall）、多恩布西（R.Dornbusch）、费舍尔（Fischer）和萨切斯（J.Saches）等都对此问题都进行过研究。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世界各国近几十年来产业结构调控的实践来看，竞争性调控策略能否取得积极效果，主要在于如何处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如何观察产业结构升级阶段的非平衡性现象？如何判断这种非平衡性现象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采用何种调控战略来治理这种非平衡性矛盾？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合理的识别和解决，将取决于调控层对自身调控能力的提高和对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状况的认识程度。
其次，竞争性调控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还必须考虑四类不确定性问题：一是经济系统自身内在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是指经济系统结构的不确定性、各调控层的调控效应的不确定性以及各部门的自主支出的不确定性；二是调控者选择调控机制的不确定性；三是调控者自身调控能力的提升速度的不确定性；四是决策工具的不确定性，即用于制定竞争性调控战略的经济计量模型的不确定性。研究经济系统自身的四种不确定性以及对竞争性调控力度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改进不确定环境中的竞争性调控战略的制定，合理把握调控力度，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产业结构波动。
再次，各调控层的理性和非理性预期对竞争性调控战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国近些年来的经济现实就已说明了这个问题。例如，1958—1961年我国以钢铁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发展战略，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导致了平均振幅15.3％和最高振幅48.6％的经济波动格局，是世界经济波动最强烈的国家；1969—1976年，我国以国防工业为主导的重工业战略，导致了国民收入的波动振幅高达26％；1977—1981年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大跃进”的错误；这以后，我国在调控方式上进行了较大的修正，但从根本上来看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1990年的经济疲软现象。这些都足以说明预期现象在我国不仅存在，而且其作用足以抑制或延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其典型性比发达国家还突出。
另外，必须考虑制定竞争性调控战略的滞后问题。因为，调控战略的制定及其实施，都不可能是瞬时的，这源于它涉及到若干个调控层级及其核心技能的选择、更新等问题。因此，从发现经济扰动直至制定竞争性调控战略及其真正发生效用的这段时间，就必然存在一段调控时间的滞后现象。尤其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时滞问题更应引起重视和研究。这是因为，他们的新旧体制交替间隔期较长和变动的幅度较大，理顺新部门与老部门之间以及新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较长的时间。对此类调控机制的研究，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竞争性调控战略的策划质量和速度，可以避免一些人为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同时，还为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策略、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里，我们从核心调控能力的升级视角出发，提出三种服务于竞争性调控战略的一般化机制（简称“竞争性调控机制”），即：选择机制、内部层级机制和调控技巧的成本更新机制。研究这三个机制的目的是：产业结构调控者通过这三种机制可以积累和扩散新的技巧和技能，从而将产业结构的核心调控能力同产业结构的整体竞争优势匹配起来；另一方面，如果前一目的能够得到较好地解决，那么它也将对结构调控的非平衡性问题、滞后效应问题、调控战略的制定及其成本等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服务于竞争性调控战略的一般化机制新探
（一）产业结构内部的层级调控机制：调控战略的更新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协同过程。许多国外和国内的调控经验表明，产业结构调控战略的制定需要多层次管理部门的参与，它需要宏观调控层（国家调控政策的主要决策者、执行者及其调控组织）、中观调控层（由各省市政府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组成）和微观调控者（由各公司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组成）的共同参与。层级结构的存在导致了层次之间差异的出现，这种空间分离的层级现象是以调控层次和位点为基础的。在调控组织上，这种现象由各行业的若干优秀专业人才组成的宏观调控层、中观调控层和微观调控层组成的层级方式得以展现；在调控空间上，这种现象分别由区域、行业部门或职能的存在所导致的调控位点差异得以展现。层级调控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为我们解决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中观调控和微观调控的协同调控问题打开方便之门，进而还有利于我们解决产业结构调控效应的最大化问题（它不仅仅体现在量化的数学公式及其测算的数据上，还体现在调控的协同行为上）。而调控效应最大化问题的解决，则是产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调控的终极目标。
在制定和实施协同调控战略的大多数情况下，宏观调控层次是中观调控层和微观调控层行为的主要倡导者、指挥者和监控者，中观调控者和微观调控者是自上而下的执行者和发挥者。这就意味着：调控战略的更新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自上而下的协同调控、监控和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微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既有的启发模式、技巧开发、全新认识或学习所创造的核心调控技能的探索是发生在宏观调控层次上的，而对于这一核心调控技能的续开发、挖掘和利用是发生在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的。对这类情况的观察，我们还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现，即：调控战略的更新，一般来说都产生于较低的调控层次的自主性调控行为。这是因为，中观调控层或微观调控层一般都拥有最新的知识和专家技能，他们拥有的调控惯例和信息源泉对于调控战略的实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单独从总和微观调控者的微观调控层来说，它是市场自发调节的源泉。
因此，对于较为复杂的产业结构来说，协同调控战略的实现仅凭宏观调控者的决策是不够的，这是由于较高的结构复杂度制约了实现这一战略的整合程度。也就是说，协同调控战略是一种遍及各个层次的关联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每个层次都必须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协同调控战略的更新，一方面取决于宏观调控者对出众的中观调控者和微观调控者基于行业远见所提出的战略意图的高度概括；另一方面将从市场的深层次矛盾出发，将中观和微观调控层的战略远见和市场供给、需求趋势连接起来，并做到有机地融合。另外，这一高度融合性调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不是从某一调控层或调控层内部的个别集团公司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的整体利益出发的，因此，个别调控层及其细分必将为此付出一定的调控成本，这一成本的付出将被视为为国家利益作出的牺牲，它同时也体现出宏观、中观和微观调控层在实现协同调控战略时必须付出的成本。
这样一来，在产业结构的内部层级结构机制下，首先为我们破解了单一层次的更新悖论，同时也清晰明了地为我们将各不相同的调控层在调控战略的更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度以及各个层级之间的关联关系确定下来，因为这三位一体的层级调控机制的假设是：悖论的一角在自身调控层次上发挥作用，而悖论的另一角则在另一个调控层次或同时在两个调控层次上发挥作用。下面是宏观调控层、中观调控层、微观调控层和调控战略的关系示意图，其中设立的意图是为表明三观调控层在实施协同调控战略时，应关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市场供需的隐含性矛盾和演变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协同调控关系
根据上述的情况分析，我们应把握住以下几方面的思路：
首先，在具有反应性和自上而下特性的自然观点下，宏观调控者的角色是追溯立法者、裁判员和公断人，中观调控者是微观调控者的支持人和中间联系人。对调控技巧的探索发生在微观层，借助的途径是学习过程或创造性学习过程。通过接触市场或苛刻的客户所发生的相互关系，微观调控者可以将调控战略逐步推广到相应的环节中去。
其次，对已经建立起来的调控技能的开发、挖掘和利用则发生在较高层次的宏观和中观调控层上，借助的途径是适应性学习过程。这种类型的学习过程有助于寻找相互关联方式和挖掘调控技巧的潜力。这种类型的学习过程可以使中、高层调控者坚持既有的调控政策，完善和完成既定的调控战略。
再次，在具有前瞻性和自下而上特性的自然观点下，宏观调控者的角色不仅仅是追溯性地审视自上而下的行动过程，还应扩展到现状的挑战者。宏观调控者的这种动态压力，迫使中观调控者和微观调控层在自身核心调控潜能的开发和为适应宏观调控战略而付出的成本之间寻求平衡。而宏观调控层也存在寻求对未来的探索和现状的平衡点的情况。如果宏观调控层只遵循具有反应性和自上而下特性的自然观点，协同调控战略实现的概率就会减低。这是因为，宏观调控层在资源配置上的调控将更直接和更有利，他还可以为各产业结构链加强横向联合创造条件。
第四，对中观调控层来说，它更应关注的是各个产业结构链之间实现技能的横向关联和运用，从而达到阻碍资源和技能分割的调控目的。对于中观调控层来说，它的重要性在于将其组织范畴内的各个不同层次联结起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优化配合全局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综上所述，这种层级式调控信息的普遍传递模式是，从一个调控层推向另一个调控层，相应地将按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方式单向或双向展开的。从调控的复杂性来看，这一调控活动不应仅局限于宏观调控层，而应是一个全盘的行动，需要整个调控层的全员参与。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调控活动不仅仅体现出各调控层次的相互驱动问题，而且还体现出各调控层次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这种协同调控战略既产生于微观调控层，也产生于中观调控层，更产生于宏观调控层。
（二）产业结构核心调控技能的选择机制。按照选择机制的观点，产业结构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和产业结构的内部环境对核心调控能力的建立和进化都有着重大的影响，那些不能实现将产业结构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匹配起来的国家就会逐渐走向弱势。产业结构内部的选择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对于没有完成利润率目标的环节——公司在选择过程中将逐渐被淘汰；对于国有公司来说，如果在选择中被淘汰，那么它就会被关闭或者被变卖，或者国家从中将资源撤离。虽然公司的剥离和卖断需要政府高层的干预，但是它们仍然可以看成是企业对环境变化的被动反应，而不是政府高层主动去塑造公司的变革机制。在对选择过程进行平衡的过程中，还存在调控者通过一定的结构变动创造新的调控技巧和调控理念。在选择机制下，这种技巧和理念创造的模式类似于自然生物变异，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变异不是预先计划出来的。
总之，选择机制在快速变化环境下的动态调控过程中，与其说是真正解决了调控战略的更新悖论，倒不如说是分解了调控更新悖论。我们假设三次产业分别为A、B、C，作为环境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其中产业A可能会保持基本的存活状态，如现阶段的中国农业产业；产业B 可能因为形成了一定的核心刚性而被剥离出竞争优势圈，如隶属于第二产业的中国纺织业；产业C通过风险性的调控活动变异了自身结构的属性， 如隶属于第三产业的中国微电子通信服务产业。
以上三种调控情况的分析，都涉及到同一个问题，即调控的惰性压力。通常情况下，这一惰性压力会阻碍产业结构变革的核心调控能力与产业结构优势的契合性，或者调控层的调控行为同产业结构面临的特殊环境之间的一致性。调控者面对竞争环境的反应速度可以反映出这种惰性的程度。这是产业结构调控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累积起来的思维定式、行为定式和程序定式作用的结果。根据几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出如下的解决思路。
首先，我们承认调控技能的更新是产业结构内部环境选择的一种结果。结构性调控方式的内部选择标准和外部竞争压力之间的一致性越强，调控行为的选择机制就越能更好地保证调控技能同产业结构的动态竞争优势协同进化。并且，产业结构内部各结构链的异质性越强，变异的数量越多，产业结构同竞争环境之间的紧密匹配的机会就越多。例如，日本和韩国产业结构调控行为的选择，就是在内部自然资源影响下的一种内部环境选择的调控表象；其次，我们承认调控技能的更新是产业结构外部环境选择的一种结果。各调控层可以通过寻求各自竞争位点的优势，来反向寻求内部资源的有机匹配，并通过确定内部资源的潜在优势，为各自的产业结构链在外部选择环境中加强核心竞争力；再次，调控者通过将新颖的调控手段及其组合与不断延伸的资源变量结合起来，是实现核心调控技巧与结构竞争优势有机匹配的方式之一。对于微观调控者——公司，它可以“按宏观、中观的三次产业分类法对公司产品进行全新划分，以提高三观调控的协同效率”；最后，建立和完善宏观、中观和微观调控层的激励机制。因为激励机制的建立，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调控者对调控技巧的钻研热情和对调控各阶段的时时监控热情，因此它是规避调控者逃避责任、机会主义和形成核心调控技巧的僵化模式的方式之一。
（三）核心调控技巧的成本更新机制。从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理论来看，调控者在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中会不断积累各种调控技巧，而且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各具有其独特性和很难转让的调控技巧。这些技巧既是产业结构得以良性发展的源泉，又是形成调控者惰性（它是指在创新调控技能时遇到的既有模式的技能壁垒）的源泉。这里，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增加核心调控能力成本的几个主要动因：
第一，产业结构本身是由各个产业结构惯例组成的一个组合体，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些惯例却限制了结构调控者的注意范围以及吸收新信息的能力，这是由于它们规定了调控者的相应行为，即只能搜寻那种合理的、同以前的经济知识一致的新观念，例如受到总量平衡观点以及资源配置方式等的限制；而对于产业结构领域内部的各产业结构链，由于已经受到了既有的认识风格、既有的行为倾向，以及既有的决策者的启发模式等的束缚，将会提升调控技巧的理性创新难度。
第二，产业结构调控者在对各项资源的运用和受到严密保护的经济结构中形成了相当的惰性成本，它将在本国产业结构融入到全球性经济格局时，难以有效和快速地提高调控技巧的创新能力。比如，突破资源配置的固有模式所付出的成本和产业结构开放时的低竞争力成本等。
第三，产业结构的优化理论同资源配置理论非常相近。在产业结构的资源配置理论的观点下，产业结构也是由一些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所构成的组合体。同产业结构的优化理论一样，产业结构的资源配置理论也存在这样的假设，既产业结构受到它所拥有的资源的约束，调控者面对结构性资源的缺乏只能抱着忍受的态度；在调控战略选择范围的有限条件下，建立产业结构的专业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就形成了这种专业化的刚性，这是因为调控者运用这些专业化的资源配置模式，在相对提高配置效率的同时也牺牲了调控的灵活性。
根据以上几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以下的思路：
其一，产业结构调控技巧能够累积一定的惰性，但另一方面也给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相应的机会来强化产业结构的独特竞争优势，继而完善其调控技巧。其潜在的利益包括：更快速、更稳妥、更有效率地开发出新兴产业结构链。
其二，从产业结构的调控内涵来看，首先它具有调控总量平衡的功能，其次它也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引导产业结构的升级方向、调整和控制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与结构性波动的功能，这说明了调控本身具有极其鲜明的动态特征。因此，它要求各调控层必须深刻认识如下几方面的重要性：具备这种技能的调控层级的组合和三观调控者聚集及扩散新技能的机制都很重要；同时，影响新技能的聚集和扩散方向、速度的国内国外力量也很重要。
其三，对于产业结构中的隐藏性调控技巧，调控者必须予以确认、选择、开发和利用，从而创造出众的业绩。这些具有稀缺性和产业结构特定性的资源，可以形成某种在一定的变动范围内的狭窄的核心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形成将抑制核心调控能力的扩张成本；如果调控者极端追求产业结构自身的各种过程中的技术升级速度，那么只有在牺牲灵活性和创新调控技能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获得由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其必然会面临其他更加灵活的调控者的创新性调控思路的严峻挑战。另外，从规范观点的角度来看，如果某一区域想始终保持结构性优势，那末核心调控技能必须永远处于一种连续的创新状态。
四、讨论和结论
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其调控技巧都会面临更新与保护之间形成的悖论，而某种迫切的愿望往往能产生混乱，未经协调和控制就有可能使升级和优化战略的风险增大。因此，认识和平衡不稳定因素引发的结构性波动，维持产业结构内部与外部环境的一致性，防止混乱所带来的自我毁灭性，从而研发出产业结构的调控机制则显得特别重要。除了对上述三种机制的一般性探讨外，我们还应对下列相关问题取得一定的认识：
第一，如果我们将上述的选择机制作为产业结构的调控基准，调控者将扮演行为上的被动执行者。它的悖论是，由于每种机制都具有很大的挖掘潜力，调控者面临着诸多的抉择，因此调控者在选择诸机制中将扮演积极的组织者。
第二，上述三种调控机制的实际运作同市场割裂开来是十分难的，因为市场是由各微观层面的公司组成，公司的领导者及其组织在调控的组织层级上将发挥调控的基础力量。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层级机制”关注的是宏观、中观和微观调控者的相互影响的能动关系，“选择机制”关注的是核心调控能力对这种能动关系的合理推动，“核心调控技能的成本更新机制”关注的是如何克服合理推动过程中的技能更新的惰性成本和发挥惰性成本的独特竞争优势，这一连环调控机制的具体运用不仅将在宏观和中观经济的GNP中得以体现， 还将在微观层面——市场的细分环节——公司的财务报表上得以体现。
第三，不考虑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协同关系，仅从市场的角度来探讨三种调控机制是很危险的。这是因为这一现实存在的层级关系的本质就在于协同，而放弃了协同的观点，三观调控者的调控战略将在时效性上发生相互抵触的现象，即在解决“经济停止与通货膨胀”、“实际GNP和潜在GNP之间的偏离”和“资源的合理开发、运用”等矛盾时，三观调控者将面临不协调因素的阻滞，从而丧失调控的时效性。
第四，不考虑产业结构的国际竞争力，单纯讨论三种调控机制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源于国家产业结构的国际竞争力在各类资源相对确定的情况下，将直接受到三观调控者对各自或共同的调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的影响。而三种调控机制所关注的正是对“竞争性调控战略的四类不确定性问题”、“各调控层级的理性和非理性预期问题”以及“竞争性调控战略的滞后问题”的具体解决。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建立这种产业结构的竞争性调控机制的途径不止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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