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迈向国际货币与未来国际货币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货币论文,格局论文,人民币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为各方讨论的一个热点。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问题也引起国内外关注。本文拟结合影响国际货币国际地位的因素变化，着重从人民币与现有的主要国际货币(如美元、欧元)、人为构想的国际货币(如亚元、超主权货币)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展望人民币迈向国际货币的前景，探讨人民币在未来国际货币格局中的坐标方位。
一、亚元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我国是亚洲国家，这里从发展前景的角度，首先讨论亚元及日元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问题。
亚元迄今仍是一个概念和构想。如何认识亚元，涉及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统筹兼顾和努力方向问题，换言之，如果认为亚元可行，并且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努力的方向，那么我们就需要审视和协调人民币国际化与构建亚元的关系；如果认为亚元不可行，那么我们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就不再考虑亚洲统一货币问题，而是专心构想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因此，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和战略问题。
从理论上讲，构建亚元的益处很多，如消除区域内汇率波动、减少货币汇兑成本等，这在一般逻辑上与世界单一货币的构想并无二致。从现实看，尽管欧元已有先例，但根据多方面制约因素分析，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亚元不可行。原因在于：
(一)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区域内要素流动性偏低。
欧元通常被认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典范。构建最优货币区有一些前提条件，其中比较强调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要素自由流动等。与欧元区比较，亚洲国家经济一体化程度偏低，特别是如下两个因素将成为构建亚元的重大障碍：
1.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1999年欧元创立的时候，11个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接近，这对于欧元的创立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1999年，欧元区11国中有8个国家的人均GDP在2万～2.6万美元之间，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法国的人均GDP分别为25 620美元和24 170美元。收入最高的国家是卢森堡，人均GDP为42 930美元。收入较低的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均GDP分别为14 800美元和11 030美元。①最高和最低的这三个国家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差异不算很大，况且这三个国家对于欧元的创立客观上并不具有关键作用。据计算，1999年欧元区11国人均GDP的离散系数为0.33，可以说发展水平基本相当。反观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差距之大可以用“天上地下”来形容。据世界银行按照汇率法统计，2008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即人均GNP)为38 210美元，韩国为21 530美元，中国2940美元，印度1070美元，日本人均国民收入是中国的13倍，印度的35.7倍。中、日、韩、印四国人均国民收入的离散系数为0.95。而前些年这些国家的发展差距更大，因为日本早就达到了目前的收入水平，而那时中国和印度的收入水平更低。对于构建亚元，这几个国家都有重要作用，没有他们的配合将一事无成。而以这样的经济发展差距来看，亚元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统一货币问题上，区域与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间，即使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但可以实行统一货币，这是天经地义的，它体现了货币的法定地位和国家主权。但是，要想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的众多独立经济体当中构建一个统一货币，则必然面临不同经济体由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较大差异所带来的货币政策取向矛盾和利益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难以得到有效协调。
2.亚洲区域内要素流动性不足。特别是在劳动力流动方面，与欧元区相比差距甚大。欧元区内跨国界的就业、婚姻、家庭迁移等，已经有许多年的历史，在欧元创立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就已经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在亚洲，跨国界的就业、婚姻、家庭迁移则是很少见的现象，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传统习俗。当把货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时候，上述因素的影响就会非常之大。在资本流动方面，亚洲国家也存在不同的限制和规范，远未达到充分流动的境界。当我们就亚洲内部、亚洲与外部的要素流动性进行比较时，可能还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亚洲内部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在某些方面恐怕还不如亚洲一些国家与美国、欧洲之间要素流动的程度高。这种状况短期内不可能明显改观，势必成为构建亚元的一个重要制约。
以上可以说是构建亚元面临的经济障碍。
(二)亚洲国家缺乏共同的国际目标和政治意愿。
政治因素对于构建统一货币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欧元得以成功创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元区国家(这里主要是指欧元创始国)具有共同的政治意愿。欧元区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但从国土和人口上讲，又都是小国，难以与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比拟。在冷战时期，西欧国家在军事上、国家安全上受到苏联的“威胁”，必须仰仗美国的保护。在经济上，西欧国家人均水平不低，但任何单个国家的规模都与美国存在很大的差距，马克、法郎等货币的国际地位无论如何也难以赶上美元。这也决定了这些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上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欧盟只有推进一体化发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实现由富而小向富而强转变。在国际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多个国家发出一个声音，使用一种货币，就可以在政治上、经济上甚至军事上成为一个“庞然大物”，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开展全方位的平等的对话、合作、协调。反观亚洲，很难设想中国、日本、印度等大国通过货币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来实现一个共同的国际政治目标，实际上这些大国之间不可能形成一个针对亚洲之外的共同的政治目标，因此，亚元缺乏国际政治追求，构建亚元缺乏相关国家的共同政治意愿支撑。
(三)亚洲大国的综合国力正处于此消彼长的非稳定状态。
欧元区国家的综合国力格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甚至在19世纪末以来就基本定型，即在欧元成立之前和欧元成立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都没有大的根本性的变化。总体看，多年来德国经济实力最强，法国次之，德、法是欧元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核心国家。欧元区国家对自己在欧盟和欧元中地位作用，都有比较清晰的、与自身国力相适应的、其他国家认可的判断和预期，这对于区域合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在亚洲，大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都处于急剧变动过程。日本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处于亚洲首位，但2010年前后可能被中国超过，而且差距还可能继续拉大。同时，国际社会一些人对印度的发展潜力有很高的期待，认为将来也许印度经济又会赶上中国。这样一种实力和地位此消彼长的变化，必然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使各国对于自己在区域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合作中应扮演何种角色、担负多大责任，很难有十分清晰地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普遍认可的定位。这可能造成一种现象，即地位衰落中的国家还习惯于以“老大”自居，分量较小但地位上升的国家则倾向于把未来值拿到今天来“贴现”，不少事情上难免是“互不服气”、“话不投机”。这种变动的、模糊的国家间实力格局，显然不利于区域间的有效合作，不利于亚元构建。
(四)亚洲国家的规模差异和社会制度差异过大。
从欧元来看，欧元区总体上都是比较小的国家，没有像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这样的超大型国家，特别是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在“体量”上比较均衡。而西非法郎区的8个成员国(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在国家大小上也比较均衡。同时，欧元区国家大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是高度一致的。从多个指标来综合衡量，可以说欧元区国家的“相似性”、“同质性”是较高的。而在亚洲，国家大小的差异甚大。日本是经济大国，但国土很小，很少有和日本相似的亚洲国家；中国是国土和人口大国，也是一个经济大国，很少有和中国相似的亚洲国家；印度国土和人口都较大，经济仍然较小，很少有和印度相似的亚洲国家；印度尼西亚人口规模不小，经济总量还很小；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多是国土、人口、经济都较小的国家。这样一种参差不齐的国家规模结构，客观上不利于推进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同时，亚洲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也很大，既有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社会制度各具特色的许多其他国家。如果再考虑到中亚国家、西亚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的独特性，那么可以说亚洲是一个多样性、差异性很明显的地区，这对于推进区域经济和货币一体化来说，不是更容易，而是更困难。
(五)亚洲国家地理位置特征不适于采用统一货币。
从欧元来看，欧元区国土面积本来不算大，除了芬兰和爱尔兰外，其他创始国的国土都连在一起。国土相邻甚至相连，对于统一货币来说也是一大便利，正如摩纳哥长期以来直接采用法国货币、大洋洲岛国瑙鲁长期以来直接采用澳大利亚货币作为本国法定货币那样。欧元区国家间有极其便利的交通、极其频繁的往来，乘车一天可以穿越几个国家，但可以没有出国的特殊感觉和不适应。非洲法郎区的地理特征与欧元区有相似之处，即这些非洲国家大都国土相连。这一特征对于区域统一货币来说也不是偶然的和可有可无的。形成对比的是，亚洲国家的地理特征表现为面积很大，国家间往往相隔很远，乘车穿越亚洲国家去进行商务或探亲旅行的现象，是极其罕见的，甚至根本是不可能的。日本是个岛国，虽然很发达，但没有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陆地连在一起。中国与印度是邻国，但被高大的喜马拉雅山隔开。即使一些国家的国土连在一起，但相邻边境地区往往都是本国最不发达地区，这与欧元区国家区域间总体上均衡发展的情形也有很大差别。可以说，构建亚元在一定程度上还面临着独有的自然地理障碍。
(六)亚洲缺乏联结不同国家的共同文化纽带。
欧元区国家在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同、相通、相似之处。甚至从血缘上讲，如果追根寻源，那么许多欧洲人之间都“沾亲带故”。欧洲人拥有大体相同的文化传统、相同的宗教信仰，这与他们共同拥有兼具文化性质的欧元之间，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亚洲国家的文化丰富多样，差异较大，各有各的历史，各有各的宗教，各有各的习俗，而且大都源远流长，各自都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自豪，各自都坚守自己的文化特色，彼此间虽有交流，但没有融合在一起。比较而言，佛教和儒家文化在东亚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伊斯兰文明在中东国家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与此同时，各国还有自己一些独有而不太兼容的文化。因此，佛教和儒家文化等作为纽带，把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促进一体化发展的功能作用还不明显，或者还有待挖掘。此外，德、法两国在历史上曾结怨甚深，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给欧洲和世界都带来重大损失和创伤，战后德国深刻反省法西斯战争罪行，走和平发展之路，化解了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积怨，从而得以与法国等国一起，在推动欧洲一体化发展和创设欧元中发挥了积极而关键的作用。而在亚洲，日本对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责缺乏深刻且始终一贯的反省，引起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强烈不满，这必然不利于日本在亚洲发挥政治作用，也不利于推进亚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
根据以上分析，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亚元不可行，包括仅在东亚区域内构建亚元同样不可行。这意味着，我们应当专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必费心于在构建亚元过程中争执哪种货币(人民币或日元)起主导作用、怎样发挥作用等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当然，亚元不可行并不等于拒绝或轻视亚洲经济货币合作，相反，我们在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同时，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有效的方式，促进亚洲国家的经济货币合作，包括扩大货币互换、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在资金和政策上相互支持配合、避免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等。这样或许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
至于日元，其国际化进程曾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近年来已在走下坡路，今后恐怕也难以东山再起。从发展前景看，日元虽不至于从国际货币舞台上消失，但恐怕也很难再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连昔日的辉煌(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曾经达到8％左右)都难以重现。主要因为：第一，日本的经济实力在国际上处于相对衰落过程，这对于日元的国际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经济总量在2000年曾经达到世界总产出的近15％，但进入21世纪以来急转直下，到2007年已经下降到8.1％(见表1)。2008年日本经济实质上下降0.7％，但主要由于汇率变化，按照美元计算的经济规模还有一定增加。而中国经济在世界中的比重则持续上升，2008年达到7.14％，规模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按照1990-2008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推算，到2020年，日本经济占世界的比重将下降到6％左右，中国将上升到16％左右，美国仍然保持在20％以上。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未来日元的国际地位难以有明显的回升。第二，日本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呈现下降趋势，这对于日元的国际地位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一国经济和金融均居世界领先地位，那么其货币的国际地位自然就会很高。当经济地位下降时，如果金融非常发达，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支撑其货币原有的国际地位，延缓货币国际地位衰落的进程。英国是一个经济趋弱、金融仍强的范例。近年来一些指标显示，日本的国际金融地位有下降的迹象。日本在包括股票、债券、银行资产在内的全球资本市场规模中的比重，从2003年的15.8％下降到2007年的9.9％(见表2)，降势相当明显。自2007年以来，伦敦金融城定期发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其中伦敦和纽约一直居前两位，香港和新加坡一直居第三、第四位，东京多在10名上下，2009年3月的最新排名显示，东京降至15位，比上一次排名下降8位。②这一指数根据金融中心的相关的软件、硬件等指标综合生成，可以看做是对现状和未来竞争力的评价。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落后，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日本的国际金融地位可能会继续下降。这对于日元的国际地位来说不是好兆头。总的看，受日本经济、金融地位变化的影响，日元国际地位的下降恐怕难以避免。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才刚起步，与日元现在的国际地位还无法相比，但从长远看，日元与人民币不会构成难解难分的竞争关系，因为凭借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人民币一旦进入国际化轨道，可能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轻松越过日元并持续前进，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二、欧元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欧元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较高的国际地位，因为它继承、吸收、融合了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成员国货币的原有国际地位。欧元创立10年来，欧元的国际地位稳步上升。1999-2008年，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由17.9％上升到26.5％，累计上升8.6个百分点(见表3)。从发展前景看，人们关心的是欧元的国际地位究竟会上升到何种程度，是否最终可以达到与美元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替代美元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或者，欧元会否像日元那样，在继续上升一段时间后出现反复，尚未真正对美元构成替代的威胁就开始衰落？在人们对人民币有很多期待的情况下，进一步引申出来的问题是，未来的国际货币舞台上究竟是逐步形成三足鼎立局面还是终究演化为两强相争，如果是两强相争，那么究竟是欧元与美元竞争，还是人民币与美元竞争。
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景，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考察：
(一)经济实力。
1999年欧元成立时，欧元区的经济规模约为6.8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74％，到2008年，欧元区经济已经达到13.4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约95％。欧元区经济规模相对于美国的上升，其中有两个特殊因素需要指出：一是欧元区成员增多。最初欧元区有11个国家，目前已经增加到16个国家；二是近年来美元贬值、欧元升值。剔除这两个因素影响后，欧元区经济规模与美国相比并没有多少上升。实际上，1999-2008年欧元区经济平均增长2.05％，同期美国经济平均增长2.61％。美国经济增速略高于欧元区。一般来说，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经济更加富有活力、更加富有弹性，因此，从经济增长本身来说，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经济增速总体上还会略高于欧元区。这对欧元来说是相对不利的一面。另一方面，欧盟东扩还在进行，尤其是目前游离于欧元之外的英国、瑞典、丹麦三国如果加入欧盟，则会陡然增大欧元区的经济规模。据计算，2008年英国GDP为2.64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瑞典0.48万亿美元，丹麦0.33万亿美元，三国合计3.45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4.3％。如果他们加入欧元，则2008年欧元区的经济规模将比美国多20％。同时，欧元与美元的汇率波动较大，以美元计算的欧元区经济规模受此影响也较大。但需要指出的是，欧盟东扩及欧元成员国的增加，就像中国城市化中的县改市那样，是一种“行政版图的扩大”，不是自身内在的成长壮大，欧元的国际地位可能会因此得到一定的提升，但基础不稳。关键是看在加入欧元之后，从可比的角度看，成员国经济发展是快了还是慢了，特别是欧元区从整体上看比美国更快了还是更慢了。我们的展望是，随着欧元成员国的增加，欧元区经济规模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超过美国，但除非欧元区不断扩大，否则美国经济凭借其较强的活力和较快的增长，还是会大于欧元区经济规模，至少两者旗鼓相当。因此，从经济实力的角度看，未来欧元区不会转而取得对美国的明显优势。
(二)金融市场。
欧元区和美国的金融市场都很发达，各具特色。从市场规模看，包括股市、债市和银行资产在内的资本市场总值，2003年欧元区占世界总值的25.7％，美国占33.1％，美国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到2007年，欧元区的比重上升到28.5％，美国下降到25.5％，欧元区占有一定优势。从发展趋势看，欧元区的金融市场总规模有可能继续超过美国。但从结构上看，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欧元区的银行资产规模很大，2003年占41％，2007年上升到52％，而美国的证券市场规模大，2003年股市和债市之和占资本市场总值的86％，2007年为82％(见表4)。一般认为，在当代，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状况如何，对于国际货币的影响大于银行信贷市场(间接融资市场)的影响，因为国际货币的发展需要金融市场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一定的深度、广度。目前论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流动性，还是首推美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虽然美国形势严峻，但却是美元而不是欧元发挥着“避风港”作用，人们争相持有美元。预计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欧元区的金融市场总规模还会持续扩大，但受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的证券市场规模还是会逊于美国，这对于扩大欧元的国际地位将产生一定的制约影响。
其实，欧洲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在英国，但英国目前不是欧元区成员。2007年英国股市、债市和银行资产规模分别为3.85万亿美元、3.84万亿美元和11.66万亿美元，位居欧盟国家前列，三项合计相当于美国的31％。可以设想，如果英国加入欧元，那么将来欧元区在金融市场尤其是在证券市场方面取得对美国优势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但目前英国对是否加入欧元、何时加入欧元仍是犹豫不决。英国为加入欧元曾设定了五项标准，包括英国经济与欧元区的可持续融合性、适应经济变化的灵活性、加入欧元对投资的影响、加入欧元对就业的影响、加入欧元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2003年6月英国政府曾宣布尚有四项未完全达标。其实，英国加入欧元的条件比现有个别欧元区成员要更加具备得多，但英国多数人不愿意放弃英镑和货币主权，并有其他非经济因素的考虑。对于加强欧元区的经济金融实力来说，英国确实很重要，但英国是否加入欧元区还是未知数。
(三)货币品质。
欧元的品质如何，与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主要看其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是否稳定。对内价值取决于物价水平即通货膨胀情况，对外价值则取决于汇率波动状况。欧元的对内价值之稳定，自成立以来有目共睹，为世所称赞。1999-2008年，欧元区消费价格涨幅平均为2.2％，其中绝大多数年份都在2％略高一点的水平(见表5)。应当说，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这都是相当理想的状态。做到这一点，主要归因于两大关键因素：一是欧元区有统一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实行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二是欧元区稳定物价有法律保障。《马斯特利赫特条约》规定：“欧元区HICP(有人译作居民消费价格调和指数，与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相当)年增长率低于但接近2％，应在中期实现或保持价格稳定”。可以预期，今后欧元区的物价水平有望继续保持基本稳定。这意味着，欧元对内价值的稳定性很高，其他许多货币都难以比拟。另一方面，欧元的对外价值则波动不定。以欧元与美元的汇率为例，10年间最高与最低比价之间相差1.6倍以上。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1999-2009年9月欧元和美元有效汇率指数变动情况计算，欧元波动的标准差为9.78，远大于美元的7.92。欧元的升值和贬值，尽管在不少情况下是被动的，但却是客观事实。欧元汇率稳定既不是欧盟的政策目标，也没有法律约束。在这种情况下，预计今后欧元汇率还会继续较大幅度波动，这将会影响欧元的品质和信誉，进而影响欧元国际地位的提升。
(四)政策协调。
政策的灵活性、有效性对于国际货币地位的维持和壮大有积极的作用。从美国来看，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尽管美联储有其独立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也会有矛盾，但在政策协调配合上也有其机制和传统。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及其他相关的措施都表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一致性。从欧元区来看，通过法律规章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和程度都有比较明确的约束，但总的看，政策协调对于欧元区来说还是一个有待解决好的难题。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协调的困难。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是统一的，由欧洲央行来实施。而财政政策则是分散的，由各国政府根据国内情况来相机抉择。由于各国财政状况总有差异，因此欧元区的财政政策总会不一致。尽管《马斯特利赫特条约》规定了各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须低于3％，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须低于60％，但各国遵守这一规定的情况也不相同，有的国家大大高于规定的比例，有的国家大大低于规定的比例。2008年，芬兰财政盈余占GDP的4.2％，爱尔兰财政赤字占GDP的7.1％。卢森堡公共债务占GDP的14.7％，而意大利公共债务占GDP的105.8％。③这意味着，由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和财政政策的分散性所决定，两大政策之间的高度协调和默契配合几乎总是不可能的。二是欧洲央行在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间协调的困难。欧洲央行负责货币政策，但银行监管则由各成员国负责，欧洲央行在流动性管理和最后贷款人方面的职能缺位，不能进行连续的流动性管理和间歇地充当最后贷款人，这既可能对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困难、造成矛盾，也不利于欧元区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发展。④另外，国际协调对于国际货币的壮大具有重要作用，而欧元区则需要很好解决在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欧元由谁来代表问题。因为欧盟在法律上应是欧元货币主权的代表，但日常管理中欧洲央行负责与国际组织打交道，而欧洲央行在处理有关国际货币事务时又需要服从经济和财政部长理事会的基本决定，⑤从而形成一种“犬牙交错”的结构。这是欧元区金融体制与美国金融体制不同的一个方面，同时也可能是影响欧元区决策效率和金融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体制因素。三是众多成员国之间政策协调的困难。欧元区成员国越多，加在一起的经济总量越大，但政策协调起来的难度也越大。从货币政策说，对于一个特定的利率水平，往往是一些国家认为利率太低、需要提高，另一些国家认为利率太高、需要降低，对政策适当性的评价和呼声将很不一致。对于欧元对美元升值(或贬值)，欧洲财政部长们也往往意见不同，甚至前后矛盾。欧洲宪章的流产，显示了欧元区政策协调的困难性和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五)主观意愿。
对于是否鼓励货币国际化，不同国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因为货币国际化是有成本代价的。历史上看，日本和德国都曾对本币国际化抱有强硬的保留态度，不鼓励本币国际化，不愿意承担作为储备货币国家的责任，并担心难以抵御本币国际化后可能出现资本急剧流入和流出的冲击，担心本币国际化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外汇储备带来不利影响。⑥欧元现在的情形类似。欧洲央行对于欧元国际化保持中立态度，认为欧洲央行主要职责和政策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欧元国际化不是独立的政策目标，因此不会去刻意追求欧元国际化，而是通过市场本身的需求和力量来驱动欧元国际化。欧盟经济和财政部长理事会(ECOFIN)对欧元国际化的立场是不作为、不鼓励、不强迫、不反对，不主动影响欧元与美元的竞争，而是让市场来决定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⑦可见，欧洲经济和财政部长理事会及欧洲央行对于欧元国际化的基本立场、态度是一致的。而美国对于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的立场和态度是十分明确和坚定的。有分析认为，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质上都是针对欧元的，是为了削弱欧元的地位，狙击欧元对美元的竞争。⑧无论如何，可以发现欧盟和美国在欧元、美元的国际化问题上存在着差异很大、对比鲜明的态度。欧盟方面对欧元国际化的中立态度，恐怕不是战略上有意的“韬光养晦”、“卧薪尝胆”，而是在这件事情上的基本理念使然。这样一种主观意愿(国家意志)上的不对称，使得未来美元维护其国际地位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其中美国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还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欧元的国际地位在上升过程中缺乏“看得见的手”的必要帮扶，将继续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六)历史惯性。
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已经在位的国际货币占有先天的优越性。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一旦普遍采用或习惯于使用某种国际货币，则大规模地转换为其他国际货币的成本很高、惰性很大。⑨美元是当代最普遍使用的国际货币，其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效益是其他国际货币无法比拟的。欧元在一定程度上是新来者，其品质再好，也需要国际社会有一个认识、熟悉、接受的过程。所谓“先入为主”，其实也体现在国际货币竞争之中。二是历史文化渊源的影响。在这方面欧洲和美国各有千秋。欧洲是老牌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非洲、亚洲等地曾经有许多殖民地，因此，欧元除了在整个欧洲容易被接受外，其他地区许多国家也容易受到原宗主国的连带影响。如非洲法郎区原来的货币钉住法国法郎，当法国加入欧元之后，非洲法郎转而钉住欧元，这就很自然地扩大了欧元的国际影响。从美国来看，她是一个年轻国家和移民国家，除了欧洲、亚洲等地移民联系有助于扩大美元的影响外，现代美国文化如好莱坞、百老汇、麦当劳等具有很强的全球渗透性，这对于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也有间接的促进作用。
总的看，欧元仍将稳扎稳打、稳步前进，美元则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当欧元地位继续上升到一定阶段后，两种货币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呈现一种胶着状态，但欧元可能最终难以替代美元成为最大的国际货币。
与欧元相比，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各项指标都有很大差距。中国的经济规模比欧元区小，金融市场比欧元区落后，过去30年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出现曾经导致人民币对内价值的较大波动，人民币缺乏作为国际货币的经验和历史继承性(欧元实际上继承和发扬了马克和法郎的国际货币地位)，因此，短期内人民币远不足以与欧元一争高下。但令人深思的是，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人们预言美元将会衰落的同时，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有逐步增多的人把目光投射到人民币上，或者说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币上，相反却没有热炒欧元，没有把欧元当做新的“救世主”。这可能反映了人们对区域性统一货币乃至全球性统一货币的生命力仍信心不足，对欧元区经济发展前景不太看好，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未来中国经济实力持续上升、金融市场持续扩大、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的期待。但这种期待要成为现实，则决非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三、美元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元危机，但并未明显成为其他货币的机遇。金融危机初期，人们为避险而争抢美元。危机过后，美元的地位可能还会有所恢复。从国际货币的角度对比，美元与人民币的关系是巨人和胎儿(至多是婴儿)的关系，但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谈论美元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问题。展望未来，美元总体处于衰落的过程，⑩人民币总体处于成长的过程。但衰落和成长的过程都充满着不确定性，都会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美元很快会衰败甚至退出国际货币舞台的看法是不现实的，人民币很快会成长为重要国际货币的看法也是过于乐观的。美元衰落的影响因素和逻辑顺序将是：首先是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其次是美国国际金融地位的下降，最后是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从程度上也是如此：今后一定时期内，在美国经济地位下降幅度可能相对较大，但美国国际金融地位仍然较高，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则更高于其经济实力和金融市场地位。美元的衰落与英镑的演变有类似的地方。难怪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在一篇关于国际货币竞争的演讲中把题目确定为“英镑的过去，美元的未来”。(11)与美元衰落相比，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成长，也将遵循本质上相通的逻辑顺序：首先是中国经济实力上升，然后是中国国际金融地位提高，最后才体现到人民币国际地位上。今后一定时期，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更加庞大，但国际金融地位却相对有限，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显得更不相称。只有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才会逐步上升到与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水平。可以说，这既表明了美元衰落的某种规律性，也表明了人民币作为新生国际货币成长的某种规律性。
首先看美国和中国经济总量的对比变化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的比重长期在20％以上，甚至超过30％。过去50多年，这一比例虽有变化，但总体上变化不大。日本和德国曾经出现持续快速增长，但毕竟体量较小，当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与美国大体相当的时候，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就逐步降低至与美国大体相当的水平，甚至比美国还低。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国家虽大，但由于经济体制机制等原因，在经济上没有对美国构成过真正的竞争。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占全球的比例很多时候只有1％左右，可以说微不足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种势头持续下去，必将引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据世界银行数据，2008年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的7.14％。根据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长趋势，考虑未来基数扩大等影响因素，我们对未来美国和中国经济总量的对比变化作出如下预测：到2025年前后，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大体相当，都在33万亿美元左右，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为21％左右。此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其中2030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的20％左右，中国经济比重将上升到24％左右；到2050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将下降到17％左右，而中国经济所占比重将上升到30％左右(见表6)。也就是说，中美经济的国际地位在2025年后可能出现重大转换，美国将失去近一个世纪时期内占世界经济1/5以上比重的地位，中国则将获得占世界经济1/5以上比重的地位。这种前景可以期待，但并非铁板钉钉，存在不确定性。只有当中国经济规模接近甚至赶上美国的时候，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才有坚实的后盾。
其次来看美国和中国金融发展情况的对比变化。国际货币不仅需要一国经济实力的支撑，还需要金融市场足够的深度、广度、弹性、流动性的支持。当前，美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则还处于初级阶段。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状况固然有很大关系，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市场服务于全球经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本国经济发展，而以全球经济为依托。我们估计，当中国的经济规模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的时候，中国的金融市场与美国相比仍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这就为美元维护其国际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使得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上升需要弥补中国在金融市场发展上的差距。这里举几个指标为例：一是股票市值。2007年美国股市市值19.92万亿美元，中国为32.71亿元，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4.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1％。而到2008年，中国股市市值跌落到仅相当于上年的37％，与美国的差距反而拉大。二是债券。由于没有关于中国债券总量的准确数字，这里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亚洲新兴市场的统计加以比较。2007年，美国债券市场总值为30.32万亿美元，而包括中国内地、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债券总值为4.4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4.7％。(12)估计中国所占份额不到其中的一半。三是银行资产。2007年美国为11.19万亿美元，中国在2008年末为62.39万亿元，折合近9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80％。(1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指标中，只有银行资产与美国比较接近，而股市、债市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反映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反映了资本市场发展明显不足，这是与欧洲、日本有相似之处，这一特征也是制约欧元、日元及未来的人民币与美元竞争的一个“软肋”。
总的看，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而金融市场的差距更大。今后一段时期，尽管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金融市场发展速度总体上都可能高于美国，但要在总体规模上接近和赶上美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要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质量、结构上达到美国的水平，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人民币不会构成美元的竞争对手，美国也不会把人民币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但是，一旦人民币具备了与美元竞争的征象，不排除美国会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阻挠人民币国际地位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这方面，欧元已有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而是要心中有数、早做预防。
四、港澳货币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香港、澳门一直是内地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在人民币迈向国际货币的过程中，港澳也可以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目前香港已经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从金融市场的容量看，2008年香港交易所股票市值1.33万亿美元，已连续排名世界第七位，是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市值的五倍。从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看，在伦敦金融城2007年3月以来发布的5次调查中，前三次香港排在第三位，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后两次排在第四位，略低于新加坡。整体看，在金融发展方面，香港拥有人力资源、市场深度、基础设施、资产管理、专业服务等多方面优势。同时，香港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和金融中心。2008年香港银行业总资产为10.73万亿港元，其中港币资产3.93万亿港元，占36.6％，外币资产6.8万亿港元，占63.4％。2008年香港银行业存款总额为6.06万亿港元，其中港币和外币均为3.03万亿港元，各占50％的比重，其中人民币存款561亿港元，所占比重不到1％。(14)香港在金融发展方面的专业素质、历史传统、良好信誉以及独有的行政地位，是内地城市所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香港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重要制约。其中两个因素影响较大：一是香港地区经济规模有限。而纽约、伦敦和东京的金融中心都依托规模庞大的实体经济。二是货币局制度下货币供应量受到限制。香港的债券市场规模相对较小，2008年债券类资产总值仅相当于新加坡的60％左右。这也是香港金融市场结构上的一个不足。同时，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也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化解这两个因素的不利影响，推动香港金融中心继续做大做强，需要深化内地与香港的金融一体化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是深化内地与香港的金融一体化发展的结合点，是香港和内地在金融发展上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载体。要从战略上统筹考虑中国经济实力壮大、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一定程度上要实行“三位一体”的有机协调发展。可以设想如下举措：一是构建人民币贸易结算和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的一个环流。2008年内地与香港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037亿美元，如果其中越来越多的部分以人民币结算，那么香港的人民币资金就会大量增加。与此同时，中国财政部可以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内地金融机构可以在香港发行金融债，内地非金融企业可以在香港发行公司债(企业债)，国际金融机构(甚至国外公司)可以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这样就会在香港市场上形成人民币出境和回流的良性循环。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均已在香港市场发债，财政部也开始在香港市场发行国债，相信这对于香港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和结构改善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二是逐步淡化港币作用，提升人民币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外币在香港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但人民币所占份额很小。今后，应逐步使人民币在香港外币金融资产中的比例上升到第一位；长远看，还应进一步使人民币在香港各币种金融资产中的比例上升到第一位，并赋予人民币某种准本币的地位。当人民币在香港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时候，香港作为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作用将大大加强，而国际投资资本对于港币及其联系汇率制度进行冲击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与此相类似，将来也要逐步提高人民币在澳门的地位作用，使之成为澳门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性货币。同时，在沟通协商、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创造人民币在台湾地区贸易和资本市场应用的便利，扩大人民币在台湾的影响。
五、超主权国际货币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创立超主权货币的想法由来已久。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类观点和思路：一是由私人自由发行货币；二是创设单一世界货币；三是用特别提款权或类似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替代现行主权储备货币。这些设想，从理论上讲有其合理性和逻辑性，目的是从根本上消除现行货币及国际货币的弊病，但在实践中还不具备可行性操作性。人民币还是应当遵循国际化的现实道路，而不是迷失在那些带有“空想主义”或“过分理想主义”的国际货币理念之中。理由在于：
(一)关于私人自由发行货币的设想。
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十分明确地提出，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是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的根源，货币政策乃是经济萧条的根源。要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就要取消对于官方货币的保护，让其接受市场自由发行货币的竞争考验，就要废除中央银行。哈耶克认为，货币的自由发行和自由交易，比乌托邦的欧洲货币方案(哈耶克的观点最早于1976年提出，当时所说的乌托邦的欧洲货币应是指后来的欧元)更具现实可行性。(15)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哈耶克的主张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只用了十二年(见1990年第三版前言)，哈耶克教授所提出的建议就从“政治上不可能”变成我们可以把握的。事后来看，这种评价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从实践的发展来看，欧元已经从构想变成现实，但私人自由发行货币仍然只是一种理念，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变为现实的迹象。另一方面，哈耶克强调通过货币竞争来约束货币发行者不负责任的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震荡，这虽然从一般意义上和国内角度来讲是不可行的，但在国际货币格局的构建上却有启发意义。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是美国垄断国际货币发行权并缺乏有效的国际社会监督和制约。如果存在国际货币发行适当的竞争机制或约束机制，就可以减轻国际货币滥发所造成的全球负外部性。当然，目前的国际货币格局，从理论上也可以看做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可以宣称自己的货币是国际货币，没有什么人或机构对此以行政方式加以干涉或反对，但关键是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国际货币只是寥寥的几个，国际货币实际上是有门槛和标准的，并非理论上的“自由发行”和“自由交易”。
(二)关于单一世界货币的设想。
创设全球通用货币、单一世界货币、世界统一货币等的设想已经有很长的历史。1869年英国人巴奇赫特曾经出版专著论述《世界统一货币文选》，(16)当前则有国际性学术组织“单一世界货币协会”(17)在宣传推动相同的理念。单一世界货币的好处显而易见，它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汇率波动、货币转换成本和货币投机，为全球经贸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工具或“锚”。进一步看，关于国际货币的铸币税收益，理论上也可以根据各国的人口、经济等要素设计一个大家认可的分配公式或机制，使得铸币税收益在各国间公平合理分配。但长期以来，单一世界货币理念一直没有引起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真正重视，这是令人深思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货币本身的特性。如果说货币只是一个纯粹的交易和记账工具，甚至只是一个符号，就像数字那样，同样是1、2、3……既可以用罗马数字表达，也可以用汉字表达，又可以用阿拉伯数字表达，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那么久而久之，人们发现用阿拉伯数字表达最为简便，于是世界普遍采用统一的阿拉伯数字来用于计数。但货币，特别是现代货币，从来就不是那样一种纯粹的工具。货币发行的多少、货币供求关系的松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控制的，而这对于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影响，各国经济运行态势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必然会对货币产生不同的需求，单一世界货币难以同时满足。同时，货币还是文化的重要符号，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世界货币的单一性难免会产生矛盾。因此，单一世界货币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设想，人民币还是要走国际化的现实道路。
(三)创设超主权储备货币。
出于纠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弊端的考虑，遵循凯恩斯在20世纪40年代设计国际货币单位“班克”(Bancor)的思路，一些人提出人为地创设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来替代美元的主权储备货币。2009年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认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但这是一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而SDR(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应在拓宽SDR使用范围、扩大SDR发行规模、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的基础上，实现SDR对现行储备货币的替代。(18)这一观点恰在4月份召开的伦敦G20金融峰会之前发表，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无独有偶。2009年9月初，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其《200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中也建议用新的人造全球货币来取代美元。这种设想的意图虽好，但可行性很小。SDR只是一种虚拟货币，自1969年设立以来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目前SDR的规模太小，只有全球非黄金官方储备货币的0.5％，而且各国外汇储备还在快速增大，很难设想将SDR的规模扩大到与现有外汇储备一样大，从而替代现有储备货币。现有国际货币在计价、结算等方面的功能作用非常强大，且与储备功能天然一体，而SDR主要是从货币储备的角度考虑和设计的，存在着流动性不足、货币功能不完整的缺陷。同时，这样一种没有“祖国”、没有特定实体经济支撑的储备货币，最终可能难免成为“空中楼阁”。进一步从政治和策略的角度来看，SDR是国际货币基金掌控之下的工具，而国际货币基金又被认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控之下的工具，做大做实SDR，本质上还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控国际货币体系。当我们把SDR等超主权货币作为努力方向的时候，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将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制约，最终结果可能是超主权货币未获成功，人民币国际化却被拖延。因此，我们不宜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希望寄托在改造SDR、创设超主权货币之上，而是要把重点放在坚定不移地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同时，也要力争扩大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中的份额，适时将人民币纳入SDR定价的一揽子货币。可以设想，将来SDR定价的一揽子货币权重，可由现在的美元占44％、欧元34％、日元11％、英镑11％，调整为美元40％、欧元30％、日元10％、英镑10％、人民币10％，这虽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但实现这样一个调整，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越过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六、未来国际货币格局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根据各国经济实力、金融市场和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判断，未来一个时期的国际货币格局演变可能会呈现如下基本趋势和特征。
(一)进入国际货币三足鼎立、“三国演义”的时代。
人民币一旦站上国际舞台，其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原来的德国马克、日元所难以比拟的。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变化和影响将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一般辅助性国际货币到重要国际货币甚至主导性国际货币的演变过程。这是由中国经济的体量所决定的。根据预测，在2025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赶上美国。由于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与美国相差不多，加之欧元区成员国可能继续扩大，那时欧元区经济也将继续保持与美国大体相当的规模。这样，首先将在经济总量上出现美、欧、中三足鼎立的格局，预计各占全球经济15％～20％的份额。这时人民币有望成为国际重要货币俱乐部中的一个成员，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相对于其他强势货币，人民币还不是能够平起平坐的伙伴”。(19)接着的情景可能是，中国经济的份额继续上升、但金融市场相对较小，美国经济份额继续降低、但金融市场仍然很大，欧元区则是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比较对称、两者份额都较大。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美元可能出现衰落，欧元继续有所上升，人民币可能在某个阶段上加快国际化进程，到21世纪中后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格局。但在此之前相当长时期内美元仍然是首位国际货币，欧元将继续稳步扩张，人民币的份额相对较小，国际货币格局可能会经历从一元货币(美元独大)到二元货币(美元、欧元)再到三元货币(美元、欧元、人民币)的变化，但三足鼎立状态是否真正出现，恐怕要到2050年前后才见分晓，而这种三足鼎立状态客观上又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必然上演“三国演义”，三足鼎立格局虽然可能持续一定的时间，但总体上也还是一个过渡阶段，还要向新的国际货币格局演进。
(二)进入国际货币可选择性增多、不稳定性增大的时代。
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处于国际货币由美元垄断的时代，也就是国际货币单极化的时代。应当承认，美元的垄断地位并不是什么行政命令的结果，而是由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所决定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马克和日元曾经是美元的潜在竞争者，但因种种原因都没有“修成正果”。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可能会进入国际货币多元化时代，除了美元、欧元外，人民币可能逐步成长为三大国际货币之一，而日元、英镑、瑞士法郎等也都在可选之列。过去可选择性少，主要不是因为国际货币的数量少，而是因为存在一个超级国际货币，人们对其他国际货币的信任度低，同时其他国际货币的市场规模也小、流动性也差。今后可选择性增多，主要不在于新增了一个国际货币如人民币，而在于几大主要国际货币的全球份额和分量逐步接近，其市场规模和流动性大体相当。然而，均势总是暂时的和难以长久维持的。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格局形成之后，不会就此止步、定格，而是必然酝酿新的变化。可以说，在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关系上，三足鼎立格局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随着“三国演义”的结束，国际货币格局也将逐步从这一轮的分散化趋势向下一轮新的集中化趋势转变，即从一元货币到二元货币、三元货币、多元货币格局的演变，转向新的二元货币甚至一元货币格局。至于下一轮集中化趋势会向哪种国际货币靠拢，还是遥远的未知数，现在讨论为时尚早。作为一种情景分析和趋势“猜想”，我们认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在21世纪末到下世纪中叶，人民币逐步取代美元成为新的主导性国际货币。当然，也可能是某种电子货币而不是传统形式的主权货币成为主导性国际货币。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国际货币格局下，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的可选择性增多了，但选择的困难性、不确定性也相应增加了。
(三)进入国际货币外部竞争加剧、外部监督加强的时代。
过去几十年，国际货币之间也存在竞争，但本质上是不对等的竞争，是大国际货币与小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即使那些小国际货币(如马克、日元)能够蚕食大国际货币的一些地盘，但远不足以动摇大国际货币的地位。未来的国际货币舞台，一旦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则货币竞争的激烈性将会超过以往。如果哪一方在竞争中明显失利或得利，主要国际货币之间原本平等的关系就会重新调整，各主要货币的地位就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国际货币竞争加剧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好处是，国际货币将加强自律性，自觉约束那些不负责任、导致负外部性的行为。过去几十年，国际货币基本上是缺乏外部监督的，即使有所监督也是基本无效的。吸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加强对国际货币的国际监督和约束(主要是监督和约束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将是一个大趋势。而在几大国际货币对等竞争的背景下，加强对国际货币的国际监督和约束也具有了现实可行性。因此，将来有可能通过G20峰会或国际组织等机制，在借鉴欧元有关财政赤字、公共债务、通货膨胀等法规约束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某种导向性、监督性甚至约束性的“国际货币行为规范”，从而使国际货币更加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那时，国际货币仍然是一国国力、地位的要素和标志，同时也是该国对国际社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国际货币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就更加平衡了。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福音。
这里顺便提出，为适应人民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需要和在国际场合简明易懂，作为一种选择，不妨对一些相关的中英文名称作些调整，如：人民币似可改称“中国元”，(20)英文可以从RMB改译为Chinese Dollar，缩写为CD；中国人民银行可改称中国中央银行，英文缩写为CCB(目前中国建设银行的英文缩写为CCB，届时可另改为CBC等)或CnCB。这些是技术性问题，并不特别重要。真正重要和有意义的是，我们即将迎来、且必将迎来一个国际货币的新时代。
本文系作者专著《人民币迈向国际货币》之第9章内容，该专著近期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者注。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网站，《国际统计数据2001年》。
②City of London,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5,March 2009.
③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④艾肯格林较早提出这一分析。引自陈亚温等《欧元经验与效应》，第54～5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赫曼(Herrmann)对此作了分析。转引自陈亚温等《欧元经验与效应》，第6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迈耶：《世界货币秩序问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
⑦“欧洲经济财政部长理事会和欧洲央行的观点”，参见陈亚温等：《欧元经验与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⑧王建：《海湾战争与朝鲜半岛核危机原因及影响分析》等文章，载于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⑨陈亚温等：《欧元经验与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⑩关于美元衰落的议论很多，参见[美]维金：《美元的坠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美]邓肯：《美元危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Barry Enchiengreen,Sterling's Past,Dollar's Future: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Reserve Currency Competition,Text of the Tawney Lecture,Leicester,10 April 2005.
(12)IMF,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April 2009 issue.
(13)IMF,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April 2009 issue.中国银监会网站。
(14)郭莉主编：《2009香港经济展望》，载于《研究报告》。
(15)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16)Walter Bagehot,A Universal Mon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1889.
(17)参见单一世界货币协会网站：www.singleglobalcurrency.org。
(18)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载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19)黄达：《人民币的风云际会》，载于《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20)黄达教授曾指出人民币按世界习惯本应叫做“中国元”，参见《人民币的风云际会》，载于《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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